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學年論文范文

　　3.人文科學被不斷邊緣化，讀者對新文學經(jīng)典望眼欲穿

　　人文科學是關于精神的科學，即關于心靈和情感的科學。但在商品化、市場化、物質化的社會，人文科學因為不能產生立竿見影的政治、經(jīng)濟效用而被人們輕視。而文學經(jīng)典作為人類經(jīng)驗、智慧、情感和美的結晶，它對個體人生和群體社會的影響是長遠的。當今的大學生不再熱衷于鉆研文學、研究哲學，而是移情別戀于經(jīng)濟實用的社會科學書籍。人文科學的邊緣化由此可見一斑。

　　2004年9月，林長治的《Q版語文》將31篇語文經(jīng)典課文打造成無厘頭爆笑故事出版，賣得相當火爆，作者被譽為“出版界的周星星”。2005年1月，《Q版語文》被叫停，當局認為該書是對新課標的誤解、歪曲，褻瀆了文學經(jīng)典與傳統(tǒng)文化，會在語言上、文學上、審美趣味上及思想道德方面給學生帶來負面引導。原因是《Q版語文》雖然內容詼諧幽默，情節(jié)出奇，對白趣怪，但已面目全非，如賣火柴的小女孩成了促銷女郎，少年閏土變成了古惑仔等。標新立異的《Q版語文》被學生奉為經(jīng)典，不但折射了我國義務教育教條式的可憎面目、說教式的刻板尷尬，還表明中國品格深厚、文學境界高雅的文學作品日漸寥寥，而讀者渴盼的具濃郁社會氣息的新文學經(jīng)典卻又遲遲處于難產時期。社會大眾正逐漸失去思考、閱讀的耐心，惡搞式快餐文化正在引領著閱讀潮流。

　　4.主流媒體的話語霸權引發(fā)溝通代溝

　　大眾傳媒，特別是隸屬黨政機關的機關媒體，掌握著珍貴的話語權，充當著黨的喉舌，卻與平民大眾有著嚴重的代溝。因為新聞從業(yè)人員選擇的新聞，可能并不符合受眾的需求，受眾只能相對被動地關注媒體給他們的議程設置，也即受眾只能“被迫關注”;相反，一些受眾希望關注或應該關注的議題或命題，并沒有引起新聞從業(yè)人員的關注，造成受眾的“關注缺失”。這種“被迫關注”與“關注缺失”容易造成這樣一個矛盾：受眾厭倦的新聞(如楊麗娟追星事件)泛濫成災，真正深入民心的新聞卻嚴重缺席，造成媒體與受眾之間不可逾越的溝通代溝。

　　2006年11月，《南方周末》記者吳虹飛在《從足球解說員到娛樂圈明星(引題) 狷狂黃健翔》中對黃健翔意大利“解說門”事件作了過度闡釋，多家網(wǎng)站甚至將其講解詞制作成黃腔手機鈴聲牟利。對此，黃健翔勃然大怒，認為“記者的良心被狗吃了”，媒體缺

　　乏善意，以惡搞和濫炒為目的，“給我造成了極大的壓力和痛苦”。[10]而吳虹飛卻又相當委屈，認為自己已經(jīng)“我基本上，保證所有的引言都有出處，我寫得小心翼翼，步步為營„„簡直是寫一個論文一樣小心，就差標出注解了”，[11]反而是黃健翔“他的問題在于：他不但是一個名人，而且他自己也充當了媒體(博客)，對自身和他人加以了很多傾向性評判。”

　　[12]由此凸顯出來的“溝通代溝”表明，掌握著話語霸權的大眾傳媒如何達成傳媒與大眾之間的良性溝通至關重要。

　　因而，惡搞元年的惡搞文化現(xiàn)象就不僅僅是單純意義的個案，主流文化之所以要遏制惡搞文化的“惡性循環(huán)”發(fā)展，有著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和審慎的考慮。因為主流文化自知本身并非完美無缺，惡搞文化踩中的恰是它最脆弱的部位，所以打壓惡搞文化迅猛的發(fā)展勢頭顯得很有必要。

