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經(jīng)歷文章：在過去中尋找現(xiàn)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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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7月的一天早上，和詩人彌賽亞去了一趟四川的岳池縣城，他正拍的一部宣傳紀錄 片要在那里的老街取景。

　　那是一條兩邊開滿了小館子的老街，路邊擠滿了形形色色的攤販，賣蔬菜的，販水果的 ，兜售竹席、竹篾的，還有修補鐵鍋的，一派琳瑯滿目的物質(zhì)豐盛和市井繁華，讓我想起1980年代末 的河南小鄉(xiāng)鎮(zhèn)——而事實上，被城市化和現(xiàn)代化之后的我們，與這樣的生活其實早已經(jīng)漸 行漸遠了。

　　幾個鏡頭很快就拍完了，收工撤隊。快走到街頭時，我在一棵大樹下看到了這樣的一幕 ：一個七八歲的小女孩，正端坐在一塊小黑板前凝神畫一所房子——尖頂、有窗戶、有煙 囪，在她周圍就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叫賣聲和討價還價聲不絕于耳，但是她卻充耳不聞，完全沉浸在 自己的畫面中。在她接下來給房子涂顏色時，我們就匆匆離開了。

　　這一幕后來我回想過很多次。做完“跟著詩人回家”的系列專訪之后，在我 重新梳理張執(zhí)浩、楊黎、臧棣、藍藍、余怒、陳先發(fā)和雷平陽的訪談文章時，這個畫面又一次跳了出 來。

　　作為1965年前后出生的一代人，這七位詩人有著顯而易見的某些共性，他們同時就學、 成長、閱讀，又差不多同時迷戀上了詩歌進而又寫詩——一直持續(xù)到現(xiàn)在。固然，他們經(jīng) 歷過的的確是一個文學年代，但那么多跟他們一起喜歡詩歌也一起寫詩的人，后來都和詩歌分道揚鑣 了。而作為某種時代趨勢和背景，在他們讀大學前后所開始的商業(yè)化，從萌芽到蔓延、再到眼下的無 所不在也是不爭的事實，但他們卻仿佛側(cè)流而行。

　　張執(zhí)浩說他是“一個替別人做夢的人”，當年他周圍那些熱愛或?qū)懽魑膶W的 人們，后來都與文學漸漸無緣了，而他卻成為了詩人，當上了專業(yè)作家。對于其他六位來說，我想也 一樣如此，事實上他們不但是為舊日同道“做夢”，同時也是在為一代人和自己所棲身的 時代做夢，在被歲月和現(xiàn)實洪流裹挾著前行之際，他們又高擎著某種理想。

　　在岳池街頭見到的那個小女孩，也是一個做夢的人，既替她自己，也替同齡人，甚至還 替周遭熙熙攘攘的人群，雖然我也不知道她會做多久，但起碼在那一刻她是的。把那個小女孩和七位 詩人放在一起，或許并不恰當，不過我覺得她和他們或許具有某種對照性和對應性。從某種意義上說 ，是岳池這座六線小城的地理偏遠和發(fā)展緩慢造就了一個屬于她的80年代，而這七位詩人在他們自己 的80年代也可以說就是那個小女孩。

　　當然，七位詩人沒有看到那個“自己”，是我在某種想象或附會中替他們看 到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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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去年，6月，余秀華在荊門有一場電視節(jié)目錄制，我和張執(zhí)浩、韓少君去做嘉賓。 活動做完后，張執(zhí)浩帶我去了一趟他的老家，荊門郊區(qū)的一個小村莊：雙仙村。

　　那是一個山環(huán)水繞的小村子，每家都單門獨戶地散落在田園中。張執(zhí)浩的老家旁邊，就 是他在詩中經(jīng)常提及的仙女山、巖子河，三片池塘分布在屋子前后和菜園旁，這片田園牧歌般的鄉(xiāng)村 現(xiàn)場——我并非是要將其浪漫化或被鄉(xiāng)愁感動了，讓我更加理解了張執(zhí)浩詩歌的一種來路 和來歷，如他所言，不只是身體的來歷，還有情感和語言的來歷。

　　之后的某一天，我突然想到不如做一個“跟著詩人回家”的系列，通過我的 “入故鄉(xiāng)”去切入他們的“出故鄉(xiāng)”，呈現(xiàn)他們作為詩人和寫作詩歌的某些景 深，或許還有不斷閃回在他們詩路和命運之路上的時代側(cè)影。而我所用的“故鄉(xiāng)”，在指 涉詩人家鄉(xiāng)地理的意涵之外，應也包含著其家世、成長、閱讀、命運和記憶——是它們構(gòu) 成了一個人，然后又構(gòu)筑了讓一個人成為詩人、成為這種詩人而非那種詩人的可能因素。

