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要義是對人民負責

　　有沒有一種中國樣式的民主?當然有。一種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充分考慮這個超大國家地區(qū)間、城鄉(xiāng)間、民族間發(fā)展極不平衡之復雜國情的民主;一種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充分考慮到行業(yè)間、階層間的結構性矛盾之極難解決，既得利益尤其是國企改制中形成的既得利益之極難撼動的民主。在既有國情下，這種民主必然是一種基于小范圍競爭性公選而非全民大選的民主，一種既實行賢能政治，又能保障普通黨員和公民的政治權利，從而可望避免西方民主無謂黨爭、討好選民、拉票買票和黑金政治等缺陷的民主，一種與時俱進，不斷創(chuàng)新，敞開胸懷向其他民主樣式學習，充分吸納其經(jīng)驗教訓的人民民主。這種民主不僅要推行競爭性公推公選，言論開放下的輿論制衡同樣是題中應有之義，領導干部財產登記和申報、政務信息公開、黨內行政問責等“基層民主”操作方式，以及諸多其他旨在加強對公權力監(jiān)督制約的制度革新都是其有機組成部分。只要堅守民主理念本身，而非拘泥于民主可能具有的種種具體形式，便不難發(fā)現(xiàn)，以上勾勒出來的手段或者方法本質上仍是民主，如果操作得當，很可能成為一種比既有民主樣式更為有效的民主樣式。世界銀行前駐華代表皮特·鮑泰利教授就認為，“多黨制并非民主的精髓，民主的要義是能夠對人民負責”;執(zhí)政黨具有很強的決策能力和執(zhí)行能力，而在西方式的多黨制下，政黨的目的只是擊敗競爭對手，或如何贏得下一屆選舉的勝利，而不是真正領導國家，真正服務于社會?；谶@種認識，鮑泰利認為，中國有可能成為“有史以來第一個通過一黨制來實現(xiàn)民主的國家”。在執(zhí)政黨領導下，經(jīng)過幾代人的努力，我國民主已有了一定程度的推進。盡管如此，一百多年來中華民族所向往、所憧憬、所為之奮斗的，卻是一種更高意義上的民主，而這種更高意義上的民主目前仍然只是一個愿景，否則執(zhí)政黨就沒有必要反復強調“推進民主政治建設”，“擴大人民有序政治參與”了。具體說來，所謂更高意義上的民主應該是一種既有普通黨員和公民相當程度的政治參與，又能取得精英與群眾之間的平衡，政府各權力部門之間充分協(xié)作、唯效率是求的善治民主;一種既能合理集中權力，合理分配和使用權力以大大提升國家能力，又能有效制衡權力，抑制貪腐，縮小財富差距，維護人民利益尤其是其長遠利益的高效、正義的民主。它也應是一種能集中力量辦大事，持續(xù)不斷發(fā)展經(jīng)濟，提高國力，贏得國際尊重的大國民主。非普選民主就應該是這樣的民主。

　　用公正守護法治生命線

　　司法公正是司法的生命和靈魂，是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來解決糾紛的一種法律理想和信仰，更是法治中國的崇高目標。近年來，司法公正作為我國推進司法體制改革的終極目標，成為人們高度關注和熱議的一個話題。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了實現(xiàn)公正司法的目標，明確了保證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等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任務，突出了工作重點和總抓手，回應了社會公眾對于司法公正的高度關切，為更好實現(xiàn)司法公正提供了基本遵循。正確理解司法公正的價值取向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語境下，司法公正具有重要的引領作用。一是司法公正可以引導公民尊重法律權威。如果司法權威不能樹立，或者社會公眾對司法失去信任，那么，公眾對國家的信任、對法律的信任也將一落千丈，建設法治國家就失去了應有的根基。二是司法公正可以引導公眾尊重司法程序。尊重司法程序可以對司法權力形成一種規(guī)制，防止司法權力的濫用，保證案件能夠得到公正處理;尊重司法程序也可以對廣大公眾起到一種引領作用。三是司法公正可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秩序的建立。一個能夠實現(xiàn)公平正義的社會，將有助于人們樹立法治信念，并自覺地維護公平正義的程序。四是司法公正將直接提升公民的道德水準。司法機關通過審理案件，對侵犯他人合法權益的違法行為以及構成犯罪的予以追究法律責任或刑法懲治，不僅是對違法、犯罪者制裁或懲罰，也是對社會公眾的道德教育。

