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萬歷十五年》有感_萬歷十五年讀后感(2)
讀《萬歷十五年》有感_萬歷十五年讀后感
讀《萬歷十五年》有感4
《萬歷十五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是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一部明史研究專著。該書以明朝萬歷十五年為主軸，運用了大歷史觀的視角，從經(jīng)濟、政治、文化以及社會生活等多個角度，對中國傳統(tǒng)社會進行精辟的解剖，外加之合理闡述同等時期西方社會運轉姿態(tài)，揭露了中國明朝由盛變衰的過程。
讀了本書后，改變了我對歷史的看法，讓我深深地意識到，我們在了解傳統(tǒng)文化的基礎上，必須以大歷史觀分析中國傳統(tǒng)社會之癥結，才能真正做到對傳統(tǒng)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對傳統(tǒng)文化推陳出新革故鼎新，對傳統(tǒng)文化和西方文化進行合理融合，為我所用。
萬歷十五年，表面太平，國富民安，然而在黃仁宇先生的剖析下，整個大明帝國其實危機四伏，各種矛盾激烈對撞。即使出現(xiàn)資本主義經(jīng)濟萌芽，但腐朽政治制度滯后于經(jīng)濟頗多，嚴重阻礙了社會發(fā)展潮流，潰敗實屬必然。從不理朝政的皇帝，到有心無力的首輔;從維持傳統(tǒng)的閣僚，到受人尊敬卻無人效仿的清官;從天生統(tǒng)帥卻被打壓的將領到自相矛盾，言行不一的各類思想家。萬歷皇帝、張居正、申時行、海瑞、戚繼光、李贄這些不再是教科書上的英雄人物，而是一個活生生的有著獨立人格和思想的人的形象。在萬歷皇帝眼中，或許他自己只是個傀儡，即使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也不能去違背傳統(tǒng)的倫理道德，也不能去打破傳統(tǒng)的文官制度。這就意味著即使是一個英明的、有改革魄力的、有至高無上權力的皇帝，對阻礙歷史進程的倫理制度也毫無能力，何況本身這些制度直接受益者乃是皇帝，他又何來勇氣?這也造就了作為明朝的某些皇帝，還經(jīng)常以賭氣的方式跟大臣玩捉迷藏，去換取所謂的自由，所謂的非紫禁城的氣息。在這種倫理制度的壓迫下，反而要求人們去追尋創(chuàng)新，去強調發(fā)展，而創(chuàng)新的成果一旦觸犯到該制度又將會無情被壓制甚至為之犧牲，這自相矛盾的去維系舊制度的做法實在需引起人們反思。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也出現(xiàn)了像反右派、人民公社和“”等種種主觀不符合客觀的做法，給黨和國家?guī)砹司薮蟮臑碾y。1978年，中國共產(chǎn)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標志著改革開放拉開了序幕，這正確的決定迅速提高了國家的綜合國力和人們的生活水平，而依法治國也正式納入憲法，這不能不說是時代的一個進步。但同時，國家當今依舊面臨的不少問題仍需我們從這本書中去學習和借鑒。面對當今社會矛盾的不斷激化，它帶給我們的啟迪是：我們不僅要借鑒外國優(yōu)秀成果，更要深挖傳統(tǒng)文化中的精華部分，在中西文化的融合下，產(chǎn)生一個既不同于傳統(tǒng)文化，又區(qū)別于西方文化，卻能適應時代發(fā)展的新文化，這文化，產(chǎn)生于對政治體制的不斷改革之中，產(chǎn)生于對自身矛盾的不斷解決之中，產(chǎn)生于對自我的不斷完善之中。只有如此，國家才能不斷發(fā)展，人民才能永遠安康。