　　中國文化如何在紛擾的時代找到屬于自己的方向，并積極迎接自己的未來?這是我們必須要面對的真問題。

　　三、主流文化的生存策略

　　(一)制定先進的文化戰(zhàn)略

　　“所謂先進文化，就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具體而言，這種文化應該具有文化內容的先進性，文化形式的大眾化，文化傳統(tǒng)的繼承性，文化任務的基礎性和文化發(fā)展的時代性„„先進文化有三個維度，即繼承過去，立足現(xiàn)實和面向未來。”[13]因此，制定符合歷史發(fā)展的先進文化戰(zhàn)略至關重要。這樣才能使我們的文化緊扣先進文化三個維度，使繼承過去，立足現(xiàn)實和面向未來三者有機統(tǒng)一和辯證發(fā)展，使中華民族的理性精神始終處于一個有機的和生長著的文化形態(tài)里，同時促使其積極因素不斷隨歷史的變化進行成功的自我調節(jié)，始終保持文化的良性發(fā)展。

　　1.培養(yǎng)全民的文化自覺，捍衛(wèi)主流文化陣地

　　何謂“文化自覺”?它首先是一種文化自信。借用我國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的觀點：它指生活在一定文化歷史圈子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對其發(fā)展歷程和未來有充分的認識。換言之，它是一種對傳統(tǒng)的自主創(chuàng)新與開放借鑒合而為一、互以為力的精神品格，是對本國文化建設有足夠的文化職責及充分的自我覺醒，自我反省，自我創(chuàng)建的文化意識。文化自覺意識的存在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中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對先進文化的不懈追求和對傳統(tǒng)文化的審視與反思，早已構成了我國文化發(fā)展的主旋律。費孝通先生所強調的“文化自覺”、張岱年先生的“綜合創(chuàng)新論”，都是在進行著一種“返本開新”的積極嘗試，這里追求的“新”就是在強調一種對先進文化的追求。費孝通

　　先生曾強調，任何文化都有屬于自己的根和種子，也就是說，文化有自己的歷史傳統(tǒng)。文化的發(fā)展有屬于自己的特定的規(guī)律和優(yōu)良基因。要讓文化保持歷史傳統(tǒng)的健康基因，又要使之具有不斷適應新的環(huán)境的能力。[14]因此，我們就要深入了解我們的優(yōu)秀歷史傳統(tǒng)文化的文化內涵和社會背景，培養(yǎng)自己的文化自覺精神。惟有如此，我們才能取得捍衛(wèi)主流文化陣地的主動權，重塑文化魅力和民族自信心。也惟有如此，外國毫不尊重中國原創(chuàng)文化著作權，把中國四大名著改編得粗俗不堪的歷史才不會重演。倘若中國人失去了應有的文化自覺意識，喪失了文化自救精神，那么，中國文化只能任由他國文化帝國主義肆意惡搞，遭遇經(jīng)濟的粗魯綁架。

　　2.構建和諧的文化環(huán)境，張揚健康文化

　　文化的良性發(fā)展離不開和諧的文化環(huán)境，而和諧的文化環(huán)境有賴于文化多樣性生物鏈的維系。惡搞文化是處于邊緣地位的亞文化，可能帶來一場文化災難，但它同時又是一種新鮮的文化形式，誰又能斷言它不會開啟文化新紀元呢?我國歷代的民間故事、蒲松齡的《聊齋志異》、吳敬梓的《儒林外史》、魯迅的《故事新編》都是優(yōu)秀的惡搞經(jīng)典，它們以懷疑態(tài)度對待寫作對象，善于將作品的能指和所指撕裂，從而瓦解其中所蘊含的深刻模式，荒誕中無不透露出對世事人情的洞明，在諷刺、戲說與搞笑反傳統(tǒng)的過程中，隱藏著深刻的啟思意義，深受下層民眾的歡迎且未對主流文化造成明顯的沖擊。單從這一層上，主流文化就沒必要對惡搞文化感到恐懼，給予善意的惡搞文化一定的生存空間是必要的，也是必須的。正像羚羊要跑得快就必須要有狼的存在一樣，主流文化也需要像惡搞文化這樣的“狼”來鞭策自己不斷成長，警醒自己保持足夠的危機意識，否則再優(yōu)秀的文化文明也注定會在無“狼”的安逸環(huán)境中不斷衰弱、退化乃至滅亡。

