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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公權(quán)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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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公權(quán)的資料

  柳公權(quán)是我國歷史上偉大的書法家之一。他的字體受到后世人的稱贊,同時,越來越多的人對他的字體進行臨摹。那么,關(guān)于柳公權(quán),你了解多少呢?以下是由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柳公權(quán)的介紹,希望能幫到你。

  柳公權(quán)的人物生平

  侍書生涯

  公元778年,唐代宗大歷十三年,京兆華原(今陜西銅川市耀州區(qū))人 ,字誠懸。其祖柳正禮,唐邠州士曹參軍,其父柳子溫曾任丹州刺史,其兄為唐名臣柳公綽。

  憲宗元和三年(808年),三十一歲的柳公權(quán)進士及第,當年宏詞登科。從此,柳公權(quán)開始了漫長的仕途生涯,竟然歷仕七朝: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

  在憲宗時,柳公權(quán)任秘書省校書郎。“李聽鎮(zhèn)夏州,辟為掌書記”(《舊唐書》)。李聽與柳有此交誼,故柳晚年還為其書過碑。

  穆宗即位,柳公權(quán)入奏事。穆宗召見柳公權(quán),說:“朕于佛寺見卿筆跡,思 之久矣。”即日拜右拾遺,充翰林侍書學士,遷右補闕,司封員外郎。從此他在穆宗、敬宗、文宗三朝,一直侍書禁中?;实鄣膶櫺?、生活的優(yōu)裕,并不給柳公權(quán)帶來歡樂。他內(nèi)心卻有無法排遣的苦悶與隱隱的羞愧。他酷愛書法藝術(shù),但他不想以此作為自己全部的生活;建功立業(yè)的進取雄心,時時躍動在胸間。而隨從皇帝的侍書,其地位僅與“工祝”一類相等。因此其兄柳公綽曾寫信給宰相李宗閡,云:“家弟苦心辭藝,先朝以侍書見用,頗偕工祝,心實恥之,乞換一散秩。”于是改為右司郎中,累換司封、兵部二郎中,弘文館學士。

  唐文宗頗愛柳公權(quán)書法,又召為侍書,遷諫議大夫,后改中書舍人,充翰林書詔學士。開成三年又轉(zhuǎn)工部侍郎,累遷學士承旨。

  武宗朝,罷內(nèi)職,授右散騎常侍。宰相崔珙用為集賢學士、判院事。

  宣宗時,左授大子詹事,改賓客,累遷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河東郡開國公。復為左常侍,國子祭酒,歷工部尚書。

  懿宗時,咸通初年,柳公權(quán)改為太子少傅,改少師;在咸通六年(865年)卒,贈太子太師,時年八十八。

  柳公權(quán)仕途通達,只是在八十二歲那年,因年老力衰,反應(yīng)稍遲鈍,在上尊號時不慎講錯,御史彈劾他,結(jié)果被罰了一季的俸祿。各朝皇帝都愛他的書法,愛他的詩才,甚至他的諫議也樂意接受。柳氏的一生,除了少許時間在外任官,基本上都在京城,在宮中,在皇帝身邊。其一生,一直在不斷地為皇家,為大臣,為親朋書碑。柳公權(quán)頗像一只關(guān)在禁籠中的金絲雀。這樣的生活使他缺少壯闊的氣度、寬廣的視野、浩瀚的生活源泉。顏體一碑一碑曾不斷地變,柳體在其成熟以后變化較少;顏真卿像奔騰咆哮的洪流,柳公權(quán)卻似流于深山老林的洞水。這是兩種不同的生命情調(diào)。

  高尚素養(yǎng)

  柳公權(quán)從小接受《柳氏家訓》關(guān)于“德行”的教導,因此終身以德行為根株,“博貫經(jīng)術(shù)”。他于人生、書藝都具儒家風范,柳公權(quán)的“筆諫”,成為后世士大夫的一種“典范”:

  穆宗政僻,嘗問公權(quán)筆何盡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改容,知其筆諫也。(《舊唐書》)

  穆宗怠于朝政,柳公權(quán)以書喻政,由此及彼,巧妙地進諫。從此“心正筆正”說一直流傳至后世。柳公權(quán)在“侍書中禁”時敢于直言或婉言進諫的行這,于此可見一斑。

