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擔心，如果談主義而不談問題，會不會又像九十年前一樣，讓我們的民族和國家走上彎路甚至邪路?

　　現(xiàn)在有很多人對九十年前的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愛國運動心存疑慮，認為當時的思想解放讓我們國家走上了彎路，我們認為這不過是一些“文人”們的空論和虛熱。

　　這些年來知識界關(guān)于五四“全盤反傳統(tǒng)”而將中國引上歧途的論調(diào)甚囂塵上，實際上完全不得要領，是對歷史曲解和誤讀，而且還大面積地誤導民眾。五四根本就沒 有“全盤反傳統(tǒng)”，即使“全盤反傳統(tǒng)”(徹底顛覆作為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專制主義)也不會將中國引上歧途——因為中國已經(jīng)在歧路上活蹦亂跳地折騰了幾百年。

　　從魏源、林則徐“開眼看世界”，到曾國藩、李鴻章發(fā)起“洋務運動”學習西方的“堅船利炮”和民間創(chuàng)辦工商企業(yè)建立現(xiàn)代市場經(jīng)濟，到康有為、梁啟超領導“戊 戌變法”倡導君主立憲，到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創(chuàng)造共和，到民國初年建立議會制度、進行政黨競爭輪替、自由結(jié)社、自由辦報、自由出版，到陳獨 秀、蔡元培、胡適等在早期“新文化運動”中倡導以人權(quán)平等、獨立自主的新倫理取代等級專制、奴隸主義的舊倫理，我們國家民族一直在人類文明的主流正道上奮 勇前進。

　　五四以后我們國家民族確實走上了岔路，但跟“反傳統(tǒng)”沒有任何關(guān)系，而是當時“覺醒”起來的部分有力人士引錯了路：從自由民主的正道引到以國家主義壓制個人自由的邪道，從學習英美的人類主流文明正道引向“以俄為師”的岔路。

　　但即便走了彎路和岔路，也不至于讓我們就此怨天尤人，悲觀失望甚至生出了絕望。中國在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后又折騰了這么多年仍然不得法，決不是那個短暫 的啟蒙時期的新文化運動造成的，而是中國兩千年頑固勢力的緩沖所致。如果我們不只看到自己的苦難和不足，能夠真正實事求是的話，我們應該看到，過去的九十 年，即便在歐美等西方國家，也有很多國家走上彎路和邪路，包括法西斯德國和意大利、亞洲的軍國主義日本等等。相比較這些集權(quán)給世界人民(包括中國人民)造 成的災難，我們還會不會認為過去九十年里，只有我們的民族走上了萬劫不復的邪路?

　　更重要的是，當我們現(xiàn)在看到民主和自由法制逐漸深入人心的時候，卻不能忽視這樣一個事實：在九十年前，這些概念并沒有被世界大多數(shù)國家所接受，那些觀念也還遠遠不能算是“普世價值”，五四過后的幾十年里，人類先是經(jīng)歷了最殘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接著又熬過了最漫長的冷戰(zhàn)，很多國家都在邪路和岔路上走得很遠。正是接二連三的教訓才讓很多國家回頭是岸，紛紛回歸人間正道。

　　如果說五四后的中國走向了歷史的岔路和邪路，那么，當時和中國一起走上岔路的國家還有很多。無論是德先生，還是賽先生，突飛猛進的發(fā)展都是在上個世紀上半 葉。如果考慮到中國幾千年專制制度的話，我們沒有在五四前后走向民主和自由的光明大道，恰恰表明歷史有其偶然性，更有必然性。歷史，是公正的。

　　然而，風雨倉皇九十年，這個世界已經(jīng)完全變了。九十年前中國知識分子們倡導的德先生和賽先生已經(jīng)被世界上絕大多數(shù)國家，包括亞洲一些很小、很落后的國家所接受。

　　放眼世界，九十年后的今天，如果說世界上絕大多數(shù)國家和民族都或多或少地誤入過歧途，走過彎路，或者走過邪路，那么現(xiàn)在除了少數(shù)國家如北朝鮮外，地球上絕大多數(shù)國家都拋棄彎路和邪路，回歸到九十年前我們前輩知識分子們呼吁、也是人類迄今為止探索出來的最不壞的那條路……

　　收回我們的目光，審視我們自己，不難發(fā)現(xiàn)，我們一邊在小路上屁顛屁顛地踽踽獨行，一邊對九十年前的先人怨天尤人(啊，是他們把我們引向這條羊腸小道的啊)，我們應該感到失望的是自己，而不是他們……

　　遙想九十年前的前輩，感受周圍風起云涌的“新民”，撫思我們內(nèi)心沉睡了太久的激情，我們有什么理由不充滿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