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真卿字體評價
顏真卿字體評價
顏真卿的書法在我國有著重要的歷史參考價值，他的字體有自身獨特的藝術(shù)風(fēng)格。那么，關(guān)于顏真卿的書法，人們是如何評價的呢?以下是由學(xué)習(xí)啦小編為大家整理的對顏真卿書法的評價，希望能幫到你。
顏真卿書法批評現(xiàn)象
一、歷代顏真卿書法批評的總體概況
在中國書法史上顏真卿書法現(xiàn)象可謂讀一無二。如此說是因為，顏真卿崇高的書法地位為隔代樹立。只要仔細查閱書法史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出顏真卿在享有崇高地位的同時，對其批評的聲音也相當(dāng)激烈。孰是孰非，暫且不論。將各種觀點一一清理羅列，然后再進一步結(jié)合一定的歷史文化背景分析，才是充分尊重歷史的態(tài)度。下文將諸種歷史觀點分類列出：
(一)、早期兩種極端評價
一是以蘇軾為首的推崇。蘇軾曾在吳道子的畫后作跋云：“詩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韓退之，書至于顏平原，畫至于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這句話成為人們認識顏真卿書法成就的一個靶子，他所引起的反響恐怕連蘇軾本人也是始料未及的。
在這一段話中蘇軾提到了四個人，其中杜子美被后人稱為“詩圣”，吳道子被稱為“畫圣”，韓愈有“文起八代之衰”的評價，如此排列顯然表明了蘇軾有意將顏真卿推到一個更高的位置。
宋代被稱為“蘇門四學(xué)士”的秦觀在《韓愈論》中把杜甫和孔子相比：“…… 杜子美之與詩，實積眾家之長，適其時而已。……孔子，圣之時者也?？鬃又^集大成。嗚呼，杜氏……亦集詩文之大成者歟。”[1]“集大成”是古代儒家評價孔子對上古文化所作的總結(jié)整理之功的贊語，這是所謂的圣人的事業(yè)。在這樣的評價序列中顏真卿的地位不言而喻。
二是一米芾為首的批判。米芾(1051～1107年)在對《乞米帖》的跋語中說：
顏真卿學(xué)褚遂良既成，自以挑踢名家，作用太多，無平淡天成之趣。此帖尤多褚法，石刻《醴泉尉詩》及《麻姑山記》皆褚法也，此特貴其真跡耳。非《爭坐帖》比，大抵顏、柳挑踢，為后世惡札之祖，從此古法蕩無遺矣。安氏《鹿肉干脯帖》、蘇氏《馬病帖》渾厚淳古無挑踢，是刑部尚書時合作，意氣得紙札精。謂之合作，此筆氣郁結(jié)不條暢，逆旅所書。李大夫者，名光顏，唐功臣也[2]。
米芾的語言總是充滿著火藥味，因此后人經(jīng)常借用他“瘋癲”的性格特征對他的言論表示懷疑。然而米芾并不是對所有人都持批評態(tài)度，比如他對褚遂良和張旭便沒有此種苛刻的評價，因此米芾的評論也應(yīng)當(dāng)是有他自己的標準，并非全無可以分析的價值。此則題跋給顏真卿冠以的“罪名”可謂不輕。
更早一些的類似評價來自南唐后主李煜(961-975在位)，《珊瑚網(wǎng)》中記錄了以下內(nèi)容：
