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人文地理學家李旭旦

　　李旭旦，江蘇江陰人。1934年畢業(yè)于中央大學地理系。1939年獲英國劍橋大學理學碩士學位。小編在此整理了著名人文地理學家李旭旦相關資料，希望能幫助到大家。

　　李旭旦：為學地理負半生

　　南京對于民國地理學的意義不言而喻。2018年末過南京，偶然得知李旭旦故居被改為一座咖啡館，于是登門探訪。李旭旦(1911-1985)，英國劍橋大學碩士，民國中央大學地理系主任。

　　李氏故居是一幢二層的小別墅，內設木質地板和樓梯，依稀有舊時風貌。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李旭旦卜居此處，南臨南京大學，左近玄武湖，在六朝煙雨中，以無情出名的臺城柳，是否能給李家一絲慰藉呢?李旭旦1985年逝世于此，成為人生中的最后居所，而李氏遺孀陸漱芬先生居至本世紀初，至今老街坊仍能言李家舊事。

　　李旭旦與民國同歲，1911年10月出生在江蘇江陰青旸鎮(zhèn)，東鄰明代地理學家徐霞客的故鄉(xiāng)馬鎮(zhèn)，這似乎冥冥之中注定了他與地理的緣分。

　　李旭旦的父親為小鎮(zhèn)郎中，但他從小體弱多病。不過，少年努力，他十三歲考入著名的南菁中學，1930年又被保送首屈一指的國立中央大學，成為地理系的第一屆新生，實現(xiàn)了階層的跳躍。

　　中央大學地理系始于竺可楨創(chuàng)設的東南大學地學系，是民國地理學的殿堂，竺氏的兩大弟子胡煥庸與張其昀，再加上聘請的留美學者黃國璋，共同構成地理系的三駕馬車。在中央大學地理系，勤奮優(yōu)異的李旭旦甚得系主任胡煥庸的青睞。同時，胡為宜興人，與李的家鄉(xiāng)江陰，均為江南吳語區(qū)，而且胡為鄉(xiāng)村私塾先生的獨子，與李旭旦背景相當，自然對李又親近三分。

　　在胡煥庸的指導下，李旭旦花費三年時間合譯法國人文地理名家白呂納的《人地學原理》，熟習西方地理學理論，完成基本的學術訓練。1934年暑假，胡煥庸帶領李旭旦等赴蘇北考察淮河水利及濱海鹽墾，行經二十余縣，出版《兩淮水利鹽墾實錄》，書后附有李旭旦撰寫的連云港。此時，胡煥庸已將李旭旦視為傳人而有意栽培。據(jù)說胡煥庸的文章，其他人都不能改動，只有李能改。

　　1934年李旭旦畢業(yè)留系擔任助教，中央大學地理系以李旭旦為中心，匯聚了一批江陰籍學子，形成所謂的“江陰幫”，其中著名者有朱炳海、李海晨、李旭旦和王維屏。

　　1936年李旭旦在胡煥庸的鼓勵下，考取中英庚款，留學英國劍橋大學。在劍橋期間，李旭旦繼承了胡煥庸的學術傳統(tǒng)，主攻人文地理學，并基于1934年的蘇北考察，完成碩士論文《蘇北：一個區(qū)域地理的研究》(North Kiangsu: A Study in Regional Geography)。

　　另有趣聞：李旭旦在劍橋時期，為了補充專業(yè)知識，常在浩如煙海的圖書館中找書籍污漬最多的地方閱讀，頗有收效。根據(jù)其理論，書籍污漬最多之處，是因翻閱最多，必是最重要之處。

　　1939年李旭旦學成歸國，奉師命回中央大學地理系任教。李曾在1929年加入國民黨，兩年后退黨。1941年胡煥庸再次介紹李加入國民黨，為接班作準備。

　　1942年胡煥庸出任中央大學教務長，由校長蔣介石簽名頒發(fā)任命狀，他遂將地理系主任交由李旭旦，完成傳人交接。1946年胡煥庸在美國馬里蘭大學訪學一年，回國之前推薦李旭旦接替任教一年，可見胡煥庸對李旭旦的栽培之意。

