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生的學術論文(2)
高中生的學術論文篇二
傳媒時代的學術生產
內容摘要 所謂“讀圖時代”其實是出版商憑借媒體而制造出來的文化幻象。“讀圖時代”的學術化歷程為我們揭示出學術話語的傳媒化問題。傳媒利用自己的媒介優(yōu)勢不斷地設置各種議程，不僅引導公眾的注意力。同時也對人文學術的研究產生了影響。在當前的人文學術中，不斷出現所謂的“熱點話題”、“學術關鍵詞”等現象，其實正是傳媒時代議程設置的文化邏輯和運作方式內化為當代學術生產方式的結果。從這個意義上說，“讀圖時代”可以被視為傳媒時代學術生產的一種鏡像。
關鍵詞 讀圖時代 學術生產 傳媒時代 文化幻象
作 者 曾軍，上海大學文學院中文系副教授、博士;陳瑜，上海大學影視學院博士生。(上海：200444)
自從1998年“讀圖時代”被創(chuàng)造出來以后，近10年來，它一直風行于各大新聞媒體、網絡論壇、學術期刊，甚至成為學術專著的書名。那么，“讀圖時代”是否是對現時代的準確命名?它經歷了哪些變化而躋身為人文學術話語?“讀圖時代”的學術化歷程揭示了當前中國的學術生產中存在何種問題?
成功的硬造之詞：作為一種出版營銷策略
1998年，由鐘健夫、鐘潔玲成立的家庭出版工作室策劃出版了一套“紅風車經典漫畫叢書”。與其他動漫卡通不同的是，這套叢書直接以介紹當今最新學術思潮為目的，這就使得“讀圖時代”的推出一下子站到了知識學習和文化傳承的“科普”高度，而其所宣揚的“讀圖時代”也具有了超越單純的娛樂休閑消費主義的意義。一“讀圖時代”的意義指向在該叢書的問題序跋中即非常明顯地反映了出來：在鐘健夫的《讀圖時代(代序)》中，開篇即提出“一個人要花多少時間才能將人類的全部知識讀完”的問題，為此，作者開出了“有效閱讀”的藥方，認為“在信息爆炸的時刻，有效閱讀比擁有知識更重要”。“紅風車經典漫畫叢書”正是這條快速掌握經典強勢知識的捷徑。很明顯，鐘健夫所看重的正是這套叢書對人類知識的“圖解”。
1996年底開始出版的《老照片》和1998年開始出版的《黑鏡頭》則往往被譽為“讀圖時代”到來的標志性事件。正是后者的商業(yè)營銷的成功才真正導致了圖文書的泛濫。 《老照片》、《黑鏡頭》取代了《紅風車》成為“讀圖時代”的出版英雄，使得“讀圖時代”中大眾文化、休閑消費的一面得到了進一步的放大?！逗阽R頭》、《老照片》訴諸于讀者的是歷史的記憶和懷舊的情感;朱德庸、幾米則是對讀者當代生活狀態(tài)與情感體驗的反映;“紅風車經典漫畫叢書”所面對的則是知識――這一往往是文化精英們引以自豪與自恃的東西。也正是在這種意義上，鐘健夫在序言中所提的“一個人要花多少時間才能將人類的全部知識讀完”才構成了一個真問題。但這個問題在隨后的圖文書的泛濫中被遮蔽了。
更為重要的是，以前人們談論“讀圖時代”的來臨時，總是開口閉口讀圖類圖書成為出版熱點，但結合具體的讀圖類書籍來說，其實是比較復雜的。如“紅風車經典漫畫叢書”與中國讀者的“水土不服”，銷售量不盡人意，后續(xù)應時的讀圖類書籍的粗制濫造等，正說明“概念”的成功與“書籍”的質量和銷售業(yè)績應該區(qū)分開來。只有這樣，我們才可能進一步去討論，“讀圖時代”這個概念為何成功。否則，僅用銷量來證明概念，難免會出問題。
漂移的能指：“讀圖時代”的學術化歷程
“讀圖時代”雖然一開始作為出版營銷策略，引發(fā)了一股出版潮流，但是如果把“讀圖時代”僅僅局限為出版營銷策略的話，其影響力可能還不足以有現在這么大。從一開始，其始作俑者就有著將其理論化、學術化的強烈沖動。鐘健夫在生造出“讀圖時代”后，繼續(xù)衍生出諸如“文本/圖本”、“讀書人，讀圖人”、“言說/圖說”、“言論，圖論”、“文盲/圖盲”之類的詞匯;楊小彥則將“讀圖時代”引人人文學術討論的主題，在圍繞圖像與社會、與傳媒資本主義關系的探討中，“讀圖時代”所包含的“由讀圖而帶來的閱讀危機”成為關注的重心，而對“讀圖時代的到來歡欣鼓舞”則被指責“落入了進步主義’的陷阱”。很顯然“讀圖時代”以一種新的危機的形象開始了學術化的歷程，并構成人文學者對當代文化實施理論批判的新場域。
