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zhàn)爭的結果給中華民族帶來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大大加深了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另一方面則使日本國力更為強大，得以躋身列強。那么，甲午戰(zhàn)爭失敗原因有哪些?下面就讓學習啦小編為大家介紹一下甲午戰(zhàn)爭失敗原因。

　　甲午戰(zhàn)爭失敗原因1、軍事實力上的差距

　　很多人認為中國在甲午戰(zhàn)爭前的軍事實力已超過了日本，但事實并不如此：

　　中國的北洋海軍在1884年之前仍是“亞洲第一”，但過了1884年，由于清朝官員認為海軍以很強大，不懂得海軍需要不斷投入、持續(xù)更新，大大緊縮開支。

　　反觀日本：19世紀90年代大量地購買船只，全國上下的人民都支持。很快日本的海軍就遠遠超越了北洋海軍。

　　要說海軍在訓練上比日本還要強了一截，但比起陸軍中國就差得更遠了。要比軍隊數(shù)量我們很占優(yōu)勢，但陸軍人口的絕大多數(shù)是還停留在弓馬的八旗軍和綠營軍的戰(zhàn)斗力極其低下，唯一還算有點近代化的軍隊居然大部分都是民兵(代表是曾國藩的湘軍和李鴻章的淮軍，戰(zhàn)斗力還算比較強)。但即使是這樣這些精銳部隊在人數(shù)和武器裝備上都與日本相差甚遠。

　　總的來說，中日甲午戰(zhàn)爭中除個別以外，中國的將兵都是盡職盡責的，但仍無法挽回軍事實力上巨大的差距。

　　甲午戰(zhàn)爭失敗原因2、對可能發(fā)生的侵略戰(zhàn)爭缺乏預見

　　日本在19世紀60年代“明治維新”以后，資本主義得到較快發(fā)展，與封建的武士道精神結合在一起，產生了軍國主義怪胎，極具擴張性和掠奪性。

　　侵略并戰(zhàn)勝中國，是近代日本的既定國策。早在1855年，日本的改革派政治家吉田松陽子就主張：“一旦軍艦大炮稍微充實，便當開拓蝦夷。曉喻琉球，使之會同朝覲;責難朝鮮，使之納幣進貢;割南滿之地，收臺灣、呂宋之島，占領整個中國，君臨印度。”吉田的這一思想，對他的弟子，后來成為日本政要的伊藤博文(內閣大臣)、山縣有朋(參議院議長)等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成為日本政治家的主流思想。明治維新初期，日本奠定了大陸政策，大臣田中義一在奏折中說：“明治大帝遺策是第一期征服臺灣，第二期征服朝鮮，第三期征服滿蒙，第四期征服支那，第五期征服世界。”如果說這些議論還是一個“藍圖”，到了1887年就非常具體了。日本政府制定了《清國征討方略》，決定在1892年前完成對華作戰(zhàn)的準備，進攻的方向是朝鮮、遼東半島、山東半島、澎湖列島、臺灣、舟山群島。7年后，日本正是按照這個時間表和路線圖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并幾乎達到了全部目的。

　　日本在幾十年里將上述國策一以貫之，進行各方面的充分準備，前后實施了8次《擴充軍備案》。甲午戰(zhàn)前的幾年，平均年度軍費開支高達總收入的31%。1887年天皇下令從皇室經(jīng)費中擠出30萬元作為海軍補助費，這筆錢雖然不算很多，但表達了最高統(tǒng)治者的決心，勢必對全國產生很大激勵。果然，在天皇的感召下，全國富豪紛紛捐款，一年就有100多萬元。這不僅增加了軍費，也極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氣。日本一面擴軍，一面派出大批間諜在中、朝活動，在甲午戰(zhàn)前繪成了包括朝鮮和我國遼東半島、山東半島和渤海沿線的每一座小丘，每一條道路的詳圖。日本就像一架制作精良的戰(zhàn)爭機器，時刻不停地運轉著，一旦時機成熟，便會毫不猶豫地訴諸武力。與之相比，清政府對國家安全形勢的判斷就顯得很不到位，對遭受侵略缺乏應有的預見和警惕。

　　一些有識之士，如兩江總督沈葆禎，臺灣巡撫劉銘傳等看出“倭人不可輕視”，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對日本的認識還停留在“蕞爾小邦”的階段，“不以倭人為意”。對國防負重要責任的李鴻章也認為“倭人為遠患而非近憂”。在日本傾全國之力擴充軍備，戰(zhàn)爭危險日益迫近的緊要關頭，清政府反而放松了國防建設，以財政緊張為由，削減軍費預算，從1888年開始停止購進軍艦，1891年停止撥付海軍的器械彈藥經(jīng)費。中國就是在這樣一種不清醒的狀態(tài)下，迎來了一場命運攸關的戰(zhàn)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