隸書心經(jīng)書法
隸書萌芽于甲骨文,始于秦,興于漢,繼以清,發(fā)展于現(xiàn)代。在中國二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如日月星辰,光彩奪目,璀璨千秋,是中國文化寶庫中的一塊瑰寶,是中國書法藝術(shù)的重要組成部分。下面小編帶給大家的是隸書心經(jīng)書法，希望你們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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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隸書的藝術(shù)特色：
眾所周知，清代是一個政治上昏聵、腐朽、沒落的王朝，而書法尤其隸書卻在這個時代得到復興。這當然不是偶然的。一方面，如前所述，隸書自東漢桓、靈之后，形勢急轉(zhuǎn)直下，至宋、元、明三代已少有人問津，“篆籀八分，幾于絕跡”。而被尊為帖學鼻祖的“二王”書風，由于得到梁武帝、唐太宗等的極力推崇，長期籠罩書壇。以“二王”為衣缽而失之于“俗”的元人趙孟頫書及失之于“軟”的明人董其昌書，本不足為重，卻深得明清皇帝的賞識，以致出現(xiàn)了從明季到清初趙、董書風交相輝映，天下附影的局面。加之科舉而館閣體興，千人一面，一字萬同?？梢哉f在“二王”帖學范圍內(nèi)討生活的清人書法至此已是衰朽至極。物極必反。書法藝術(shù)這種自身的矛盾運動，客觀上為隸書的復興積聚了巨大動能，猶如一座巨大的活火山，一觸即發(fā)。一方面，康、雍、乾時期，清政府為了強化皇權(quán)，防止顛覆，加緊了對漢人中學人思想的鉗制，以致文網(wǎng)密布。為了逃避殘酷的現(xiàn)實，人們不得不轉(zhuǎn)事他行。其中，不少人則致力于古籍的勘理和金石的考證。于是，作為記載著漢代文獻史料的碑刻，受到人們的空前青睞。同時，漢碑書法藝術(shù)的美學價值也引起了人們的廣泛興趣與重視。許多人考證之余便埋頭于漢隸書風的探究，學界由此大興“漢學”和“尊碑卑帖”之風。顯然，是至今想來還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字獄”激活了“隸書”這座沉睡了1400多年之久的火山。
此外，清初幾位先知先覺、具有強烈個性的大家對清隸復興亦功不可沒。首先是傅山。傅山以草、行書名重于世，作風仍屬帖學一路。但他從言行上已很透徹地表明了自己尊碑的思想理念。他說：“漢隸之不可思議處，只在硬拙。初無布置等當之意，凡偏旁寬窄，左右疏密，信手行去，一派天機。”尤其是他的四寧四毋(寧拙毋巧，寧丑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真率毋安排)的美學思想，更是道出了與嫵媚婉秀，充溢著陰柔之美的帖學風范格格不入的藝術(shù)主張。他身體力行，行草之外，兼習分隸。盡管尚不成熟，但作品拙樸真率的情趣，一掃晉唐以來八分惡習，在當時具有強烈的反叛意義。因此，傅山可說是清代碑學崛起、隸書中興的先行者。其次是被譽為“清初三隸”的王時敏、鄭簠、朱彝尊。鄭、朱二人殫精竭慮，提倡碑學，畢生浸潤于金石的研究與考證，且注重實踐，創(chuàng)造出了個性鮮明、具有很高藝術(shù)價值的八分書體。王時敏于畫學雖為復古守舊派代表，但所作八分直追秦漢，帶有古氣。線條也不象唐隸那樣浮滑單薄，用墨上更沒有明人那樣“黑”、“死”，很講究蒼澀渾潤的變化。就這些而言，他的作品較之唐隸還是富有新意的。“清初三隸”的成就，基本代表了清初書壇分隸的水準，為后來的復興奠定了基礎(chǔ)，打開了通路。最后是作為朱明后裔的高僧石濤。石濤以其巨大的繪畫成就與創(chuàng)新精神倍受人們欽慕。在書法上，他也是提倡個性解放，尊碑卑帖的一個重要人物。所作八分，“散樸有致，不格繩墨”，氣格非凡，為隨后的書家沖破晉唐以來隸書樊籬提供了又一嶄新的“旗標”。
清代隸書復興的元氣得力于清代的金石學、考據(jù)學、文字學等樸學文化的滋養(yǎng)，一些漢學家樸學家以其深厚的學術(shù)修養(yǎng)，提筆書隸，具有學者風范。茲后興起的碑學思潮，推波助瀾，開拓了書法家們的審美視野，形成了新的隸書審美觀。金石碑版簡牘不斷有新的出土，即使人們眼界大開，又為新的隸書審美觀起到了支撐作用。近現(xiàn)代印刷技術(shù)普及，傳世碑帖珍拓和出土書刻得到較廣的傳布，極大地方便了人們的學習、研究和晶賞。凡此種種社會文化因素，都對隸書的復興有著或大或小的促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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