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的奴隸制度

　　明清兩代繼承了元代的奴隸制度，“大家僮仆，多至萬指”(萬歷《嘉定縣志》卷2“疆域志.風俗”)，“人奴眾多，今吳中仕宦之家，有至一、二千人者”(顧炎武《日知錄》卷13，“奴仆”)。明清時代被稱作“賤”的人，以奴婢為中心，還包括了娼優(yōu)隸卒、世仆、墮民等賤民集團，以及雇工、轎夫、剃頭匠、工、商等廣泛的灰色地帶。在與紳士對比時，一般良民也在貴賤之分下被歸入“賤”的一群。皇帝以外所有的人都被納入“對上服役、被下服侍”的等級制中，其中有專門服役于人而成為“賤民”階層的。洪武九年，南京皇宮營建勤身殿，只因有官員把中等工匠誤奏為上等工匠，朱元璋竟然把這2000多個工匠全部閹割，幸虧有人竭力諫止，才使這些工匠免遭慘禍(修明陵的工匠都被悶殺了)。在明朝，不僅朝廷用宮刑，某些高級將領也濫施淫威，據(jù)《萬歷野獲記》載，明英宗時，靖遠伯王媼在征戰(zhàn)某地時，竟將民間幼童閹割為奴，明英宗知道后并不干預。

　　明代皇帝一直把臣下當作自己的奴隸，任意侮辱。“上積疑其臣而蓄以奴隸，下積畏其君而視同秦越”(《黃宗羲全集》第一冊《子劉子學言》)。太祖朝即有大臣“鐐足治事”(《明史》卷139《茹太素傳》);明代皇帝對士人施之的奴役還體現(xiàn)于“廠衛(wèi)”、“廷杖”和“詔獄”上。據(jù)《明史》刑法志，明代的廷杖之刑自太祖始;到正統(tǒng)時，“殿陛行杖”已“習為故事”。詔獄始于漢武帝，“明錦衣衛(wèi)獄近之，幽系慘酷，害無甚于此者”。廷杖和詔獄是士人作為皇室奴隸的標記。成祖則在“巡幸”時，令“下詔獄者率輿以從，謂之隨駕重囚”(《明史》卷162《尹昌隆傳》);正德朝“杖畢”了公卿即“趣治事”(《明史》卷95)。明朝官俸為歷代最薄，百官之俸，最初皆取江南官田。后定明官祿，正一品月俸米87石，從一品至正三遞減13石，到最低官級，正七品至從九品最后遞減至5石。其后以絹以鈔以銀折算，也大抵依據(jù)此制。從官祿來看，明帝國的官員待遇同皇族相比，簡直天上地下!

　　中國佃客農(nóng)奴制度在明朝繼續(xù)發(fā)展，明初由官家所占的官莊，其畝數(shù)已達全部民田1/7。明代皇室貴族的土地占有形式，大體上有三類：一類是皇室占的土地，稱為皇莊或宮莊?；是f的收入專供某宮后妃和未就藩的親王的日常用度。從天順八年(1464)到正德九年(1514)，北京附近的皇莊有36處，占地37595頃多。武宗即位伊始，就增設皇莊七處，隨后又增設蘇家口皇莊24處，前后不足六年，共增設31處皇莊。如果按弘治五處皇莊共占地12800頃，每處皇莊平均占地2560頃的標準估計，則增設的31處皇莊占地就有79300頃之多?；是f如此急劇擴展，大民田很快被吞沒，田地上的農(nóng)民不是被趕走就是淪為皇莊的佃戶。

　　另一類是藩屬莊田，洪武時分封諸王就藩各地時就已建立。朱元璋廣封朱氏宗室，幾個兒子皆擁勁卒，居大鎮(zhèn)，下詔嚴令群臣時時刻刻、無微不至地尊顯朱氏皇族。他有24個兒子和1個侄孫，都建藩為王，有地有兵有錢。明朝的藩王都有5萬石米的俸祿，還有鈔二萬五千貫，絹布鹽茶馬草各有供給，以至于最低的“奉國”也有祿米200石。到了明末，這些只會在王府里配種生人的朱氏鳳子龍孫，競繁殖有幾十萬之眾?！睹魇?食貨志》記載，御史林潤曾經(jīng)分析說：天下每年供給到京師的糧食是400萬石，而諸府的祿米是853萬石，缺一半還多;以山西為例，山西留存的糧米是152萬石，宗祿米是312萬石;再以河南為例，河南存留的米是84.3萬石，而宗祿米是192萬石。兩省存留米的全部，還不足宗祿所需糧米的一半，更何況官員的俸祿、官兵的軍餉都從這里邊出。

