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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魯迅的文章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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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迅,浙江紹興人,原名周樟壽,后改名周樹人,字豫才、豫亭,浙江紹興人,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寫魯迅的文章有哪些?下面就是學習啦小編給大家整理的寫魯迅的文章,希望對你有用!

  寫魯迅的文章篇1:魯迅小廚

  魯迅先生一生在吃上異常節(jié)儉。有資料考證,魯迅日常菜譜無非三菜一湯,菜色基本就是“老三樣”:一碗素炒豌豆苗、一碗筍炒咸菜、一碗黃花魚。每月買食材的錢只抵得上購書開支的三分之一。

  即便如此,魯迅也有一系列比較偏好的菜品。最為奇特的是,魯迅身為南方人,卻對河南菜情有獨鐘?!遏斞?a href='http://www.rzpgrj.com/zw/riji/' target='_blank'>日記》曾提到在北京“厚德福”宴飲的細節(jié)。魯迅在北京的時候,非常喜歡厚德福的菜,尤其是“糖醋軟熘鯉魚”“鐵鍋烤蛋”“酸辣肚絲湯”“炸核桃腰”這四道菜,后來,有長垣廚師為紀念魯迅,將這四道菜合稱為“魯公筵”。

  1927年,魯迅移居上海。知味觀杭菜館是魯迅在上海期間去的最多的地方。而知味觀的“叫化雞”和“西湖醋魚”等菜肴也因魯迅而名揚日本。1933年10月23日,魯迅在知味觀宴請日本福民醫(yī)院院長和內(nèi)山君等好友,親自點了“叫化雞”“西湖莼菜湯”“西湖醋魚”等佳肴。席間,魯迅特別向客人介紹了“叫化雞”的來歷和做法。誰知,魯迅的這個無意的舉動,使得知味觀及其“叫化雞”“西湖醋魚”等菜肴在日本出了名。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日本中國料理代表團”和“日本主婦之友”成員到上海訪問時,還指名要到知味觀品嘗“叫化雞”和“西湖醋魚”。

  魯迅在上海期間,除了知味觀,豫菜館“梁園”也深得他的喜愛。他還曾產(chǎn)生過雇一個豫菜廚子的想法,后因?qū)Ψ揭蟮墓べY太高而放棄。魯迅曾在梁園多次宴請朋友,或“屬梁園豫菜館定菜”,還時常請該館廚師“來寓治饌”。不得不提的是,1934年12月9日,魯迅在梁園宴請了剛到上海的蕭軍、蕭紅夫婦,及茅盾、聶紺弩、葉紫、胡風等作家。席間,魯迅點了平日最愛吃的豫菜“糖醋軟熘鯉魚”“鐵鍋烤蛋”“酸辣肚絲湯”“炸核桃腰”等。

  在梁園,魯迅最喜歡的菜卻是扒猴頭,這也是河南名菜,與熊掌、海參、魚翅并稱。魯迅對此菜的喜愛程度非常之高,還曾產(chǎn)生過“但我想如經(jīng)植物學家或農(nóng)學家研究,也許可培養(yǎng)”的念頭。

  文人吃菜不可無酒,而魯迅在西裝革履、咖啡盛行的時代,卻仍是一襲長衫,“松風竹爐,提壺相呼”,一杯清茶的習慣從未更改過,對于酒,只是淺嘗輒止,“多半是花雕”。

  世人皆道魯迅先生偉大而耿直,卻未曾想過,先生的朝花夕拾卻也是從舌尖上開始的。

  寫魯迅的文章篇2:回到魯迅那里去(孫郁)

  汪曾祺在《蒲橋集·自序》中追溯現(xiàn)代文學發(fā)軔期的散文創(chuàng)作時說道:“宋人筆記,簡潔瀟灑,讀起來比典冊高文更為親切, 《容齋隨筆》可為代表。明清考八股,但要傳世,還得靠古文。歸有光、張岱,各有特點。‘桐城派’并非都是謬種……不可忽視。龔定庵造語奇崛,影響頗大。 ‘五四’以后,散文是興旺的。魯迅、周作人,沉郁、沖淡,形成兩支。”他認為,五四以后的散文大致可以歸為沉郁和沖淡兩支,其代表一個是魯迅,一個是周作 人。周作人屬于“詩以言志”的傳統(tǒng),而魯迅所內(nèi)涵的多是“文以載道”的基因。

