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魯迅與經(jīng)典馬克思主義一樣，崇尚訴諸自由卻又批判利抵牾西方自山主義學說．對“魯迅是非自由主義”的論爭都將陷入魯迅自身這一事實表面的忡論之中。強凋口由自覺的生命活動的內(nèi)在放逐與超越，是魯迅獨立自由“立人”思想的啟蒙話語，它是美學自由工義的，與西萬近代理性自然法以來強調(diào)土體存在的“自由至上”的權(quán)利自由主義存在著言說方式晌區(qū)別。
　　論文關鍵詞：魯迅；自田主義；美學；思想
　　自由主義是現(xiàn)代西方社會的基本組織結(jié)構(gòu)和意識形態(tài)。中國20世紀初、末兩次啟蒙運動中，白由主義思潮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種重要“西化”語境。并在世紀末中國經(jīng)濟、補會急劇轉(zhuǎn)型而引起的社會意識的嬗變中再度成為熱點，并引山魯迅研究的一個新悖論話題：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魯迅是不是自由‘主義?論爭雙方見十：見智卻又白相矛盾。本文選取邵建先生的《中國自由主義的“胡冠魯戴”》和郜元寶先生的《魯迅與中國現(xiàn)代自由主義)作為“是非方”論爭的代表，并簡稱為邵文與郜文。
　　一、魯迅是非自由主義的論爭
　　l、魯迅是自由主義者的理論主張：郜文認為魯迅是在一九二六年才利“現(xiàn)代評論派”文人集團徹底決裂、繼爾離開北京南下廈門和廣州的，在此之前，他在思想上與人多數(shù)“五四”知識分子同屬自由主義陣營，只不過魯迅的自由主義的具體內(nèi)容，和主要留學歐美比如“現(xiàn)代評論派”文人所理解的自由主義，有所不同罷了。但盡管有種種不同，魯迅在白由主義核心理念即“個人自由”上，和其他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并無二致，而且對“個人自由”，或者更通俗地說，對“個人主義”，魯迅的理解和踐履，只會比別人更激烈，也更徹底。無論早期“尊個性而張精神”的“立人”與“立心”思想。還足“五四”時期的激烈反傳統(tǒng)，提倡新道德、進化論。張揚“住在中國的人類”的世界公民意識。同情易生的個人反抗、綏惠略夫式的“個人的無治主義”、繼續(xù)欣賞尼采的超人哲學利托爾斯泰的人道主義，以及和馬克思主義的最初接觸，所有這些，在反抗落后、愚昧、強暴的東方專制主義的根本態(tài)度上，都可以糅進“自由主義”。影響魯迅思想的上述內(nèi)容雖然極其龐雜。
　　但確實也都源于西方自由主義的文化傳統(tǒng)。郜文主要從五四新文化“個人獨立自由”的價值公設、魯迅對自由主義和自由思想兩個不同概念的區(qū)別、魯迅“反專制、求自由”的政治主張和文學主張等方面展開論證的，引用了魯迅在《傷逝》中青年女性子君的話“我是我自己的。他們準也沒有干涉我的權(quán)利”、魯迅最喜歡引用的易生的名言“世界上最強壯有力的人，就是那孤立的人”、以及胡適致周策從信中所說“魯迅是個自由主義者，決不會為外力所屈服，魯迅是我們的人”等作為佐證，最后得山結(jié)論：．魯迅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同根所生!他批評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并不是拋棄與他們共同所屬的自由思想這個本根，而是批評他們在專制與共和雜交的怪胎社會中對自由理想的踐履的空泛與不切實際。就是說，魯迅和自由主義者們的真正區(qū)別，并不在于各自信念之不同。而在大家為信念所做功夫的區(qū)別。
　　2、魯迅非自由主義者的理論主張：邵文認為在中國現(xiàn)代史上，自由主義從根本上來說是一種制度訴求。作為解決中國問題的“路徑依賴”，是胡適而非魯迅把建立一個自由主義的政治體制作為自己的終生追求，而英美憲政即其追求的樣板。魯迅對中國問題的解決，其思路一正一豆正面“立人”．反面“改革國民性”，這當然也是一種“路徑依賴”魯迅和胡適對中國問題的解決，一個是“政治制度的依賴”，一個是“思想啟蒙的依賴”，它表征了中國現(xiàn)代史早期以胡適為代表和以魯迅為代表的兩種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所作出的不同價值努力。因此，邵文反魯迅稱為自由主義者，盡管魯迅酷愛自由，認為一個酷愛自由其至為自由而斗爭的人，完全可能是非自由主義的。
　　邵文論證魯迅不是自由主義的論據(jù)主要有：魯迅1930年所寫的《好政府主義》冷嘲熱諷了“好政府主義”(包含西方自由主義的憲政內(nèi)容)；不參與“人權(quán)運動”的“三幫”之“文明批評”：魯迅視法律為“束縛”而欲“廢絕”之，并強調(diào)“立我性為絕對之自由”的自由與密爾、霍布豪斯的“法治自由主義”的根本對立：魯迅一點也不寬容或容忍(自由主義的一個重要命題)：與自由主義的改良主張相反，魯迅選擇的是“火與劍”式的革命主張；以及魯迅為日本人鶴見佑輔《思想·山水·人物》著作中譯本所撰題記“這書的歸趣是政治，所提倡的是自由主義，我對于這些部不了然”等等作為佐證，最后得出結(jié)論：把魯迅稱為自由主義者是一個張冠李戴一在這里則是“胡冠魯戴”一的錯舛!
　　魯迅崇尚、訴諸自由，卻又批判和抵牾西方自由主義——這是“魯迅是非自由主義”之爭的一個矛盾事實。如果僅從這一矛盾事實的表面去論爭，則勢必陷入“形式命題”的吊詭之中和自身的混亂之中。比如郜文稱“他在思想上與大多數(shù)五四知識分子同屬自由主義陣營．只不過魯迅的自由主義的具體內(nèi)容，和主要留學歐美比如‘現(xiàn)代評論派’文人所理解的自由主義，有所不同罷了”。而邵文卻又說“否認魯迅是自由主義，并不否認魯迅熱愛自由：肯定魯迅熱愛自由，卻不能肯定他就是自由主義。一個酷愛自由甚至為自由而斗爭的人，完全有可能是非自由主義的”。如此論爭，則魯迅之是非自由主義，將永遠是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上的一個懸案。因為雙方形跡于“魯迅崇尚熱愛自由，卻又批判和抵牾西方自由主義”這一事實面的“矛盾”的論爭均有理有據(jù)卻又含糊混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