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析功能翻譯理論和文學(xué)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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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惠敏1由 分享
[論文關(guān)鍵詞]功能翻譯理論;文學(xué)翻譯;文化信息
[論文摘要]功能翻譯理論是否適用于文學(xué)翻譯這個問題在批評界引起很大爭議。在龐德對中國古典詩歌的英譯、楊憲益夫婦對《紅樓夢>的英譯以及林語堂對《浮生六記>的英譯中,三位譯者迥然不同的翻譯策略后面隱藏的是他們不同的翻譯目的。目的決定方法,這正是功能翻譯理論的核心。因此功能翻譯理論是適用于文學(xué)翻譯的,可以而且也應(yīng)該作為我們評價文學(xué)翻譯好壞的一個標準。
20世紀70年代在德國出現(xiàn)的功能翻譯理論認為翻譯應(yīng)該根據(jù)翻譯目的的不同而選擇不同的方法,即“目的決定論”。譯文的好壞不僅僅取決于譯文是否準確地傳達了原作者的意圖和信息,也取決于譯文是否達到了譯者本人想達到的交際目的。不同的翻譯目的甚至可能導(dǎo)致同一譯者對同一文本的不同翻譯。因此譯者不但要深刻把握原作者的意圖,而且要非常明確自己翻譯活動的目的,才能決定在翻譯過程中采用什么樣的翻譯方法。
但是這一理論是否適合文學(xué)作品的翻譯呢?目前理論界對這個問題存在不少爭議。“語言學(xué)派”認為文學(xué)翻譯的目的是固定的,就是準確傳達原文的字面美以及潛在含義,在文學(xué)作品翻譯中不應(yīng)該也不可能存在譯者本人的其他目的,因此認為功能翻譯理論不適用于文學(xué)作品的翻譯。
本文經(jīng)過研究發(fā)現(xiàn)這種說法過于絕對,同是文學(xué)作品的翻譯,詩歌、散文和小說等的翻譯方法就很不相同。即使對同一體裁文學(xué)作品的翻譯,不同譯者也往往使用不同的翻譯方法。這種不同除了由譯者的風(fēng)格和文化背景的差異造成外,還往往源于譯者所希望達到的不同的翻譯目的。也就是說,不同的翻譯目的可以導(dǎo)致對文學(xué)作品的不同的翻譯。本文采用龐德(Ezra Pound)對中國古典詩歌的翻譯、楊憲益夫婦(Yang Xianyi and Gladys Yang)的英譯《紅樓夢》和林語堂的英譯《浮生六記》為例,探討功能翻譯理論在文學(xué)作品翻譯中的應(yīng)用。
一、功能翻譯理論和龐德對中國古典詩歌的翻譯
20世紀初龐德翻譯了不少中國古典詩歌,1915年《華夏集》的出版更加使他名聲大作。但是龐德翻譯中國詩歌的目的并不僅僅在于把中國詩歌介紹給英語讀者或者向英語讀者介紹中國文化。作為20世紀初美國“意象派運動”( imagism movement)的創(chuàng)始人和代表人,龐德翻譯中國古典詩歌的另一個更為重要的使命是借助中國古典詩歌豐富、清新的意象來沖擊當時在美國詩壇上充斥著的在龐德看來矯揉造作甚至無病呻吟的維多利亞詩歌風(fēng)格。帶著這樣的目的,龐德在進行詩歌翻譯時往往不局限于原作,不過分追求在字面上盡可能地保留原作的風(fēng)格,而是進行大膽的再創(chuàng)作。他往往改動,甚至刪去或者添加整行的詩句,而只保留在他看來最閃光的細節(jié)和意象以及詩篇蘊含的內(nèi)在意義。比如他把李白的《玉階怨》:“玉階生白露,夜久浸羅襪;卻下水晶簾,玲瓏望秋月。”翻譯為:
"The jeweled steps are already quite white and dew, It is so late that the dews soaks my gauze stockings, and watch the through the clear autumn"。
字面上龐德的譯文和原文有很大區(qū)別,但是譯文保留了原文最生動的“玉階”、“白露”、“羅襪”和“秋月”等意象以及原文潛在的含義。龐德曾經(jīng)說他特別喜歡這首詩的隱含意義,因為“詩中的女子并沒有直接說出她的怨言”。因此在翻譯中龐德也盡可能地保留了這個隱含意義。
而在對班婕好的《怨歌行》的翻譯中,龐德竟大膽地把原文十行的詩句只翻譯為三行!原文為:“新裂齊執(zhí)素,皎潔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人君懷袖,動搖微風(fēng)發(fā)。??智锕?jié)至,涼風(fēng)奪炎熱。棄捐筐筒中,恩情中道絕。”龐德把這首詩翻譯為:
"Fan一Piece, for Her Imperial Lord/ 0 Fan of white silk,/clear as frost on the grass一b1adE,/You also are laid aside.”
