橫幅精選書法作品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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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大師于右任的學書法經(jīng)歷
民國三十八年,于右任隨中樞遷臺。他那深厚的漢魏碑學內(nèi)涵下,所蘊育的真行草各體,氣勢磅懾渾凝,縱橫排蕩,震懾住了每顆熱愛書學的心靈。為當時碑風日熾的臺灣,帶來最大的鼓舞力量;一時洛陽紙貴,求書者踵接不暇,獲書者視若拱璧。近二十年來,書壇、社會、甚至軍中,許多人沉湎于漢魏石刻的研究;有的則直接奉〈標準草書〉為圭臬。一代草圣的影響力,比臺灣三百年來任何書家要光芒萬丈而無遠弗屆。
右任(1879一1964)名伯循,以字行,祖籍陜西涇陽,出生三原。先后受教于毛班香、朱佛光、毛俊臣、劉古愚等名儒,扎下了深厚的文學基礎。至于他的治學方式和態(tài)度,由于尊人新三公博覽群書,伯母房太夫人督導又嚴格,受益于庭訓多。右任學書的過程,最早可追溯幼年隨諸牧兒游走放牧的時光,當時他只要見到冢旁碑碣上的印刻文字,便會隨手摹擬涂畫,或是拔取冢旁的雜草,捆結(jié)代筆,依樣書畫。十一歲進入毛班香私塾,記憶中太夫子毛漢詩喜愛作草書,寫王羲之的「鵝」字,具各種姿態(tài),幼小的心靈,深受潛移默化。幼年時代的他便以書法見賞于毛班香生。
右任曾經(jīng)說過,他自十九歲開始對書法產(chǎn)生興趣。由于陜西地處中原文化發(fā)祥地,使他有許多機會接觸古代大書家遺留的真跡、碑碣。像民國九年在白水縣史官村出土的〈廣武將軍碑〉,便曾令他雀躍震驚!甚至賦詩贊嘆說:碑版規(guī)模啟六朝,寰宇聲價邁二爨。
民國十五年,他奉命繞道俄蒙援陜,等到會師中原后,便又往來于南京、上海、北平等地,利用種種機會,收買古碑。這種鍥而不舍的學習熱誠,使他的碑石數(shù)目日增,到抗戰(zhàn)軍興,共有三百八十塊,墓志銘原石共一百五十九方;他并把這些珍貴的史學、書學資料,捐贈國家所屬的西安碑林。不得不令人佩服他的書學毅力和無私的愛國熱誠。
民國十九年,右任賦詩表白了學書的甘苦和執(zhí)著:「朝寫石門銘、暮臨二十品,竟夜集詩聯(lián),不知淚濕枕?!惯@首詩為標草的仰慕者說明了最好的入門途徑;也點出了這段時光他所規(guī)撫的對象,是偏重北碑。案頭常見的碑拓,不外〈三公山碑〉,〈封禪國山碑〉、〈爨寶子碑〉、〈曹娥碑〉、〈龍門造像〉、〈鄭文公碑〉、〈楊翚碑〉、〈張猛龍碑〉、〈夏承碑〉、〈華山廟碑〉、〈石門銘〉、〈塵鶴銘〉、〈曹子建碑〉、〈大公呂望婢〉、〈吊比干墓文〉等,右任中晚年的草書,涵育著力鼎千鈞、排山倒海的氣勢,便是早期對漢、魏石刻拓本反復摹,長期醞釀的辛勤與智能的結(jié)晶! 右任自述是到了民國三、四年才真正體會作書的個中樂趣。特別是接觸〈廣武將軍碑〉后,使他有了致力草書的念頭。民國十六年前后,便開始搜集研究前代草書家的作品、書論。至于臨寫,應遲到民國二十年。同年,右任有感于中國文字筆畫繁復,書寫困難,于是成立「草書杜」,期望找出草書「實用目的」廢置的緣由,發(fā)現(xiàn)了后代的草書作者,過于注意美術(shù)價值,使寫法不一,愈難辨認。他決定從事「草書標準化」的文字改革工作,使整理后的草書能夠?qū)嵱靡岳煜?,利萬世。事實上,民國初年,章太炎(1868一1936),李濱(1855一1916),卓君庸(1882一1965)等便曾大力提倡章草以利日常書寫;可惜后繼無力,反而右任的整理、推廣工作,始終不曾中輟。