　　張揚健康的文化需要知識分子做出表率。知識分子的公共精神及文化警醒意識，可貴的良心和良知，將使他們更有勇氣面對目前嚴峻的人文瘠荒狀況，進而自覺保持文化理論的有效性和合法性，能對一切文化特權、一切文化糟粕加以質疑，給予批評;而不是成為經(jīng)濟的俘虜或奴隸。如此才能使主文化更好地立足于中國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根基上，填補其缺失的空白，不斷創(chuàng)造出與時俱進的文化精品，對文化糟粕起到拒斥作用。并能歷史地、理性地、審美地看待世界，堅守人文科學精神的家園，為人類也為自己的生存建構并護持一個溫馨美好的人文環(huán)境和高雅和諧、生機盎然的精神世界。

　　(二)在改革中反思并培養(yǎng)閱讀型、思考型社會

　　當青少年閱讀著被惡搞過的名著，背誦著被整容肢解過的唐詩宋詞;當人們與傳統(tǒng)文化越走越遠，在浮躁的經(jīng)濟社會中失去可貴的閱讀習慣和思考的耐心;當中國文化的中流砥柱——知識分子們也在商業(yè)大潮中失卻文化人的本色，惟錢至上„„這個時刻，對現(xiàn)代的教育體系進行改革和反思，培養(yǎng)閱讀型、思考型社會刻不容緩。

　　《Q版語文》在主流文化界看來是新的惡俗文化，不但褻瀆民族感情，篡改民族歷史，貶抑民族精神、民族文化;還突破了文化本身所能容忍的底線及個人道德底線，嚴重影響了青少年價值觀的培養(yǎng)。但《Q版語文》如果完全原創(chuàng)，那么這種幽默就很值得呆板嚴肅的傳統(tǒng)語文教學去借鑒。因此，什么時候有超越于《Q版語文》的、對傳統(tǒng)語文教材的改革有所啟發(fā)的新語文，傳統(tǒng)教育實在應該將其很好地引入其教學實踐中去，給面臨靈感枯竭的語文教育輸入新鮮血液。嘗試惡搞文化的另類思維對傳統(tǒng)教學模式的啟發(fā)，這對處于尷尬境地的語文教育教學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自我文化優(yōu)秀傳統(tǒng)的傳承是不斷與時俱進的漸進過程。目前文壇遭遇的一個尷尬是，當前正版書籍價格奇高，與普通民眾的消費水平不相符合，造成正版書無人問津，盜版書籍暢銷無阻的尷尬局面。這就要求我們在珍惜、保持文化傳統(tǒng)同時，把握住時代的脈絡和歷史向度，不斷融以現(xiàn)代性的語言、內容、形式，構建時代感強的當代文化精神，填補當前民眾的文化精神空白，不斷創(chuàng)作引人思考、啟人智力、與時俱進的新文學經(jīng)典，能使大眾喜歡且消費得起。同時嚴懲任意盜用、惡搞文化資源者，加大力度肅清文化市場。不然，培養(yǎng)閱讀型、思考型社會的理想只能是空想。

　　(三)正確發(fā)揮大眾傳媒的文化傳承作用

　　在惡搞文化盛行的2006年，凸顯了大眾傳媒在文化操守、網(wǎng)絡文化道德守望上的力不從心。大眾傳媒加速了對傳統(tǒng)價值顛覆的個體日程，使相當多的人進行了自我反叛，與此同時，個體認同產生了不可忽略的危機。為避免惡搞文化“為所欲為”，建設健康的網(wǎng)絡文化系統(tǒng)迫在眉睫，如實行網(wǎng)絡實名制、制定可操作性強的網(wǎng)絡道德規(guī)范、法律，防止網(wǎng)絡犯罪等。