  汪曾祺的觀點值得我們思考。新中國成立以后,關于魯迅的研 究成為顯學,但研究者多用政治的符號,將魯迅研究簡單化,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的魯迅研究文章,有的不忍細究,有的可待商榷。而事實上,魯迅的思想并 非如某些論者所說是簡單的列寧主義的,而是跟普列漢諾夫、早期的盧那察爾斯基和托洛茨基的馬克思主義觀更為接近。到上世紀80年代開始,文藝評論家王富仁 提出一個口號——“回到魯迅那里去”,倡導魯迅研究應該回到真正的魯迅去,就像當年西方學者所說的“我們回到康德那里去”一樣。如此一來,關于魯迅的讀解 認識發(fā)生了很大變化。而這種變化主要源自兩部分人,一部分是作家,一部分是學者。作家當中對魯迅了解最深且描述最老到的,便是孫犁。

  孫 犁在抗戰(zhàn)時期是位革命作家,后來擔任《天津日報》“文藝副刊”的主編,堅持遠離流行色。到了晚年,他的寫作文風大變,由早期《荷花淀》清靈典雅、童話般的 寫作,進入沉郁、幽暗、慘烈的語境里,如《野草》般帶有血色的、灰暗的,小夜曲一樣低緩的境地。他在晚年寫的《無為集》《曲終集》等小冊子,曾經(jīng)風靡全 國,直到今天,還有眾多讀者喜歡。

  孫犁在幾乎每一本書里都有大量關于魯迅的言說,這是頗有意思的。盡管其讀書趣味與周作人接近,但周作 人只愛自己鮮談他人,提倡超越功利,遠離血與火,藏身象牙塔內(nèi),而不像魯迅那樣充滿慈悲之感,是孫犁不能接受的。也就是在那個時候,他寫文章開始有一種 “魯迅風”,絕不趨炎附勢,絕不輕易褒揚某個作家,而敢于直接指出文壇的問題。

  孫犁的文章是直面人生的。他在自己的文章里把六朝文字的 美質(zhì)銜接起來,而且把魯迅的嬉笑怒罵,特別是沉郁的筆鋒繼承了下來。他在文章里面永遠是低調(diào)的,他認為自己是個失敗的人,所以寫作的時候,是以一個失敗者 的口吻來面對歷史和他人,絕沒有趾高氣揚的一面。跟魯迅一樣,他們都把自己看得很低,但是這種“低”里面又充滿智慧與慈悲。總體來看,孫犁的寫作是中斷的 魯迅傳統(tǒng)的復活。

  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中國報刊上到處都能看到模仿魯迅先生的雜文,孫犁卻認為這種雜文是死的文字。在他看來,太 像魯迅,太模仿魯迅一家,就成不了大家。要想成為像魯迅那樣的人,就必須像魯迅那樣在東西文化中游弋,要閱讀百家,雜取種種,最后變成自己。而他也真的像 魯迅一樣成了雜家。

  當代作家張承志小說和散文創(chuàng)作初期頗具浩然之氣,來自他最崇拜的兩個人,一個是毛澤東,一個是魯迅。張承志關于魯迅 的文章有多篇,他的散文深受魯迅的影響,當然也離不開考古學、歷史學、拉丁美洲文化以及中國西域文化研究的影響。上世紀90年代知識分子紛紛棄筆從商的時 候,他寫了一篇《以旗為筆》,還寫過一篇《清潔的精神》,禮贊中國古代文明中的清潔精神,在物欲面前不為所動的崇高信仰。

  張承志在《黑 駿馬》《金牧場》等作品里面,尤其是對歷史勾勒的那種凜烈之氣,是從魯迅文本的旋律繼承了某種氣韻。他非常好地繼承了魯迅的內(nèi)在品質(zhì),同時吸收了蘇聯(lián)作家 艾特瑪托夫等人的寫作風格。他是當代散文作家群里能帶給人啟發(fā)的一個,他的散文和隨筆,幾乎每一篇都有深切的學理在里面。他咀嚼我們的歷史遺產(chǎn),在東西方 文化瞭望之中產(chǎn)生了非常有趣的意象。