　　李旭旦自學生時代翻譯西方人文地理名著到在劍橋大學攻讀人文地理學，以人文地理和區(qū)域地理見長，契合中央大學的地理學傳統(tǒng)。十年積累，李旭旦在抗戰(zhàn)前后達到第一個學術高峰。

　　中國地理的南北分界線向以秦嶺淮河為準，而秦嶺向西至青藏高原東端的600余公里之內，并無顯著自然地物可依。1941年李旭旦在考察基礎之上，提出中國南北地理分界的西端應以白龍江中游為界的結論，為地理學界廣泛接受。

　　界限是地理區(qū)劃的前提，戰(zhàn)后，李旭旦又在《美國地理學年刊》上發(fā)表《中國地理區(qū)域之劃分》(1947)一文，提出綜合地理分區(qū)方案，自成一家之說。1946年李旭旦以中央大學地理系主任身份，兼任民國地理學最高期刊《地理學報》的主編，在學術和事業(yè)上都達到頂峰。

　　相對李旭旦的春風得意，李的同班同學任美鍔則顯得郁郁寡歡。任美鍔出身寧波經營草席業(yè)的商人之家，少年時期讀到張其昀的《高中本國地理》，遂有志于地理學，并與李旭旦一起成為中央大學地理系僅有的兩位新生。

　　但是，相比李旭旦與胡煥庸的交好，任美鍔更親近寧波同鄉(xiāng)教授張其昀。他曾隨張其昀縱游浙江全省名山，1934-35年又隨張做西北五省(陜甘青寧蒙)為時一年的長途考察，并撰寫五十余萬字的考察報告。1936年任美鍔與李旭旦一起考取中英庚款，留學英國格拉斯哥大學，師從著名構造地質學家E. B. Bailey 爵士學習英格蘭高原大地構造。

　　1939年任美鍔獲得博士歸國，又追隨張其昀到浙江大學史地系執(zhí)教，但任美鍔在浙大史地系并不如意，一是浙大的名氣不如中央大學，二是任美鍔因為個人感情問題，為浙大不容。

　　1943年任美鍔想調回中央大學地理系，但胡煥庸不同意，他只得暫居復旦大學史地系。胡煥庸的堅持自有其深意，因為李旭旦仁厚內斂，而任美鍔則好強自負，胡深諳一山不容二虎的道理，惜李旭旦并未領悟到老師的良苦用心。

　　對于任美鍔，李旭旦更多是囿于同窗之情。因為兩人1930年同時考入中央大學地理系，期間合譯白呂納的名著，后又同時考取中英庚款留學英國。1937年初到英國，兩人在年假中聚晤劍橋，同赴倫敦參加英國地理協(xié)會(British Geographical Association)的年會。

　　抗戰(zhàn)期間，兩人又共同參加西北科學考察團。1944年雖有胡煥庸的堅持，在系主任李旭旦的努力下，任美鍔回到闊別十年的中央大學地理系。1946-1947年，李旭旦去馬里蘭大學做訪問教授，任美鍔代理系主任，這是任美鍔執(zhí)掌中央大學地理系的初嘗試。

　　1949年國共易幟，換了人間，相對張其昀與任美鍔師徒，胡煥庸和李旭旦師徒命運要曲折得多。中央大學地理系因政治關系被率先重組，改名為南京大學地理系，胡煥庸因為長期擔任中央大學地理系主任及教務長，1949年9月，即奉命到北京的華北大學附設政治研究院學習，此時他已無暇地理學術，只是希望學習不要太長，因為個人雖由公家供膳宿，但家中無給濟。

　　1950年夏，受訓結束的胡煥庸落選全國地理學專門委員會委員，同時因政治身份無人愿意聘用，高校之中已無其位。民國的地理大佬成為明日黃花，幸虧胡煥庸曾經研究過蘇北的淮河，得以在位于安徽蚌埠的水利部治淮委員會，謀得技術委員兼資料室主任一職，參與淮河治理。直到1953年，才通過門生關系調到華東師范大學地理系，輾轉找到一個立命之所。