龐德翻譯這首詩時只保留了他認為最珍貴的細節(jié):“白色的綢緞”、“霜雪”、“扇子”等意象,刪去了他認為多余的“解釋性和連接性的東西”。
從上面龐德翻譯的兩首中國古典詩歌的例子來看,龐德的翻譯方法是非常靈活的。它或者改變、或者刪除、或者添加原文沒有的詩句,但是在做出改變的同時卻保留原詩最具特色的意象和內(nèi)在的含義。這種翻譯方法雖然在很多人看來過于不尊重原文,但是從功能翻譯理論的角度來評價的話,卻可以說它是非常好的翻譯,因為它完全達到了譯者本人的目標:譯文無論在表達意象的精確性上還是用詞的簡潔性上都符合意象主義運動的“六項宣言”;同時它還為英語讀者展現(xiàn)出一種嶄新的、陌生的甚至意外的詩歌形態(tài)。
二、功能翻譯理論和楊譯《紅樓夢》
《紅樓夢》是中國古代最偉大的現(xiàn)實主義小說,把它翻譯成外文介紹給世界其他國家的讀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同時又是極其困難的。其中一個難點就是在盡可能保持小說本身的文學(xué)的美感的同時,還能把眾多富含中國文化特色的詞匯和習(xí)語翻譯成外文,使外國讀者在欣賞小說的同時還能夠增加對中國文化的了解。筆者認為,楊憲益夫婦正是帶著這樣的目的,在翻譯《紅樓夢》時采用了和龐德翻譯中國古典詩歌截然不同的方法。在翻譯《紅樓夢》時,楊憲益夫婦采用了偏重充分性的翻譯方法,表現(xiàn)出很強的“異化”傾向,以盡可能地保留中國文化的原汁原味。
先看“簡單”的人名的翻譯。《紅樓夢》對人物的命名是非常講究的,不但重要人物的名字,甚至很多一掠而過的小人物的名字也都暗含潛在的寓意。但是楊氏夫婦在翻譯這些含有雙關(guān)意義的人名時卻選擇了直接音譯的方法,保留了對譯文讀者來說原作的異國情調(diào)。但是在對重要人物的姓名進行音譯的同時,楊氏夫婦還額外加上了注釋,以幫助譯文讀者理解原作人物命名的豐富的潛在含義。例如:“甄士隱”表示“真事隱”,楊氏把名字音譯為“Chen Shin一咖”,同時加上注釋:"Homophone for `tme facts concealed’ "“賈雨村言”表示“假語村言”,英文把“賈雨村”翻譯成“Chia Yu一tsun.,tsun,同時加注釋為:"Hoanophone for `fiction in rustic language’ "“賈化”表示“假話”,英文翻譯成“Chia Hua",同時加注釋“false talk" 。
在對《紅樓夢》中出現(xiàn)的一些習(xí)語的翻譯中,楊氏夫婦也采用了直譯的方法,以保留習(xí)語中蘊含的文化內(nèi)涵。比如《紅樓夢》第十一回有一句“真是‘天有不測風(fēng)云,人有旦夕禍福”" [s1。楊氏的翻譯是:}.T}y,` Stornr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 , 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 . "’ [91。這種翻譯方法保留了中國諺語的對稱特色。在對《紅樓夢》第一回中“謀事在人,成事在天”Vol這句習(xí)語的翻譯中,楊氏保留了其中充滿了中國道教和佛教意味的“天”的形象,把這句習(xí)語翻譯為:"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再如《紅樓夢》第一回出現(xiàn)“風(fēng)月筆墨”的說法。按照《紅樓夢》同回注釋,風(fēng)月筆墨“原指描寫風(fēng)花雪月,兒女私情的文字。這里專指著意誼染色情的作品。楊氏把這句成語直譯為“ those writers of the b—and—light school。英文讀者可能一開始很難理解什么是“the b~一and一moonlight school",不過從隨后的一句解釋性句子“who corrupt the young with pornography and filth"[’al中,讀者就能夠理解這個習(xí)語的意思了。
楊氏夫婦在翻譯《紅樓夢》時為了盡可能地傳達小說中蘊含的文化信息,較多地使用了“異化”的翻譯策略,對小說中出現(xiàn)的諸多人名、地名等雙關(guān)語以及富含中國文化信息的習(xí)語、諺語、典故等大多采用了直譯加注釋的方法。據(jù)統(tǒng)計,楊譯《紅樓夢》中的注釋就多達40多頁,為英語讀者在享受小說的文學(xué)美的同時了解中國文化搭起了“座可以跨越的橋梁。
