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折中主義方法
人們在嘗試了個體主義方法與整體主義方法之后，發(fā)現(xiàn)它們兩者各有缺陷，于是人們試圖在它們兩者之間走一條中間道路，這就是折中主義方法。在這種方法看來，個體與整體為一體，兩者不是獨立的、沖突的，而是并立的、交融的；由個人所構成的社會有其自己的發(fā)展規(guī)律，但這是無數(shù)個人意志相互作用所產生的合力的結果；盡管社會對個人有決定作用，但個人仍然具有獨立性和能動性；個人與社會的關系，要從個體與整體進行雙向互動的解釋；它克服了極端的個體主義方法和極端的整體主義方法的缺陷，把個體主義方法與整體主義方法的優(yōu)點綜合起來，是一種折中的方法、辯證的方法；等等。其代表人物如密爾、恩格斯、艾哈德、薩繆爾森等人。
在社會學上，這種方法表現(xiàn)為二元主義。如恩格斯指出：“歷史是這樣創(chuàng)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于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shù)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shù)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就產生出一個合力，即歷史的結果，而這個結果又可以看作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因為任何一個人的愿望都會受到任何另一個人的妨礙，而最后出現(xiàn)的結果就是誰都沒有希望過的事物。所以到目前為止的歷史總是像一種自然過程一樣地進行，而且實質上也是服從于同一運動規(guī)律的。但是，各個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個都希望得到他的體質和外部的、歸根結底是經濟的情況（或是他個人的、或是一般社會性的）使他向往的東西——雖然都達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為一個總的平均數(shù)，一個總的合力，然而從這一事實中決不應作出結論說，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個意志都對合力有所貢獻，因而是包括在這個合力里面的。”[24] （P696-697）恩格斯的這段論述告訴我們，社會歷史的發(fā)展不能僅僅片面地歸結于個體或整體，而應既歸結于整體，也應歸結于個體，是整體與個體共同合力作用的結果。
在政治（學）上，這種方法表現(xiàn)為折中主義。如密爾，他的《論自由》“所要討論的乃是公民自由或稱社會自由，也就是要探討社會所能合法施用于個人的權力的性質和限度。”[25]（P1）經過密爾的探討，他認為，“如果它們各有比較特別關涉自己的方面，它們就將各得其應得的一分。凡主要關涉在個人的那部分應當屬于個性，凡主要關涉在社會的那部分生活應當屬于社會。”[25] （P81）具體說來，當一個人的行為不影響自己以外的任何人時，每個人應當享有法律上和社會上的完全自由；但一旦一個人的任何行為妨害到他人時，社會就有權對其予以干涉。[25] （P81-82）密爾提出了一種劃分個人與社會權界的重要方法。
在經濟（學）上，這種方法表現(xiàn)為混合經濟。如詹姆斯·米德總結經濟政策演變的規(guī)律后指出：“實際上，到底是采取自由放任的市場競爭，還是采取對個別經濟行為進行必要的社會控制？這二者之間常常發(fā)生沖突，縱觀經濟政策的演變，我們可以看出，理論與實踐都是在不斷地發(fā)生變化的，人類有時強調自由競爭市場的作用，有時卻又希望政府能進行適當?shù)目刂啤５?，我們始終如一地認為：當人們只考慮需要政府對經濟進行特別干預而忽視市場機制時，應該提請政府注意競爭性市場機制的功能；當人們虔誠地篤信自由放任可以解決一切問題時，又必須強調社會控制在什么情況下仍然是必要的。”[26] （P4-5）薩繆爾森認為最好的經濟形式應是“混合經濟”，并形象地指出“市場和政府這兩個部分都是必不可缺的。沒有政府和沒有市場的經濟都是一個巴掌拍不響的經濟。”[27] （P87）他還明確主張“中間道路經濟學”。[28]