南唐李后主評書，善法書者各得右軍之一體，若虞世南得其美韻而失其俊邁，歐陽詢得其力而失其溫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于變化，薛稷得其清而失于窘拘，顏真卿得其筋而失于粗魯，柳公權(quán)得其骨而失于生獷，徐浩得其肉而失于俗，李邕得其氣而失于體格，張旭得其法而失于狂獨，獻之俱得之而失于驚急無蘊藉態(tài)度，此歷代寶之為訓(xùn)，所以瓊高千古柔兆執(zhí)徐[3]。
李煜此處主要從各有優(yōu)缺點的立場出發(fā)評價顏真卿書法的缺點為“粗魯”，在另外一處的歷史記載中，批評的更加嚴厲，《墨池璅錄》有載：“書法之壞，自顏真卿始。自顏而下終晩唐無晉韻矣，至五代李后主始知病之，謂顏書有楷法而無佳處，正如扠手并足如‘田舍郎翁’耳”[4]。如果以“晉韻”為評判的標準，顏真卿還有很大的差距，而且正如米芾所言可以稱為“俗品”了。
從以上材料我們可以看出，即使是在推崇顏真卿的聲音一浪高過一浪的宋代，也依然有不同的聲音存在。我們反對以一個或幾個精英的評價代替一個完整的時代。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越是有某種過激言論存在之時，更應(yīng)當(dāng)思考言論背后的場域。宋代官方編纂的《淳化閣帖》中沒有收錄顏真卿的書法，這是否也從某種程度上說明顏真卿在當(dāng)時的地位并不穩(wěn)定[5]。
(二)、三種基本傾向
書論中對顏真卿書法地位的評價，大體來說共有以下三種主要的傾向：
其一是唐代最好的書法家之一。
李煜(南唐國君，961～975年在位)在《書述》中說：“書有七字法，謂之“撥鐙”，自衛(wèi)夫人并鐘、王，傳授于歐、顏、褚、陸等，流傳于此日，然世人罕知其道者”[6]。此處雖然說的是筆法之傳承，但對幾位唐代書家并列進行討論的做法顯然表明在李煜的知識中是把他作為唐代一流的書法家來對待的。
朱長文《續(xù)書斷》將顏真卿列為唐代神品之首[7]。朱長文的此種觀點是否受到了蘇軾的影響不好下定論，但是從朱長文生活的年代來看，在當(dāng)時的士人階層中確有一股推崇顏真卿的傾向[8]。非但如此，他還認為：“自羲、獻以來，未有如公者。”[9]后來的研究和引用者往往引用此話當(dāng)做朱長文推崇顏真卿的最有力證據(jù)，如果將此語放入朱長文的《續(xù)書斷》中其意義可能并不是通常我們認為的那樣。下面為原文：
碑刻雖多，而體制未嘗一也。蓋隨其所感之事，所會之興，善于書者，可以觀而知之。故觀《中興頌》，則閎偉發(fā)揚，狀其功德之盛;觀《家廟碑》，則莊重篤實，見夫承家之謹;觀《仙壇記》，則秀穎超舉，象其志氣之妙;觀《元次山銘》，則淳涵深厚，見其業(yè)履之純，余皆可以類考。點如墜石，畫如夏云，鉤如屈金，戈如發(fā)弩，縱橫有象，低昂有態(tài)，自羲獻以來，未有如公者也[10]。
“未有如公”當(dāng)是對上文的一個總結(jié)，由于每種碑刻都可以因“所感之事，所會之興”而表現(xiàn)為不同的風(fēng)格趨向，可以通過看作品并且進而推測其背后所蘊含的道德內(nèi)涵，從這一點上來講顏真卿是從“二王”以后最能盡其意的人。然而朱長文“未有如公”的評價，經(jīng)常被后人斷章取義地認為他有將顏真卿定為“羲獻以后第一人”的論斷。
朱長文的《續(xù)書斷》篇幅較長，所評論書家從初唐至宋初，把所有的書法家放到這一個時間段來評價，自然有其宏觀性的考慮，作為一篇完整的品書著述其自然有貫徹始終的品評標準，其將顏真卿推至神品位置，不但要從正面解釋而且還要針對別人所能提出的質(zhì)疑作出回答。我們看到其對顏真卿書法地位的推崇也并不是那么順利成章[11]，為了說服讀者他在文中作出了辯解：