[論文摘要]功能翻譯理論是否適用于文學(xué)翻譯這個問題在批評界引起很大爭議。在龐德對中國古典詩歌的英譯、楊憲益夫婦對《紅樓夢>的英譯以及林語堂對《浮生六記>的英譯中,三位譯者迥然不同的翻譯策略后面隱藏的是他們不同的翻譯目的。目的決定方法,這正是功能翻譯理論的核心。因此功能翻譯理論是適用于文學(xué)翻譯的,可以而且也應(yīng)該作為我們評價文學(xué)翻譯好壞的一個標準。
20世紀70年代在德國出現(xiàn)的功能翻譯理論認為翻譯應(yīng)該根據(jù)翻譯目的的不同而選擇不同的方法,即“目的決定論”。譯文的好壞不僅僅取決于譯文是否準確地傳達了原作者的意圖和信息,也取決于譯文是否達到了譯者本人想達到的交際目的。不同的翻譯目的甚至可能導(dǎo)致同一譯者對同一文本的不同翻譯。因此譯者不但要深刻把握原作者的意圖,而且要非常明確自己翻譯活動的目的,才能決定在翻譯過程中采用什么樣的翻譯方法。
但是這一理論是否適合文學(xué)作品的翻譯呢?目前理論界對這個問題存在不少爭議。“語言學(xué)派”認為文學(xué)翻譯的目的是固定的,就是準確傳達原文的字面美以及潛在含義,在文學(xué)作品翻譯中不應(yīng)該也不可能存在譯者本人的其他目的,因此認為功能翻譯理論不適用于文學(xué)作品的翻譯。
本文經(jīng)過研究發(fā)現(xiàn)這種說法過于絕對,同是文學(xué)作品的翻譯,詩歌、散文和小說等的翻譯方法就很不相同。即使對同一體裁文學(xué)作品的翻譯,不同譯者也往往使用不同的翻譯方法。這種不同除了由譯者的風(fēng)格和文化背景的差異造成外,還往往源于譯者所希望達到的不同的翻譯目的。也就是說,不同的翻譯目的可以導(dǎo)致對文學(xué)作品的不同的翻譯。本文采用龐德(Ezra Pound)對中國古典詩歌的翻譯、楊憲益夫婦(Yang Xianyi and Gladys Yang)的英譯《紅樓夢》和林語堂的英譯《浮生六記》為例,探討功能翻譯理論在文學(xué)作品翻譯中的應(yīng)用。
一、功能翻譯理論和龐德對中國古典詩歌的翻譯
20世紀初龐德翻譯了不少中國古典詩歌,1915年《華夏集》的出版更加使他名聲大作。但是龐德翻譯中國詩歌的目的并不僅僅在于把中國詩歌介紹給英語讀者或者向英語讀者介紹中國文化。作為20世紀初美國“意象派運動”( imagism movement)的創(chuàng)始人和代表人,龐德翻譯中國古典詩歌的另一個更為重要的使命是借助中國古典詩歌豐富、清新的意象來沖擊當時在美國詩壇上充斥著的在龐德看來矯揉造作甚至無病呻吟的維多利亞詩歌風(fēng)格。帶著這樣的目的,龐德在進行詩歌翻譯時往往不局限于原作,不過分追求在字面上盡可能地保留原作的風(fēng)格,而是進行大膽的再創(chuàng)作。他往往改動,甚至刪去或者添加整行的詩句,而只保留在他看來最閃光的細節(jié)和意象以及詩篇蘊含的內(nèi)在意義。比如他把李白的《玉階怨》:“玉階生白露,夜久浸羅襪;卻下水晶簾,玲瓏望秋月。”翻譯為:
"The jeweled steps are already quite white and dew, It is so late that the dews soaks my gauze stockings, and watch the through the clear autumn"。
字面上龐德的譯文和原文有很大區(qū)別,但是譯文保留了原文最生動的“玉階”、“白露”、“羅襪”和“秋月”等意象以及原文潛在的含義。龐德曾經(jīng)說他特別喜歡這首詩的隱含意義,因為“詩中的女子并沒有直接說出她的怨言”。因此在翻譯中龐德也盡可能地保留了這個隱含意義。
而在對班婕好的《怨歌行》的翻譯中,龐德竟大膽地把原文十行的詩句只翻譯為三行!原文為:“新裂齊執(zhí)素,皎潔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人君懷袖,動搖微風(fēng)發(fā)。??智锕?jié)至,涼風(fēng)奪炎熱。棄捐筐筒中,恩情中道絕。”龐德把這首詩翻譯為:
"Fan一Piece, for Her Imperial Lord/ 0 Fan of white silk,/clear as frost on the grass一b1adE,/You also are laid aside.”