　　作為胡煥庸的高足和中央大學地理系主任的李旭旦，則開始了自我救贖。首先是翻譯蘇聯(lián)的地理著作。二戰(zhàn)后期，李旭旦曾關注蘇聯(lián)。1946年在美國講學時讀到英國地理學家所寫的《蘇聯(lián)地理》，覺得對于蘇聯(lián)建國的自然條件和經濟事實講地很透徹，更重要的是作者對蘇聯(lián)素抱同情友好的態(tài)度，政治認識比較正確。

　　因此，李旭旦1948年回國后開始翻譯，但因政局動蕩而擱置。1949年他重拾舊稿，一氣呵成，1951年出版。其次，李旭旦主編《地理知識》雜志。1949年4月，南京大學地理系與中國地理研究所為了迎接新政權而創(chuàng)辦《地理知識》月刊，一是普及地理科學知識，二是結合國家建設，介紹工農業(yè)生產和改造自然的具體成就，由李旭旦擔任主編，并于1950年1月正式出版。投誠最終換來回報，李旭旦只是辭去《地理學報》主編一職，保留了南京大學地理系主任的職務。

　　李旭旦的同學任美鍔在新政權下則是先抑后揚。起初，任美鍔與胡煥庸一起落選全國地理學會專門委員，同時，被從中科院地理研究所籌備委員會中剔除，因為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認為任美鍔曾經為《文化先鋒》寫文章，與國民黨中央文化委員會主任張道藩一起與新文藝派對壘，因此不能躋身科學院的專家之列。但是這個影響僅限于科學院系統(tǒng)，并未阻止任美鍔在地理學界的上升。

　　1949年之后，南京大學地理系以李旭旦為主任，資深教授有任美鍔和徐近之，但三人之間隔閡漸深，特別是任美鍔向來難以合作。1950年胡煥庸政治學習完成之后，想重回中央大學地理系，但任美鍔極力阻擾。因為早在中央大學期間，任美鍔就對胡煥庸倚重李旭旦心生不滿，后胡煥庸又阻撓任美鍔重回中央大學，鑒于胡氏當時的地位，任氏隱忍不敢發(fā)，但今非昔比。

　　1950年任美鍔接替李旭旦擔任《地理學報》總編，同年，徐近之轉任中國地理研究所。1952年院系調整中，李旭旦另立門戶，組建南京師范學院地理系。已無對手的任美鍔順利出任南京大學地理系主任，最終將李旭旦的兩個重量級學術職務盡入懷中。

　　李旭旦的失勢和任美鍔的上升并非偶然，而是與新政權下的地理學轉向密切相關。1949年之后，地理學開始宗法蘇聯(lián)，廢棄人文地理學，以自然地理和經濟地理兩分地理學。

　　不同于李旭旦的人文地理出身，任美鍔擁有英國格拉斯哥大學地形學博士，是典型的自然地理學。同時，任美鍔的研究兼重經濟地理，特別是工業(yè)地理。例如任美鍔1944年介紹德國韋伯的工業(yè)區(qū)位理論，探討戰(zhàn)后中國工業(yè)區(qū)位問題，此為中國工業(yè)地理學的開創(chuàng)之作。

　　1946年任美鍔又出版《建設地理新論》，闡述應用地理學的觀點，特別是蘇聯(lián)經濟地理學在區(qū)域設計方面的成就。任美鍔的研究兼顧自然地理與經濟地理，與當時中國的地理學術走勢有神一般的默契。

　　反觀李旭旦，其擅長的人文地理學在新政權下失去了合法性，在一定程度否定了李氏的學術價值，終結了其學術生命。李只得避走南京師院，專注教學和翻譯蘇聯(lián)地理著作。

　　1957年，在“雙百”方針的鼓動下，作為民盟南師的負責人，李旭旦一反往日的審慎，罕見地發(fā)表了一篇政治文章，呼吁擴大民主(《擴大民主生活和加強政治思想教育》，江蘇盟訊，中國民主同盟江蘇省委員會編1957年第4期)。結果可想而知，次年即被打為“右派”。

