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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歷史發(fā)展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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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歷史發(fā)展的必然

社會主義思想最早傳入中國是19世紀末。1899年,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在上海出版的《萬國公報》上,第一次介紹了馬克思和他的學說,但當時并沒有引起中國知識界的廣泛注意。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真正在中國廣泛傳播并產生重要影響,是俄國十月革命以后。十月革命一聲炮響,使苦苦尋求救國良方的中國先進分子看到了一條嶄新的道路,燃起了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新希望,中國人民歷史性地選擇了社會主義。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創(chuàng)立了毛澤東思想,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新中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對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進行了初步探索??茖W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實踐,徹底改變了中國人民的命運和中國的面貌。

中國是一個有著5000年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曾經創(chuàng)造出輝煌的歷史文化,為人類文明作出過巨大貢獻。但是,到了近代,中國逐步被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超越。當中國清朝統(tǒng)治者仍然沉浸在“天朝上國”的迷夢之中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已經歷了工業(yè)革命,開始向世界擴張,并倚仗著“堅船利炮”轟開了中國的大門。繼1840年的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以后,西方列強先后發(fā)動了1856—1860年的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1883—1885年的中法戰(zhàn)爭,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戰(zhàn)爭,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戰(zhàn)爭等。通過這些野蠻的侵略戰(zhàn)爭,西方列強迫使中國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攫取了種種特權,使中國淪為被恣意掠奪的對象。他們在中國建租界、開口岸,劃分勢力范圍,操縱中國的政治,控制中國的經濟,把持中國的文化教育。由于西方列強的侵略和掠奪,中國日益衰弱和落后,山河破碎,國土淪喪,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面臨著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

西方資本主義的入侵,激化了中國社會各種矛盾,封建制度加速衰朽,曾作為世界強國的清王朝,不僅無力抵抗列強的侵略掠奪,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反而逐漸淪為帝國主義的幫兇,“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極力維護搖搖欲墜的統(tǒng)治。封建統(tǒng)治階級運用一切手段——行政的、強制的手段和文化的、意識形態(tài)的手段,極力打擊和扼殺任何可能動搖封建基礎的社會發(fā)展新因素,變本加厲地盤剝壓榨農民,不顧一切地吮吸人民的血汗,成為中國發(fā)展進步的嚴重障礙。

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的矛盾、人民大眾與封建主義的矛盾,成為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統(tǒng)治,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富裕,是中國人民面臨的兩大歷史任務。完成這兩大歷史任務、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成為近代以來中國人民不懈追求的偉大夢想。

為了挽救民族危亡,中國人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不懈奮斗和可歌可泣的英勇斗爭。這其中既有抗擊西方列強侵略的中國軍民的浴血奮戰(zhàn),也有各階層人士反對外來侵略掠奪、反對統(tǒng)治者剝削壓迫的斗爭、起義、風潮。其中有三次大的運動最有影響和最具有代表性,這就是1851年由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運動;1898年由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維新派發(fā)起和領導的變法維新運動;1911年由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發(fā)起和領導的辛亥革命運動。然而,這些運動雖然都打擊了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促進了人民的覺醒,加速了封建統(tǒng)治的瓦解,特別是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統(tǒng)治,結束了在中國延續(xù)達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開啟了中國進步的閘門。但是,這些運動沒有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也沒有結束中國人民的悲慘命運。

辛亥革命以從西方傳入的進化論、天賦人權論和民主共和國方案作為思想武器。但奇怪的是,這些說起來那么動聽,甚至在西方國家也取得過一些成效的東西,一旦硬搬到中國來,就全然變了樣:普選徒具形式,多黨制成了拉幫結派,在國會競選中取得多數席位的國民黨對國民的實際利益一無所補;正當熱衷鼓吹西方“憲政民主”的宋教仁在幻想議會政治“不五年間,當有可觀,十年以后,則國基確定,富強可期,東亞天地,永保和平,世界全體亦受利不淺矣”之時,卻被袁世凱指使人暗殺慘死。民主共和,種瓜得豆,始料未及。辛亥革命的成果很快就被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所竊取,中國依然陷入黑暗之中。正如后來毛澤東深刻總結的那樣:“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即從一八四○年的鴉片戰(zhàn)爭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的前夜,共計七十多年中,中國人沒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國主義。舊的頑固的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打了敗仗了,抵不住,宣告破產了。不得已,中國人被迫從帝國主義的老家即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武器庫中學來了進化論、天賦人權論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等項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組織過政黨,舉行過革命,以為可以外御列強,內建民國。但是這些東西也和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一樣,軟弱得很,又是抵不住,敗下陣來,宣告破產了?!?/p>