公之媚非不能，恥而不為也。退之嘗云：羲之書法趁姿媚，蓋以為病耳。求合時流，非公志也。又其太露筋骨者，蓋欲不踵前跡，自成一家，豈與前輩競為妥帖妍媸哉。今所傳《千福寺碑》公少為武部員外時也，遒勁婉熟，已與歐、虞、徐、沈晚筆不相上下，而魯公《中興》以后，筆跡迥與前異者，豈非年彌高學(xué)愈精耶?以此質(zhì)之，則公于柔媚圓熟，非不能也，恥而不為也[12]。
從文中我們也可以清楚的看出，他立論的困難是顏真卿在“柔媚圓熟”上達不到通常意義上人們對“神品”書家的要求，“柔媚圓熟”這四個字明顯帶有一定的褒貶色彩，其關(guān)鍵在“圓熟”二字，這也可能是針對當(dāng)時不少人對顏真卿的看法所做出的一種回應(yīng)。
釋亞棲在《論書》中說：“凡書通即變。王變白云體，歐變右軍體，柳變歐陽體，永禪師、褚遂良、顏真卿、李邕、虞世南等，并得書中法，后皆自變其體，以傳后世，俱得垂名，若執(zhí)法不變，縱能入石三分，亦被號為書奴，終非自立之體。是書家之大要” [13] 。在此語境中顏真卿之所以得到認可，其主要論據(jù)是“變通”。同樣有此特點的還有唐代的其他幾位書法家，釋亞棲也用“通變”的觀點將顏真卿認定為唐代最好的書家之一。
劉有定在《衍極·注》中沿襲了朱長文的觀點，認為顏真卿是唐代三個重要的書法家之一，他說：“其人亡，其書存，古今一致，作者十有三人焉。謂蒼頡、夏禹、史籀、孔子、程邈、蔡邕、張芝、鍾繇、王羲之、李陽氷、張旭、顏真卿、蔡襄也，李斯以得罪名教故黜之嗚呼。自書契以來，傳記所載能書者不少，而衍極之所取者止此，不有卓識其能然乎”[14]。我們也看到了這十三個中加入了宋代的蔡襄，這應(yīng)該是受到了蘇軾的影響[15]。蔡襄的書法地位與蘇軾的推崇有直接的關(guān)系，在此不展開敘述。
其二是唐代一般的書法家。(所謂一般指的是從“術(shù)業(yè)有專攻”的角度看待問題，以區(qū)別于蘇軾的“集大成”說)
解縉(1369～1415年)《春雨雜述》中沒有對顏真卿地位的直接判斷，只有一處在批評時人言論時提到顏真卿，認為應(yīng)當(dāng)從各有優(yōu)缺點的眼光看待問題。他說：“學(xué)書以沉著頓挫為體，以變化牽掣為用，二者不可缺一，若專事一偏，便非至論。如魯公之沉著何嘗不嘉，懷素之飛動多有意趣，世之小子謂魯公不如懷素，是東坡所謂，嘗夢見王右軍腳汗氣耶?”[16]各有優(yōu)缺點的看法是一種較為中和的態(tài)度。
豐坊(1492～1563?)《書訣》中對各種書體進行評論時談到楷書可以分為五類，顏真卿的主要貢獻是大字，“擘窠，創(chuàng)于魯公，柳以清勁敵之。五曰題署，亦顏公為優(yōu)，太白次之，君謨又次之。”[17]在這里豐坊從各有專長立論認定顏真卿的書法成就。
包世臣(1775～1855)在《藝舟雙楫》中持比較中和的態(tài)度，認為顏真卿既有優(yōu)點也有缺點，他說：“平原于茂字少理會”[18]，接著強調(diào)了顏真卿書法的實用性：“平原如耕牛，穩(wěn)實而利民用”[19]?？傮w上來說，他還是贊同將顏真卿放在整個唐代書家群體中定位，他列出智永之后的眾多書家“永禪師之后，虞、歐、褚、陸、徐、張、李、田、顏、柳各備才智，大暢宗旨”[20]，顏真卿屬于這十位書法家中的一員。