　　“”伊始，李旭旦更是在劫難逃，他因為心臟病沒有下放，但被關押在南師校園的一幢房子內，失去人身自由，一度想了卻殘生，直至1972年才得以回家。同時，妻子被下放，當年常舉行家庭舞會的小洋樓中，只剩下八旬的岳母，獨守孤樓，白發(fā)依門。

　　1978年之后，李旭旦才得以平反，重續(xù)中斷三十年的人文地理學，并以數(shù)年功力翻譯西方地理學名著，但是李自幼體弱，“”期間身心俱殘，就在第二學術高峰乍現(xiàn)之時，天不假壽，李即去世，享年七十六歲，其學術生涯以翻譯開始，又以翻譯結束。

　　作為南京大學地理系主任的任美鍔在“”之中也未能獨善其身。1968年夏，南京大學召開全校“斗爭叛徒、特務、現(xiàn)行反革命份子大會”，任美鍔被控為國民黨特務、反動教授，性格要強的他一度想跳長江自殺，后被下放農場直至1973年。

　　任美鍔具有高度的學術嗅覺和學術運氣，1949年之后他即轉向相對安全的自然地理學，學術研究基本未斷。平反之后，任美鍔專注海岸研究，迎來人生中的第二學術頂峰，先是獲得國際地理學的最高榮譽維多利亞獎章，后又中國科學院院士加身，最終于2008年以九十六歲的高壽離世，得以享天年。相對同窗李旭旦，任氏似乎又勝了一局。

　　行文至此，李氏故居窗外已是夜沉似水。李旭旦晚年有詩云：“古稀伏案任憔悴，為當不負學地理。”他一生沒負地理，卻被地理負了半生。

　　地理學習方法

　　一、抓住一輪復習，全面掌握基礎知識

　　“能力為主導，知識為基礎”是高考永恒的話題。高考試題無論怎樣變化，都是地理基礎知識的不同演繹和遷移，即使是綜合試題也是在基礎之上的綜合。如果基礎知識不扎實，就很容易在考試過程中遇到障礙。一輪復習正是對基礎知識進行全面盤點的階段，因此，同學們一定要重視這個階段的復習，力爭做到“當天內容及時消化，每單元知識及時鞏固”，力爭吃透每個知識點。

　　二、重視地圖，將地理知識落實到地圖上

　　地圖是地理學科的第二語言，高考試題也往往以地圖為切入點，近年來高考試題的采點甚至出現(xiàn)微觀、局部地區(qū)，這就要求同學們有很強的讀圖能力和區(qū)域定位能力。因此，同學們平時應注重讀圖、填圖、默圖、甚至描圖訓練，只有把所有的知識都落實到地圖上，才能切實提高解題能力。

　　三、關注時事熱點、聯(lián)系生活實際

　　地理時事熱點問題、生活中的地理問題都是地理學科非常關注的問題，也是歷年高考命題的理想切入點。因此我們要時刻關注這些問題，分析生活中地理事物(現(xiàn)象)的形成原因、提出某些問題的解決措施、了解某些工程發(fā)展的最新進展、將某些時事與相關地理知識聯(lián)系起來等。同學們平時應注意經常看報，學會發(fā)現(xiàn)時事中隱含的地理信息，不妨可以自編一些地理時事題與同學交流、互相考查提高。

　　四、學會用規(guī)范的地理語言表述

　　地理高考說明中要求“進行文字準確、條理清楚、邏輯嚴密的表述”。有的同學客觀性試題做得相當不錯，但進行文字表述時卻常常不能到位，不是關鍵字抓不住，就是語言邏輯出現(xiàn)問題，使本該得到的分丟失。關鍵在于，平時就沒有使用規(guī)范的地理語言進行記憶與表述。課本是我們學習規(guī)范地理語言的重要工具，從現(xiàn)在起，同學們應盡量使用課本語言進行表述和記憶，逐步形成良好的語言表述習慣。

　　總之，整個高三階段地理學習，一輪復習是關鍵，它好比是蓋高樓大廈時的打基礎，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希望同學們掌握有效的學習方法，全面掌握地理基礎知識，為后階段的提高奠定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