繞口令的產生發(fā)展

　　關于繞口令的產生，可以追尋到5000多年前的黃帝時代。古籍中僥幸保存下來的《彈歌》“晰竹，續(xù)竹，飛土”，相傳為黃帝時所作。據考證，這是比較接近于原始形態(tài)的歌謠，其中，已經有了繞口令的基本成分——雙聲疊韻詞。由此推想，很可能在文字出現以前，繞口令就已經萌動于中國勞動人民的口頭語言之中了。

　　隨著語言文字的形成和發(fā)展，我們的祖先越來越注意漢字字音前后各部分的異同現象，發(fā)現了越來越多的雙聲疊韻詞。這些雙聲疊韻的關系，處理不好，很容易纏繞混淆;處理好了，又可以產生不同凡響的音韻美。這使得一些人想到尋找規(guī)律，練習發(fā)音，訓練口頭表達。于是，他們開始有意識地把一些聲韻相同的字組合在一起，故意兜圈子，繞彎子，連續(xù)成句子，教兒童念、誦。其中一些音韻響亮而又拗口、詼諧風趣的句子，不僅兒童喜歡，不少青年人也很喜歡。這樣，一個人唱出或幾個人唱和，就在人民群眾中耳口相傳，流傳開來。在流傳過程中，人們又不斷修改、加工、充實、完善，使它更近似于一首首幽默詼諧的歌謠，更加妙趣橫生。至于誰是繞口令的具體作者和修改者，人們根本沒有留意。因此，也就無所謂哪首繞口令是哪個人的作品了。

　　由于繞口令的逐步完善，在人民群眾中日漸流傳，一些接近下層人民的文人也開始注意這一通俗的文藝形式。稍后于屈原的楚國作家宋玉，就曾經把雙聲疊韻的詞匯引進了詩歌創(chuàng)作的殿堂。長篇政治抒情詩《九辯》是他的代表作，其中大量采用了聲韻相通的詞，使得語句音節(jié)錯綜變化，讀來音韻諧美，情味悠長。這無疑大大擴展了它的地位和影響。不少文人還在喝茶飲酒的時候，即興編上幾句，當作酒令，或者教給兒童念誦。保留至今的古代繞口令，差不多都是文人模擬中國民間繞口令作的。而且，我們還可以看到唐代詩人溫庭筠在1000多年前的《李先生別墅望僧舍寶剎作雙聲詩》：“犧息消心象;檐楹溢艷陽，簾櫳蘭露落，鄰里柳林涼，高閣過空谷，孤竿隔古崗，潭庭月淡蕩，仿佛復芬芳。”宋代大文學家蘇軾作過《吃語詩》(“散居劍閣隔錦官”)，明代文學家高啟作過《吳宮詞》(“筵前憐嬋娟”)。從內容上看，這些繞口令大都是酒足飯飽之余的乘興消遣之作，沒有多少價值，從、形式上看，幾乎都是咬文—嚼字的文字游戲，書卷氣濃重，晦澀難懂，最廣大的下層民眾和少年兒童只有敬而遠之。這大大影響了繞口令的語言價值和文學價值，影響了繞口令的普及和提高。關于古代的繞口令，明代文學家謝肇涮所撰的《文海披沙》卷五，曾作過一些記載。

　　另一方面，中國民間流傳的繞口令保持和發(fā)揚了它的通俗淺顯的特點，越來越完善，并且被搜集整理出來。清朝末年，意大利駐中國的官員韋大利搜集的《北京兒歌》(1896年出版，英漢對照本)中，就有繞口令《玲瓏塔》。何德蘭搜集的《孺子歌圖》中，也有繞口《禿丫頭》。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我國現代文學越來越接近下層人民，隨之而起的兒童文學也逐漸成為文藝大軍的一個支隊，這為繞口令的發(fā)展又開辟了一條道路。但是;由于社會意識和創(chuàng)作者思想的局限，不少繞口令的基調還是很低的。例如《螺螄和騾子》：“胡子擔了一擔螺螄，駝子騎了一匹騾子。胡子的螺螄撞了駝子的騾子，駝子的騾子踩了胡子的騾螄。胡子要駝子賠胡子的螺螄，駝子要胡子賠駝子的騾子。胡子罵駝子，駝子打胡子，螺螄也爬到騾子頭上去啃鼻子。”這反映了舊社會“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社會意識，反映了人與人之間赤裸裸的利害關系。新中國建立后，繞口令的思想內容也發(fā)生了明顯的變化，例如20世紀60年代流傳的繞口令《賠缽缽》：“你婆婆借給我婆婆一個缽缽，我婆婆打爛了你婆婆的缽缽。我婆婆買來一個缽缽，還給你婆婆。你婆婆說什么也不要我婆婆賠缽缽，我婆婆硬要把買來的缽缽還給你婆婆。”這就反映了60年代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充滿了新的時代氣息。

