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為偉大的無產(chǎn)階級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評論家、作家，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中華民族精神的發(fā)揚人。為什么魯迅要棄醫(yī)從文呢?以下就是學習啦小編做的整理，希望對你們有用。

　　魯迅棄醫(yī)從文的原因(汪先恩)：

　　適逢世界讀書日，又重讀了一遍《阿Q正傳》，愈覺自己多少沾有阿Q式毛病，也多少潛藏著搶“宣德爐”和“秀才娘子寧式床”的革命心態(tài)，好像每個社會都有抱怨“槍斃不如殺頭好看”的蕓蕓看客，更有阿Q式的替死鬼，社會渾濁時多一點，清明時少一點。文短而意深，可謂不朽之作。細讀魯迅的作品，可以揣摩這位留日前輩為何棄醫(yī)從文。

　　有所顧忌的時候，要么匿名，要么假名，要么改名。魯迅喜歡改名和用假名，本名周樟壽，18歲入江南水師學堂改名周樹人，估計他自己也沒想到，1918年發(fā)表《狂人日記》時的筆名“魯迅”蓋過所有真假名。

　　他趕上了第一次留日潮。1894年甲午戰(zhàn)敗，天朝被再次警醒，不得不低下高貴的頭向西方學習，以夷為師。湖廣總督張之洞等主張向引進西方制度成功的日本派遣留學生，理由是省錢省力。1896年清政府選派戢冀翚、唐寶鍔等13人赴日留學，開啟了留日先河，委托東京高等師范學校(筑波大學前身)校長嘉納治五郎培養(yǎng)，為此他特為清國學生設立預科學校，即相當于高中的三年制弘文學院(始稱亦樂書院)。浙江省的周樹人經(jīng)過嚴格選考，1902年2月被公派到弘文學院留學。1902年夏留日學生為614人，到1904年增到1454人，其中有不少“速成班”的學生，速成班的學生三個月或半年就修業(yè)，有些是走過場，所以魯迅非常看不起他們，玩不到一塊。

　　1904年夏季，魯迅畢業(yè)，面臨升學，費用是個大問題。由于四年制的仙臺醫(yī)學?？茖W校(現(xiàn)東北大學醫(yī)學部)免除考試又免除學費，很有吸引力，于是他于1904年9月到仙臺，呆了一年半，學了些解剖學等基礎課程，1906年3月輟學，離開仙臺。關于離開仙臺的原因，他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披露了兩點：一是從幻燈中看到日俄戰(zhàn)爭中華人的麻木不仁，二是受到同學歧視。

　　我覺得還有幾點，他沒有說。一個是經(jīng)濟問題，當時仙臺市很小，消息不靈，掙不到錢，他在東京時翻譯小說或?qū)懳恼履軖挈c稿費，到仙臺就沒有機會了;二是孤獨寂寞，在東京時盡管看不慣一些清國留學生盤著辮子跳舞或狎妓，畢竟是同胞，吵吵嘴也是一種發(fā)泄，而在仙臺只有他一人，連吵嘴的人都沒有。后來日本人撰文說：同年入弘文學院讀書的黃興，非常有人氣，日本朋友華人朋友都很多，而魯迅年輕時不善交際，在日7年沒有結識一個日本朋友;當然，最大的原因是魯迅對文學的興趣遠遠大于醫(yī)學或地質(zhì)學。

　　魯迅一貫喜歡文科。留日前他在南京的礦務鐵路學堂學習，喜歡的讀物是《天演論》等，在弘文學院期間，喜歡讀外國小說或哲學著作，從仙臺回東京，主要癡迷于外國小說翻譯與校稿，1908年與錢玄同等跟章太炎談心式學習，并與與弟弟周作人張羅在東京自費出版《域外小說集》系列，1909年初出版第二卷，就發(fā)現(xiàn)此路艱難，兩卷都只賣出約20本，慘談經(jīng)營，經(jīng)濟空前拮據(jù)，同年8月不得打道回府，先后在杭州的浙江兩級師范學堂、紹興中學堂執(zhí)教。重回故鄉(xiāng)的經(jīng)歷，積累了豐厚的素材。

