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化翻譯理論的發(fā)展
　　翻譯實踐的這種文化特質逐漸引起了人們的廣泛興趣。如何在翻譯活動中，全方位、多層次、多側面地考慮并考察文化內涵，尋求語言文化中的翻譯問題和翻譯中的語言文化問題的統(tǒng)一呢?
　　20世紀70年代，以色列學者伊塔瑪·埃文一佐哈爾(ItamaEven—Zohar)在后期俄國形式主義的代表人物坦屜亞諾(Tynjanov)的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多系統(tǒng)論(polysystem)。坦尼亞諾認為文學作品不是簡單的素材和寫作技巧的堆積，而是由不同成分所構成的系統(tǒng)。所謂的文學作品、文學類型、文學時代、文學或文學本身，實際上是若干特征的聚合，這些特征的價值取決于它們與網絡系統(tǒng)中其他因素的相互關系。因此，文學研究必須置于共時和歷時兩個維度之下來進行。從共時研究的角度觀察，文學似乎是一個和諧、平衡和靜態(tài)的系統(tǒng)；但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文學內部充滿了沖突和變異。文學的演進和發(fā)展在于系統(tǒng)內部持續(xù)不斷的、陌生取代熟悉、創(chuàng)新取代傳統(tǒng)的運動。而佐哈爾又進一步發(fā)展了這一理論，認為文學以及文化等社會符號現象都是一個開放式的多系統(tǒng)，在這個系統(tǒng)中抽象與具體的現象之間存在著各種關系，這些關系可以歸為三類相互矛盾與對立的概念：中心與邊緣(centerVS．periphery)，經典化與非經典化(canonizedVS．noncanonized)，來源與目的(sourcevs．targei)。這些矛盾著的現象相互斗爭，保持著此消彼長的狀態(tài)共處于一個系統(tǒng)之中，維持著系統(tǒng)的現狀，推動著系統(tǒng)的發(fā)展。并且佐哈爾將長期被人輕視的翻譯文學重新定位，提出翻譯文學也是文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分析了三種能使翻譯文學處于中心地位的社會狀態(tài)，我們應該根據具體情況來判斷翻譯文學是處于中心還是邊緣地位。佐哈爾傾向于引入時間因素來分析影響翻譯文本之外的社會文化因素。評價翻譯文本時要將其放在大的社會文化語境下，考慮到社會文化歷時的演變和發(fā)展，分析這些因素對翻譯文本造成的影響，而決不以價值判斷為準則來預先選擇研究對象。顯然，埃文一佐哈爾發(fā)展了俄國形式主義的觀點，把系統(tǒng)的概念從文學作品內部推廣到了整個民族文學、文化的構成。
　　之后，佐哈爾的學生吉迪恩·圖里(GideonToury)又在多系統(tǒng)論的基礎上提出了描述翻譯學。他引進了“常規(guī)”norms)概念，即社會文化對翻譯的約束力。他認為常規(guī)是解釋社會活動的最根本的概念，是社會秩序賴以建立的基礎，也是解釋文化、翻譯活動的關鍵。譯語文化中的社會規(guī)范(socialnomrs)和文學慣例(1iteraryconventions)制約著譯者的審美趨向并影響譯者所做出的具體選擇。圖里的描述性翻譯研究主張接受并承認所有既成的翻譯結果，探索影響其形成過程的所有社會歷史因素，以及翻譯作品在目標語文學系統(tǒng)中所處的地位和產生的作用，并對此進行全面的歷時性描述和分析。在圖里看來，語言學和美學在翻譯中并不是發(fā)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而是文化意識形態(tài)直接影響著翻譯作品的抉擇。描述性翻譯研究可以有效地避免由于審美不同帶來的干擾，客觀地描述所有譯作的特點和價值。這種理論為對多年以前產生的翻譯文學或者是不同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同一文學作品的不同譯本進行研究提供了一種很好的研究方法。