　　所以我一再說，我并不是要跟著七位詩人去回鄉(xiāng)和懷鄉(xiāng)，而是去“原”鄉(xiāng) ——在他們的過去中尋找他們的現(xiàn)在，如果把每位詩人比作一塊石頭或者一座山，我要做 的就是深入到它的巖層內(nèi)部，甚至追溯到一塊石頭還嵌在山體上、一座孤峰還是連綿群山中的一座時 的狀態(tài)。

　　在弗洛伊德和榮格之間，我當然更偏向于后者。以弗洛伊德的觀念來說，只要能從詩人 個人生活的經(jīng)歷中找到作品的原型，一切問題便迎刃而解了;而在榮格看來，一部作品應該高高超越 個人生活的領域，并讓詩人作為一個人帶著他的心靈和精神向全人類的心靈和精神宣喻，他甚至覺得 在藝術的王國里個人的因素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有罪的。詩人是“非個人的，甚至是非人性 的，藝術家就是他的作品本身，而不是一個人”。

　　不過在面對張執(zhí)浩、楊黎、臧棣、藍藍、余怒、陳先發(fā)、雷平陽，面對不可解而又想解 的每個詩人本身時，或許弗洛伊德的方法也不乏可取之處——當然我并非將詩歌作為精神 病癥去追溯某種心理情結(jié)，而又或許我的重心更偏向于“人”而非“詩”，如 果從詩人的角度來梳理1960年代人的文學理路，詩歌當是詩人的一部分，而非詩人本身。

　　以詩人來說，除了“第三代”詩人的主將楊黎之外，其他六位可能還有一個 共性，那就是代際身份——雖然也有人覺得這毫不重要。他們和“第三代”詩 人基本同齡，雖然沾染了但并未被裹挾到那場現(xiàn)代詩歌運動中，又在后來的詩歌寫作中建立起自身的 美學和影響力，他們是有別于“第三代”、也不同于網(wǎng)絡一代、張執(zhí)浩自稱為“第 3.5代”的一代，這一代人的共同記憶和某種共通的心理，也不是其作品本身就能夠提供的。

　　如果再放大一點，把這七位詩人投置于時代的那層大幕之上，為什么他們成了詩人而非 別人?他們當年做的“夢”，是否也折射出了同時代人的“夢”?而詩人這個身 份，在他們幾十年的生活輾轉(zhuǎn)中又是如何與命運如影相隨的?從非虛構(gòu)寫作所最為關注的“人 ”的角度來說，這當然也值得深入其中一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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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生于1980年代初，但事實上，我這一代人并沒有真正感受過那個年代。或者說，我 們雖然經(jīng)歷過，但是因為尚且年幼而無所觀照，所以更多的感受是來自于后知后覺。

　　那是更早一代或幾代人的歲月。本書中的七位詩人，張執(zhí)浩生于1965年，楊黎生于1962 年，臧棣生于1964年，藍藍生于1967年，余怒生于1966年，陳先發(fā)生于1967年，雷平陽生于1966年， 雖然年齡最大相差5歲但仍屬于同一個時代，雖然地域跨度相隔千里但仍屬于同一個中國，同樣的時 空給了他們同樣的記憶——既有童年與少年時的“革命”底色和“運動 ”經(jīng)歷，也有青年時的某種開放和之后的滾滾商業(yè)化大潮。

　　跟更早一代人的“紅衛(wèi)兵”身份相比，他們還算是“紅小兵”的 年紀，對那個年代更多的是被懵懵懂懂地裹挾著前進。在動蕩的夾縫之中，他們一邊旁觀打量著社會 演變，一邊在破碎的變遷和家庭輾轉(zhuǎn)中受教成長，而時代似乎也不太需要他們當時就承擔某種任務。 這反而也給他們提供了某種自由生長的可能性，而1980年代這段相對自由和開始從集體中抽身轉(zhuǎn)而追 求個人的歲月，更是把他們的“自由意旨”做了進一步深化。

　　楊黎是這七位詩人中年齡最大的，這可能也是他投身“第三代”并成為一個 更具現(xiàn)代性詩人的因素之一，在革命退潮之后，革命意識還未退潮的他要尋找另一種“革命 ”;相比于年齡，張執(zhí)浩和藍藍的鄉(xiāng)村生活背景對他們影響更大，他們早期詩歌的抒情性和對鄉(xiāng) 村景致的取材也正淵源于此;臧棣、余怒和陳先發(fā)，他們的自身與作品都有某種知識性和形而上的氣 質(zhì)——陳先發(fā)還有桐城孔鎮(zhèn)給他帶來的傳統(tǒng)濡養(yǎng)，這與他們大學生涯的閱讀經(jīng)驗或許密切 相關;而雷平陽遠處云南昭通，南天之下的遺世獨立，讓他的地域意識漸漸自覺、進而書寫、直至成 為一個支點，當然這并非說他是“地域性寫作”。

