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為什么投江
屈原為什么投江
屈原(約公元前340-前278)，中國古代偉大的愛國詩人。那么，屈原為什么投江呢?共有九種說法：
1、殉國說。此說始于漢，盛于清時至今。班固《離騷贊序》云：“國將危亡，忠誠之情……自投汨羅。”宋朱熹《離騷經(jīng)序》云：“不忍見其宗國將遂危亡，遂赴汨羅之淵自沉而死。”清王夫之《楚辭·九章通釋》之序云：“迨頃襄狂惑，竄原于江南，絕其抒忠之路。且棄故都而遷壽春。身之終錮，國之必亡，無馀望矣，決計自沉。”王夫之認為，屈原眼看郢都淪陷，國都已破，于是不忍國亡而投江以殉國。
郭沫若《屈原賦今譯》(1)說：“屈原是一位理智很強的人，而又熱愛祖國，……他的自殺必然有更嚴肅的動機。頃襄王二十一年的國難，情形是很嚴重的。那時，不僅郢都破滅了，還失掉了洞庭、五渚、江南。頃襄王君臣朝東北逃難，在陳城勉強維持了下來。故在當年，楚國幾乎遭了滅亡。朝南方逃的屈原，接受著壓迫，一定是看到國家的破碎已無可挽救，故才終于自殺了。”郭沫若是現(xiàn)代屈學中持“殉國”說的主要代表。郭沫若多次申述其“殉國”說。他在1942年撰寫的《屈原考》說：“他把所有的血淚涂成了偉大的詩篇，把自己的生命殉了自己的祖國，與國家共存亡，這是我們所以崇拜他的原因，也是他所以偉大的原因。”他在《屈原簡述》(2)中說：“當楚國的都城被白起攻破的時候，他曾做過一首悼國都的詩，……看到楚國的前途已經(jīng)絕望，就在這年的五月五日(農(nóng)歷)終于跳進湖南汨羅里自殺了。”他又在《偉大愛國詩人屈原》(3)中說：“屈原的自殺，事實上是殉國難。”詹安泰《屈原》(4)說：“屈原是戰(zhàn)國時代楚國貴族中一個最進步的分子，他熱愛祖國，關(guān)心人民，忠于自己正直的主張，以忘我的精神與一切惡勢力斗爭到底，最后，他投入長江東邊的汨羅江，以身殉國。”游國恩、陸永品也承襲此說。
2、憤世說。此說主要認為屈原痛恨朝政紊亂、世事昏濁而投江。這種說法始于漢代。班固《離騷贊序》云：“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群小，……不忍濁世，自投汨羅。”王逸《楚辭章句·離騷序》云：“屈原自放草野，復作《九章》，援天引圣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羅，自沉而死。”劉向《新序·節(jié)士》云：“屈原疾暗世亂俗，汶汶嘿嘿，以是為非，以清為濁，不忍見于世，將自投于淵。”另外，從有關(guān)史籍和屈原作品中，也可看出，屈原是極為憤恨朝政不明和世事混濁的，如《懷沙》：“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莫白以為黑兮，倒上以為下”。更為明顯的是《漁父》：“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寧赴湘流，葬于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司馬遷也將此記載于《屈原列傳》，可見，司馬遷對于屈原投江原因的看法大約屬于此類。 3、潔身說。此說來源于《漁父》、《離騷》以及《懷沙》、《涉江》等詩篇的詩句。《漁父》有“安能以身之察察，愛之汶汶呼!”、“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離騷》有“伏清白以死直兮”。宋司馬光《屈平》詩曰：“白玉徒為潔，幽蘭未謂芳。”司馬遷《屈原列傳》也有“其志潔，故其稱物芳”的評說。