劉熙載(1813～1881)主要也是從一個側(cè)面評價顏真卿。首先，他認為顏真卿與王羲之還是暗合的，他說“蘇、黃論書，但盛稱顏尚書、楊少師，以見與《圣教》別異也。其實顏、楊于《圣教》，如禪之翻案，于佛之心印，取其明離暗合，院體乃由死于句下，不能下轉(zhuǎn)語耳。小禪自縛，豈佛之過哉!”[21]談后，他認為“顏書”就像史書上的“司馬遷”，并且與懷素放在一起參照比較，“顏魯公書何似?曰：似司馬遷。懷素書何似?曰：似莊子。曰：不以一沉著、一飄逸乎?曰：必若此言，是謂馬不飄逸，莊不沉著也。”[22]這主要還是從一個側(cè)面肯定了他的成就。
康有為(1858～1927年)從“碑學(xué)”的角度分析書法現(xiàn)象，因此他將顏真卿放在整個“碑學(xué)”體系的背景下。首先，他對學(xué)書“專學(xué)一家”即人們常說的：“輒言寫歐寫顏”的說法提出批評，認為“此真謬說”。這一點錢泳(1759～1844年)在《書學(xué)》中也曾提到過。然后，他從自己的興趣出發(fā)，解釋顏真卿被推崇的原因“世罕知之”，他說：“后人推平原之書至矣，然平原得力處，世罕知之。吾嘗愛《郙閣頌》體法茂密，漢末已渺，后世無知之者，惟平原章法結(jié)體獨有遺意。又《裴將軍詩》，雄強至矣，其實乃以漢分入草，故多殊形異態(tài)。二千年來，善學(xué)右軍者，惟清臣、景度耳，以其知師右軍之所師故也”[23]。他認為顏真卿水平之所以高是因為有《郙閣頌》[24]的影子，而且對后代頗有爭議的《裴將軍詩》的贊美也是從漢碑的角度出發(fā)的，從他碑學(xué)思想的角度再次為宋人推崇顏真卿和楊凝式作了注腳。再次，他在論述隋朝碑刻古意漸失的問題上，認為中唐以后逐漸泯滅，推測原因之一為“顏、柳丑惡之風(fēng)敗之”。如此看來，康有為的論述似乎并不嚴密。再次，他在不少碑刻中看到了顏真卿的影子。常常用“已開先河”，“繼其統(tǒng)”之說，來說明某種較早碑刻和顏書的某種聯(lián)系。
總之，康有為批評米芾等人對顏真卿的批評，但是也并沒有將顏真卿放在一個非常高的位置，時而有褒揚，時而又將顏真卿放在整個唐代背景中從各有所長的角度論述，其中間有針對某一碑刻的褒揚或批評。
對于有人籠統(tǒng)認為顏真卿對后世的影響問題，康有為對清代的狀況也做了細致的分析：
嘉、道之間，以吳興較弱，兼重信本，故道光季世，郭蘭石、張翰風(fēng)二家，大盛于時。名流書體相似，其實郭、張二家，方板緩弱，絕無劍戟森森之氣。彼于書道，未窺堂戶，然而風(fēng)流扇蕩，名重一時，蓋便于摺策之體也。歐、趙之后，繼以清臣，昔嘗見桂林龍殿撰啟瑞大卷，專法魯公，筆筆清秀。自茲以后，雜體并興，歐、顏、趙、柳，諸家揉用，體裁壞甚。其中學(xué)古之士，尚或擇精一家，自余購得高第之卷，相承臨仿。坊賈翻變，靡壞益甚，轉(zhuǎn)相師效，自為精秘，謬種相傳，涓涓不絕，人習(xí)家摹，蕩蕩無涯，院體極壞，良由于此。其有志師古者，未睹佳碑，輒取《九成宮》《皇甫君》《虞恭公》《多寶塔》《閑邪公》《樂毅論》翻刻摩本，奉為鴻寶，朝暮仿臨，枯瘦而不腴，柔弱而無力，或遂咎臨古之不工，不如承時之為美，豈不大可笑哉!同光之后，歐、趙相兼，歐欲其整齊也，趙欲其圓潤也，二家之用，歐體尤宜，故歐體吞云夢者八九矣。然欲其方整，不欲其板滯也;欲其腴潤，不欲其枯瘦也，故當(dāng)劑所弊而救之[25]。