　　明中葉以后，各地藩王除兼并民田擴大藩府莊園外，還以子孫眾多，生活困難為由，向皇帝乞討附近的官地，來擴展自己的地產(chǎn)。正統(tǒng)五年(1440)甘肅慶王家擁有土地一千頃，大部分由占奪而來。1605年，四川省可耕地的70%掌握在諸王手中，20%為軍屯土地，平民百姓耕種的土地只有10%。明代皇族親藩大量兼并土地，而他們的土地享有免稅的特權，造成全國1/2土地不納稅，給國家?guī)砹藝乐氐呢斦C。朝廷自天啟年間(1621～1627)開始屢次向普通百姓加派“三餉”。1618～1637年，賦稅竟增加了6倍。一畝農(nóng)田產(chǎn)出只有6兩銀子，至少交10多兩銀子的稅。面對苛重稅負，農(nóng)地大量拋荒，農(nóng)民流亡，最多時流民人數(shù)高達600萬人之巨，占當時全國總人口數(shù)的1/8，導致了大規(guī)模農(nóng)民起義的爆發(fā)。

　　萬歷帝的愛子朱常洵被封為福王，詔賜良田4萬頃為食邑，這一數(shù)字相當于河南全省可耕地的很大一部分。因此，又不得不從其他省征用一部分民田。結果，河南、山東和湖廣共有約二萬頃民田被劃歸福王。此外，前內(nèi)閣首輔大學士張居正的土地亦劃歸福王所有，同時他還得到了四川茶鹽專賣權。福王的生活極其奢華，他在洛陽的王府造價高達28萬兩，是規(guī)定造價的10倍。李自成的軍隊于1640年攻入洛陽，福王府被放火燒了三天。崇禎年間，河南一省有八個親王：開封的周王有良田一萬余頃;南陽的唐王、汝寧的崇王、禹州的微王、彰德的趙王、懷慶的鄭王，每家有良田大約數(shù)千頃到上萬頃。衛(wèi)輝的潞王有良田4萬頃，大部分土地是在湖廣。他除在河南、湖廣兩省占有良田四萬頃外，還有皇帝賜的鹽引專利。

　　第三類是勛戚中官莊田。“勛”指有爵位的功臣、世家，大部分是所謂的武臣;“戚”指后妃公主皇親家族;“中官”即皇帝周圍的宦官。貴族利用皇帝賜田的機會，可以兼并比賜田大很多倍的民田，或者把民田誣指為無主荒地，借以圈占。勛戚貴族兼并農(nóng)民土地較皇莊有過之無不及，勛戚莊田在北直隸和京畿分布比皇莊為多，所以其兼并的規(guī)模也比皇莊為大。景泰二年(1451)，貴戚汪泉霸占官民田地共達3千余頃。一些有權勢的貴族除奏請的土地外，還接受所謂“投獻”來的土地。投獻是指有些土地所有者為了逃避苛重的賦役，自愿把自己的土地獻給貴族，而自己則充當貴族莊園的莊頭或佃客，以求保護。一些人竟然把小戶農(nóng)民的土地強行投獻給權貴豪強，自身充當管家。成化時，皇親王源的莊園原有賜田27頃，但令其家奴別立四至吞占民產(chǎn)，乃有1220頃有奇，可耕者366頃，中多貧民開墾成熟之地。

　　除這三類莊田外，還有遍于全國的寺觀莊田，占有的土地數(shù)也相當龐大。各類莊田的共同特點是，無論皇莊、藩府莊田或勛戚中官莊田乃至寺觀莊田，所占的土地一律屬官田性質，法律規(guī)定不得買賣。各地的官僚鄉(xiāng)紳對民田的兼并也十分嚴重，如江南華亭的鄉(xiāng)紳董其昌占有膏腴萬頃。“大約自成化以來，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河南、廣東、福建等地先后出現(xiàn)一種現(xiàn)象：許多地區(qū)的農(nóng)民，由自耕農(nóng)或佃農(nóng)的地位下降為一種類似農(nóng)奴的佃仆。所謂‘佃仆’又稱‘僮仆’，與地主不只是主佃關系，還有‘主仆名分’。他們雖然可以有妻子兒女和微薄家業(yè)，但社會地位猶如農(nóng)奴。明代法律上禁止蓄奴，但許多官宦、豪富之家，多半蓄有男女奴婢。這種家奴大半用在家內(nèi)使役，如被遣往莊田耕種，采用古代“免奴為客”的辦法，便由奴認為佃，但與主人仍保持主奴關系，成為佃仆。”

