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論文的寫作越來越受到廣大學者的重視,對這種特定的書面語篇的研究也已經(jīng)展開。學習啦小編整理了高中生的學術論文，有興趣的親可以來閱讀一下!

　　高中生的學術論文篇一

　　在理想與學術之間

　　摘 要：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創(chuàng)建過程中張申府曾做過大量工作，后來卻由于種種原因退出了中國共產(chǎn)黨，并被人為地遺忘了。本文對張申府在建黨過程中的活動作了簡要介紹，并試圖分析為什么張申府不能堅守自己的政治理想，而走上了另一條道路。

　　關鍵詞：張申府;建黨;學術

　　一、張申府早期建黨活動

　　張申府(1893.6―1986.6)，社會活動家，數(shù)理邏輯專家。原名崧年，申府是號，河北獻縣人。出身書香門第，其父張濂是癸卯年(光緒二十九年)進士，曾任翰林院編修。張申府幼年已打下很好國學根基，稍大以后受當時西學東漸影響，接受了新式教育，1913年張考入北大數(shù)學系，開始研究西方學術。1917年畢業(yè)后任教北大。在北大期間，張申府結(jié)識了一些進步人士，并和陳獨秀、李大釗成為好友。當時的中國，雖然皇帝已經(jīng)沒有了，但是中國社會的本質(zhì)并沒有多少改變，自鴉片戰(zhàn)爭以來的內(nèi)憂外患只有日益嚴重，中國向何處去仍然是擺在那時有識之士面前的大問題。自19世紀60年代以來各種救亡圖存的理論就在社會精英中傳播，并接受著現(xiàn)實的考驗。在這許許多多的理論中社會主義和共產(chǎn)主義理論隨著歐、美勞工運動尤其是蘇聯(lián)的出現(xiàn)逐漸脫穎而出，成了一部分激進分子的選擇，張申府就是其中的一員。

　　五四前后，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的宣傳已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建立作了理論準備。⑴列寧對于中國的建黨也極為關注，當時的共產(chǎn)國際派魏金斯基(Voitinsky)來中國幫助中國的激進主義者組建共產(chǎn)黨。據(jù)張申府回憶，魏氏來北京后首先就找到張申府和李大釗談建黨問題。⑵受李大釗的推薦，魏氏又奔赴上海拜會陳獨秀。就這樣，在陳與李、張之間開始書信往還討論建黨事宜，1920年秋，共產(chǎn)主義小組分別在上海(由陳獨秀負責)和北京(由李大釗和張申府負責)建立起來。

　　此時張申府致力于宣傳社會主義。他在《給少年中國學會的信》中說：“我相信如果我們想改變今天的環(huán)境，沒有別的選擇，只有走向社會主義。”北京的共產(chǎn)主義小組也開始在朋友圈子里發(fā)展成員，張申府介紹第一個入黨的人是張國燾。

　　1920年冬張申府奔赴法國，任教于里昂大學中國學院。受陳獨秀的委托，張申府組織了“巴黎共產(chǎn)主義小組”，繼續(xù)開展建黨活動。他先發(fā)展了劉清揚(后來成為張的妻子)，后又介紹周恩來和趙世炎入黨。為了作好共產(chǎn)主義的宣傳，張申府還找到原先的相識其時也在歐洲的章士釗，請他資助出版了刊物《少年》，作為巴黎黨小組的機關刊物。

　　當時巴黎周圍有許多勤工儉學的中國留學生。受一戰(zhàn)結(jié)束的影響，許多中國學生丟掉了工作，學生們到中國駐法大使館請愿，并占領了里昂中國學院。這時里昂中國學院的負責人(中國人)伙同法國政府反對中國學生的作為。張申府向負責人請求注意留學生們的生活狀況，但這位負責人拒絕了。為此，張申府憤然辭職，失去了這份每月800法郎的優(yōu)厚工作。此時張申府生活無著落，聽說德國的物價便宜，于是與劉清揚、周恩來乘火車前往德國。

　　在德國，他們也組織了共產(chǎn)主義小組。1922年秋，中共旅歐總支部在柏林成立，張申府任總支書記，兼中共中央駐柏林通訊員。在柏林，張申府見到了朱德，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接觸，由張申府和周恩來共同介紹，朱德在1922年下半年加入了共產(chǎn)黨。這時，張申府在黨內(nèi)的活動可以說達到了頂峰。

　　張申府在歐洲的政治活動并未影響他的學術興趣。在歐洲，張除了繼續(xù)他的數(shù)理邏輯研究外，還特別對弗洛伊德學說和黑格爾哲學下了功夫。在里昂和德國他的居所，共產(chǎn)主義小組的聚會經(jīng)常成了張申府組織的學術研究會。他向成員們講解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背景，指出社會革命必須與心理革命同步。這種學術上的優(yōu)勢，增長了張申府的傲慢，使他以導師自居，這就激起了一部分黨內(nèi)成員的憤慨，終于釀成“倒張”事件。