潘嘯龍在《從漢人的記述看屈原的沉江真相》(5)一文中指出，屈原“為了保持清白峻潔的操守，捍衛(wèi)自己畢生追索的理想，他因此莊嚴宣告：‘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愿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為類兮。’終于帶著不盡的遺恨，懷石自投于汨羅江中——這就是詩人在絕命前的《懷沙》中，對于自己為何沉江所作的憤懣自白。”
姜亮夫《楚辭今繹講錄》(6)說：“屈原為什么要跳水呢?屈原是清清白白的，‘伏清白以死直兮。’‘直’是道德的‘德’字，即，我有這個德，先天得之于我的先祖高陽，我是楚國的宗族。我又有這樣的修養(yǎng)，既然‘舉世皆濁我獨清’，我有什么辦法呢?他自己個人是光明磊落的，沒有一點含糊，他最看得起的道德是耿介，耿是光明的意思，介是大的意思，光而且大，這是屈原的最高理想。”
4、尸諫說。此說以王之江為代表。他在《屈原之死芻論》(7)一文中認為，楚國“黨人”橫行，國危瀕亡，屈原已被流放之中，無力身諫楚王。但屈原忠心未泯，既無力效忠國與民，也無力促使楚王醒悟，只好采取尸諫之法，投汨羅而死。
5、賜死說。此說以吳郁芳為代表。吳郁芳在《屈原不是自殺的》、《再說屈原不是自殺的》(8)兩文中指出，史籍中有許多自沉、自縊、自鴆、自刎者，名為“自殺”，實為誅殺、弒殺、刑殺。而且古代又有“刑不上大夫”之俗規(guī)，因此，“大臣有罪，皆自殺”，這就是“有賜死而無戮辱”的“優(yōu)刑”。屈原不僅曾任過三閭大夫，而且還任過僅次于令尹的左徒。屈原的流放，實際是變相的死刑。吳郁芳還說，司馬遷的《史記·屈原列傳》曰“流放”、“遷之”皆誅也。變相的死刑即為賜死。
6、謀殺說。此說源起于現(xiàn)代，以1991年《上海采風》第9期刊載的署名為“大可”的《屈原死于謀殺》為代表。該文認為，屈原是做了秘密愛情的犧牲品，他最眷愛和迷戀的“湘夫人”就是楚懷王的寵妃鄭袖，與鄭袖私通而遭流放，楚懷王之子頃襄王繼位后，屈原的政敵對其進行謀殺。刺客在汨羅江上乘龍舟追殺屈原，屈原乘另一只龍舟飛快逃跑。最后被刺客裝入麻袋投入江中，并說此即為賽龍舟和包粽子之情形。對端午的解釋是：“端”就是端正、澄清之意，“午”是“忤”的通假字，“端午”就是澄清謊言的意思。隨后，《東南西北》在1991年第12期上又將該全文轉(zhuǎn)載。1999年湖北《三峽晚報》刊載馬健的《屈原死因新解》，重彈此調(diào)，《旅游導報》第78期也登載過此類“情殺”的文章。此說可謂情調(diào)低下，無中生有，粗制濫造。1991年《中國文化報》曾載《屈原不可戲說》一文，批評信口雌黃和嘩眾取寵的“戲說”，稱此是篡改了民間傳說，是招搖過市。
7、救主說。亦稱“易服救主”說。此說源于湖北秭歸一帶的民間傳說。黃丹《屈原死因新說》(9)一文說，在屈原的誕生地——湖北省秭歸縣樂平里，有一個民間傳說：相傳屈原遭奸佞中傷后，被楚懷王流放到沅湘荒蠻之地。懷王在秦國死后，頃襄王繼位。當時的楚宮已墮落得不成樣子，秦軍經(jīng)常犯楚，占領了楚國不少地方，后來又攻破了郢都，并追殺頃襄王。頃襄王非?；诤蓿敵醪辉撚H秦，更不甘心楚國近800年的基業(yè)毀于自己手中，于是他想到了被流放在汨羅江一帶的屈原，就去找他商議救國大計……秦軍聞訊后緊緊追來，在這危急關(guān)頭，屈原與頃襄王換了衣服，并且在秦軍的視線下跳進了汨羅江，秦軍眼看著“頃襄王”沉入江中，停止了追殺，從而使頃襄王得以脫險。該文從“易服救主”傳說故事的可靠性、“救主說”符合屈原忠君愛國思想的一貫性等方面進行了論證、闡述。