讀《萬歷十五年》有感5
前些日子，讀了黃仁宇先生的大作《萬歷十五年》以及《萬歷十五年和我的大歷史觀》、《1619年遼東戰(zhàn)役》兩篇文章。
書中磅礴雜深，自己能力有限，初次閱讀著重有感于兩個大的方面：作者的大歷史觀以及對于文官體制的闡述。
其一，先生的整本書都是在大歷史觀這樣的一個大前提上來對明代萬歷十五年前后的事情進行一系列的說明。列舉禮儀、道德、立儲、首輔、財政、稅收、文教、武制以及后期努爾哈赤創(chuàng)建八旗制度等等方面的事件。先生的大歷史觀書中并未具體體現(xiàn)，主要在后面的文中有四處相關的說明：“強調從技術的角度看歷史，同時也探討將道德處于歷史的何種地位”、“大歷史觀不是在書本上看到的，也不是靠自己的聰明才智看到的，生命的真意義需要在長時間的歷史中看出來”、“大歷史的著眼注重群眾運動對社會上的長期貢獻”、“大歷史觀都是從小歷史方面而來的，要把道德的范疇放的遠大，歷史觀點代表人生哲學，不能受短時間的政策所掩飾，尤其不能閉門造車，不顧外間形式?jīng)Q定”。
云云總總，從書中最大的收獲是對于歷史的認識觀：我們在把握歷史的時候，應力求從宏觀上把握歷史，這里的宏觀應該有兩方面的解釋，縱向上時間的前后無限延伸性與橫向上范疇的無限囊括性。1972年，美國務卿訪華期間曾詢問周對發(fā)生在200度年前的法國大革命的歷史作用有何看法，周沉吟后回答：“下結論為時尚早”。后戈爾巴喬夫在哈佛作蘇聯(lián)解體及其對歐洲與世界影響的演講中也引用此列。這里不乏政治家對歷史事件的謹慎甚微，但更突出的是我們的政治家由于工作業(yè)務需要，通常站在一種超乎常人的宏觀角度來看待歷史。
時間上的前后無限的延伸性具體指的是，對待一個歷史事件，一個歷史人物，一個制度的歷史，亦或者一個朝代的歷史，都應該力求從前的歷史中去思索，從后的時代去推理，才有可能接近那個真相。這點引用莊子在逍遙游中關于“小”和“大”的辯證：
“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惠姑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
歷史中的事件、人物、與制度都有著定然與偶然的規(guī)律，我們以朝菌、惠姑之類的視野去衡量時，肯定會錯過諸如“晦朔”“春秋”一類的蛛絲馬跡。但是幸哉，人類在精神與學識上的優(yōu)勢使得我們有可能的去以“冥靈者”“大椿”“彭祖”來看待事物，去接近最真實可靠的歷史。
橫向上范疇的無限囊括性指的是，對待一個歷史事件，一個歷史人物，一個制度的歷史，亦或者一個朝代的歷史，都應該從多方面、多層次、多角度的“三多”視角來看待歷史。這里有一個具體的例子說的是：大前提假設歷史的真相是一個圓，而我們從多方面、多層次、多角度的看歷史的結果是能更加可能的接近那個最終的真相(圓)，這里我們把每個方面，層次與角度抽象成一個平面點。當我們從制度、經(jīng)濟、文化的角度看待歷史的時候，看到的是一個三角形。當我們從制度、經(jīng)濟、文化、社會風俗四個角度看的時候，是一個四邊形，到我們從制度、經(jīng)濟、文化、社會風俗、階層關系五個角度看的時候，是一個五邊形，隨著平面點的增加，方面、層次、角度的增加，使得我們看到的圖形五邊形、六邊形…十二邊形…三十二邊形…六十四邊形……最終無限接近于一個圓(歷史的最終真相)。
其二，對于文官體制的闡述。先生在書中，著重寫了萬歷、張居正、申時行、海瑞、戚繼光、李贄六個人物。通過這六個人物的命運，突出了在我們的政治體制中，不同政治角色與階層代表在與文官體制的碰撞中所產(chǎn)生的聯(lián)系與矛盾，以及在這種聯(lián)系與矛盾的背后，又為何造成了我們這一帝國的衰落?