　　明清兩代的工商奴隸制十分發(fā)達，畢道村說：“馬克思一再強調，只工商業(yè)仍奠基于奴隸制、農(nóng)奴制和原始公社之上，商品生產(chǎn)就決不會導致資本主義。然而，中國封建工商業(yè)的主基石恰恰是奴隸制度和農(nóng)奴制度。明清兩代，人們蓄奴之多令人咋舌。有名的如王錫爵、錢海山、徐階、李欽、和珅;睢州的褚太初、寧陵的苗思順、虞城的范良彥、無錫的大地主鄒望，河南的褚、范、苗、曾，麻城的梅、劉、田、李等強宗右姓所占有的奴婢都在千人甚至數(shù)千人以上。蓄奴范圍之廣，乃至連一些中上層農(nóng)民也占有不少的奴隸。”

　　明初，涼國公蘭玉令家奴販云南私鹽一萬余引。永樂時，各都司衛(wèi)所、布政司、按察和府州縣官都收留大量的“軍伴皂隸”，以“辦納錢財、買賣借貸”。宣德時，會昌伯孫忠以“家奴貸子錢于濱州”。景泰時，都指揮孫繼宗、孫紹宗，指揮孫顯宗及其侄子孫璘“起塌房”，“邀截客商，引鹽發(fā)賣”，遼東巡撫都御史李純放債催款：所用之人，全是家奴。彭城伯張瑾封王于江西，“道南京，令家人市貨帛，載馬船以歸”。萬歷時，右都御史秦耀令家奴在無錫、蘇州、常州開設典當十余鋪，“每鋪不啻二三十萬金”。此外，著名官吏徐階、朱國楨、徐顯卿各以織布、繅絲、養(yǎng)蠶而聞名鄉(xiāng)里，如其所述，這主出于諸女仆之功。天順時，常熟大戶錢嘩靠他的十三個奴仆發(fā)家致富。著名刻書商毛于晉，“家蓄奴婢二千指”，除用于耕種宅旁的二頃地外，主用來刻書、校書。當時中國最大的幾個商業(yè)集團，徽商、晉商、福建的海商，無一不是靠奴隸支撐其商業(yè)的。其中，徽商的資本最雄厚，而徽州同時也是中國奴隸最多、所受的奴役最嚴酷的地區(qū)。各家大姓，都蓄有大量的奴仆用于“營運”。明代各類史籍中提及的工商業(yè)勞動力，特別是官吏、地主、大工商業(yè)主在工商業(yè)中的勞動力，很少不是奴隸。類似“勛戚之家縱令家人開設店肆”，“今豪勢之家用仆開店”之類的奏疏實是舉不勝舉。明代的各類小說，如《儒林外史》、《醉醒石》、“三言”、“二拍”等，凡是敘及行此事的，幾乎都是奴隸。如《警世通言》中所講的宋金，《醉醒石》中所講的陳篪，都養(yǎng)了幾個至幾十個家丁專做私商勾”。

　　直至清末，曲阜孔府還蓄有經(jīng)營著數(shù)十種手工業(yè)的幾百名農(nóng)奴工匠。掌握了土地并壟斷了重工商業(yè)的地主、官吏豢養(yǎng)了大充當鷹犬的奴仆，將大農(nóng)民淪為各色農(nóng)奴。如東漢至隋唐的部曲、徒附，唐宋之際的地客、火佃，明清的佃仆、雇工人等等。因此，以奴隸為其生產(chǎn)、經(jīng)營骨干的中國各類地主工商業(yè)也同時基于農(nóng)奴制度之上。奴隸制和農(nóng)奴制之間的相互補充、協(xié)同。付衣凌先生說：“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凡是商業(yè)發(fā)達的社區(qū)，奴仆也跟著盛行起來。明清商品經(jīng)濟最發(fā)達的江南、閩粵等省，同時也是蓄奴最多最嚴重的地區(qū)。”