  張承志的文章有激情,有失敗的子民卻不屈于失敗的果敢、頑強、浩然之氣,也依傍于魯迅。在上世紀 50年代和70年代,人們對魯迅的理解是非常膚淺的,他卻進入到心靈世界。如果說孫犁是在文章學以及在審美的態(tài)度上繼承了魯迅思想要義的話,張承志應當是 說在他的學術(shù)觀和人生哲學上繼承了魯迅的遺產(chǎn)。

  另一位迷戀魯迅的作家林賢治也深受魯迅的影響。他筆下的魯迅,相較于香港作家曹聚仁所寫 的《魯迅評傳》,別具一格。林賢治的散文獨成一格,有著魯迅般的孤傲,敢于向“丑”和“惡”說“不”。他的散文充滿對俄羅斯文明的敬仰,對納粹統(tǒng)治下德國 知識分子命運的描述,以及對奧斯維辛集中營里囚徒精神境遇的思考,這些都有令人心領神會之處。他描述中國的近現(xiàn)代思想史以及鄉(xiāng)村生活,處處讓人感受到魯迅 雜文和小說的魅力。盡管他吸收的資源不限于魯迅,但魯迅之風在他身上的烙印是極為明顯的。

  總體來看,周作人傳統(tǒng)是恬淡自如的,受他影響 的作家寫作,有對人生的咀嚼和悠然之感,有一種清淡的輕靈之美,但遺憾的是,在民族存亡關頭,他的散文旨歸卻將他的創(chuàng)作引向歧途,這不僅是他創(chuàng)作更是他性 格的敗筆,至今為人詬病。受到魯迅傳統(tǒng)影響的散文家,他們的寫作是很峻急、很奔放,但又沉郁的一種品格;他們有思想,不斷燃燒自己,不斷拷問自己,像陀思 妥耶夫斯基在《卡馬拉佐夫兄弟》和《罪與罰》中對人的靈魂拷問一樣,也在拷問自己的靈魂。而魯迅的精神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在這些人身上都有,他們的寫 作充滿焦慮、緊張,也充滿勇氣和擔當。他們的文字,是渾厚的交響。周氏兄弟所代表的兩個傳統(tǒng),其實是當代散文寫作兩條不同路徑,值得我們思考,也值得我們 借鑒。

  寫魯迅的文章篇3:重讀魯迅(楊義)

  去年冬,我從魯迅的文化血脈、哲人眼光、志士情懷、巨人智慧等多元角度,以古今文獻、金石文物、野史雜著、風俗信 仰、地域基因、時代思潮以及魯迅的深層生命體驗方面的豐富扎實的材料,對220余篇文章進行有根柢、有趣味、有獨到眼光的評點。這實際上是為五四前后的半 個世紀的文化精髓譜系作注,為20世紀最深刻的一位思想文學的巨人,作方方面面的解讀。以一人之力進行如此充滿挑戰(zhàn)性的事情,誠如《詩經(jīng)》所謂:“戰(zhàn)戰(zhàn)兢 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今將這些評點奉上,意在獲得更多的批評指點。

  魯迅研究是我的學術(shù)研究的始發(fā)點。從1972年北京西南遠郊的工廠庫房里通讀《魯迅全集》十卷本至今,已經(jīng)四十多年了。1978年,我考入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師從唐弢及王士菁先生,開始系統(tǒng)地研究魯迅。此后我發(fā)表的若干關于魯迅的文字,創(chuàng)造了個人學術(shù)生涯的頗有幾個“第一”。1981 年上半年的《論魯迅小說的藝術(shù)生命力》,是我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發(fā)表的第一篇文章;1982年7月的《魯迅小說的現(xiàn)實主義的本質(zhì)特征》,是我在 《中國社會科學》發(fā)表的第一篇文章;1984年4月在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魯迅小說綜論》,是我的第一本學術(shù)專著。

