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笛卡爾的理性主義成為了啟蒙運動的基礎，把正在成長的混混沌沌的人性從包裹它的無所不能的神性中掙脫出來，讓個性誕生。理性還包裹在肉體之中，因此我們要弘揚理性，這是啟蒙運動對文藝復興的反動。

　　笛卡爾的理性主義宣稱理性能夠超越神性，能夠獲得同樣的真理，這是啟蒙運動的基石。笛卡爾的《方法論》是關于理性主義的重要著作。

　　到了這個時期，歷史就變成了分析性的世界觀。這種來自笛卡爾理性主義的分析性世界觀強調(diào)的是關系性思維(relational thinking)，它第一次將長長的的推理鏈條注入到了歷史的編纂當中。

　　因此，這時期的歷史編纂就追問，哪些事件之間是相連的，哪些事件是不應該相連的。事件之間為什么相連呢?因為它們處在關系的網(wǎng)絡里 ，而不是簡單線性時間網(wǎng)絡里。

　　孟德斯鳩的兩本書，《波斯人的信札》和《法意》，就是基于笛卡爾理性主義關系視角的。

　　這是一種總體穩(wěn)定的，但是局部之間動蕩的變化的這么一種關系網(wǎng)絡，也就是說，無限的因果鏈是構造整個《波斯人信札》和《法意》的全部視角，孟德斯鳩就試圖用這樣的方式來把握不同人的存在實際和本質之間的復雜關系。

　　孟德斯鳩來自笛卡爾理性主義的關系性世界觀，再往前一步，分析性的世界觀，就構成了當今史學界背景化世界觀的鼻祖。

　　現(xiàn)在，任何一個事件都要放在上下文里，放在相關性里，放在文脈里才能理解它的意義，這個歷史觀就是從這里延伸而來。

　　到這里，我們發(fā)現(xiàn)時間在歷史中變得越來越不重要、越來越簡單，相關性的考量變得越來越重要。任何一個事件發(fā)生了，如果我們不能把它們放在相對的上下文中，是不能理解真正含義的。

　　所以找到上下文，找到什么是背景是優(yōu)先于找到什么是事件、什么是事實的。背景比發(fā)生了什么事件更重要。構造背景就變成19世紀史學家的全部任務，因此19世紀突然出現(xiàn)了大量的歷史編撰。

　　即使著眼點都是古希臘，也出現(xiàn)了不同史學家的大量作品，因為他們認為自己尋找的背景不一樣。在這個時期，人們認為神性不重要，不能決定事件的發(fā)生，而古人只能成為楷模，事件放到上下文的背景中就產(chǎn)生了歷史決定論。

　　歷史學家不僅要找到歷史事件背后的因果關系，還要探討歷史事件的目的是什么。

　　總結一下從古代到現(xiàn)代，歷史視角的演進過程。歷史從一個封閉的時間視角，逐漸演變成靜態(tài)的視角，時間空間化的視角，然后到帶著上下文背景的視角，最后到帶著目的論的視角。

　　2、大歷史

　　大歷史目標是要解釋清楚人的歷史，它從宇宙歷史，到地球的歷史，因為地球承載我們的歷史，最后才回答人的歷史。

　　大歷史的格局是什么?出發(fā)點是什么?它的視角是什么?這是我們進入任何一個學科必須要問的。

　　大歷史是超越國家、地區(qū)、種族甚至各個世界歷史的全人類的共同歷史。它將時間的總體，人的歷史以及地球的歷史整合成一個關于宇宙創(chuàng)造的敘事。

　　大歷史對我們現(xiàn)在人性的理解是很有價值：我們是全球的公民(global citizenship)，我們是分享的一個人類(shared humanity)，我們是一個稱之為人類的巨大民族(the huge nation called humanity)。

　　我們要站在更高的視野上看看歷史學家的責任是什么，來回答現(xiàn)在的紛爭、現(xiàn)在的不合究竟在哪?這是大歷史的著眼點。大歷史把歷史的起點推到了宇宙誕生的時候。人類的歷史，加上地球的歷史，加上宇宙的歷史，就構成了這門學科的全部視野。

　　大歷史要回答的是什么將人類在一個單一的全球性的社區(qū)里連接起來的。它想發(fā)現(xiàn)存在于所有節(jié)點之間的相互關聯(lián)性(interconnectness)，最后回答人究竟在宇宙中是什么樣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