8、殉道說。郝志達、王錫三在《東方詩魂》(10)一書中提出，屈原的自沉是“以身殉道”，并認為此舉是屈原對死亡意識的莊嚴探索與實踐，是屈原人格力量的最后升華。認為屈原堅信道德的力量，相信自己認可的道德標準，世上的人都可以做到，也都應該做到。并指出“以身殉道”具有自身認知的片面性。該著中說：“屈子那種‘以道自任’、‘以道輔勢’，大任降于己的強烈的時代使命感，同現(xiàn)實世界的污濁黑暗以及自身認知的片面，使他陷入一種苦痛而無法自拔的思索之中。”又說：“屈子對死亡的抉擇，不是他人生的自然歸宿，而是他對人生積極探索后的必然選擇，是屈子崇高人格的升華與最后的實現(xiàn)。”
當代部分學者認為屈原的“以身殉道”具有一定的缺陷，曲德來《屈原的“鄉(xiāng)國之情”、氣質(zhì)和人格新論》(11)認為，屈原追求的所謂“完美人格”，包含“內(nèi)美”和“修能”兩個方面的內(nèi)容。屈原所稱道的“內(nèi)美”，實質(zhì)上是把人的價值維系在宗法血緣關(guān)系、巫術(shù)意識和巫術(shù)風習上;“內(nèi)美”是楚國固有的原始感性文化的標志。屈原強調(diào)的“修能”，屬于儒家道德倫理，這種意識，把人的價值維系在道德自律和人格完善上，這是春秋時代理性文化發(fā)展的產(chǎn)物。這兩個不同性質(zhì)的文化觀念，在一個完整的人格中是難以并存的。因此，這種“兩難追求”注定了他不可避免的失敗和人生悲劇。黃靈庚《論屈原之死》(12)一文說，屈原沉湘自殺，與其說是社會悲劇，毋寧說是他人格缺陷的悲劇。
9、政治悲劇說。馮川在《人文學者的生存方式》(13)第三編《文心臆解·屈原與自戀》中提出，屈原的悲劇，突出地表現(xiàn)為外在的政治思想和內(nèi)在的道德理想兩者之間的尖銳沖突，把個人理想強加給現(xiàn)實，從一開始就注定了屈原非失敗不可。成功是屈原內(nèi)在神性所不能允許的——成功意味著神性的放棄與泯滅，失敗則有可能使屈原以其他方式去彰顯內(nèi)在之神性。冷成金在《隱士與解脫》(14)一著中認為，屈原對儒家的觀念一直存在兩點迷誤：一是認為王道美政與現(xiàn)實歷史統(tǒng)一;二是認為建功立業(yè)是實現(xiàn)人格自足的惟一途徑。事實上，君主與圣人、國家與祖國，是兩組有著本質(zhì)區(qū)別的概念，君主是社會秩序的偶然和現(xiàn)實形態(tài)，并且僅是外在標記;圣王則是一種文化理想的現(xiàn)實顯現(xiàn)，是內(nèi)在品質(zhì)的外化;國家只是一個政治意識的人為形態(tài)，與美政理想并無必然聯(lián)系，也無情感意義;而祖國是一個情感概念，是一個民族的情感的歷史文化積淀，具有絕對的情感意義和無需論證的神圣性。屈原的痛苦就在于混淆了兩者的區(qū)別。屈原以死追問出了現(xiàn)實國家、君王的真相和意義，彰顯了理想與現(xiàn)實的不統(tǒng)一性和現(xiàn)實的荒謬，對人們有極大的警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