  由此邁出的最初的學術(shù)腳步,是我后來研究《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并孜孜矻矻探尋中國古往今來的文學,乃至整個中國思想文化的本源和本質(zhì)的第一個 驛站。選擇這個學術(shù)思想出發(fā)的驛站,在與魯迅進行一番思想文化和審美精神的深度對話之后,再整裝前行,對古今敘事、歌詩、民族史志、諸子學術(shù)進行長途奔 襲,應該說,多少是儲備了彌足珍貴的思想批判能力、審美體驗能力和文化還原能力的。當我在審美文化和思想文化上歷盡艱辛地探源溯流三十余年之后,再反過頭 來清理魯迅的經(jīng)典智慧和文化血脈,于是在最近兩年陸續(xù)推出了《魯迅文化血脈還原》(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年4月),《遙祭漢唐魄力——魯迅與漢石畫像》 (《學術(shù)月刊》2014年第2期)和三卷的《魯迅作品精華(選評本)》(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14年8月),對我的學術(shù)生涯第一驛站的存貨進行翻箱倒柜地大清 理。清理的結(jié)果,使我對魯迅的思想和文學的存在,油然生出深深的敬佩和感激之情。有此標桿,令人在思想學術(shù)上不容稍微懈怠。

  最近,我把總字數(shù)133萬言的這三份材料,作了一次校對,把??彼脤懗蓛善恼拢骸遏斞附o我們留下什么》《如何推進魯迅研究》,每篇都是兩萬多字,前一篇還是草稿。文章寫得很匆促粗糙,只不過想把近年重回魯迅的心靈軌跡作一番清理。

  魯迅給我們留下了什么?以往思考這個問題,往往羅列魯迅的一系列觀點,不妨換一個角度,魯迅在精神特質(zhì)和思想方法上留給我們什么啟示。觀點是具體的,容易隨著歷史的行進而增光或褪色;精神特質(zhì)或思想方法,則具有潛在的普適性,運用之妙,可以進入新的精神過程。

  嚴峻深邃的眼光

  魯迅有33篇小說,有16篇寫到“眼光”?!侗荚隆穼戶?ldquo;身子是巖石一般挺立著,眼光直射,閃閃如巖下電,須發(fā)開張飄動,像黑色火”,把一 個看作人物精神的要緊處。《拿來主義》“要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絳洞花主·小引》謂對于《紅樓夢》,“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 經(jīng)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可見眼光是認知世界關鍵。如清人吳喬《圍爐詩話》卷六說: “讀書須眼光透過紙背,勿在紙面浮去。”

  在《魯迅作品精華(選評本)》每一本書中,都夾著我手寫的書簽:“讀魯迅可使心靈的眸子如巖下電。”強調(diào)的也是“眼光”。香港版《魯迅作品 精華》作《弁言》也說過:“我們觀察中國事物之時,灼灼然總是感受到他那銳利、嚴峻而深邃的眼光,感受到他在昭示著什么,申斥著什么,期許著什么”;“ ‘魯迅眼光’,已經(jīng)成為二十世紀中國智慧和精神的一大收獲,一種超越了封閉的儒家精神體系,從而對建構(gòu)現(xiàn)代中國文化體系具有實質(zhì)意義的收獲。在魯迅同代人 中,比他激進者有之,如陳獨秀;比他機智者有之,如胡適;比他儒雅者有之,如周作人;唯獨無人如他那樣透視了中國歷史進程和中國人生模型的深層本質(zhì),這就 使得他的著作更加耐人重讀,愈咀嚼愈有滋味。魯迅學而深思,思而深察,表現(xiàn)出中國現(xiàn)代史上第一流的思想洞察力、歷史洞察力和社會洞察力,從而使他豐厚的學 養(yǎng)和深切的閱歷形成了一種具有巨大的穿透力的歷史通識。”

  比如解剖國民性的命題,《阿Q正傳》寫阿Q式的革命:阿Q所夢想的革命武器,不是民主共和,他連自由黨都訛成“柿油黨”,反而《三國》《水 滸》《封神》等小說及地方戲劇《龍虎斗》中的各種兵器,板刀、鋼鞭、炸彈、洋炮、三尖兩刃刀、鉤鐮槍,成了他想象中合群打劫的家伙,帶有民俗狂歡的諷喻 性。魯迅眼光看透了群體潛意識。魯迅有一個透入人們靈魂的發(fā)現(xiàn):“專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權(quán)時無所不為,失勢時即奴性十足。”(《南腔北調(diào)集·諺語》) 這是魯迅的眼光,那種認為魯迅解剖國民性是受西方傳教士影響的“殖民思想”,是離開事物的本質(zhì),或把事物本質(zhì)虛無化的不實之論。