　　此外，發(fā)揮大眾傳媒的文化傳承作用，“讓邊緣發(fā)聲，讓弱者自我表述” [15](惡搞文化是邊緣的“沉默的大多數(shù)”忍不住發(fā)出的聲音，是習慣處于劣勢地位的弱者鏗鏘的自我表達)顯得勢在必行。由媒體俯視效應慣性思維造成的“被迫關注”與“關注缺失”的矛盾使“媒體在未來可能有很大的危險”。[16]新聞工作者是堅守社會良心、深含人文關懷精神的執(zhí)行者，但他們卻很難不在把關過濾資訊的時候犯“被迫關注”和“關注缺失”的失誤，因此，如何達成傳媒與大眾之間的良性溝通，選擇最有價值最必須讓人們知悉的資訊，最大可能傳達給受眾自己所看到的真實的中國應當成為新聞工作者的終極追求。

　　文化多元化發(fā)展必須要經(jīng)歷文化融合。因為在文化融合過程中，一來是把外來文化融入自己的文化，為自己注入新鮮血液，增添生機和活力;二來是把自己的文化融入到異質文化中去，揚棄自己原有的認知結構，從而既保留本民族文化的合理因素，又兼容了異質先進文化積極因素。[17]這樣不但可避免不同民族間的文化合唱，而且在交流和融合中還可以實現(xiàn)世界多元化文化“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目標及“和而不同”的理念。[18]更重要的是能使“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的中國文化具有豐富的時代內涵。

　　在如何對待中外文化差異問題上，魯迅先生主張采取“拿來主義”態(tài)度，即面對“他文化”既不妄自菲薄，又不唯我獨尊的擇而取之、為我所用的心態(tài)。徐圻進一步指出，“對于中國來說，不管是什么樣的精神文化資源，只要有利于國家綜合實力的提升和有利于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加強，就都可以成為先進文化的鮮活內容。” [19]在亞文化問題上，彭志斌先生認為，亞文化的存在，可以促使主文化創(chuàng)新，有利于加強群體整合，促進社會的協(xié)調和穩(wěn)定。[20]言外之意實為：未突破法律和個人道德底線的善意惡搞，不失為一種新鮮的文化樣式，大量惡搞文化的存在及其之間的交流、融合必將促進主文化的創(chuàng)新。因此，技巧性地運用“拿來主義”理論，不斷強化中國文化的內在體質及其文化內涵，進而逐步形成中國文化的特色及創(chuàng)造性理念;與此同時，中國必須擺脫那種對各種文化和各種宗教的膚淺解釋，“我們要做的，不是消除不同的價值觀，而是提倡更好地理解，更好地尊重別的文化。” [21]因為只有這樣，世界上的各種文明，不同的社會制度和發(fā)展道路才能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在不斷的競爭比較中取長補短，在求大同存小異中共同發(fā)展。

　　結 語

　　誠然，惡搞文化因其非原創(chuàng)性不會有太大的生命力，遲早會被商業(yè)文化收編。再者主流文化一旦發(fā)現(xiàn)苗頭不對，勢必會加以打壓。因而，惡搞文化一時不會成為主流文化，它只能是一種邊緣文化，聊以搏大眾一笑。但是主流文化的擔心卻并非是杞人憂天。如果歷經(jīng)惡搞文化的沖擊，主流文化還是“死性不改”，不思進取，那么，遑論主流文化有多么深厚的文化積淀，或是多么穩(wěn)固的體制，遲早也會被其他文化形式取而代之。

　　在這種情況下，在亞文化的視野下研究惡搞文化并理清其與主流文化的關系和利弊，清醒地認清主流文化的生存現(xiàn)狀及思考中國文化的路應該怎樣走顯得非常必要。同時，提

　　醒大眾的文化責任、文化自覺，營造良性的閱讀型、思考型社會氛圍，對阻礙主流文化發(fā)展的各種障礙進行審慎思考乃至排查同樣是具有現(xiàn)實意義的。而所有這些就需要大眾傳媒、文化界、教育界等部門或個人共同來作進一步的努力。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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