截止到2007年7月，筆者通過中文期刊網查詢(限定范圍在1998-2007，哲學社會科學各學科領域)，共有208篇文章直接以“讀圖時代”為題，全文中包含有“讀圖時代”的則達3065篇之多。下面是一份具體的統(tǒng)計數據，由此可見“讀圖時代”在學術生產中的分布地圖：
從下表中可以看出，“讀圖時代”影響最大的領域是新聞出版圖書情報研究領域，其次是戲劇影視美術書法等藝術學領域，再次就是文學研究。社會科學綜合、經濟與管理、政治軍事與法律以及其他各個學科受影響力相對較小。其中，新聞出版研究以102篇題名和1381篇全文占據半壁江山。這種統(tǒng)計數據的分布也大體反映了“讀圖時代”的學術影響力和輻射面。同時，我們也可以勾勒出“讀圖時代”的學術影響路線圖：新聞出版――影視藝術――文學研究――教育――經濟管理及其他。
應該說，“讀圖時代”在圖書出版領域里的話語實踐包含了對其他學科學術影響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最核心的部分是由對“讀圖時代”的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構成的。從事實判斷來看，“讀圖時代”直接意指的是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的圖文書的出版熱潮及其相關的讀圖文化現實。但是，這一事實判斷在后續(xù)者的運用中呈現出不斷擴容和轉義的現象，由此使得“讀圖時代”成為一個漂移的能指，進而引發(fā)價值判斷上的分歧。
在“讀圖時代”造詞階段，其意義就經過了兩次大的轉移：從圖文書出版到對出版印刷裝幀設計的重視;從人類知識的“科普圖解”到休閑娛樂文化消費，進一步延伸到新聞傳播圖書情報等其他領域， “讀圖時代”又獲得了新的意義。
首先，從對印刷裝幀設計的重視出發(fā)，“讀圖時代”激發(fā)起其他紙質媒體，尤其是以報紙為代表的新聞媒體對自身形象的重視。其主要表現在對新聞攝影、圖片編輯重要性的提升。且不說中文期刊網上新聞類文章大多數直接以“讀圖時代”為題的文章都與此類新聞實務問題有關，單就在為數不多的四種以“讀圖時代”為題的專著中，就有許林的《讀圖時代的新聞攝影論說》。在這類文章中，“讀圖時代”成為對現時代新聞采編新趨勢的強烈呼吁，成為對攝影、圖片新聞價值的強力提升。如“讀圖時代呼喚我們必須提高對圖片編輯工作重要意義的認識，提升圖片編輯的社會地位與作用，培養(yǎng)一批名新聞圖片編輯。”因此，必須建立起“大圖片編輯”理念。不僅如此，“大圖片編輯”還構成報業(yè)發(fā)展新的趨勢，讀圖時代已經成為主導新聞發(fā)展的首要因素，“加大圖片用量，注重圖片編輯”、“采用專題圖片，實現深度報道”、“數字化科技對新聞傳播的影響”、“健全新聞圖片的市場機制”等幾大趨勢莫不與讀圖時代密切相關。不同于其他學科領域學者多持懷疑和批判的立場，他們從新聞實務的角度出發(fā)，則是對“讀圖時代”的積極肯定，如李培林試圖對
“讀圖時代”進行科學的界定：現代科技奠定堅實的技術基礎、人們閱讀心理的變化、媒介環(huán)境的變化構成了讀圖時代的現實背景;符號人類信息接受習慣、圖片有著獨特的傳播功能、圖片與文字共同促進了新聞傳播的優(yōu)化、讀圖時代的順勢產生則成為讀圖時代的科學內涵。
其次。從圖文書的出版引發(fā)圖書出版中“視覺暴食癥”的憂慮。盡管在鐘健夫看來，以圖文代表文本意味著人類獲取知識的捷徑，而且兩者并無高下優(yōu)劣之別，但是，更多的學者對此持審慎的態(tài)度，甚至不乏憂心忡忡者。面對圖像對文字領地肆無忌憚地強取豪奪，對文化傳承上的文字優(yōu)先性的認定和對當前視覺圖像所可能導致的“視覺暴食癥”的憂慮則成為普遍性的價值取向。倒是文史研究出身的陳平原對此持相對寬容與平和的態(tài)度，他指出，古今中外素有“左圖右史”的傳統(tǒng)，因此對“讀圖時代”的到來不必少見多怪、驚慌失措，關鍵在于圖文必須互動、互相闡釋、互相論證，并且注意普通讀物與學術著作的區(qū)別，不是所有的書籍都適合配圖，好的圖文書應該突現文字美感、深化圖像意義。
