編者按：稱呼朋友為“大頭”，是因為再親切不過了。大頭是我人生最值得珍惜的朋友。

　　有篇文章又喚他“大頭”時，他差點沒跟我急著翻臉，但的確是吹胡子瞪眼了。

　　我說，從文工團(tuán)就這么叫來著，改不過來了啊!

　　他說;你瞧現(xiàn)在咱倆讓人家看看，究竟誰的頭大?

　　這句話噎住了我，頓時無語。

　　那晚，譚虎從美國回小城開了場單簧管專場家鄉(xiāng)音樂會，鐵哥們“大頭”從省城趕來，主動請纓，干起來舞臺工作人員，具體職責(zé)是負(fù)責(zé)牽換場上的話筒，樂器之類物件。

　　“大頭”是裝扮了一番有備而來的，一頭天然彎曲的白發(fā)夾雜著幾縷棕色點綴，一嘬灰白锃亮的山羊胡須，妥妥帖帖的裝扮在那張有棱有角的瓜子臉上，所說有些滄桑感，也正是當(dāng)下正被追捧的成熟“大叔”老男神那類。

　　四十多年前，小城文工團(tuán)幾個形影不離的玩伴，當(dāng)屬樂隊里的譚虎和“大頭”，還加上編外的一位叫張寧的。

　　團(tuán)里樂隊的條件所限，只能是單管制，二位毫無懸念都是首席位置上的“大拿”。有句話說的再形象不過了：“舞蹈隊的腿，樂隊的鬼，聲樂的嘴”。這兩位生在樂隊里的男娃，算不上“小貢”，“團(tuán)生”，“巴松”他們“猴精”那類，到底“道行”比他們“嫩”了點兒，確是全團(tuán)上下，四人軍棋下的最好，籃球配合打得最漂亮的一對。

　　譚虎考上“中音”之后，“大頭”落單了，整天在大院子里瞎逛，要么望著院子里那棵老槐樹久久發(fā)呆，要么借酒消愁，借題發(fā)揮。夜里在宿舍哈大了，跑到院子里扯著嗓子大吼哪部外國電影里的臺詞來著：“我是大臣：邱——比——克”。

　　早上，“大頭”再也不睡懶覺了，不是鳥把他吵醒，是他把鳥先吵醒的。顧不上刷牙洗臉，拎起那支金晃晃的小號站在院子里好一陣忽上忽下，忽高忽低的狂練“音階”，吵得老槐樹上的小鳥四處逃竄，吵得隔壁大院的鄰居們“頭”真的“大”了，還敢怒不敢言，躲在被窩里一勁兒罵街。

　　實在耐不住寂寞的“大頭”，“炒”了文工團(tuán)的魷魚，投奔省城歌舞團(tuán)他那位黃老師去了。要說黃老師看上去，頭也著實不小，也大塊頭一個。在省歌，黃老師手里那桿號說了算，給弟子在交響樂團(tuán)留了一個“二小號”位置。算上“大頭”，一時間，“省交”那支龐大的樂團(tuán)里，竟然挺進(jìn)了郭曉明，王吉路，董其偉，呂肖華等好幾位小城文工團(tuán)“跳槽”去的樂手。

　　話說，“大頭”自打坐進(jìn)省城那支牛哄哄的大樂隊，嘴都快樂歪了，平時籃球場上的“內(nèi)八字步”，走得也更“囂張”了。

　　八十年代中期，“大頭”突然爆紅起來，不是一人紅，是他和樂隊另一位樂手陳偉搭伴，組了一個“男聲二重唱”演唱組合，叫什么名字給忘了，唱紅江南的那幾首歌至今卻還記得：《阿西門等街》，《羅拉》，《我祈禱》，《無言》等等。

　　他倆還在江蘇音像社錄制了好幾盒演唱專輯，無論唱片或是演唱會現(xiàn)場，他倆都屬于那個年代最勁爆的曲風(fēng)。不過，“大頭”火的那個“飄飄然”的年份，很少再回小城來，也沒見他衣錦還鄉(xiāng)，回來開個演唱會什么的。

　　我見過冬天穿著黑色皮衣皮褲，蹬著一輛改裝250綠色摩托車的“大頭”，也就是說，八十年代那會兒，他就是省城滿大街人群中最“拉風(fēng)”的一位。

　　那些年，我還癟塌塌的時候，每回戰(zhàn)戰(zhàn)兢兢去趟省城，還虧“大頭”帶著我混來混去。最終，還混進(jìn)了省歌。

　　“省歌”外表光鮮，舞臺上光亮，很多年輕藝術(shù)家們其實都蝸居在那座小院里的小樓上，簡易民房里，連“大頭”夫婦倆，都擠在一件電聲樂團(tuán)的排練室里，用一道景片和燈光箱一隔兩半，外間堆滿了電聲樂隊的東東，里間就是他倆的衣食起居室了。

　　每回，只要我來趟“省歌”，“大頭”沒有二話，先把妻子張健支回娘家，那張夫妻床剩下我倆一頭一尾睡著，睡著睡著，我總算“睡”進(jìn)了省城里的這個“省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