萬歷是皇帝，他可貴又可悲，他富有四海但空虛無奈，他是禮儀文化所抽象出來的最高代表，卻又悖于常情沒有任何家庭的溫暖。張居正不讓他練字、申時行不讓他習武。他擁有一切，但只能成為這一切的象征。萬歷與文官群體的矛盾主要體現(xiàn)在兩點上面，第一是張居正死后，萬歷由于張任首輔時推廣一鞭法丈量全國土地存在許多不法行為，下詔書要求重新丈量。這一詔書在政治上的信號被一些以往在張時代因丈量土地而損害利益的地主與文官群體錯誤亦或有意的理解為倒張運動。而這種理解又在暗中得到了中樞中原來一些不得志者的支持和利用。于是，一場轟轟烈烈的倒張運動開始了。在各種參奏與控訴中，事態(tài)愈加激烈，萬歷無可奈何，以“誣蔑親藩，侵奪王墳府第，鉗制言官，蔽塞朕聰，專權亂政”的罪名給張做了總結性的陳述。但這次案件的種種讓萬歷逐漸認清了官場政治的陰陽之道，內心怏怏不樂，已有無為之心。第二是在立儲問題上，萬歷對于鄭氏的精神依賴，想要廢長立幼，但又由于其政治上的不成熟而導致的與文官集體的矛盾不斷激化，先后使得申時行、許國兩位大學士的相繼離職。最終，這種僵持不下的局面，萬歷通過消極避世來處理這一事件。自從萬歷十四年之后，萬歷創(chuàng)造了30年不上朝的紀錄，縱覽中華史，無出其右。至于為何立儲問題會導致這么嚴重的結果?下面是在網(wǎng)上的一段文字，能有助于我們對這一問題的理解。
“我們是一個龐大而復雜的農(nóng)耕帝國，在這里不需要什么激蕩人心的大事件，也不需要什么偉大的君主，它只需要保持權力的平穩(wěn)過渡，因為這樣才能夠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當來自西部那個強大的民族滅掉了輝煌一世的商王朝時，我們這個民族徹底告別了漁獵時代，迎來了嶄新的農(nóng)耕時代。為了統(tǒng)治那些蠻荒沒有經(jīng)過開發(fā)的土地，周王朝實行了分封制，為了解決權力的繼承問題，又實行了嫡長子繼承制的宗法制，這種互為表里的政治機構保證了農(nóng)耕帝國的穩(wěn)定性，從而使周代延續(xù)了八百年。周代制定了禮樂制度，使我們這個民族開始懂得廉恥，也體面起來，同時，嫡長子繼承制更是深入到了這個民族文化的精髓，此種繼承制度不僅適用于王位，也適用于爵位和其他一切涉及家族權力的繼承問題上。
在這個問題上已經(jīng)沒有人能夠抗衡傳統(tǒng)的慣性，因為它只需要一種利益的分配規(guī)則，通過減少利益參與者的數(shù)量來保持一種穩(wěn)定的政治結構，正像我們前面所講的那樣，在這個過程中不需要英明的君主，它不是選優(yōu)，它只需要君主充當禮儀上的表率即可。正因如此，在明代的這場國本斗爭中，無論萬歷皇帝有何打算，只要他違背了這一原則，他自己作為皇帝的合法性就會遭到質疑。”
世間已無張居正，政治的最大悲哀也莫過于此了吧。張居正最大悲哀應該有三點，一是為人處世上的不成熟。為人處世對于一般人來說，重則兩人關系決裂，不復往來而已。但對于一個政治家來說，尤其是一個具有重大影響力的政治家來說，則是致命的缺點。輕則仕途失意，身陷囹圄，重則身敗名裂，萬人唾棄。張在為人處世上不懂“急流勇退，謂之知機”的道理。張在世時官至太師、首輔大學生，位極人臣，且監(jiān)察上110監(jiān)察御史、52位給事中，都為張派人馬，更何況在宮中通過馮?？刂屏藮|廠、錦衣衛(wèi)、與御林軍。在宮外又有戚繼光，手握帝國軍權。這樣人物，在政治上如果不是皇帝，那么根據(jù)我們的政治體制上是根本不允許存在的。張在自己在世，皇帝年幼時尚能控制局面，然而，自己去世后，皇帝年長，外加中樞一些別有用心，眼紅之人，最后的結果也是可以猜測得到的了。