  柳公權(quán)當著皇帝、臣子的面表現(xiàn)書法,又是他“侍書”生活的另一個側(cè)面。其詩才、書才,使帝王“奇惜之”。

  柳公權(quán) 蒙詔帖

  盡管如此,柳公權(quán)的心靈并不偏溺于這一端。外部的榮耀,消不去內(nèi)心的苦悶。他“博貫經(jīng)術(shù),于《詩》、《書》、《左氏春秋》、《國語》、《莊周》書尤邃,每解一義,必數(shù)十百言”(《新唐書》)。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在研習儒學之時,又同時研習《莊子》,而且深得精微。柳公權(quán)同時從儒、佛、道中汲取心靈之滋養(yǎng),求得互補與平衡,求得某種超脫。他對于佛、道方面接觸頗多,并有多種書法創(chuàng)作?!督饎偨?jīng)》他多次揮寫過,如今雖只見敦煌拓本,但前人著錄柳書《金剛經(jīng)》者頗多。另外公權(quán)還書有《陰符經(jīng)序》以及《清靜經(jīng)》、《度人經(jīng)》等。他對唐代僧人的碑志、塔銘多有揮寫,其《大達法師玄秘塔銘》即此中最為著名者。柳于佛寺廟觀也多書碑,有名者如《回元觀鐘樓銘》、《復東林寺碑》,即此中佼佼者。柳公權(quán)既有佛道慰藉心靈,故在滾滾紅塵中頗能超脫。他甚至對于錢財不屑一顧。他給人寫碑,每年有巨額收入,家奴海鷗與龍安常盜用其錢財器物,他都淡然處之。

  此外柳公權(quán)還“性曉音律”,但“不好奏樂”,常云:“聞樂令人驕怠故也。”(《舊唐書》)柳公權(quán)有多方面的學識素養(yǎng),因而由其心靈滋養(yǎng)而出的書藝也是搖曳多姿。其性剛毅正直和超塵脫俗的佛道風范,都熔鑄于柳書的風骨之中。 柳體之路在柳公權(quán)面前,久已名家林立。如何超越前人,如何在新的歷史時空創(chuàng)造出一種新的書體來,這是柳公權(quán)面臨的嚴峻挑戰(zhàn)。他并不畏縮,而是以積數(shù)十年的不倦磨煉之功,廣泛熔鑄,終于創(chuàng)造出自具新理異態(tài)的“柳體”,在唐中晚期一新面目,一展風采。

  柳公權(quán)的書法

  柳公權(quán)的傳世作品很多。傳世碑刻有《金剛經(jīng)刻石》、《玄秘塔碑》、《馮宿碑》等。其中《金剛經(jīng)刻石》、《玄秘塔碑》、《神策軍碑》最能代表其楷書風格。柳公權(quán)的行草書有《伏審》、《十六日》、《辱向帖》等,他們的風格仍繼承王家風格,結(jié)體嚴謹,瀟灑自然。另有墨跡《蒙詔帖》、《王獻之送梨帖跋》?!睹稍t貼》白麻紙,七行,二十七字。今藏故宮博物院。其書曾刻入《三希堂法帖》干隆稱“險中生態(tài),力度右軍”。體勢稍帶顏法,沉勁蒼逸。另外《蘭亭續(xù)帖》中有《紫絲靸帖》,文字有所不同,翰林不稱“出守”,故疑其偽,當為唐末宋初高手所擬。

