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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經濟繁榮的主要原因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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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經濟繁榮的主要原因有什么

  北宋是中國歷史上經濟文化最繁榮的時代。儒學得到復興,科技發(fā)展突飛猛進,政治也較開明,經濟文化繁榮。下面學習啦給大家分析北宋經濟繁榮的原因,希望能幫到大家。

  北宋經濟繁華的原因

  一是生產力的發(fā)展。在農業(yè)方面,先進的生產工具得到普及改進和發(fā)明。曲轅犁更加廣泛的使用,同時還出現(xiàn)了踏犁、鐵搭、秧馬等工具。極大的提高了農業(yè)生產效率,大量的農業(yè)勞動力得以解放出來。宋朝大量興修水利,特別是王安石變法期間,成果卓著,精耕細作的耕作方式進一步完善,許多荒地被開墾出來,增加了糧食產量。在手工業(yè)方面,紡織、造船、制瓷等技術、工藝和規(guī)模都得到了很大的發(fā)展。從而為商品經濟的發(fā)展和對外貿易提供了物質條件。

  二是靈活的、適應社會發(fā)展需要的經濟政策。

  在農業(yè)方面推行不抑兼并的政策。一方面自唐朝以來,實行“不以人丁為本,唯以財產為宗”的賦稅政策,至少從法律上減輕了無地或少地的農民的負擔。雖然土地兼并嚴重,但與之相適應的是租佃制的進一步發(fā)展,形成了較為穩(wěn)定的租佃關系。一方面提高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和自主性,另一方面土地得到了較為充分的利用,不至于因為缺乏必要的生產資料而導致土地荒蕪,也為手工業(yè),商業(yè)的發(fā)展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

  在商業(yè)工業(yè)方面,一是政府放松了對商業(yè)的控制。商業(yè)的發(fā)展打破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這種變化帶來的是市場自由化程度大大提高。商品經濟的發(fā)展遵循著經濟發(fā)展的基本規(guī)律。服務性的商業(yè)機構如柜坊,氐店發(fā)展起來,還出現(xiàn)了便于流通的紙幣“交子”。

  另一方面宋朝對外推行積極的貿易政策。與遼西夏簽訂看似屈辱的盟約之后,宋遼,宋夏之間的榷場貿易發(fā)展起來。從而為宋朝提供了大量的財政收入,這種頻繁的與少數(shù)民族之間的和平貿易不僅維護的邊疆的穩(wěn)定,也推動了宋朝商業(yè)的發(fā)展。而這只是宋朝貿易的一小部分。更大部分貿易則是來自于遠洋貿易。宋朝海上貿易十分發(fā)達。一方面政府鼓勵中外商人貿易的往來,另一方面政府強化規(guī)范對外貿易,設置了專門的機構進行管理。這樣中國大宗的絲織品、瓷器、茶葉、藥材等深受海外市場的歡迎。這種海外貿易不僅給宋朝帶來豐厚的財政收入,更是有力的推動著宋朝農業(yè)手工業(yè)商業(yè)的發(fā)達與繁榮。

  在政治制度方面,宋朝統(tǒng)治者采取了一些列政策強化了中央集權經濟上設轉運使,將地方財政收入的大部分收歸中央,軍事上實行更戍法,并推行將兵分離,重文輕武,饑荒之年推行養(yǎng)兵政策。行政上中央分割相權,地方上知州通判相互牽制等一系列措施,加強了中央集權,削弱了地方分裂割據的物質基礎。維持了社會的穩(wěn)定,為經濟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和平的環(huán)境。

  北宋經濟繁華的表現(xiàn)

  農業(yè)發(fā)展

  北宋時期,南方農民普遍使用龍骨翻車來灌溉,比龍骨翻車運轉力更大的筒車,也用來引水上山,灌溉山田。范仲淹的《水車賦》有“器以象制,水以輪濟”之句,就反映了這種有輪軸、利用水力或牛力推動的筒車。北宋政府兩次在耕牛缺乏的地區(qū)推廣“踏犁”。“踏犁”是一種較好的人力翻土工具,四五個勞動力的功效相當牛耕的一半。這對畜力不足地區(qū)解決耕田的困難起過一定的作用。