　　客觀看待社科研究的主觀性

　　為什么“中國崩潰論”總是在星移斗轉中貽笑大方，屢屢解釋不了中國現(xiàn)實?此前有文從事實角度分析中國經(jīng)濟狀況、政治生態(tài)、社會穩(wěn)定、存在問題與預測者想象的仍有差距。其實，預測者的學術立場、價值取向、問題預設、研究方法、論證路徑等已決定了預測結論與實際不可能靠譜。社科研究不可能具備完全公認的研究范式、路徑、成果衡量標準。任何研究者雖然標榜自己客觀中立，但實際上大多不可能像自然科學研究那樣相對客觀中立超脫。社科研究者帶有更多倫理價值取向、歷史文化烙印、意識形態(tài)色彩等，問題預設及研究結論帶有明顯主觀個人色彩，無法完全中立地研究并得出所謂“普世”結論。你喜歡西式民主，用西式民主概念、范式衡量中國總是不爽，此不爽決定了你在選擇研究問題、研究視角及得出結論時帶有個人好惡。但中國學者卻在充分考慮國情與歷史文化傳統(tǒng)的基礎上構建本土學術概念、范式和理論，做出了中國為什么不會崩潰的解釋。因為中國強調在穩(wěn)定中發(fā)展，選擇何種民主模式不能只看形式，更應注重民主內容與民主績效;應以國家能力、國家治理、治理績效、善治與良治來衡量民主效果;民主只有在法治和高效政府主導的秩序下展開才能提升民主的實際效果;構建中國穩(wěn)定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關鍵是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布局要注重全局性、整體性和系統(tǒng)性，使系統(tǒng)內部諸要素協(xié)調配合，以達系統(tǒng)效能的整體實現(xiàn)，如四個全面發(fā)展。評價各國政治發(fā)展力指數(shù)一直被西方標準壟斷，即單一狹隘的“民主-獨裁”“普選、多黨制”等指標，而如果以更為廣泛綜合和包容性的指標內容衡量中國，如以構建“發(fā)展力、領導力、動員力、穩(wěn)定力、保障力”“主權性、穩(wěn)定性、制度性、民主性、有效性、法治性、廉潔性”等兩組指標因素衡量中國的政治穩(wěn)定與發(fā)展可能輕易不會得出崩潰論的預測。沒有一種“普世”的社科理論可以解釋所有國家的現(xiàn)實與歷史，并導引所有國家的未來發(fā)展，如民主一定帶來經(jīng)濟繁榮，但在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亞、埃及、前南斯拉夫等此論并未成真;集權會導致社會衰敗，新加坡卻在集權中高度發(fā)展。理論沒有解釋力便無實現(xiàn)力，理論的解釋力來源于實踐。社會實踐可以創(chuàng)造新思維、新思想。所以對西方的說法不必都在意。應改變目前存在于知識界的部分學術盲目崇洋、學術去中國化的傾向。

　　協(xié)調推進“四個全面”的哲學思考

　　同志強調，我們黨要團結帶領人民協(xié)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實現(xiàn)“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不斷接受馬克思主義哲學智慧的滋養(yǎng)，更加自覺堅持和運用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增強辯證思維、戰(zhàn)略思維能力。目的是推動我們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有更全面、更完整的了解，以努力提高解決我國改革發(fā)展基本問題的本領。這為我們從哲學上深刻理解“四個全面”提供了有力指導。一是必須堅持一切從客觀實際出發(fā)，把握現(xiàn)階段發(fā)展的新變化新特點。二是必須正確認識物質與精神、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辯證關系。三是必須堅持問題導向，敢于面對矛盾，及時化解矛盾。四是必須堅持全局觀，同時把握重點，做到兩點論和重點論的統(tǒng)一。五是必須堅持唯物辯證法的根本方法，反對形而上學。六是必須堅持生產力標準，全面準確理解、正確運用生產力標準。七是必須不斷適應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變化來推動社會發(fā)展，著力解決發(fā)展起來后出現(xiàn)的新問題。八是必須注重全面性要求，不能單打一。在社會基本矛盾問題上，不但要“不斷適應”，還有一個“全面適應”的問題。九是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群眾觀和黨的群眾路線。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十是必須堅持認識與實踐相統(tǒng)一，積極推動理論創(chuàng)新。

　　陳云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和黨的思想路線的貢獻

　　陳云一生酷愛學習，勤奮學習，善于學習，尤其重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學習。他多次講過，1937年底他到延安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后，在同毛澤東談話中說起自己過去犯錯誤，原因在于經(jīng)驗少。毛澤東說，你的經(jīng)驗并不少，犯錯誤的主要原因是思想方法不對頭。毛澤東建議陳云今后學點哲學，前后說了三次，還派了一名哲學教員幫助他學習。此后，陳云在中央組織部成立了一個學習小組，重點學習馬恩列斯和毛澤東的哲學著作;學習方法是規(guī)定每周每個人看幾十頁書，然后集中討論一次。這個學習小組從1938年到1943年堅持了五年，并在1941年延安第一屆“五五學習節(jié)”(5月5日是馬克思誕辰日)上被評選為模范學習小組。通過學習，陳云深切體會到把思想方法搞對頭大有益處。第一，陳云把為什么不容易做到和如何才能做到實事求是作為一個專題加以深究縷析，使人們認識到“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是做到實事求是的一個重要方法。第二，陳云把能否做到實事求是這一認識論范疇的問題與領導干部是否有民主作風這一政治范疇的問題直接聯(lián)系起來，使人們認識到?jīng)Q策者鼓勵講、虛心聽不同意見是弄清實事、科學決策的一個重要方法。第三，陳云把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提高到黨的具有根本意義的自身建設的高度，使人們認識到把思想方法搞對頭是黨內克服分歧、統(tǒng)一思想的一個重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