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賞云：“蘇子瞻有‘銅琶鐵板’之譏，然其《浣溪沙》(春閨)曰：‘新索身輕常趁勢，紅窗睡重不聞鶯’。如此風調(diào)，令十七八女郎歌之，豈在“曉風殘月’之下?”(《鄒水軒詞鑒》)王士禎評其《蝶戀花》(花褪殘紅青杏小)時也說：“‘枝上柳綿’恐屯田緣情綺靡，未必能過，孰謂彼但解作‘大江東去’耶?”(《花草蒙拾》)

　　劉熙載曾說：“東坡詞頗似老杜詩，以其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也。若其豪放之致，則時與李太白為近。”(《藝概》)杜甫被人稱為詩圣，他用自己的詩歌寫下了唐王朝由盛而衰的歷史。劉熙載把蘇詞比作杜詩，確有點言過其實，但他看到蘇軾詩、詞的相同性或相似性，肯定蘇軾自覺地“以詩為詞”的觀點還是正確的。

　　人們論蘇軾的詩，說它“其境界皆開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萬物，嬉笑怒罵，無不鼓舞于筆端”(葉燮《原詩》)。“有汗漫者，有典麗者，有麗縟者，有簡淡者，翕然開闔，千變?nèi)f態(tài)”(劉克莊《后村詩話》)。蘇軾的詞比不上他的詩那樣寬廣多姿，但細心地考察他的詞，就會從中發(fā)現(xiàn)，在他的詞作中，僅刻畫的人物就有：“羽扇綸巾”“雄姿英發(fā)”(念奴嬌)的歷史英雄;“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的慷慨壯士;“牛衣古柳賣黃瓜”(浣溪沙)的淳樸農(nóng)人;“相排踏破菁羅裙”(浣溪沙)的俏皮姑娘;“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沁園春)的意氣少年;“竹杖芒鞋輕勝馬”，“一蓑煙雨任平生”(定風波)的匆匆行人。劉辰翁說：“詞至東坡傾蕩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辛稼軒詞序》)劉熙載說他“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無人不可寫。

　　“‘以詩為詞’雖然兼賅內(nèi)容與形式兩方面的變化，但這種變化并沒有超出下列范圍，即由比較狹窄地反映士大夫有關男女關系方面的生活，擴大到比較廣泛地反映士大夫的其他許多方面的生活，或者說，由專門反映比較放浪的生活，擴大到也同時反映比較高雅的生活而已。”(沈祖芬木《宋詞賞析·附錄》)

　　王又華《古今詞論》引毛稚黃的話說：“‘東坡大江東去’詞‘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論調(diào)，則當于‘是’字讀斷;論意，則當于‘邊’字讀斷。‘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fā)’，論調(diào)，則‘了’字當屬下句;論意，則‘了’字當屬上句。‘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fā)’，‘我’字亦然。又《水龍吟》，‘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論調(diào)，則當是‘點’字斷句;論意，則當是‘花’字斷句。文自為文，歌自為歌;然歌不礙文，文不礙歌，是坡公雄才自放處。”這里說的“文自為文，歌自為歌”，“歌不礙文，文不礙歌”，表現(xiàn)了蘇軾沖破音律束縛的大膽創(chuàng)新精神，他是把作“新詞”當作“長短句詩”來寫的。既然“新詞”就是“長短句詩”，則壯志可以入詞，理趣可以入詞，田園風光可以入詞，悼亡感懷及一切詩歌可以表現(xiàn)的內(nèi)容都可以入詞。只要能做到：“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寫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詞脫口而出，無矯揉妝束之態(tài)。”(王國維《人間詞話》)王若虛在論到蘇軾“以詩為詞”時曾說：“蓋詩詞只是一理，不容異視。自世之末作，乃為纖艷柔脆，以投流俗之好。高人勝士，亦或以是相勝，而日趨于委靡，遂謂其體當然，而不知流弊之至此也。”(《滹南遺老集》)這是極有見地的話，應為蘇軾的知己之言。

　　蘇軾在政治上是失敗的，抑或是成功的，沒有其政治上的坎坷，未必就會有一代偉大詞作家的產(chǎn)生，或許這正是時代的不幸，詩人的大幸吧。在紛爭的政治斗爭中，蘇軾以老莊佛道思想作為自己精神的避難所，創(chuàng)造自己的精神家園，確實是一個明智之舉?；勰苷f:“心量廣大,猶如虛空。若空心禪,即落無記空。世界虛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性含萬法是大,萬法盡是自性。” 對藝術家來說,摒除雜念,保持空靜的心態(tài),正可以獲得最大的思維空間以創(chuàng)造神完氣足、深情遠韻的藝術境界。這就是蘇軾所說“神與萬物交”的哲學底蘊，也是他作品的一個很好的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