  在北宋的墓葬中,往往發(fā)現(xiàn)成組的鐵制農具,如犁、耬、耙、鋤、鐮等,其中耙、鋤等中耕農具較多,表明了農民對精耕細作的重視和耕作程序的增多。北宋農民還很注意積肥和施肥。他們在長期生產實踐中認識到,土壤的性質不同,應施用不同的糞肥。所謂“用糞如用藥”。當時對作物栽種的深淺疏密與產量高低的關系,也有所認識。禾譜、農器譜、農書、蠶書等農業(yè)生產知識的專著,紛紛出現(xiàn),反映了農業(yè)生產技術的提高。

  水利

  宋太宗時,在河北地區(qū)修作陂塘,并修筑長六百里的堤堰,設置斗門,引淀泊水灌溉,種植水稻,獲得豐收。

  南方地區(qū)水利興修的成績更為顯著,其中規(guī)模較大的有江北捍海堰、浙江捍海石塘、錢塘江堤、西湖等處。如錢塘江堤前后修筑多次,以真宗時所修最有成效。這次修筑,吸收五代時的經驗,把石塊裝在竹籠里,堆砌成堤,堤外再打上木樁,增強了阻擋海潮沖刷的能力。西湖原灌溉良田千余頃,年久堙廢。

  宋哲宗時,蘇軾任杭州知府,主持了西湖的疏浚工程,使附近農田均獲其利。此外,福建莆田縣的木蘭陂,也是當時著名的工程。木蘭陂有寬80米,高10余米,長160余米的大壩,可攔洪、蓄水、排灌,使萬頃農田旱澇保收。至今仍十分堅固,充分顯示了勞動人民的智慧和創(chuàng)造能力。

  因地制宜

  北宋農民克服了自然條件的限制,因地制宜地在山地、江畔、海邊開墾出大片良田。圩田在南方有了進一步發(fā)展,規(guī)模有所擴大,如著名的蕪湖縣(今屬安徽)萬春圩即有田十二萬七千畝。此外,農民們還造出許多新型的田地,如山田、淤田、沙田、架田等。太宗時,全國耕地為三百一十二萬五千二百余頃。真宗時,增至五百二十四萬七千五百余頃。以后也不斷增加。

  農作物的推廣和交流

  隨著北宋的統(tǒng)一,南北各地的農作物品種得到了交流。北宋初年,政府曾勸諭江南以至福建、廣東等地種植原北方主要糧食品種粟、麥、黍、豆等。水稻的優(yōu)良品種也在各地推廣,其中最著名的品種“占城稻”從越南引進福建。后又推廣到江淮和北方。甘蔗、棉花、茶葉、桑麻等經濟作物的種植范圍也較前擴大。

  手工產業(yè)

  北宋時期,手工業(yè)生產有很大進步,汴繡、宋繡尤為著名。當時,各種手工業(yè)作坊的規(guī)模和內部分工的細密程度,都超越前代。生產技術發(fā)展顯著,產品的種類、數(shù)量、質量大為增加和改進。最杰出的要算是北宋時期的各種瓷器了。

  北宋的瓷器,不論在產量還是制作技術上,比前代都有很大提高。當時,燒造瓷器的窯戶,遍布全國各地 ,所造瓷器各具特色。

  官窯、鈞窯、汝窯、定窯和哥窯,是北宋五大名窯。官窯的產品,土脈細潤,體薄色青,略帶粉紅,濃淡不一;鈞窯土脈細,釉具五色,有兔絲紋;汝窯則胭脂、朱砂兼?zhèn)?,色釉瑩?定窯以白瓷著稱,并能制紅瓷,其產品十分精美;哥窯盛產青瓷,產品被譽為“千峰翠色”。真宗景德年間,在江西新平設官窯,所造進貢瓷器的器底書“景德年制”四字,這就是后來馳名中外的景德鎮(zhèn)瓷器。在瓷器上雕畫花紋是北宋時的新創(chuàng),劃花用刀刻,繡花用針刺,印花用板印,還有錐花用錐尖鑿成花紋,堆花用筆蘸粉堆成凸形,再施白釉。宋瓷不僅是生活日用品,而且是精美的工藝美術品。北宋瓷器大量運銷國外,近年來在亞非各地都有大量出土,證明瓷器是當時的重要輸出品。