  痛快淋漓的智慧

  香港版《弁言》還說:“誰能設想魯迅僅憑一枝形小價廉的‘金不換’毛筆,卻能疾風迅雷般揭開古老中國的沉重帷幕,賦予痛苦的靈魂以神圣,放 入一線晨曦于風云如磐?他對黑暗的分量有足夠的估計,而且一進入文學曠野便以身期許:‘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靑年一代‘到寬闊光明 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這便賦予新文化運動以勇者人格、智者風姿。很難再找到另一個文學家像他那樣深知中國之為中國了。那把啟蒙主義的 解剖刀,簡直是刀刀見血,哪怕是辮子、面子一類意象,國粹、野史一類話題,無不順手拈來,不留情面地針砭著奴性和專制互補的社會心理結(jié)構(gòu),把一個國民性解 剖得物無遁形,淋漓盡致了。讀魯迅,可以領略到一種苦澀的愉悅,即在一種不痛不快、奇痛奇快的大智慧境界中,體驗著他直視現(xiàn)實的‘睜了眼看’的人生態(tài)度, 以及他遙祭‘漢唐魄力’,推崇‘拿來主義’的開放胸襟。他后期運用的唯物辯證法也是活生生的,毫無‘近視眼論匾’(參看他的雜文《扁》)的隔膜。我們依然 可以在他關于家族、社會、時代、父子、婦女,以及文藝與革命,知識者與民眾,圣人、名人與真理一類問題的深度思考中,感受到唯物辯證法與歷史通識的融合, 感受到一種痛快淋漓的智慧禪悅。他長于諷刺,但諷刺秉承公心,冷峭包裹熱情,在一種‘冰與火’共存的特殊風格中,逼退復古退化的荒謬,逼出‘中國的脊梁’ 和‘中國人的自信力’。魯迅使中國人對自身本質(zhì)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的歷史深度,正是這種充滿奇痛奇快的歷史深度,給一個世紀的改革事業(yè)注入了前行不息的、 類乎‘過客’的精神驅(qū)動力。”

  魯迅雜文,得力于他那種隨手拈來的雜學。民初魯迅,是一個獨特的精神存在。他以沉默排遣痛苦,也以沉默磨練內(nèi)功。思想痛苦的醫(yī)治,使思想者 真正深刻地咀嚼出文化的滋味。如果沒有民國初年的校古碑,抄佛經(jīng),搜集漢畫像和金石文物,就沒有這位具有如此深邃的精神深度,深知中西文化之精髓之魯迅。 魯迅的人文興趣廣泛,少好繡像、俗劇,長嗜古碑、漢磚和木刻,借以體驗文化趣味和古人心靈。文學家的魯迅,是以博識者作為其文化修養(yǎng)背景的,1925年作 《看鏡有感》一文,寫得如此驅(qū)遣自如,誠然顯示了博識者風采。雜文,乃是魯迅創(chuàng)造的與民族國家共患難的文化方式。

  強悍的骨頭

  魯迅是大智大勇的啟蒙斗士,《自嘲》詩云:“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骨頭之硬,來自鮮明而熱烈愛與憎的錘煉和淬火。“敢說,敢 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女吊》寫一種“民俗活化石”,甚至是“女鬼活化石”。“鬼”也有化石嗎?鬼本該連 著“黑暗”和“死”,魯迅卻從中激活強悍的生命,由此建構(gòu)了現(xiàn)代中國文學上無可重復的意義方式和意義深度。

  悲憫求索的情懷

  由1918年寫《狂人日記》的驚世駭俗,到1919年寫《孔乙己》的委婉精妙,在不到一年間,魯迅小說形式發(fā)生本質(zhì)性的變化,顯示了魯迅文 學世界的出手不凡和淵深莫測。在《孔乙己》中,魯迅撿起故鄉(xiāng)街市有如隨風飄落的一葉陳舊人生的碎片,夾在狂飆突起的《新青年》卷頁之間,由此審視著父輩做 不成士大夫的卑微命運,行文運筆充滿著悲憫之情。這就是他們的“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嗎?其地名、其人名,充滿反諷的張力。