積貧積弱,社會黑暗,嚴酷的現實促使一大批青年知識分子進一步思考國家命運問題。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也強烈吸引了中國先進分子的注意力。新生的社會主義蘇俄,盡管正處于艱苦創(chuàng)業(yè)時期,經歷饑饉、內戰(zhàn)、外國干涉的重重磨難,卻充滿蓬勃生機,展示著新的希望。這與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混亂頹廢的歐洲形成鮮明的對照。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把資本主義制度的固有矛盾以極其尖銳的形式暴露出來,資本主義的吸引力大幅下降,引起了先進的中國人對西方文明和資本主義的懷疑。1920年周恩來到歐洲勤工儉學,他給天津《益世報》寫的第一篇通訊中說:“吾人初旅歐土,第一印象感觸于吾人眼簾者,即大戰(zhàn)后歐洲社會所受巨大之影響,及其顯著之不安現狀也?!彼形虻剑骸笆箽W洲危機終不可免而至于爆裂也,則社會革命潮流東向,吾國又何能免?”1919年巴黎和會,中國人既看到了北洋政府的賣國無能,又看到了西方列強的偽善、蠻橫和聯合壓迫中國人民的拙劣表現,使越來越多的志士仁人對走西方道路失望和懷疑。

這些,自然使正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國先進分子,把目光從歐美轉向了蘇俄。除了最早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李大釗、陳獨秀等人外,甚至當時一些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和知識分子如梁啟超、孫中山都在談論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成為進步思想界的一個時代潮流。

這個時代潮流,在五四時期形成了不可阻擋的歷史大潮,促使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落地、生根、展枝、散葉。那一時期,是世界各種思潮學派在中國思想界風云際會之時,大批留學生攜西學而歸,西方的各種主義、學說通過報紙、雜志、新學堂、社團等被大量介紹到中國來,如改良主義、自由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無政府主義、實用主義、民粹主義、工團主義、互助主義、新村主義等“你方唱罷我登場”。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也是在這個時候被大量介紹到中國來的。中國先進分子的思想經歷了風云激蕩和歷史性選擇,他們在眾多的思想流派中,最后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這個選擇絕非輕松,也絕非任意,而是經過了深思熟慮、反復比較,甚至痛苦求索的過程。

蔡和森曾這樣記述自己的心路歷程:剛到法國時,“日惟手字典一冊,報紙兩頁”,拼命“蠻看”,對社會主義、工團主義、無政府主義與基爾特社會主義等政治理論進行比較研究,“把各國社會黨、各國工團以及國際共產黨盡先弄個明白”。他還搜集了重要小冊子約百種,“猛看猛譯”。經過這樣“大規(guī)模的自由研究”,到1920年8月,蔡和森得出結論:“我近對各種主義綜合審締,覺社會主義真為改造現世界對癥之方。中國也不能外此?!覍τ谥袊鴮淼母脑?,以為完全適用社會主義的原理和方法?!?/p>

李維漢曾經回憶他留法初期思想轉變的過程:“我們讀了那些無政府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的書刊,對于書中所描繪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美妙前景,對于那種沒有人剝削人、人壓迫人,人人勞動、人人讀書,平等自由的境界,覺得非常新鮮、美好,覺得這就應該是我們奮斗的目標。有了這個目標,大家就高興地以為找到了真理?!焙髞?,讀了從法文翻譯過來的《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fā)展》、《國家與革命》、《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和若干宣傳十月革命的小冊子,思想才發(fā)生很大變化,轉而崇奉馬列主義。