　　我這種脈絡性和印象式的描述，對每個人來說或許不免掛一漏萬和以偏概全，但也不乏 是一種進入和梳理的門徑。而如果承認這種門徑，也就能發(fā)見“自由”在他們身上所形成 的某種胎記與烙印，一方面是客觀帶來的被忽視和忽略的自由，另一方面是主觀尋找的去生長和去形 成的自由。這種自由，在1950年代人身上難得一見，而在1970年代人身上則是另一種自由了 ——商業(yè)、物質(zhì)、網(wǎng)絡、技術、觀念所帶來的虛擬自由。

　　而相比于更加背井離鄉(xiāng)、更加缺少家族記憶、在城市中尋找自我現(xiàn)場的1970年代人，家 和故鄉(xiāng)在1960年代人身上所沉積的影響可能也更大一些。本書中的這七位詩人，雖然家庭家世各異， 也早已脫身原來的家庭，但家和故鄉(xiāng)在他們個人生活和詩歌中還是在隱隱發(fā)力的，不一定全是支援， 還有可能是滯礙，家和故鄉(xiāng)所代表的某種自然與文化傳統(tǒng)也是他們努力接近或奮身掙脫的 ——而是接近還是掙脫則出于他們自身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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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去年，8月，我在恩施龍洞河的上游尋訪陳誠的故居，在茂林修竹之間翻山越嶺， 因為沒人指點，事實上在那座空山里也找不到人指點，我找了很久也沒有找到。后來走累了，又加上 天氣溽熱，我就坐在一片綠樹成蔭的水池邊歇息。

　　這時詩人、編輯李黎發(fā)來微信，便跟他感慨了一陣歷史，后來就說起“跟著詩人 回家”，那時他已讀過采訪張執(zhí)浩和楊黎的兩篇，說非常有價值，可以在他所在的江蘇文藝出 版社出版，于是便匆匆敲定了出版事宜。幸運的是，那天后來我拖著在山后見到的一個漢子，靠他帶 路還是找到了陳誠的家，不過令我心安的卻是李黎給“跟著詩人回家”找到的家。

　　這本書，可以算作我對非虛構(gòu)寫作的一次嘗試，在形式上每篇又分為隨筆和訪談兩部分 ，一種算是我的見證，一種算是他們的自證。如果從一本書的角度來說，我自稱為主導者當然也無可 厚非，但是從內(nèi)容和創(chuàng)作的意義而言，我覺得七位詩人才是作者，畢竟全書的主體是我根據(jù)采訪現(xiàn)場 錄音整理成的文字，又得到了他們本人的悉心審定。

　　而我所得到的另一重幸運是，在張執(zhí)浩家里，在楊黎經(jīng)常光顧的“小房子” 酒吧，在臧棣作為研究員的北大中國詩歌研究院“采薇閣”，在藍藍下榻的我老家縣城的 酒店里，在余怒位于岳西縣城的單位宿舍里，在陳先發(fā)的辦公室里，在雷平陽工作過13年的云南建工 集團位于玉龍雪山下的文海水庫施工處，他們還都為我上過一堂長達三個小時的私家授課，一個老師 ，一個學生，他們以一支支香煙作為粉筆，在空氣這塊黑板上不時點劃，不單單講述詩歌，也更是讓 我以聆聽他們命運的方式去尋找自己的命運。

　　我是一個聆聽者，少時是聽老人們講述家族記憶和陳年舊事，長大后聽忘年交們講述時 光和閱歷還未曾鋪展開的世間邊界，現(xiàn)在是聽七位詩人講述他們既往年代里的人和詩的相遇與碰撞。 跟相隔千里的網(wǎng)絡和電話交談相比，我偏愛這種面對面的現(xiàn)場感和跳躍其間的機鋒相對，說到當年的 悲傷我能看見他們眼神的下斜，而說到現(xiàn)在的激越我也能感受到他們手臂的上揚——這些 細節(jié)既沒有被過漏斗，也沒有被修飾過。

　　而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始終都覺得，一個人真正屬于自己的話語來自于他的經(jīng)歷、綰結(jié) 著他的肉身，是直覺的、本能的和當下的，而絕非來自于某種深思熟慮的或帶有修飾功能的筆尖、鍵 盤或紙面。當然，我也不能保證他們說出來的就一定是真實的，事實上每個人說的話都既有表達，也 有表演。但如果足夠細心，你也能在表演中發(fā)現(xiàn)某種反向的真實!

【本文作者： 林東林(微信公眾號：副產(chǎn)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