  不僅文章與文章之間追求思想形式的原創(chuàng),而且書與書之間呈現(xiàn)了精神求索的獨特的深度?!秴群啊窙_擊力強,《彷徨》反思性深?!蹲8!贩此嘉?四的啟蒙。辛亥過去近十年,五四大潮正在奔涌,然而講理學的本家叔輩老監(jiān)生魯四老爺大罵的“新黨”還是康有為,似乎歷史并沒有由于思潮推涌而邁步前進。 《孤獨者》反思“孤獨”。胡適1918年發(fā)表《易卜生主義》,里面引用易卜生《國民公敵》的話:“世界上最強有力的人就是那個最孤獨的人。”對此深度反思 的結(jié)果,孤獨的魏連殳,怎么能說的“世界上最強的人”呢?他只有一句“我還得活幾天”,這是魏連殳求生意志的宣言,在行文中反復鳴響。在走投無路之際,他 當了軍閥杜師長的顧問,出賣人生價值為代價的,勝利意味著失敗:“我已經(jīng)躬行我先前所憎惡,所反對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張的一切了。我已經(jīng)真的 失敗,——然而我勝利了。”《傷逝》沉浸于對更年輕一代知識者的思想文化的反思,反思了易卜生《傀儡家庭》的浪漫性。本篇一開頭就說,“如果我能夠,我要 寫下我的悔恨和悲哀,為子君,為自己”,為全篇定下了哀婉的懺悔格調(diào)。哀婉源自對青年知識者的青春禮贊,以及對青春失落的哀傷。其中剔出了一種“被系住的 蜻蜓的哲學”:“就如蜻蜓落在惡作劇的壞孩子的手里一般,被系著細線,盡情玩弄,虐待,雖然幸而沒有送掉性命,結(jié)果也還是躺在地上,只爭著一個遲早之 間。”這條擺脫不掉的細線,就是社會習俗、宗法勢力、經(jīng)濟體制,左右著青年知識者的命運。《離婚》反思啟蒙主義和女性主義思潮翻滾后,鄉(xiāng)村依然是士紳的廳 堂原則壓倒和制約著鄉(xiāng)野原則。七大人故弄玄虛的“屁塞”,輕而易舉地打翻了愛姑的“鉤刀腳”,這就是中國鄉(xiāng)村社會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的“無物之陣”。

  至于《如何推進魯迅研究》,就不準備細講了。其中認為,魯迅是一口大鐘,小叩則小鳴,大叩則大鳴;依然覺得魯迅研究還存在著不少可以深入開 墾的思想、知識、精神文化的園地和土層。就看研究者舉起敲鐘的槌棒的材質(zhì)和大小,就看研究者的知識儲備和思想能力,是否與研究對象相稱。我講了推進魯迅研 究的五個維度,即更深一層地疏通文化血脈,還原魯迅生命,深化辯證思維,重造文化方式,拓展思想維度。

  以往的魯迅研究的顯著特點,是側(cè)重于思潮,尤其是外來思潮對魯迅的影響。這方面取得的重大突破,自不待言,然而以往即便談論魯迅與傳統(tǒng)文化 的關系,也側(cè)重于思潮對這種關系的沖擊而產(chǎn)生的變異,就脫離了文化血脈的根本性了。魯迅說過:“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nèi)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 古,別立新宗,人生意義,致之深邃,則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zhuǎn)為人國。”(《墳·文化偏至論》)他是把思潮和血脈并舉,而使之相互對質(zhì), 一個巴掌拍不響,兩個巴掌才能拍出文化新宗、人生意義和國人之自覺。思潮離血脈而浮,血脈離思潮而沉。重思潮而輕血脈的研究,只能是“半魯迅”的研究,只 有思潮、血脈并舉,才能還魯迅應有的“深刻的完全”。即便是研究思潮,也要有血脈研究的底子,才能理解魯迅為何接受思潮,如何接受思潮,而使思潮轉(zhuǎn)換流向 和形態(tài)。如魯迅所言:“新主義宣傳者是放火人么,也須別人有精神的燃料,才會著火;是彈琴人么,別人的心上也須有弦索,才會出聲;是發(fā)聲器么,別人也必須 是發(fā)聲器,才會共鳴。”(《熱風·圣武》)血脈是解釋思潮為何及如何“著火”“出聲”“共鳴”的內(nèi)在根據(jù)。