在法律（學）上，這種方法表現(xiàn)為社會法方法。它以個體與社會為雙重本位，保護社會公共利益。法律方法經過了一個辯證的發(fā)展過程。在自由競爭時期，人們反感把政府說成家長的理論，認為讓個人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讓他和他的財產受到最充分的保障，這既是對政府的限制，又是政府的義務，所以法律所保障的自由，在私人經濟關系領域內成了政府放任政策的同義語。那時的法律方法主要就是私人自治、個體主義的方法。但到了福利國家時期，法律方法發(fā)生了改變。法律從抽象的平等到實際的平等；當事人的自由意志形成他們之間的法律，這種觀念消失了，大量的標準化契約開始取代那些具體條款是自由協(xié)商的契約，契約自由受到了限制，讓位于社會福利和對一個更公平的工作和生活水準的維護； [11] （P211）所有權也不再是絕對的，法律日益強調所有權的社會方面而不是個人方面，所有者不得以反社會的方式行使所有權；[11] （P214-216）社會開始根據某種關系而非根據自由意志組織起來，法律愈來愈傾向于以各種利害關系和義務為基礎，而不是以孤立的個人及權利為基礎。20世紀的經濟秩序、商業(yè)、工業(yè)和政府的活動已成為占支配地位的活動。[11] （P213）此時，國家干預取代了自由放任，整體主義方法開始盛行。但這時的整體主義不同于過去的整體主義，不是與個體主義對立起來的整體主義，而是與個體主義相融合的新的整體主義方法，是一種折中主義方法。如20世紀初，人們強調的是保護贏利的安全。一旦需要，甚至不惜以社會利益為代價。但隨著20世紀的進步，這些目標越來越受到懷疑。20世紀下半葉，我們似乎正從個人突出的理想移向彼此合作的理想。作為價值尺度，抽象的不受限制的個人至上，已為人類最大限度地控制自然以滿足社會需要所代替，發(fā)展中的法律正以滿足人類需要作為自己的口號，法律的任務被視為協(xié)調彼此沖突的人類要求或期望，以便以最少的矛盾和最小的浪費去獲取文明的價值。[11] （P330）
這種方法是對傳統(tǒng)法律方法的變革，傳統(tǒng)的法律方法主要是私法方法和公法方法，其中私法方法主要是個體主義的方法，公法的方法主要是整體主義的方法。折中主義方法的出現(xiàn)和形成導致法律方法的創(chuàng)新和法律制度的變革。其表現(xiàn)，一方面，是私法公法化、公法私法化，旨在把私法方法與公法方法融合起來。但由于它們的“化”并沒有發(fā)生質變，從而異質于私法而同質于公法，或異質于公法而同質于私法，它們只是融入了一些公法方法或私法方法，它們本質上還是私法（方法）或公法（方法）。況且，任何法律部門及其方法在特定法域都有其特效，如私法方法在私法領域、公法方法在公法領域依然是有效的，并且仍然是主要的方法。另一方面，是在它們的基礎上出現(xiàn)了一些以折中主義方法為基礎的新的法律部門，如經濟法即是如此。由于傳統(tǒng)的法律部門，如私法方法以個體主義的方法為主，公法方法以整體主義的方法為主，這些方法有其作用的特定法域，但它們不能作用于一切法域，不能完全有效地調整某類社會關系和救濟某種權利。如要保護社會公共權利，一方面要充分調動人們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chuàng)造性，讓人人出力，各盡其能，這就必須訴諸個體主義方法、私法方法；另一方面要協(xié)調人們的行動，保持秩序，形成合力，這就必須訴諸整體主義的方法、公法方法，而且還必須把這兩種方法內在統(tǒng)一、整合起來，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因而要進行法律方法的創(chuàng)新。這種方法能夠以個體與社會為雙重本位，共同保護私人權利和社會公共權利，融合私法方法和公法方法，是一種折中的方法、辯證的方法。這樣的方法為現(xiàn)有的法律部門所不完全具備，必然導致法律制度和法律方法的創(chuàng)新，產生一種充分體現(xiàn)折中主義、辯證方法的法律部門，其中就包括經濟法。
在經濟法中，這種折中主義的方法表現(xiàn)為許多方面。如經濟法中的競爭法，它的首要目標是維護市場的自由競爭秩序，所以，競爭法中有句名言—— “競爭法保護的是競爭而不是競爭者”，說的就是競爭法保護的是整個市場的競爭秩序，首先是整體而不是個體，這就是一種整體主義的方法。但由于保護了整個市場競爭秩序，自然有利于競爭者，所以，競爭法也間接地保護了競爭者，因為競爭總是通過無數(shù)的競爭者的競爭表現(xiàn)出來的，競爭秩序也是由此形成的，沒有競爭者，就沒有競爭和競爭秩序。可見，競爭法也間接地保護競爭者，如它監(jiān)管市場優(yōu)勢企業(yè)、扶持中小企業(yè)，豁免市場弱者的聯(lián)合行為等等，這又體現(xiàn)了它是一種個體主義的方法。