　　魯迅冷眼看世界。魯迅不是激進的革命家，而是有獨立人格的思想家和文學家。有的文章說他參加了1905年8月在東京發(fā)起的“中國同盟會”，其時，他在仙臺忙于背解剖學之類，不可能出席。1905年11月2日，日本文部省應清政府要求頒布的“清國留學生取締規(guī)則”。為了抗議，曾于1903年入弘文學院速成班學習的獨法律學校(現(xiàn)政法大學)學生陳天華，在大森海岸跳水自殺;曾于1904年入弘文學院速成班的青山實踐女子學校(現(xiàn)實踐女子大學)學生秋瑾，號召全體留學生罷課回國，而不主張回國的魯迅和汪兆銘被秋瑾斥為叛徒，秋瑾等12月底真的回國了。魯迅不同意其激進行為，但還是贊賞秋瑾的革命精神，看看小說《藥》中的夏瑜形象便知。

　　新文化運動給魯迅帶來機遇，他在錢玄同的鼓勵和催促下發(fā)表了《狂人日記》而暫露頭角，其后寫出了《阿Q正傳》等不朽之著，實現(xiàn)了從翻譯家到作家的華麗轉身。他的小說幾乎都在北京期間完成，但包括仙臺醫(yī)專的所有的經(jīng)歷，都是積累。他始終獨立思考，關注社會，關注人民的素質(zhì)和生活水平，最終把業(yè)余愛好發(fā)揮到極致，成就一代文豪。他放棄了聽診器，用五官感知社會，當了揭露黑暗，開啟明智的醫(yī)生。

　　魯迅的影響：

　　中國

　　魯迅研究橫亙整個20世紀， 已發(fā)展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魯迅學。魯迅在中國的價值就在于對中國人精神的深刻反思和對黑暗的堅韌反抗。在20世紀中國從封建專制向現(xiàn)代文明轉型的歷史時期，對幾千年來封建禁錮下的中國人的精神進行徹底的根柢性的反思，督促中國人沖出思想的牢籠，獲得精神的解放，達到精神的獨立和思想的自由，從而正確地認識自己、認識世界，確定自己在世界的恰當定位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正確方略，實現(xiàn)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之所以稱魯迅為“民族魂”，就在于他對于中國人的精神，即民族的靈魂進行了深刻的反思。

　　魯迅在20世紀初中國“救亡圖存”的大背景下，大聲呼喚“精神界之戰(zhàn)士”，提出“立人”主張。他登上五四文壇后，寫出《阿Q正傳》等不朽著作，從反面批判人性的殘缺，后期則以雜文為武器全力抨擊封建專制主義扭曲人性的社會和傳統(tǒng)。他畢生所致力的，就是對中國人精神的反思，啟悟中國人“悟己之為奴”，改造自己的國民性，從奴性狀態(tài)上升到悟性境界。而這種反思的目的，就是為了中國人能夠“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1927年11月10日，茅盾以方璧名義在《小說月報》第十八卷十一期上發(fā)表了長篇論文《魯迅論》。茅盾認為魯迅的價值在于使讀者由阿Q等“老中國的兒女”而看到自己的影子，從中開出反省的道路。這其實是魯迅在中國最為重要的價值。瞿秋白的《〈魯迅雜感選集〉序言》中指出：魯迅最根本的精神是“為著將來和大眾犧牲的精神”，“魯迅的思想反映著一般被蹂躪被侮辱被欺騙的人們的彷徨和憤激”?？v然以今天的眼光看來，有一些不準確的地方，但是就當時來說，還是把中華民族對魯迅的認識推向高峰，是前一時期魯迅研究成果的精神總結。

　　1966年6月，“”爆發(fā)。新中國成立17年中就已漸占上風的左傾勢頭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中國文化遭到空前的大浩劫，幾乎所有的文化人都被踏倒在地了，惟獨魯迅被推上了“神壇”，成為““””倡導者們恣意利用的政治工具。然而另一方面，魯迅的書也成為中國知識分子借以沿續(xù)文化脈絡的惟一寄托，魯迅又一次拯救了中國文化。