再次，“讀圖時代”超出圖書出版新聞報紙這一印刷媒介的限制，進一步擴容為對以影視主導現代人日常生活文化消費的視覺文化的指認，這是“讀圖時代”實現學術影響力跨越的重要一步。“讀圖時代”成功地承續(xù)了電視社會學這一學術傳統(tǒng)，直接將自己嫁接到這一學術研究領域，“讀圖時代”由此而成為電視霸權、圖像霸權的肯定性表達。1992年，尼爾・波茲曼的《童年的消逝》第一次介紹到中國，其所發(fā)出的“電視侵蝕了童年和成年的分界線”的盛世危言不僅極大地影響到了電視社會學對青少年問題的關注，更為重要的是將以電視為代表的視覺文化對成人世界的影響凸顯了出來。這一切都進一步加劇了對被轉義為影視觀看而影響侵蝕文字閱讀的“讀圖時代”的深切憂慮。
最后，上述三層轉義同時作用到了“讀圖時代”的文學閱讀問題上，并被提煉成充滿火藥味的“圖文之戰(zhàn)”。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文學與圖畫的跨文體實驗引發(fā)爭議。如潘軍的《獨白與手勢》采用文字與圖畫雙重敘事手段，嘗試一種“用鏡頭寫作”的方法;而劉索拉的《女貞湯》則是由其出版編輯而進行了圖文設計。插圖究竟是否能夠內在于小說敘事，并與文字形成互文關系，是否只是一種讀圖時代的嘩眾取寵?其二，是以“讀圖時代”為口號的視覺文化的到來引發(fā)的文學經典與文學閱讀的焦慮。對于文學研究者而言，影視觀看對文學閱讀的影響不僅僅在于人們日常生活文化消費時空的占據，更重要的在于，由于讀圖時代對文學閱讀方式的變革(如插圖文學、電視文學、影視對文學的改編以及因影視觀看而引發(fā)文學閱讀興趣等)，大大改變了人們對文學經典的態(tài)度以及所引發(fā)的“文學性的危機”。因此，當圖像主因型文化取代語言主因型文化，“讀圖時代”所隱含的新的圖像拜物教將深刻地改變我們的文化、改變文學原有的格局，一場“圖文之戰(zhàn)”將不可避免。
此外，從教育、經濟管理及社會政治等角度所展開的研究和討論，基本上都是從上述幾中“讀圖時代”的轉義出發(fā)來展開的。
想象催生的神話：傳媒時代的學術生產
“讀圖時代”從出版營銷策略逐步成為人文學術話語，其間經歷了一次華麗的轉身。在其能指不斷漂移、滑動，所指不斷轉義、擴容的過程中，“讀圖時代”最終成為一個指涉當前視覺文化來臨的關鍵性詞匯。但是，任何概念一旦發(fā)生數次轉義，其內在的核心價值也將會發(fā)生相應地轉變。如果說，“讀圖時代”僅僅局限于前幾年圖書出版中的圖文書現象的話，那么其所反映現實的真實性還能夠得到基本認可，但是，如果以之為視覺轉向的論據，則未免操之過急。
首先，“讀圖時代”是媒體炒作的策略。盡管“讀圖時代”的提出有部分現實依據，但是以此作為一個時代的指稱，卻有夸大之嫌。一個明顯的證據是，圖文書從1996年開始紅火之后，全國鋪天蓋地推出各種版本的圖文書，選題相近、彼此克隆的書比比皆是，這其實是一種極不正常的市場行為，而且這種市場行為正好是中國特色的“一哄而起，一哄而下”的文化心理在圖文書出版方面的表現，是媒體時代所制造出來的出版奇觀。正如趙婧在《“讀圖”的功過與是非》中所指出的那樣，“‘讀圖時代’反映的是一種擬態(tài)環(huán)境的環(huán)境化傾向?，F代人求新、求異以及對新鮮詞語的趨同心態(tài)，使‘讀圖時代’這一概念使用頻率越來越高并迅速在全國傳播開來。在這種信息環(huán)境推波助瀾的作用下，出版行業(yè)趨之若鶩，惟恐落后，爭相上馬‘圖文’書籍。于是，信息環(huán)境和文化市場的互動促成了一種‘讀圖’的環(huán)境化傾向，或者說是形成一種社會部分群體的‘讀圖’空間。……因此，雖然確實存在一種‘讀圖’現象，但卻構不成一個‘時代’。”