　　1990年，巴斯奈特(Bassnett)和勒弗維爾(Lefevere)在其合編的《翻譯、歷史與文化》一書中，正式提出了翻譯的“文化轉向”(CulturalTum)的口號。他倆的研究超越了語言，著眼于翻譯和文化的互動，關注文化影響和限制翻譯的方式，研究有關語境、歷史和習俗的問題。他們認為，翻譯研究和文化研究不應割裂孤立，而應相輔相成，在文化平等原則基礎上，盡可能保留源語的文化內涵，從而達到文化共享。根茨勒(Gentzler)認為“文化轉向”的提出是“翻譯研究領域的一項真正具有突破性意義的成果”，1]1它標志著翻譯理論研究時代的來臨。謝莉·西蒙也指出：“80年代以來，翻譯研究中最激動人心的一些進展屬于被稱為‘文化轉向’的一部分。轉向文化意味著翻譯研究增添了一個重要的維度。不是去問那個一直困擾著翻譯理論家的傳統(tǒng)問題——‘我們應該怎樣去翻譯?什么是正確的翻譯?’——而是把重點放在了一種描述性的方法上：‘譯本在做什么?它們怎樣在世上流通并引起反響?’……這種轉向使我們理解到翻譯與其他交流方式之間存在著有機的聯系，并視翻譯為協(xié)作實踐，貫穿所有文化表現的種種張力盡在其中。”20世紀的90年代，文化研究從三個方面影響著翻譯研究：1．翻譯作為一種改寫，這是系統(tǒng)理論的一種發(fā)展；2．翻譯和性別；3．翻譯和后殖民主義。把目光投向文化層面之后，翻譯研究迎來了一系列的轉變：“從原文中心到譯文中心，從規(guī)定性到描寫性，從翻譯過程到翻譯產品，從語言研究到文化研究。”
　　四、翻譯實踐中的文化意識的培養(yǎng)
　　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民族，都有著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彼此相互滲透和影響，“文化進化的主要趨勢是趨同，即隨著文化的發(fā)展各種文化越來越趨向于統(tǒng)一”。[61但在文化趨同的過程中，不同民族的思維方式、信仰、價值和態(tài)度不僅會造成跨文化交際的失誤或誤解，而且也會成為翻譯理論家和翻譯工作者的難題，給語言的翻譯帶來種種障礙和困難。因此，許多譯界學者提出應在翻譯實踐領域加強文化意識，應將文化而不是文本作為翻譯的單位，把文化研究納入到譯論研究中來。．
　　那么什么是文化意識呢?文化意識就是譯者認識到翻譯是跨越語言文字、跨越文化的信息交流，而文化的差異跟語言文字的差異一樣，可能成為交流的障礙，他在進行語言文字的轉換的同時，還要注意克服文化差異造成的障礙，以保證信息交流的順利實現。為此，譯者不僅要精通譯出和譯人語言，還要了解研究諸多語言背后的文化，并且要在正確翻譯觀的指導下知道在每一具體情況下如何處理文化差異、文化障礙。著名翻譯理論家尤金·奈達(EugeneA．Nida)曾指出：“對于真正成功的翻譯而言，熟悉兩種文化甚至比掌握兩種語言更為重要，因為詞語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義。”所以，在翻譯實踐中，我們應該注意到翻譯不僅僅傳達語言信息，語言表象下也蘊涵著豐富的文化內涵，源語中特有的文化因子可以通過解構和移植加入目的語中。缺乏文化意識的譯者，可能只顧到字面上的轉換而忽略背后的文化問題。
　　五、小結
　　翻譯必定受到源語文化和目的語文化的制約。所以，譯者在翻譯實踐中除了要提高自己的理解和使用語言文字的功底，還應注意培養(yǎng)文化意識，加強對中西文化差異的對比、分析和歸納，從而達到源語和目的語契合，真正實現兩種文化的互動和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