　　繞口令的結構方式

　　繞口令 的結構方式有對偶式和一貫式兩種。對偶式兩句對偶，平行遞進，如《四和十》：“四是四，十是十;要想說對四，舌頭碰牙齒;要想說對十，舌頭別伸直;要想說對四和十，多多練習十和四。”對偶式的繞口令最有名的是中國民間流傳的繞口聯，如:“童子打桐子，桐子落，童子樂;丫頭啃鴨頭，鴨頭咸，丫頭嫌。”這副繞口聯同音異義，頗為繞口，實屬巧對妙聯。“求自在不自在，知自在自然自在;悟如來想如來，非如來如是如來。”上聯下聯各列出四個“自在”和“如來”，而四次出現的含義各不相同，耐人尋味。

　　一貫式的繞口令一氣呵成，環(huán)環(huán)相扣，句句深入，如：“遠望一堆灰，灰上蹲個龜，龜上蹲個鬼。鬼兒無事挑擔水，濕了龜的尾，龜要鬼賠龜的尾，鬼要龜賠鬼的水。”“黑化肥發(fā)灰，灰化肥發(fā)黑。黑化肥發(fā)灰會揮發(fā)，灰化肥揮發(fā)會發(fā)黑，灰化肥發(fā)黑揮發(fā)會發(fā)灰。”“一面小花鼓，鼓上畫老虎。寶寶敲破鼓，媽媽拿布補，不知是布補鼓，還是布補虎。”“墻上一根釘，釘上掛條繩，滑落繩下瓶，打碎瓶下燈，砸破燈下盆。瓶打燈，燈打盆，盆罵燈，燈罵瓶，瓶罵繩，繩罵釘，釘怪繩，繩怪瓶，瓶怪燈，燈怪盆。叮叮當當當當叮，乒乒乓乓乓乓乒!”

　　可以看出，繞口令多是詼諧而活潑，節(jié)奏感較強，富有音樂效果。有的用方言朗讀更具有濃郁鄉(xiāng)土特色，毛澤東同志生前也喜歡繞口令。有一次，他跟中南海文工團一個姓余的四川籍女兵學起了川語繞口令：“一出南門走六步，碰到六舅和六叔。好六叔，好六舅，借我六升六斗好綠豆。過了秋，再還六叔六舅六升六斗好綠豆。”川語的“六”和“綠”與“陸”音近似。毛澤東越念越感興趣，并把“過了秋”念為“收了秋”，經此無意中一字妙改，把谷豆收獲的景象體現了出來。

　　傳統(tǒng)的繞口令，多只注重字句的諧音，而忽視它的思想內容。如今，中國民間文藝工作者在創(chuàng)作繞口令時，注入了新的時代氣息，有的具有益智助思的作用，如《數獅子》：“公園有四排石獅子，每排是十四只大石獅子，每只大石獅子背上是一只小石獅子，每只大石獅子腳邊是四只小石獅子，史老師領四十四個學生去數石獅子，你說共數出多少只大石獅子和多少只小石獅子?”

　　念起一段不知道從哪里聽來的、發(fā)人深省的繞口令：“一些事沒有人做，一些人沒有事做，一些沒有事做的議論做事的做的事;議論做事的總是沒事，一些做事的總有做不完的事，一些沒有事做的不做事不礙事，一些有事做的做了事卻有麻煩事;一些不做事的挖空心思惹事，讓做事的做不成事，大家都不做事是不想做事的做事;做事的做不成事傷心，不做事的不做事開心。”此類的繞口令散發(fā)出一股濃烈的辛辣味，起到了鞭撻假、丑、惡，歌頌真、善、美的作用，賦予繞口令嶄新內容和藝術“笑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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