　　1923年2月20日，在張申府未在場的情況下，旅歐共產(chǎn)主義青年團召開大會。在大會上，一部人對張申府的一些作法提出了批評，例如指責他干涉青年團的活動，行為過于專斷。雖經(jīng)周恩來的辯護，大會還是決定把張驅(qū)逐出少共團體之外。雖然共產(chǎn)國際后來給張申府平了反，但這次事件已充分顯示出張申府與純正的共產(chǎn)主義者之間存在著巨大的思想差異，這個差異在黨的四大上得到更為集中的表現(xiàn)。

　　1923年底，張申府途經(jīng)莫斯科回國。在莫斯科，張會見了布哈林(Bukharin)，并見到了蔣介石，這使他回國后能參與黃埔軍校的籌建工作，并任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由于張申府的推薦，周恩來也到黃埔軍校就職，并于1924年11月接任政治部主任。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開，會上張申府和一些代表發(fā)生了激烈爭執(zhí)。按照張申府的公開說法是：“當時，我對會上一些人的說法深感不能同意當即就說了出來。結(jié)果招致冷笑，以為幼稚幻想。當時那種輕蔑的態(tài)度，使我感到極端難堪。”⑷結(jié)果張憤然“退黨”。關于這次爭執(zhí)的內(nèi)容，據(jù)張說，張在大會上反對與國民黨搞統(tǒng)一戰(zhàn)線，他認為中國共產(chǎn)黨有足夠的力量完成它的歷史使命。這一提法被一位當年在法國的勤工儉學者稱為“可笑的幼稚”⑸，而這正是當初張申府對這些勤工儉學學生們的稱呼。這使有著“大”脾氣的張申府忍無可忍，雖經(jīng)李大釗、趙世炎等的多次勸阻，但張還是堅持以后只以黨的朋友的身份幫助黨工作。從此，張申府在黨內(nèi)的生活畫了個句號，而以后的各種有關建黨的正式出版物中，也不再出現(xiàn)這個曾與黨的許多人有過爭執(zhí)的

　　人物。

　　二、對張申府退黨原因的分析

　　讀中國近代史，筆者有這么一個感覺，那就是近代史上發(fā)生的一切重大事件都在指向中國共產(chǎn)黨的出現(xiàn)，可以說中國共產(chǎn)黨的誕生并取得最終勝利是歷史的必然。但是對于中國共產(chǎn)黨產(chǎn)生和發(fā)展的每一個具體事件來說又不可避免地具有偶然性。比如在早期皈依共產(chǎn)主義學說的這一部分人中，就既涉及到他們對中國現(xiàn)實的認識，以及他們的個人氣質(zhì)，也與他們對這一學說的理解有關。

　　張申府作為那時一個覺醒的知識分子對于救國的真理進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他之所以選擇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作為改造中國的指導理論，也是由于他看到了馬列主義對國際工人運動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的重大意義，但是他對馬列主義的理解，更主要是學理上的，這就使“他的”共產(chǎn)主義包含了過多的個人主義成分。筆者在此試作分析如下。 　　一是張申府不能很好處理(黨的)紀律與(個人)自由之間的矛盾

　　列寧主義的政黨之所以有力量，其中一條重要原因就是講究紀律性，有堅定的組織原則。但張申府從根本上說是一個知識分子，有著知識分子典型的散漫與沖動。在中國共產(chǎn)黨創(chuàng)建之初，組織原則還不是那么健全，所以黨的組織顯得松散，比如張申府介紹周恩來入黨就是憑他給陳獨秀的一封信。⑹那時黨員發(fā)展主要是在朋友、同學以及老鄉(xiāng)之間。在張申府受好友陳獨秀的委托負責歐洲中國共產(chǎn)黨的建設和發(fā)展的時候，張申府把國內(nèi)那種松散的組織原則也帶到了歐洲。例如黨的例會常常是家庭式的，而且常常成了張申府的學術演講。張申府往往自己不直接去從事組織工作，而是委托兩位好朋友周恩來和趙世炎去處理日常事務。據(jù)一位當年與張申府同在歐洲參與黨的工作的人回憶，1923年2月“驅(qū)張事件”中，就有人指責張申府是“幕后操縱者”，“他用一只手指揮周恩來，另一只手指揮趙世炎。通過這種方式來控制整個組織。”“R(――指張申府，筆者注)把他的權(quán)威放在口袋里。當他需要的時候他就掏出來，當他不需要的時候，他就把它留在那兒。”⑻

　　在歐洲的時候，張申府就因為其他人“不聽話”而多次威脅要退出“少共”。張總是相信自己正確，相信自己比其他人更了解馬列主義，他對自己充滿自信心。對于一個知識分子來說這種自信是他的率真，這種品質(zhì)不但無損反而會有利于學術研究，但對于參與政治來說這種自信就是一種“天真”與“幼稚”。這種天真與幼稚使他經(jīng)不起別人的過火批評，終于使他在“四大”上有了個總爆發(fā)。