二是張居正在對于新政的推行當中缺乏條理、過于嚴厲、不知妥協(xié)。尤其是在稅收政策上對各級文官所施加的壓力令各級官員終身難忘。在財政審計的問題上過于追究、以及一鞭法所推行的土地制度上利益分配的不公使其得罪了大量的權貴，而這些權貴又由于客觀原因跟各級文官有著交互的利益紐帶，各級官員之間關系復雜，各有各的后臺老板和提拔后進，他們又無一不有著各自的家族和社會關系，得罪一個人，相當于得罪一批人，得罪一批人，相當于得罪了全國。在張的有生之日還能加以控制，一旦身故，一切的心血事業(yè)也付之東流。三是張居正忽視了文官集團的雙重性。這點個人覺得中國自漢及今，依然存在并深刻的影響著我們。我們的文人，一方面憑借特權、引用私人、扶持地主等等，另一方面又深受文化體制的影響，能不顧一己安危榮辱，為仁民愛物的宗旨拼命。他們對于張的強烈反對是由于張所做所為客觀上違背了這種偉大的文化影響，而妄圖以高效的行政效率將其取代。
至于申時行，則是首輔中典型的與張居正相反的人物。他深受中庸的影響，擅長妥協(xié)之道，洞察事情的陰陽兩面。他在惋惜之余卻能懂得歷史所賦予他的責任與限制。他也盡力為之，已是非常難得。但值得注意的一個歷史事件是，萬歷十五年1587年，遼東巡撫發(fā)現(xiàn)一位建州的酋長在開拓疆土，吞并部落，對其進行討伐，師出不利后，對部下不聽命令進行彈劾，其部下在京又得到監(jiān)察官的同情，反彈劾這位巡撫，申時行認為這只是一件小事，不值得內外官員的不睦，于是進行妥協(xié)調停，將此事擱置。而這位酋長得以為所欲為，發(fā)展自己的千秋大業(yè)。這位酋長正是努爾哈赤，1599年，這個民族創(chuàng)造了自己的文字——滿文。1601年，努爾哈赤創(chuàng)建了八旗制度，把部落的生產(chǎn)、管理、動員、作戰(zhàn)一體化，改造部落為半現(xiàn)代化的軍事組織。若干年后，這位酋長，廟號清太祖。古語所謂“風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瀾之間”此系青萍微瀾乎?
海瑞，我們姑且稱他是一位特立獨行的模范人物。他在道德上的極其潔癖讓我們具有雙重性的文官集團對他既愛之，又恨之。他的一生也在文官群體的愛慕與排斥中度過。戚繼光，一位典型的武將?！睹魇贰穼⑺c俞大猷比較“操行不如而果毅過之”。戚繼光時代，已去帝國建立200余年，文官體制已漸漸穩(wěn)定，所以他也不得不借助張居正的勢力來保護其政治的穩(wěn)固性。在張去世后，他也遭到彈劾，不久便去世。李贄是哲學家自稱，代表的是地主階層的下級，他的學說一半唯心，一半唯物。他離經(jīng)叛亂，寫有《焚書》等，他的行為，一方面得到一些文化的愛慕與賞識，另一方面也得到一些文官的大力批判。也是文官內部對其的褒貶不一，側面反映出，在一個巧妙的時代，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xiàn)使得勞動與資本的生產(chǎn)要素的作用不斷凸顯，我們的政治體制，我們的文官群體，也在發(fā)生著變化，至于這種變化能否成為一股巨大的洪流，改造我們的帝國，造福我們的民族。處在明時代的萬歷、張居正、申時行、海瑞、戚繼光、李贄以及其他的文官們，卻是截然不知的。
《萬歷十五年》，作于1976年，一本歷史散文集。曾匆匆翻過，恍恍惚惚。閑來細讀，卻頗多趣味。
書讀百遍，其義自現(xiàn)。古人誠不欺我，是為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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