這樣一種對清代書法所崇尚潮流的細致劃分，可以說明顏真卿對清代的影響同其他書家的影響并沒有太大不同。
另外，在書論著作中也有類似蘇軾言論的評價，周星蓮在《臨池管見》中再次引用蘇軾的話，并且用自己的感受加以印證認為“顏魯公書最好，以其天趣橫生，腳踏實地，繼往開來，惟此為最。昔人云：詩至于美，書至魯公，足嘆觀止。此言不余欺也!”[26]此話最耐人尋味的是他竟然用了一個“欺”字，是有人認為蘇軾此話有欺騙的成分，還是他自己曾認為蘇軾欺騙了人?他又認為從體式上來說顏真卿是古人之法，他說：“古人書，行間茂密，體勢寬博。唐之顏，宋之米，其精力彌滿，令人洞心駭目。自思翁出而章法一變，密處皆疏，寬處皆緊，天然秀削，有振衣千仞，潔身自好光景。然篇幅較狹，去古人遠矣。”[27]在入古這點上他不但推崇顏真卿還推崇宋代的米芾，并以此否定了董其昌。他認為在整個唐代顏真卿是一支“領(lǐng)頭羊”，有言“魯公渾厚天成，精深博大，所以為有唐一代之冠”[28]，周星蓮雖然借用了蘇軾的觀點，但他在總體上還是認為顏真卿的成就應(yīng)放在唐代背景中來界定。
(三)、部分書論中對顏真卿書法的貶低
姜夔(1155?～1121?年)認為唐代書法因為科舉制度的原因損傷了書法的藝術(shù)性，他在《續(xù)書譜》中說：“唐人以書判取士，而士大夫字書，類有科舉習(xí)氣。顏魯公作《干祿字書》，是其證也。矧歐、虞、顏、柳，前后相望，故唐人下筆，應(yīng)規(guī)入矩，無復(fù)魏晉飄逸之氣”[29]。并進而認為顏真卿和柳公權(quán)對藝術(shù)性的損害是空前的，“至顏、柳始正鋒為之，正鋒則無飄逸之氣。”雖然他承認顏、柳有自己的面貌并且影響了好多人，但卻因此魏晉風(fēng)規(guī)掃地，他說：“顏、柳結(jié)體既異古人，用筆復(fù)溺于一偏。予評二家為書法之一變，數(shù)百年間，人爭效之，字畫剛勁高明，固不為書法之無助，而魏、晉之風(fēng)規(guī)，則掃地矣”[30]。
鄭杓撰、劉有定注《衍極并注》中曾批判顏真卿的行草書說：“真草與行各有體制，歐陽率更、顏平原輩，以真為草，李邕、李西臺輩以行為真，大抵下筆之際，盡仿古人，則少神氣，專務(wù)道勁，則俗病不除，所貴熟習(xí)兼通心手相應(yīng)”[31]。大概他認為顏真卿的行草書是在楷書的基礎(chǔ)上形成的，這樣并不是行草本來的“體制”。
項穆(約1550～約1600年)《書法雅言》中談到顏真卿通常和柳公權(quán)并稱，其對顏真卿的書法基本持批判態(tài)度。首先他認為書法應(yīng)當(dāng)以“清雅”為主，他說“考諸永淳以前，規(guī)模大都清雅，暨夫開元以后，氣習(xí)漸務(wù)威嚴。顏清臣蠶頭燕尾，閎偉雄深，然沉重不清暢矣”[32]。他沒有完全否定顏真卿，但是“清雅”卻是文人書法一個非常重要的標準，對這一概念的否定意味著項穆基本態(tài)度上對顏真卿的書法并不欣賞，他又說：“顏清臣雖以真楷知名，實過厚重。”[33]進而認為“顏、柳得其莊毅之操，而失之魯獷”[34]。項穆用古代一個極為重要的概念“清雅”否定了顏真卿。
宋曹(1620～1701年)在《書法約言》中論及取法問題，認為從一般學(xué)習(xí)的角度，顏真卿是不足取的，顏書只適用于“朝廟誥敕”，應(yīng)當(dāng)學(xué)習(xí)鍾、王，他說“歐、顏諸家，宜于朝廟誥敕。若論其常，當(dāng)法鍾、王及虞書《東方畫贊》、《樂毅論》、《曹娥碑》、《洛神賦》、《破邪論序》為則，他不必取也”[35]。在他看來“常”是一個對書法評價很重要的標準，“常”可以理解為我們所說的藝術(shù)的普遍規(guī)律，而在這一點上顏真卿并沒有他所推崇的幾種范本所具有的特點。