　　二是張申府沒有分清政治革命與文化啟蒙的區(qū)別

　　中國的文化要改造，中國的民眾要啟蒙，這在近代是不爭的事實，是當時社會運動的一大主題。但是，軍閥混戰(zhàn)和列強的虎視眈眈這種內(nèi)憂外患使得中國當時的迫切任務是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民族國家，也就是必須先進行政治革命。

　　從張申府參與建黨來看，他是擁護政治革命的。他在當時也曾說：“我絕對相信救治今日的病惡，必須實行社會主義(共產(chǎn)主義)的社會。”⑼但是，從張在建黨前后這幾年的活動來看，他更鐘情于學術研究。他認為學術研究也是救國不可或缺者。在去歐洲之前，他已對羅素哲學有了一定認識，1920年末羅素來中國講學，張申府曾給羅素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其中一句話是：“我崇拜你。”⑽來到歐洲后他仍念念不忘數(shù)理邏輯研究，對于羅素的學生杰・尼克(Jean Nicod)和維特根斯坦的學說也進行了深入鉆研。在張申府看來，數(shù)理邏輯是求實講真的學問，可社會上的人“總多少是說謊者”，他希望通過數(shù)理邏輯改造中國人的思想，甚至他在1921年還提出組織“實話黨”。⑾

　　除了數(shù)理邏輯，他還探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他要用弗氏的理論來進行社會改造。他在給《新青年》的文章中說：“許多人說伏若一特(Freud)主張性欲沖動是一切心的活動之本原，說他主張‘泛性欲論’(Pausexualisme)。他現(xiàn)在差不多已誓死不肯承認。他現(xiàn)在主張的是：人的根本沖動有兩種：一種叫性欲沖動(Sexual triebe)，一種叫自我沖動(Ichtriebe)。兩種在人，最初是不分的，后來也常常相聯(lián)結(jié)。人的一切行動都直接、間接、飾的、露的，發(fā)于此。吾們可以覺得這個說法實更近于事實。吾們更覺得改造世界，非著眼這個人心的根本不可。”⑿

　　當其他在歐洲的同志忙于組織勞工和學生運動，忙于以馬列主義指導現(xiàn)實革命的時候，張申府卻醉心于學術的研究，甚至他對馬克思主義也往往是從學術的角度去理解。⒀這種更看重社會改造，更注重學理的研究，自然使他與其他更積極投身于政治革命實踐中的同志拉開了距離。

　　三是張申府缺乏向?qū)嵺`和勞工的轉(zhuǎn)向

　　革命的理論必須要轉(zhuǎn)化為革命的行動。對于一個革命者來說，一種理論好與不好就看它能不能實踐，所以革命者不是要去作學問家，可是從以上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出，張申府更是一個學問家。

　　對于當時許多比較堅定的共產(chǎn)主義者來說，他們之所以能成為共產(chǎn)主義者，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他們思想上產(chǎn)生了一個重大的轉(zhuǎn)折，那就是他們對于勞動階級的贊美與崇尚。這是馬列主義的一項基本原則，但卻是幾千年中國文化從來沒有過的事情。例如陳獨秀，在五四之前，他曾期望由知識分子來完成改造中國的大業(yè)，而在五四以后，他就將目光轉(zhuǎn)向了工農(nóng)勞苦大眾，他說：“蓋以大戰(zhàn)后，世界革命大勢及國內(nèi)狀況所昭示，便予不得不有此轉(zhuǎn)變也。”⒁相反，張申府卻沒有這種轉(zhuǎn)變，他雖然也看到了工農(nóng)的力量，只是他更傾向于相信知識精英。例如在歐洲的時候，他雖然也曾支持過中國勤工儉學學生的運動，不過總的說對他們不抱好感，稱他們“幼稚”，“不能真正了解馬克思主義。”⒂這說明張申府在實踐上、在階級觀上都與純粹的馬克思主義者有著巨大的分歧。

　　張申府雖然后來離開了中國共產(chǎn)黨，但作為一名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一名黨的早期工作者，張申府曾為黨的建設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他的政治生活當中也有許多值得我們深思的地方，在慶祝建黨80周年的今天，張申府在黨內(nèi)的作為仍然是值得我們提及的。

　　注釋：

　?、烹m然說張申府很早就參與建黨，只是筆者至今未見張在1920年前有關于這方面的理論文字。

　?、芕era，Schwarcz，"Time for Telling Truth Is Running out：Conversations with Zhang Shenfu".(下簡稱“Time”)Yale University Press，1992年版，頁97。

　?、菗?jù)“Time”頁99意譯。

　　⑷張申府：《所憶》，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年10月版，頁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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