  時至今日,宋瓷已成為中國古代著名的藝術品,而享譽海內外。

  采礦冶煉

  北宋時,金、銀、銅、鐵、鉛、煤的開采冶煉規(guī)模都相當大。重要冶鐵中心徐州東北的利國監(jiān),有三十六冶,礦工約四千人。江西信州及其附近盛產銅、鉛,“常募集十余萬人,晝夜采鑿,得銅、鉛數(shù)千萬斤”。安徽繁昌冶鐵遺址中,有高約2米,面積達750平方米的廢鐵堆,反映了當時冶煉的規(guī)模。在開采冶煉規(guī)模擴大的基礎上,產品的數(shù)量大有增加。以銅和銀為例,宋神宗時歲課銅1400多萬斤,銀20多萬兩,照官府征收十分之二稅率計算,可推知年產銅7000多萬斤,銀100多萬兩,產量都超過唐朝數(shù)倍。另外,采礦冶煉技術也有很大進步。

  絲質產業(yè)

  北宋的紡織業(yè)主要有絲、麻、毛等部門,其中絲織業(yè)仍占主要地位,并以兩浙和四川地區(qū)最發(fā)達。從河北東路到江南東路的整個沿海地區(qū),絲織業(yè)也有相當規(guī)模。絲織品種類繁多,如綾有二十幾種,錦有四、五十種。南北各地均有不少珍品,如蜀錦歷久不衰,暢銷全國;定州緙(kè課)絲,用各色絲線織出艷麗逼真的花草鳥獸,宛如雕刻而成,堪稱一絕;單州(今河南單縣)的薄縑(jiān肩),每匹才重四兩,望之若霧,等等。在絲織業(yè)發(fā)達的某些地區(qū)已出現(xiàn)了一批獨立經營的機戶,以家庭手工業(yè)作坊的形式,為出賣商品而生產,反映了絲織業(yè)生產發(fā)展的新的情況。

  漕運造船

  北宋定都開封,東南漕運十分重要,船只是不可缺少的運輸工具,加之海外貿易興盛,便促進了造船業(yè)的進步。

  官營作坊以造漕船為主,同時造座船、戰(zhàn)船、運兵船等,民營作坊則制造商船及游船。以漕船為例,真宗時,年產量達2900多艘。北宋船只的體積和載重量相當大,徽宗時造的出使高麗的大海船,稱為“神舟”,據估計可裝載20000石以上貨物,載重量約為1100噸。海船都是“上平如衡,下側如刃”的尖底船,具有吃水深、抗風浪強的優(yōu)勢。海船上主桅桿高十丈,頭桅高八丈,共裝帆110幅。全船分作三艙,中艙又分四堂。這種隔艙防水設備是中國造船工人的首創(chuàng)。

  北宋官府設有很多造船場所,分布在今江西、浙江、湖南、陜西等地,其中虔州(今江西贛州)、吉州(今吉安)、溫州(今屬浙江)、明州(今寧波)是著名的造船基地。太宗時,全國每年造船已達三千三百余艘,遠遠超過唐代。北宋的造船業(yè)在當時世界上居于領先地位。在對外貿易中,中外商人乘坐使用的大多是中國制造的船只。

  工匠地位的變化

  北宋時期,在官私手工業(yè)作坊中,工匠的身份、地位有了變化。

  私營作坊使用雇傭工匠,他們領取錢米作為雇值,雇值多少因不同時期、不同部門而異。官營作坊役使的工匠,有從軍隊調來仍隸名軍籍的軍匠,也有從民間雇募來的和雇匠。此外還有一種當行差充的工匠,稱“當行”或“鱗差”,這種當行工匠在北宋只作為輔助之用,他們和唐朝的番匠已有不同,不是無償服役,而是付給一定的“雇值”。有的生產部門如鑄錢作坊,還出現(xiàn)了類似計件給雇值的方式。這些情況都表明北宋工匠所受的封建人身束縛已經有所松弛。