　　清代后期對蓄奴制度進行削弱。清律規(guī)定：佃戶與地主無主仆名分。實際生活中，地主擁有不同程度的超經(jīng)濟特權，欺壓凌辱佃戶的行為，極為普遍。1727年，河南巡撫田文鏡鑒于地主視佃戶為奴隸，私刑拷打，淫其婦女，地方官徇私助虐，請求朝廷立法禁止。吏部和刑部議定例文：凡不法紳衿私置板棍，擅責佃戶者，照違律議處，衿監(jiān)吏員革去衣頂職銜，杖80;地方官失察，交部議處;如將婦女占為婢妾者，絞監(jiān)候。清律中，低于凡人的還有雇工和賤民。雇工不是自由的人，他對雇主有人身依附關系，其勞動帶有一定的強制性質。隨著經(jīng)濟的發(fā)展，不斷修改‘雇工人’的律例，使大農(nóng)民工向著自由的雇傭勞動者過渡。

　　清代法令規(guī)定各級貴族占有的生產(chǎn)奴隸的最高限額為：親王950名、郡王270名、貝勒215名、貝子170名、宗室公90名，其它各級臣僚都可合法地擁有數(shù)十名不等的壯丁奴仆。其限額遠高于西漢，而這還僅是指生產(chǎn)奴仆，不包括家內(nèi)奴婢。

　　崇禎11年冬至12年春，清軍在畿輔、山東一帶掠去漢民46萬2300余人，崇禎十五年冬至十六年夏，清軍又“俘獲人民36萬9千人”(《清太宗實錄》)。順治二年八月辛巳日諭兵部“俘獲人口，照例給賞登城被傷之人”(《清世祖實錄》)。漢人奴隸遭受非人的虐待，大量自殺?？滴醭跄?，“八旗家丁每歲以自盡報部者不下二千人”(《清史稿》)，由此推算，僅自殺的漢人，在滿清入關前后幾十年間，就不下10萬人。被虐待致死的，更不在少數(shù)。由于滿清的瘋狂虐待，大量漢人奴隸逃亡，“只此數(shù)月之間，逃人已幾數(shù)萬。”順治皇帝頒布命令，“有隱匿逃人者斬，其鄰佑及十家長、百家長不行舉首，地方官不能覺察者，俱為連坐”。順治六年又改為“隱匿逃人者免死，流徙”、“再行申飭，自此諭頒發(fā)之日為始，凡章奏中再有干涉逃人者，定置重罪，決不輕恕”(《清世祖實錄》)甚至投靠滿清的大漢奸靖南王耿仲明，由于收留了逃亡漢人奴隸，也被迫自殺。

　　清初最大量的奴婢是皇莊和貴族莊園中的“壯丁”。他們被嚴格地束縛在土地上，從事極為繁重的農(nóng)業(yè)勞動，備受虐待，毫無人身自由，壯丁反抗和逃亡甚多。以1745年的畿輔皇莊為例，460余名莊頭所轄16800余名壯丁，大部分不從事生產(chǎn)勞動，莊頭能驅使年久有益農(nóng)務的壯丁僅290余名。清廷只好允許將各地皇莊上的壯丁交地方官“載入民籍”，共16000民壯丁撥出為民，只留290余名保留農(nóng)奴身份。從雍正元年到八年，一系列的“除賤為民”的諭旨廢除了相當眾人的“賤籍”，但各地陽奉陰違，直到20世紀仍保留少部分的賤民。直到1909年2月6日，清廷才頒布詔諭禁止奴隸制，規(guī)定“凡從前旗下家奴，概聽贖身，放出為民”，“其經(jīng)放出及無力贖身者，以雇工人論”。

　　清初平民思想家唐甄在康熙四十年說：“清興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內(nèi)，日益貧困：農(nóng)空、工空、市空、仕空。……故農(nóng)民凍餒，百貨皆死，豐年如兇，良賈無籌。……吳中之民，多鬻男女于遠方，男之美為優(yōu)，惡者為奴。女之美為妾，惡者為婢，遍滿海內(nèi)矣。”

　　乾隆朝詩人魏來朋的《鬻子行》寫道：濰北邑當丁丑年，沿海村落少炊煙。無麥無禾空赤地，家家真乃如磬懸。膝下嬌兒莫能蓄，百許銅錢即便鬻。但令得主免饑餓，寧甘下賤為人仆。交錢交兒說分明，錢交兒不隨人行。翁亦無奈強作色，驅之使去終不能。望兒揮手頻頻打，旁觀誰是解救者?頻打頻來懷中藏，兒聲長號翁如啞。