同盟會最早會員之一的吳玉章回憶道:“處在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偉大時代,我的思想上不能不發(fā)生非常激烈的變化。當時我的感覺是:革命有希望,中國不會亡,要改變過去革命的辦法。雖然,這個時候我對中國革命還不可能立即得出一個系統(tǒng)的完整的新見解,但是通過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教育,必須依靠下層人民,必須走俄國人的道路,這種思想在我的頭腦中日益強烈、日益明確了?!?/p>

從思想交鋒來說,當時中國思想界展開了三次有名的論戰(zhàn)。一是“問題”與“主義”之爭。1919年7月胡適發(fā)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以反對人們談論各種主義而不作實際研究為名,反對年輕人談社會主義、走革命道路。按他后來說的,就是不要讓人被馬克思、列寧“牽著鼻子走”。針對胡適的觀點,李大釗發(fā)表了《問題與主義》、《再論問題與主義》等文章予以反駁,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鮮明地提出社會主義是時代的旗幟,解決中國問題必須走革命道路。這場爭論,對于擴大馬克思主義影響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是關于社會主義之爭。馬克思主義者和一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之間,圍繞社會主義是否適合中國,展開了一場爭論。張東蓀、梁啟超等發(fā)表文章,以中國經濟落后、大多數人民無知識等為理由,認為社會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反對在中國實行社會主義,主張發(fā)展實業(yè)。陳獨秀、李大釗、李達、蔡和森等人紛紛著文反駁其言論,認為中國必須發(fā)展實業(yè),但要改變中國貧窮落后的狀態(tài),出路在于社會主義,否則實業(yè)也不可能發(fā)展。這場論爭從本質上說,是一次關于中國走什么道路的論爭。爭論的結果,使許多進步青年認清了科學社會主義,選擇了科學社會主義。三是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爭論。當時無政府主義在知識分子中流傳很廣,影響也很大,同馬克思主義爭奪青年。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通過對無政府主義思潮的批駁,把一大批受無政府主義影響的青年知識分子吸引到馬克思主義方面來。

三次論戰(zhàn)發(fā)表的文章共計150多篇,參加論爭者達90多人。針對反對者的各種詰難,社會主義者從學理上一一作了回答,對階級斗爭、唯物史觀、剩余價值、社會主義含義、社會主義目的、社會主義實施條件、社會主義所有制、社會主義分配制、社會主義人生觀、社會主義家庭觀以及無產階級專政等理論,均作了比較系統(tǒng)的闡述。這些論爭把社會主義思潮一浪接一浪地推向高潮,極為強烈地震撼和影響著人們的思想。

正是在這樣的時代潮流和歷史背景下,許多先進知識分子逐漸拋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等思想主張,走上了信仰科學社會主義即馬克思主義的道路。這些有著不同經歷和背景的知識分子殊途同歸的事實表明,走科學社會主義指引的道路,成為那個時代先進分子的共識,也代表著那個時代人民的心聲!

特別值得后人景仰的是,先驅們一經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選擇了科學社會主義,就堅定不移、終生不悔。無論遭受何種不幸,無論是面對血腥屠殺、野蠻的酷刑,經受清貧的生活、艱險的斗爭還是親人的誤會、革命隊伍內部的委屈,都不可能改變他們的信仰。因為,他們的選擇不是一時沖動或者趨時行為,而是理性的選擇,歷史的選擇,是對真理的追求!

中國的先進分子一開始就不是把馬克思主義當作單純的學理來探討,而是把它當作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他們自覺地把馬克思主義運用于革命實踐,積極投身工人運動和群眾斗爭。在他們的宣傳、動員和組織下,工人階級的覺悟不斷提高,知識分子和社會各階層群眾也開始覺醒。隨著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不斷結合,192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從此,中國人民有了堅強的領導核心,中國革命有了正確的前進方向,中國的命運有了光明的發(fā)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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