  魯迅的文化血脈既深且廣,深入歷史,廣涉民間。魯迅的文化血脈,論其大宗,相當突出的是要從莊子、屈原、嵇康、吳敬梓,從魏晉文章、宋明野 史、唐傳奇到明清小說,甚至要從紹興目連戲、《山海經(jīng)》、金石學和漢代石畫像中去尋找,去把握。比如解釋《朝花夕拾》開篇的《狗·貓·鼠》,就可以啟動地 域文化和文獻學的角度,上溯到八百年前陸游《劍南詩稿》卷十五有《贈貓》絕句云:“裹鹽迎得小貍奴,盡護山房萬卷書。慚愧家貧策勛薄,寒無氈坐食無魚。” 這對貓的捕鼠功勞相當感激,如南宋吳自牧《夢粱錄》記述“貓,都人畜之,捕鼠”;陸游又借貓來吐露家境的貧寒,連累了貓也挨餓受寒。到了《劍南詩稿》卷三 十八,又有《嘲畜貓》詩曰:“甚矣翻盆暴,嗟君睡得成。但思魚饜足,不顧鼠縱橫。欲騁銜蟬快,先憐上樹輕。朐山在何許,此族最知名。”注云:“俗言貓為虎 舅,教虎百為,惟不教上樹。又謂海師貓為天下第一。”陸游為山陰(今紹興)人,與魯迅有同鄉(xiāng)之儀。魯迅幼年聽到的故事與這里的“俗言”一脈相承,但魯迅聽 到的貓是虎師傅,陸游卻說是“虎舅”,加了一層親緣關系。

  又比如,討論魯迅的美術(shù)關注,以發(fā)現(xiàn)“東方美的力量”為主旨。1935年,他給木刻家李樺寫信:“以為倘參酌漢代的石刻畫像,明清的書籍插 畫,并且留心民間所賞玩的所謂‘年畫’,和歐洲的新法融合起來,許能創(chuàng)出一種更好的版畫。”(《魯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5 頁)他由此設想一種新的美學形態(tài):“以這東方的美的力量,侵入文人的書齋去”(《魯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頁)這就有必要重 新認識民國初年的魯迅。魯迅一生,主要是1915年至1936年這個二十年的兩端,購得碑刻及石刻、木刻畫像拓片近六千種。這成為魯迅文化血脈里擁有的一 筆重要的思想資源。魯迅收藏的山東嘉祥等地的漢畫像拓片405種,多是民初沉默期所得;南陽漢畫像246種,則是1935年12月至1936年8月通過王 冶秋轉(zhuǎn)托相關人士拓印所得。許壽裳稱贊:“至于魯迅整理古碑,不但注意其文字,而且研究其圖案,……即就碑文而言,也是考證精審,一無泛語”(許壽裳: 《亡友魯迅印象記》,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第40頁)。其間曾用南宋人洪適《隸續(xù)》校訂《鄭季宣殘碑》??甲C古碑時,對清人王昶(號蘭泉)的《金 石萃編》多有訂正。1915年末,從北平圖書館分館借回清人黃易的《小蓬萊金石文字》,影寫自藏本的缺頁。魯迅的金石學、考據(jù)學修養(yǎng),于此立下了精深的根 基。沒有如此精深的傳統(tǒng)學術(shù)修養(yǎng),魯迅是不可能寫成《看鏡有感》這類雜文的,也不可能以山東嘉祥和河南南陽的漢代石畫像考見漢人的生活史和心靈史,從中發(fā) 現(xiàn)“東方美的力量”,借以遙祭“漢唐魄力”。既關注魯迅借鑒外來思潮,又顧及魯迅植根于本國文化血脈,才能超越研究“半魯迅”的局面,還原一個“全魯 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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