　　鄭板橋的一首《逃荒行》，可看出在所謂“十全老人”弘歷領導下的社會悲慘畫面：十日賣一兒，五日賣一婦。來日剩一身，茫茫即長路。長路迂以遠，關山雜豺虎。……嗟予皮發(fā)焦，骨斷折腰臂。見人目先瞪，得食咽反。……道旁見棄嬰，憐拾正擔釜。賣盡自家兒，反為他人撫。……身安心轉悲，天南渺何許。萬事不可言，臨風淚如注。

　　馬戛爾尼回程路上寫的“紀事”中強調：西方把漢族和韃靼族混淆成了一個民族，可是清君卻不這么看。“在歐洲，不論是波旁王朝還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人，登上那不勒斯或西班牙的王位都無關緊;君王完全與西班牙人或那不勒斯人同化。漢諾威人一旦掌握英國王權，他就不再是德國人了。相反，亞洲的君王念念不忘自己的祖根”。“過去了一個半世紀也沒有把乾隆變成一個漢人”。韃靼人說笑話總以漢人為靶子。“只有人拿漢人說笑話，那些年輕的韃靼王子就會興高采烈。在取笑女人裹腳時，他們拍手叫好;但聽到把韃靼婦女的木底鞋比作漢人的帆船時，他們就惱火。地位最低的韃靼人，在服從漢族官員時也會表現(xiàn)得十分勉強”。滿清對一個奴隸的民族實行種族隔離是全面的，嚴禁不同種族間通婚，北京的整個北城都沒有漢人，專供滿人居住。宮內(nèi)女眷(包括奴婢在內(nèi))無論如何只清一色的滿人：防止一切種族混雜的情況。而宮內(nèi)太監(jiān)又毫不例外地全是漢人。這多有象征意義呀!讓韃靼人繁殖，讓漢人絕種。英國特使發(fā)現(xiàn)中國“遍地都是驚人的貧困”，“大部分人全年只有一件衣服穿”，“我懷疑以前傳教士(指明末傳教士)的傳記都是編造的”。知道乾隆特意讓英國特使去參觀當時中國最富地區(qū)呢。馬戛爾尼在日記中說：中國“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150年里，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變成半野蠻人”。中國人生活“在最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恐懼之中”。中國社會關系建立在一種愚蠢的形式主義基礎上，所以人們“膽怯、骯臟并殘酷”。這些在《停滯的帝國》一書中說得很詳細。

　　馬戛爾尼認為滿清是衰敗之世，沒落之世，“最終它將重新墮落到野蠻和貧困的狀態(tài)”，這個國家掌握全部權力的是帝國中最卑鄙無恥的家伙。一位聰明的道臺對外國人說：“皇帝以下的所有官員都是壞蛋，全該殺掉，但殺了我們沒用，下一任仍會和我們一樣壞。”

　　自周初至清末，中國盛行家奴制。買來的奴隸稱為奴婢，主人有隨意使喚、打罵轉賣以至轉贈之權;如無力贖身，則世代為奴。統(tǒng)治者根本沒有保護國民人身權的概念，民眾因犯罪與債務淪為奴隸者比比皆是。清朝各帝三令五申，主子對奴才可以任意毆打、贈送或出賣。奴才無處逃避，因不堪痛苦，往往飲恨自盡;僅康熙一朝，報部自盡者，每年即達2000人。

　　清代蓄奴養(yǎng)婢之風極盛。“仕宦之家，童仆成林”;“奴婢賤人，律比畜產(chǎn)”。“乾隆時旗人阿克當阿任淮關監(jiān)督十余年，僮仆以百計。司書籍之仆八人，裝潢補訂又另有人。湖南藩司*壽在署家屬四百余人外，養(yǎng)戲班兩班。道光時的閩浙總督顏伯燾罷職回鄉(xiāng)，隨帥兵役、抬夫、家屬、輿馬仆從三千名。光緒時之督撫司道燈官，買置田園，私蓄優(yōu)人壯丁不下數(shù)百。州縣地方官多置僮仆以逞豪華，親戚往來，仆從雜沓，一署之內(nèi)，幾至百人”。奴婢主有四種：一是入關前后戰(zhàn)爭中所獲得俘虜;二是入關后漢人投充為奴;三是有罪發(fā)遣為奴;四是貧民賣身為奴。清初，前兩種占極大數(shù)量，后來典身賣身成為奴婢的主要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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