再如，經濟法中的宏觀調控法，就是從宏觀的立場、整體的角度來調控國民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的，它從“國民經濟生產率的角度觀察經濟關系”， [1] （P80）所以經濟法被認為是“組織起來的經濟法律”， [1] （P78）它意味著“國家將整個經濟生活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1] （P78）整體主義的方法體現(xiàn)在宏觀調控法的許多方面，它的調控措施是宏觀調控工具，如計劃規(guī)劃、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yè)政策等等，它們都是宏觀著眼、大處著手、整體協(xié)調，目的是為了實現(xiàn)國民經濟和社會發(fā)展能夠穩(wěn)定協(xié)調有序健康持續(xù)地進行。這體現(xiàn)的就是一種整體主義的方法。但這里的宏觀調控大大不同于過去那種高度集權的計劃體制、行政管制，它以市場調節(jié)為基礎，賦予市場主體以高度的自治權利，充分調動人們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chuàng)造性，這體現(xiàn)的又是個體主義的方法。所以，經濟法的方法是一種折中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的方法。
經濟法的這種折中主義方法體現(xiàn)在經濟法的許多規(guī)范上。經濟法規(guī)范不是私法規(guī)范，私法規(guī)范比較概括從而有利于私權推定和私權保護，私法規(guī)范的任意性有利于保障私人意思自治；經濟法規(guī)范也不是公法規(guī)范，公法規(guī)范比較具體從而有利于權力制約，公法規(guī)范的強制性有利于保障國家意志的貫徹和對國家權力的制約。經濟法規(guī)范介于兩者之間，它尋求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私人自治與國家強制的最佳結合，經濟法規(guī)范比較適中從而有利于社會私權利與國家公權力的合理行使，經濟法規(guī)范是一種彈性規(guī)范，尤其有利于國家公權力根據具體情況，審時度勢、靈活自如地自由裁量。如反壟斷法有“合理原則”，宏觀調控法要求宏觀調控要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折中主義是經濟法的一個基本特征。
當然，所謂的折中主義方法，并不是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各半斤八兩，平均主義，相反，它會根據調整對象、調整目標的需要而調整，有所側重。如在經濟法中，其折中主義方法，側重的主要是整體主義方法，只是這種整體主義方法內在著個體主義方法，或者說是一種內在著個體主義方法的整體主義方法。
這種方法是經濟法調整機制的基本特征。私法的調整機制是意思自治，私法本質上是一種自主調整的法律，這是市場調節(jié)在私法中的反映；公法的調整機制是命令服從，公法本質上是一種他律調整的法律，這是由權力支配的本性所決定的。經濟法的調整機制是監(jiān)管調控，經濟法本質上是一種社會整體調整機制的法律，這是由市場調節(jié)與國家干預相結合的產物。具體而言，一是經濟法調整機制必須著眼于市場秩序、社會整體、體現(xiàn)社會公意、維護社會公益，經濟法的根本目的之一就在于促使和保證市場調節(jié)機制沿著社會整體要求的方向進行，使市場調節(jié)優(yōu)化成有國家干預的市場調節(jié)，那種著眼于私人局部的調節(jié)必然是微觀的、盲目的、失控的。一是經濟法調整機制必須立足于市場秩序。在市場體制下，真正的社會整體只能是市場秩序，經濟法的根本目的之一就在于督促和保證國家干預通過市場調節(jié)而進行，使國家干預完善為以市場調節(jié)為基礎的國家干預，那種僭越市場調節(jié)的國家干預必然是具體的、直接的、強制的。比如，宏觀調控法的一個核心內容是保證產業(yè)結構優(yōu)化，但國家并不能直接指令某個企業(yè)從事什么產業(yè)或不從事什么產業(yè)，也不能完全放任企業(yè)自由從事各種產業(yè)，而只能通過計劃、稅收、利率等宏觀調控政策法律去加以引導。可見，經濟法是一種社會整體調整機制的法律。
真理往往在兩極之間，與個體主義方法和整體主義方法相比，折中主義的方法是一種最優(yōu)的方法，它是經濟法的調整方法，它體現(xiàn)在經濟法的許多方面，是對法律方法的重要創(chuàng)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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