其次，“讀圖時代”所指涉的“讀圖”現象只是當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催生出的大眾文化現象，不能以此作為對整個當代文化的總體性指稱。即使是在大眾文化的“讀圖時代”，作為知識與文化傳承的精英文化仍是以“讀文”為主，因此，完全沒必要憂心忡忡。其實，作為大眾文化的前身，傳統(tǒng)社會“民間文化”中老百姓的娛樂休閑方式一直都是以圖像的、身體的娛樂方式為主(如蹴鞠、蕩秋千、雙陸、馬球、五禽戲、象棋、樂舞、百戲、博弈、狩獵等)，語言游戲也更多的是聲音游戲(如酒令、笑話等)，即使是文字游戲，首先也不是詩文，而是書法?？梢?，文字從來都沒有占據絕對的優(yōu)勢。從這個角度來看，20世紀以來新的視覺媒體的興起所引發(fā)的攝影、電影、電視、網絡等大眾文化消費熱潮，只不過是娛樂形式發(fā)生變化而已，諸如影院取代劇場、電視取代書畫;而非取代書籍等等。
再次，“圖文之戰(zhàn)”同樣也是一場想象中的戰(zhàn)爭，真正的問題其實只是“圖文結合”、“圖文互動”問題。“讀圖時代”、“圖像轉向”中最重要的證據是以影視媒介為代表的“圖像主因”，語言文字僅僅成為“配音”和“字幕”，但是，另外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當在電影的發(fā)展歷程中，所經歷的卻是從默片到有聲電影的過程。即使是在知識生產與消費中也是一樣，圖文比例完全依賴于知識生產的需要，即如何更好地向讀者/觀眾傳達信息，而這正是“圖文相合”、“圖文互動”的問題。無論是“讀圖”還是“讀文”，其實都是作用于人的視覺感官的活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麥克盧漢說，“讀寫文化賦予人的，是視覺文化代替聽覺文化。在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中，這一變化也是任何社會結構所能產生的最激烈的爆炸。”也就是說，如果從媒介的角度探討西方視覺文化的起源，古登堡的印刷術時代應該是其源頭。那么，我們現在常常引以為視覺文化代表的影視媒介技術呢?麥克盧漢說，電視是人的視聽覺能力綜合延伸。這一點也正好印證了米歇爾在其《圖像理論》中提出的論戰(zhàn)性主張：“圖像與文本之間的互動構成了這種再現：所有媒體都是混合媒體，所有再現都是異質的;沒有‘純粹的’視覺或語言藝術，盡管要純化媒體的沖動是現代主義的烏托邦創(chuàng)舉之一。”
因此，所謂“讀圖時代”其實是憑借媒體而制造出來的文化幻象，是依靠想象而催生出來的理論神話。“讀圖時代”從營銷手段提升為學術話語，顯示了傳媒時代的言說方式對當代人文學術研究的影響日益加深。此前，圍繞傳媒與學術的關系問題還只是停留在學術，是否應該或者如何利用媒體實現知識的普及(如近兩年非常紅火的《百家講壇》現象)?文學研究和文化研究究竟應該如何面對經典與時尚(如文藝學研究中圍繞“日常生活審美化”問題的爭鳴)?作為人文學者的學術倫理是否應該拒絕“觸電”、“上鏡” (如在當代學術中出現的“學者明星化”現象)?等等，但是，“讀圖時代”的學術化歷程為我們揭示出傳媒時代對學術影響的另一方面，即在學術生產方式的影響，即學術話語的傳媒化問題。傳媒利用自己的媒介優(yōu)勢不斷設置各種議程，不僅引導公眾的注意力，同時也對人文學術的研究產生了影響。在當前的人文學術中，不斷出現所謂的“熱點話題”、“學術關鍵詞”等現象，其實正是傳媒時代議程設置的文化邏輯和運作方式內化為當代學術生產方式的結果。從這個意義上說，“讀圖時代”可以被視為傳媒時代學術生產的一種鏡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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