  北宋的商業(yè)情況

  白銀和交子

  世界上最早的紙幣出現(xiàn)于北宋前期四川地區(qū)。北宋的紙幣有交子、錢引和小鈔三種。

  隨著北宋商品交換的發(fā)達,貨幣流通量也明顯增加。唐玄宗天寶年間每年鑄幣32萬貫,北宋從太宗時起每年就達到80萬貫。以后逐漸增加,到神宗熙寧六年(1073年),達六百余萬貫。除銅、鐵錢外,金銀也作為半流通性貨幣使用。租稅的征收、官俸的發(fā)給和對外貿易都使用銀兩。大城市有金銀鋪和兌房,專門買

  交子——北宋貨幣

  賣金銀和兌換貨幣。國家稅收中白銀所占的比重逐漸增加,1021年(天禧五年)為883900多兩,到1120年(宣和二年)為1860萬兩。黃金雖在流通,但不占重要地位。

  北宋時期還產生了中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北宋建立后,四川地區(qū)長期使用鐵錢,因鐵錢重,攜帶 不方便,公元10世紀末葉,成都市場上遂出現(xiàn)所謂“交子鋪”,發(fā)行紙幣“交子”,代替鐵錢流通。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冬,政府看到發(fā)行交子有利可圖,即借口商人爭訟不息,正式創(chuàng)立“交子務”,改交子為官辦,以36萬貫鐵錢為準備金,定期發(fā)行,流通區(qū)域仍限于四川?;兆跁r,改交子為“錢引”,擴大流通區(qū)域。但錢引不備本錢,大量印發(fā),于是成為人民的一大禍害。

  商稅專賣

  由于商業(yè)發(fā)達,北宋政府對商稅特別重視。在全國各地設置場、務等機構,專門征稅。

  宋朝商稅分為兩種:過稅,每關值百抽二,是對行商抽的;住稅,值百抽三,是對坐賈抽的。正稅之外,還有雜稅。隨著商業(yè)的繁榮,商稅日益成為政府重要財源之一。真宗景德年間,商稅只有450萬貫,到仁宗時,即增加到2200萬貫。

  北宋政府為了搜刮更多錢財,對鹽、茶、酒、礬等實行專賣,即由官府控制這些物品的生產并壟斷銷售。北宋專賣制度的實行,使得封建政府大獲其利,但影響了私營工商業(yè)的正常發(fā)展。

  北宋時期的社會經濟非常發(fā)達,處于中國封建王朝的頂峰。北宋社會經濟生產總值達到了當時世界的百分之八十。的藩鎮(zhèn)割據,便實行一系列防范武將軍權過重、地方武裝過強的措施。這些措施不但大大降低了宋朝軍隊的戰(zhàn)斗作用 ,而且嚴重削弱了抵御外來侵略的國防力量。

  城市經濟

  唐代開始出現(xiàn)的在大城市周圍的定期集市——草市和墟市,到宋代已經普遍存在于各大、中、小城市周圍,北方叫“集”,南方叫“墟”。農村中也出現(xiàn)定期舉行的小市。

  唐代十萬戶以上的城市只有十多個,北宋則增加到四十多個。其中開封、洛陽、杭州、揚州、大名、應天(今河南商丘)、蘇州、荊州、廣州、成都、福州、潭州(長沙)、泉州等都是著名的繁華都市。開封作為全國的政治、經濟中心,最為典型。全市人口不下百萬,城中店鋪林立,計有六千四百余家,街上熙熙攘攘,車水馬龍。市場上的商品從日常用品到奇珍異寶,無所不有。北宋以前的城市,一般是“坊”(居民區(qū))、“市”(商業(yè)區(qū))分區(qū),交易只能在市里進行,而且只能在白天進行,入夜即止。北宋時,開始打破了“坊”、“市”和晝夜的界限。開封市內,商店可以隨處開設,而且有了夜市和曉市。當時開封市內還出現(xiàn)了“瓦子”(或叫“瓦舍”、“瓦肆”),里面有“勾欄”(歌舞場所)、酒肆、茶樓和說書、唱戲的,熱鬧非常。

  海外貿易

  唐代僅在廣州一地設市舶司,負責外貿事務。北宋除廣州外,又在杭州、明州、泉州、密州(今山東諸城)、秀州(今浙江嘉興)五地設市舶司,使外貿規(guī)模成倍擴大。北宋中期,每年的市舶收入達六十三萬貫,成為政府的一項重要財政收入。北宋出口的商品主要是絲織品、瓷器、金屬等,進口的商品主要是香料、藥材、象牙、珠寶等。