　　國際

　　日本統(tǒng)治第一時期(日帝時期)的李明善是早期研究魯迅的代表。他在京城帝國大學中文系的本科畢業(yè)論文就是《魯迅研究》。在他眼里，魯迅后來成了一位通過雜文指向革命的富有理想情懷的文學家。他后來站在北部的立場參加南北戰(zhàn)爭而犧牲。第一時期的左翼作家韓雪野(1900-1976)的作品直接受魯迅的影響。日帝時期他寫了《摸索》《波浪》等短篇小說，明顯受到魯迅《狂人日記》和《孔乙己》的影響。金史良(1914-1950)的短篇小說《天馬》和《Q伯爵》，也都受到魯迅的正面影響。劉陽善(1952- )的《狂人日記》可說是完全模仿魯迅的《狂人日記》，而樸景利的《給Q氏》則明顯受到《阿Q正傳》的影響。日本魯迅學家伊藤虎丸先生。日本作家太宰治在系統(tǒng)閱讀了魯迅著作，曾作小說《惜別》一書，描寫魯迅先生在日本期間的留學生活及以日本人的角度分析了其日本生活時期對后來創(chuàng)作的影響。也、花登正宏等先生關于魯迅在仙臺的調(diào)查記錄和《魯迅醫(yī)學筆記<脈管學>》的翻刻、解題。日本已經(jīng)形成了悠久的魯迅學史，以20世紀40年代竹內(nèi)好的《魯迅》為起點。《魯迅是一位思想家》的魯迅論，是日本的思想家與中國的思想家魯迅在“抗拒為奴”這一點上達到了“深度契合”。之后伊藤虎丸提出了“個的思想”，認為人只有通過“回心”和“反省”、“看見自己”，才可能“自己成為自己”，達到“個的自覺”的深刻理解使日本魯迅學界的魯迅觀達到了很高的境界。北岡正子和丸山升則是實證學者的代表。木山英雄以詩性哲學家的思辨見長。藤井省三、丸尾常喜、吉田富夫、中井政喜、工藤貴正等則善于尋找研究的切入點。而最值得中國學者學習的地方是日本學界的調(diào)查實證精神，主要體現(xiàn)在仙臺平凡社和東北大學阿部兼

　　韓國的魯迅研究也具有悠久的歷史、豐碩的成果和深度。1920年，韓國的學者梁白華就把日本中國學家青木正兒的《以胡適為中心打漩的文學革命》翻譯成韓文，把魯迅這個名字和他的作品《狂人日記》介紹到韓國，至今已有8

　　5年，形成了相當成熟的魯迅學學科規(guī)模，樸宰雨主編的《韓國魯迅研究論文集》就是重要的見證。嶺南大學法律學院的樸洪奎(1952- )教授在2002年出版的《自由人魯迅》一書中解釋“我喜歡魯迅的原因，是因為無論在國內(nèi)還是國外，作為批判性自由人，再沒有像魯迅那樣徹底的人物”;“我不贊同把魯迅當做民族主義者”;“魯迅對反權力、反奴隸的吶喊，不僅在中國有效，同樣，在韓國也有其說服力”。李泳禧是眾所周知的“韓國的魯迅”，他從1950年代末開始偷偷接觸魯迅，視魯迅為其社會實踐的導師來學習，成為韓國民主變革運動的思想導師，對韓國民主化的貢獻是很大的。李光洙是具有代表性的最早表達啟蒙思想的文學家，但他在1936年1月6日載于《朝鮮日報》的《對戰(zhàn)爭時期的作家態(tài)度》一文中，卻支持日本軍國主義。他以日文發(fā)表的短篇小說《萬翁之死》，以打雜的萬翁為主人公，明顯受到《阿Q正傳》的影響，但在創(chuàng)作旨趣上卻和魯迅不同。

　　與中國早就建立友好關系的前蘇聯(lián)，在20世紀就出現(xiàn)了謝曼諾夫、費德林、羅果夫等魯迅研究家，有著很長的研究歷史。捷克則擁有著名的魯迅研究家普實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