龐德翻譯這首詩時只保留了他認為最珍貴的細節(jié):“白色的綢緞”、“霜雪”、“扇子”等意象,刪去了他認為多余的“解釋性和連接性的東西”。
從上面龐德翻譯的兩首中國古典詩歌的例子來看,龐德的翻譯方法是非常靈活的。它或者改變、或者刪除、或者添加原文沒有的詩句,但是在做出改變的同時卻保留原詩最具特色的意象和內(nèi)在的含義。這種翻譯方法雖然在很多人看來過于不尊重原文,但是從功能翻譯理論的角度來評價的話,卻可以說它是非常好的翻譯,因為它完全達到了譯者本人的目標:譯文無論在表達意象的精確性上還是用詞的簡潔性上都符合意象主義運動的“六項宣言”;同時它還為英語讀者展現(xiàn)出一種嶄新的、陌生的甚至意外的詩歌形態(tài)。
二、功能翻譯理論和楊譯《紅樓夢》
《紅樓夢》是中國古代最偉大的現(xiàn)實主義小說,把它翻譯成外文介紹給世界其他國家的讀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同時又是極其困難的。其中一個難點就是在盡可能保持小說本身的文學(xué)的美感的同時,還能把眾多富含中國文化特色的詞匯和習(xí)語翻譯成外文,使外國讀者在欣賞小說的同時還能夠增加對中國文化的了解。筆者認為,楊憲益夫婦正是帶著這樣的目的,在翻譯《紅樓夢》時采用了和龐德翻譯中國古典詩歌截然不同的方法。在翻譯《紅樓夢》時,楊憲益夫婦采用了偏重充分性的翻譯方法,表現(xiàn)出很強的“異化”傾向,以盡可能地保留中國文化的原汁原味。
先看“簡單”的人名的翻譯。《紅樓夢》對人物的命名是非常講究的,不但重要人物的名字,甚至很多一掠而過的小人物的名字也都暗含潛在的寓意。但是楊氏夫婦在翻譯這些含有雙關(guān)意義的人名時卻選擇了直接音譯的方法,保留了對譯文讀者來說原作的異國情調(diào)。但是在對重要人物的姓名進行音譯的同時,楊氏夫婦還額外加上了注釋,以幫助譯文讀者理解原作人物命名的豐富的潛在含義。例如:“甄士隱”表示“真事隱”,楊氏把名字音譯為“Chen Shin一咖”,同時加上注釋:"Homophone for `tme facts concealed’ "“賈雨村言”表示“假語村言”,英文把“賈雨村”翻譯成“Chia Yu一tsun.,tsun,同時加注釋為:"Hoanophone for `fiction in rustic language’ "“賈化”表示“假話”,英文翻譯成“Chia Hua",同時加注釋“false talk" 。
在對《紅樓夢》中出現(xiàn)的一些習(xí)語的翻譯中,楊氏夫婦也采用了直譯的方法,以保留習(xí)語中蘊含的文化內(nèi)涵。比如《紅樓夢》第十一回有一句“真是‘天有不測風(fēng)云,人有旦夕禍福”" [s1。楊氏的翻譯是:}.T}y,` Stornr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 , 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 . "’ [91。這種翻譯方法保留了中國諺語的對稱特色。在對《紅樓夢》第一回中“謀事在人,成事在天”Vol這句習(xí)語的翻譯中,楊氏保留了其中充滿了中國道教和佛教意味的“天”的形象,把這句習(xí)語翻譯為:"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再如《紅樓夢》第一回出現(xiàn)“風(fēng)月筆墨”的說法。按照《紅樓夢》同回注釋,風(fēng)月筆墨“原指描寫風(fēng)花雪月,兒女私情的文字。這里專指著意誼染色情的作品。楊氏把這句成語直譯為“ those writers of the b—and—light school。英文讀者可能一開始很難理解什么是“the b~一and一moonlight school",不過從隨后的一句解釋性句子“who corrupt the young with pornography and filth"[’al中,讀者就能夠理解這個習(xí)語的意思了。
楊氏夫婦在翻譯《紅樓夢》時為了盡可能地傳達小說中蘊含的文化信息,較多地使用了“異化”的翻譯策略,對小說中出現(xiàn)的諸多人名、地名等雙關(guān)語以及富含中國文化信息的習(xí)語、諺語、典故等大多采用了直譯加注釋的方法。據(jù)統(tǒng)計,楊譯《紅樓夢》中的注釋就多達40多頁,為英語讀者在享受小說的文學(xué)美的同時了解中國文化搭起了“座可以跨越的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