朱履貞(1796～1820)在《書學(xué)捷要》中持和宋曹一樣的觀點，認為顏真卿書法有其優(yōu)點也有其缺點“顏魯公正書，沈厚郁勃，碑字偏于肥”[36]。
在錢泳(1759～1844)的整個論述中顏真卿并沒有特殊的地位。首先他認為顏真卿屬于一種體系下的一員，隸屬于北派，“北派由鐘繇、衛(wèi)瓘、索靖及崔悅、盧諶、高遵、沈馥、姚元標、趙文深、丁道護等以至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quán)。”[37]然后，顏真卿在書法史上的影響也因時代的不同而不同，他認為唐代大歷以后“宗顏、李者多”。他說：“有唐一代之書，今所傳者惟碑刻耳。歐、虞、褚、薛，各自成家，顏、柳、李、徐，不相沿襲。如詩有初盛中晚之分，而不可謂唐人諸碑盡可宗法也。大都大歷以前宗歐、褚者多，大歷以后宗顏、李者多，至大中、咸通之間，則皆習(xí)徐浩、蘇靈芝及集王《圣教》一派，而流為院體，去歐、虞漸遠矣。然亦有刻手之優(yōu)劣，一時之好尚，氣息之相通，支分派別，難以一概而論。即如經(jīng)生書中，有近虞、褚者，有近顏、徐者，觀其用筆用墨，迥非宋人所能及，亦時代使然耳”[38]。再者，對于董其昌認為“宋四家書皆學(xué)顏魯公。”他認為并非如此，而是“皆學(xué)唐人耳。”他說：“思翁之言誤也。如東坡學(xué)李北海，而參之以參寥。山谷學(xué)柳，誠懸而直，開畫蘭畫竹之法。元章學(xué)褚河南，又兼得馳驟縱橫之勢。學(xué)魯公者，惟君謨一人而已。”[39]最后他對于書法的學(xué)習(xí)提出建議，應(yīng)當(dāng)參照以米芾為例的遍習(xí)諸家之法。
劉熙載(1813～1881)認為，褚遂良是“唐之廣大教化主”，而顏真卿得其一面，這樣就完全否定了顏真卿被蘇軾等人所推崇的立足點——即“集大成”、“全面”之說，他說：“褚河南書為唐之廣大教化主，顏平原得其筋，徐季海之流得其肉。”
康有為(1858～1927)在《廣藝舟雙楫》中也有貶低顏真卿的言論，當(dāng)然他是從貶低整個唐代碑刻入手來看待顏真卿問題的，也就是說他批評的不是顏真卿一個人，而是包括顏真卿在內(nèi)的一群人。比如他認為“歐、褚、顏、柳，斷鳧續(xù)鶴以為工，真成可笑。永興登善，頗存古意，然實出于魏，”他對魏碑的推崇世人皆知，他認為在存有魏晉古意上，只有虞世南取法于魏。對于顏真卿的批評也引用了米芾的話，他從隋碑入手來切入這一話題，他認為“隋碑漸失古意，體多闿爽，絕少虛和高穆之風(fēng)。一線之延，惟有《龍藏》?！洱埐亍方y(tǒng)合分、隸，并《吊比干文》《鄭文公》《敬使君》《劉懿》《李仲璇》諸派，薈萃為一，安靜渾穆，骨鯁不減曲江，而風(fēng)度端凝，此六朝集成之碑，非獨為隋碑第一也。虞、褚、薛、陸，傳其遺法，唐世惟有此耳。中唐以后，斯派漸泯，后世遂無嗣音者，此則顏、柳丑惡之風(fēng)敗之歟!觀此碑真足當(dāng)古今之變者矣”。他還是從古意的角度來批評顏真卿和柳公權(quán)的。同時他也并不同意米芾比較激進的批評，認為“歐、虞、褚、薛，筆法雖未盡亡，然澆淳散樸，古意已漓，而顏、柳迭奏，澌滅盡矣。