右任至民國二十一年成立「標準草書杜」的第一階段工作,也是想訂正一部完善的〈急就章〉,還曾把〈急就章〉徹底的考證一過,二十三年命劉延濤參與甚至在上海登報征求草書。有人持太和館〈急就章〉〈吳、皇書〉以及他帖求售的,右任獲此存世最完善的版本,興奮異常。同年在還獲得甲秀堂殘?zhí)?,?nèi)有蕭子云的〈出師頌〉,雖懷疑是臨索靖的版本,但也極難得。右任在大陸的屬下李楚材曾說:「我在于先生左右時,每見他臨〈出師頌〉帖,一次就是五十多遍?!箲摼褪侵傅倪@件藏本。此外又獲得曹子健手稿,鐘繇道德經(jīng)墨跡;三十年考察西北,于敦煌獲索靖〈月儀帖〉墨跡數(shù)字,更為驚嘆!雖然真?zhèn)坞y定,但這些章草的寶貴資料,是每一位草書愛好者所夢寐企求的。
民國二十二年,右任曾邀請章草名家王世鏜前輩到上海切磋研究。右任的辦公室、家中書房,從不懸掛他書法,有則王氏的章草。世鏜歿后,他曾有挽詩:「三百年來筆一枝,不為索靖即張芝。」可說是王氏的知音了。而王氏的南來,對右任的章草涵養(yǎng),應是有助益的。
標準草書社后來因章草草法的不一致、落后、不適用而放棄作整理,但右任對章草已控縱自如,由民國二十三年的〈周湘船墓表〉、〈孫荊山墓表〉、〈孫善述墓表〉、二十四年的〈趙次庭墓志〉、二十五年的〈周石笙墓志),便可獲得證明。
由于稟賦、魄力、努力與眾多人力的配合,使右任獲觀廣博的書學碑帖資料,而悠游眾家精髓的深度,更是書法史上絕無僅有的。今將異于前論的各種說法分述于后,使后學能更了解他「博大能容」的書學經(jīng)歷和內(nèi)涵。
書家李超哉于民國五十七年發(fā)表《八法仰宗師》文中載道:「于先生的字.....據(jù)他自己告訴我,得力于褚河南實多?!估钇胀碛锌捶?,認為恐李超哉誤記或于氏不經(jīng)意之言。確實,以他整個創(chuàng)作過程和作品分析,王羲之、懷素、顏真卿的影響要超過褚遂良許多。
臺邑名詩書家林熊祥在《書學原論》中說:「顏真卿盤石令張令曉誥身,......諦玩其筆劃則綿里裹針,......昭代于右任先生筆意時有與此相通者?!埂竿蹰L者墓志,......顧氣勢較為雄邁,.......其用意之新穎,于右任先生與之頗有相通處?!?/p>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陜西李楚材又說道:「于先生青年時代在上海辦報之際,專習北魏碑帖,并精心臨何紹基的書法,尤其臨何收藏的〈張黑女墓志銘〉十分神似;并以何紹基入手,臨寫〈石門銘〉及〈龍門二十品〉?!惯@種說法,被右任的哲嗣于望德和入室弟子李普同、胡恒所否決,二者指出右任對何紹基的筆勢和(張黑女墓志銘)的藝術(shù)道詣,向來不甚留意,絕不可能據(jù)以為書學根基的。
此外,秦漢磚瓦、漢簡流沙、唐經(jīng)石窟等都是參考的對象。其中以敦煌、樓蘭、居延等地新出土的木簡,法度最為嫻熟。民國四十六年,中央研究院將舊時西北科學考察團所發(fā)掘的居延木簡予以出版,右任為此曾賦詩三首,其中一首是:「此生得見居延簡,相待于今二十年,為謝殷勤護持者,亂離兵火得安全?!褂胰卧缒暝谏虾>庉嫎瞬輹r,便極渴望一睹居延漢簡,作為整理草書的參考資料,無奈不能如愿。歷經(jīng)二十年后,終于得以將居延漢簡的神韻融入自己的草法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