  城市和市鎮(zhèn)的興旺

  中國古代城市的發(fā)展,到北宋出現(xiàn)了新的轉折。北宋以前的城市,一般是坊、市分區(qū),即住宅區(qū)與商業(yè)區(qū)嚴格分開。北宋時,隨著商品經濟的發(fā)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徹底打破了“坊”、“市”的界線,商店可以隨處開設,不再采取集中的方式。

  全國人口

  北宋初年僅有戶650萬左右。宋太宗時,全國共有686萬余戶,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有741萬余戶,1628萬余口。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增為1291萬余戶,2909萬余口。據《元豐九域志》記載,元豐(1078年—1085年)年間,全國有戶1,600萬。據《宋史-地理志》記載,紹圣元年,戶1912921,口42,566,243。元符三年,戶19968,012,口44,914,991。崇寧元年,戶22644307,口45,324,154。

  8科技

  火藥技術

  北宋年間,由于其統(tǒng)一了全國的大部分地區(qū),使得有一些地區(qū)相對安寧一些,故而生產力和科學技術都有了明顯的進步,我國的四大發(fā)明其中的活字印刷術、指南針和火藥就是在這一時期產生和發(fā)揚的。由于戰(zhàn)爭的需要,在宋朝時火藥被首次應用于軍事。西方各國的現(xiàn)代戰(zhàn)爭武器正是由于北宋年間經由西亞各國傳播的火藥制造工藝的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

  指南針

  在北宋,指南針的使用已很普遍,當時已掌握了利用天然磁體進行人工磁化的技術。人造磁鐵的磁性比天然磁體要穩(wěn)定得多。

  印刷造紙

  印刷術在北宋時有飛速發(fā)展,廣泛被用來刻印書籍。

  國子監(jiān)刻印的書,后世稱為監(jiān)本。民營書坊刻印的書被稱為坊本。都城開封和浙江杭州、福建建陽、四川眉山都是印刷業(yè)的中心。

  北宋紙的種類很多,竹、藤、楮、麻等都是造紙的原料。四川的布頭箋、冷金箋,歙州的凝霜、澄心,宣州的栗紙,浙江的藤紙,溫州的蠲紙等,都是有名的品種。歙州出產一種長紙,制作甚精,一幅長五十尺,竟均能做到自首至尾,勻薄如一。

  夢溪筆談

  參見:夢溪筆談

  《夢溪筆談》是北宋科學家沈括所著的筆記體著作。被西方學者稱為中國古代的百科全書?!秹粝P談》詳細記載了勞動人民在科學技術方面的卓越貢獻和他自己的研究成果,反映了中國古代特別是北宋時期自然科學達到的輝煌成就。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評價《夢溪筆談》為“中國科學史上的里程碑”。

  天文歷法

  宋朝天文學家蘇頌創(chuàng)建了大型天文儀器“水運儀象臺”。它是集觀測天象的渾儀、演示天象的渾象、計量時間的漏刻和報告時刻的機械裝置于一體的綜合性觀測儀器。沈括創(chuàng)制“十二氣歷”。這是一種純太陽歷的歷法制度,既簡單,又便于各種生產活動。但是,在傳統(tǒng)力量極為濃厚的古代是不可能被采用的。當下行用的公歷,其實質都與十二氣歷相似。

  醫(yī)學

  宋代是中國古代兒科學發(fā)展的鼎盛時期,不僅出現(xiàn)了被譽為“兒科圣手”的兒科專家錢乙,而且對天花、麻疹、驚風、疳積,已有較明確的認識和有效的治療方法。唐代以前稱戰(zhàn)傷為“金創(chuàng)折療”,并無明確的外科、傷科之分。到了宋代,外傷科的名稱才明確起來,也有了“專門接骨”的醫(yī)生。

  數(shù)學

  沈括的《積隙術和會圓術》。沈括在數(shù)學的許多領域內都取得了許多成就,《隙積術和會圓術》記所記的隙積術和會圓術就是他的兩大重要研究成果。沈括的研究開了中國垛積術研究的先河。會圓術是計算圓弧的弦、矢(弧的高)與孤長間數(shù)量關系的數(shù)學公式。在中國數(shù)學史上,沈括第一個利用弦、矢求出了孤長的近似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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