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女記者張平宜與麻風(fēng)村的故事

　　她的朋友評價她是個瘋狂而執(zhí)著的女人，她則說自己是個脾氣很大的人，以前在報社工作時，她就是一個非常奇怪的記者。很多記者喜歡跑比較搶版面的“立法院”政治或財經(jīng)新聞線，對社會邊緣的題目根本不感興趣。但張平宜從入行開始就在做社會關(guān)懷的議題。

　　“這樣的議題很少有編輯會感興趣，因為沒有賣點，但好在我文筆還可以。張平宜在報社是一個沒有專屬版面的記者，她的文章可以放在任何一個版面，可又不隸屬于哪一個版。報社的同事早已知道她是一個不按常理出牌的記者。

　　1992年的某一天，張平宜在高雄的精神病院采訪精神病患者選舉投票，有人過來跟她說，“平宜，你采訪艾滋病的報道得了吳舜文新聞獎”。在此之前，張平宜對艾滋病的關(guān)注已經(jīng)有七年了，對于不同的艾滋病群體、艾滋病酒吧、保險套等問題，她都會去觀察。

　　1996年，張平宜獲得“行政院新聞局金鼎獎”，則是對731人體實驗部隊和南京大屠殺的問題有了長期跟進后，憑報道《終戰(zhàn)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而獲獎。

　　據(jù)說，當時大家都以為這個獲得大獎的張平宜應(yīng)該是個老頭子，他們不會想到，寫這種東西的人其實是一個三十歲的女記者。

　　“我管你有沒有版面，我覺得我做的是我自己。所以說大家說我是一個瘋狂執(zhí)著的女人，沒錯。”

　　她在醫(yī)生丈夫的眼里，原是個又嬌生慣養(yǎng)又脾氣不好的千金大小姐，除了做記者外什么都不會，也從來都不會做飯，現(xiàn)在卻可以在學(xué)校給幾百個孩子做飯。她先生總是說自己做夢都沒有想到她可以吃那么多的苦，并且在環(huán)境那么惡劣的地方還能夠苦中作樂，看到了她嶄新的另外一面，所以他很支持。

　　好多人看到她書封面的照片，都說照片和本人有差異。不是五官上的差別，而是神采，10年后的她，過度的操勞的臉上已浮現(xiàn)了滄桑感。

　　她笑說，她也很想有充足的時間休息，然后像其他女人一樣去做做美容，把臉上的一些斑點去掉。

　　她形容自己這一輩子的感情跟大營盤是割不下的，因為已經(jīng)內(nèi)化成為生命的一部分，會掌控著她的悲歡。接下來，她很希望角色上可以有點改變，她可以跟一般的女人做一樣的事。

　　為了讓孩子理解自己，張平宜曾帶兩個兒子去麻風(fēng)村，她認為這是最好的言傳身教。小兒子小學(xué)三年級第一次去那里，背了一袋恐龍玩具，教麻風(fēng)村的孩子認識各種恐龍?，F(xiàn)在兩個兒子每年都會去做義工，她希望兩個兒子能從中學(xué)會與人交流，在愛自己的同時也懂得愛別人。

　　這個內(nèi)在非常感性，說話和行事卻風(fēng)風(fēng)火火的女人，在聽到中央電視臺記者要和她一起從成都一路跟拍到大盤營村，她立馬打了回票，旁邊的助理不解地問她為什么?她的回答勁爆得讓記者差點從椅子上摔下來，她說：“我才不要，我還要保持我挖鼻孔的樂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