米元章譏魯公書丑怪惡札，未免太過，然出牙布爪，無復(fù)古人淵永渾厚之意，譬宣帝用魏相、趙廣漢輩，雖綜核名實，而求文帝、張釋之、東陽侯長者之風(fēng)，則已渺絕。”歷史上書法流派眾多，他認為顏真卿是眾多流派中的一種，“十家各成流派，崔浩之派為褚遂良、柳公權(quán)、沈傳師，貝義淵之派為歐陽詢，王長儒之派為虞世南、王行滿，穆子容之派為顏真卿，此其顯然者也”。這種將顏真卿視為某一流派的說法等于否定了蘇軾所謂“奄有漢魏晉宗以來風(fēng)流，后之作者，殆難復(fù)措手” 的全面評價。
我們應(yīng)如何看待歷代書論對顏真卿書法的批評和贊揚
對顏真卿的書法，如上所述，歷代褒揚溢美之辭多不盛收，而且評價之高，幾乎與書圣王羲之齊肩，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歷代書論對其書法批評的辭措亦相當(dāng)尖銳、激烈。如明項穆《書法雅言》在肯定“顏清臣蠶頭燕尾閎偉雄深”的同時又認為其書“沉重不清暢”。最早批評顏字的實際是南唐李后主李煜。他認為顏字如“村夫大腳”，笨拙歪散。后來，米芾著《書史》雖肯定了他的“行書可觀”，但認為其真書(楷書)：“自以挑踢名家，作用太多，無平淡天成之趣，大抵顏柳挑踢，為后世丑怪惡扎之祖，從此，古法蕩無遺矣。”
關(guān)于對其贊揚，正如前條所說，其書法的美學(xué)價值是不可否認的，但由于政治思想倫理道德方面的原因，也難免有過溢之辭。關(guān)于對其批評，也可說是事出有因，首先關(guān)于“不清暢”、“過郁濁”、笨拙之評，在顏真卿的某些碑帖里是確實存在的。
其次，由于人們的先天素質(zhì)、生活環(huán)境、文化教養(yǎng)、思想情操等方面的差異，人們的審美標準不盡相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而且任何一個偉大的藝術(shù)家也不可能每個點畫都寫得精到完美。認為他的某些書跡“粗魯詭異”等是不足為怪的，對此在學(xué)習(xí)顏書時是應(yīng)注意的。然而米芾所評的“有失古意，終非正格”、“為丑怪惡扎之祖”等是有失偏頗的。“集古自成家”(米芾語)這種現(xiàn)象固然是存在的，但終難成為開宗立派的藝術(shù)大師。
顏真卿的書法特點
顏真卿的書法，號稱顏體，有他獨特的風(fēng)格和筆法。他所留下的碑帖很多，后世的書法家認為從他的一些碑帖中可以找到「圓筆」的痕跡，和其他書法家的「方筆」不同。
顏真卿被使用圓筆的書法家奉為開創(chuàng)者。他和使用方筆的王羲之，都對后世產(chǎn)生既深且遠的影響。
他的書法，既有以往書風(fēng)中的氣韻法度，又不為古法所束縛，突破了唐初的墨守成規(guī)，自成一格，稱為“顏體”。宋歐陽修評論說：“斯人忠義出于天性，故其字畫剛勁獨立，不襲前跡，挺然奇?zhèn)ィ兴破錇槿?。宋朱長文《續(xù)書斷》中列其書法為神品。”并評說：“點如墜石，畫如夏云，鉤如屈金，戈如發(fā)弩，縱橫有象，低昂有態(tài)，自羲、獻以來，未有如公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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