  柳公權(quán)的人物影響

  唐宋蜚聲播譽

  柳公權(quán)在唐代元和以后書藝聲譽之高,或世無第二人。當時公卿大臣家碑志,不得柳公權(quán)手筆者,人以子孫為不孝。而且柳公權(quán)聲譽遠播海外,外夷入貢,皆別署貨員,曰:“此購柳書。”皇帝的重用,大臣的推崇,固然可以轉(zhuǎn)易一時風氣,但此并非柳公權(quán)聲譽鵲起的主要原因。柳體以創(chuàng)造一種新的書體美,征服了當代,也贏得了后代,“一字百金,非虛語也”。五代時楊凝式卓然雄立,對唐代顏、柳之書學多有繼承并發(fā)揚。蘇軾說:“自顏、柳沒,筆法衰微。加以唐末喪亂,人物凋落,文采風流掃地盡矣。獨楊公凝式,筆跡雄杰,有二王、顏、柳之風。此真可謂書之豪杰,不為時世所汩設(shè)者。”《邵氏見聞錄》亦云:“凝式自顏、柳入二王之妙,楷法精絕。”這是唐以后學柳書而能自出機杼的一位承前啟后的卓越書家。再如僧人應(yīng)之,俗姓王,閩人,《南唐書》稱其習柳氏筆法,以善書冠江左。這說明五代十國雖干戈紛擾,書學轉(zhuǎn)入低潮,但唐之流風遺澤猶存,學顏學柳一脈未斷。宋代書學復興,且從唐代的重法中走向重意的新境界,創(chuàng)造屬于自己的時代書風。有宋一代非常推崇顏書、柳書,其學柳書者不可勝數(shù)。石曼卿學顏,也汲取柳之風骨,正如范仲淹為他作誄文《祭石曼卿》中說:“延年之筆,顏筋柳骨。散落人間,寶為神物。”宋四家學唐而各有所近,如蔡襄學顏,蘇軾尤近顏,黃庭堅近柳,米芾近褚。其實宋四家都經(jīng)歷過顏與柳的書學殿堂,自得自悟,都能巧妙地化入自己的書藝中。蔡襄(字君謨)瓣香顏書,但亦精柳書,認為《陰符經(jīng)序》“善藏筆鋒”,是柳書之最精者。董其昌曾說:“余曾見柳誠懸小楷《度人經(jīng)》,遒勁有致。蔡君漠《茶錄》,頗仿之。”(《畫禪室隨筆》)董乃深識柳書三昧者,此說可窺蔡學柳之一斑。蘇軾也為柳書知音,研習甚深,評論警策。他雖不以柳書為面目,但融取精蘊?!渡焦阮}跋》云:“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故其書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勁如柳誠懸。”黃庭堅也學柳,結(jié)體緊結(jié),實源于薛曜、柳公權(quán)?!逗吃姲稀纷栽?ldquo;于無佛處稱尊”,敢與其師分庭抗禮。“此跋即糅合柳書、《瘞鶴銘》的特色,參以己意,融氣勢、韻趣于一爐,縱橫揮毫,而意志悠然”(侯鏡昶《書學論集》)。黃庭堅學柳深得其蘊,錢泳《書學》中就說:“山谷學柳誠懸,而直開畫蘭畫竹之法。”米芾雖曾貶斥柳書,但他又贊揚“柳公權(quán)如深山道士,修養(yǎng)已成,神氣清健,無一點塵俗。”(《書評》)兩者似乎矛盾,但又確實存在于柳書之中。而米芾自己學書過程是由顏真卿而至柳公權(quán),由柳而歐、褚,后研法帖,入魏晉之境。米芾說:“余初學顏,七、八歲也。字大一幅,寫簡不成,見柳而慕緊結(jié)乃學柳《金剛經(jīng)》。”(《寶晉英光集》卷八)后來他偏激地貶斥柳書“丑怪惡札”,可謂數(shù)典忘祖。宋僧中也多有學柳書者。如釋夢英,正書學柳。明楊士奇云:“夢英楷法一本柳誠懸,然骨氣意度皆弱,不能及也。”其書《夫子廟堂記》(石存西安碑林),可稱柳書嫡脈。釋正蒙,書得誠懸法《石墨鐫華》;釋夢貞,善柳書(《皇朝事實類苑》);釋瑛公,獨杜門手寫《華嚴經(jīng)》,精妙簡遠之韻,出于顏、柳(《石門文字禪》);釋思齊,書師柳公權(quán),有所書《放生池碑》在杭州(《書史會要》),如此等等,不復遍舉。這可能與柳公權(quán)寫的《金剛經(jīng)》名聞遐邇有關(guān)。在宋代,柳體像顏體一樣,借助于刻書印刷而進入千家萬戶,家喻戶曉。宋代刻書,在北宋大抵是用歐體筆法。南宋以后,則兼用顏體、柳體。當時的閩本,就多用柳體字;而江西刻本有的也用柳體,或用顏體;而蜀本就多用顏體。其時顏體較為時尚,而又以歐、柳二家書法刻版最為美觀,可見柳書在唐宋書壇蜚聲播譽,柳體又廣泛地滲透于民間。

  百代楷模

  書學的高潮于金代暫時衰落,然學柳者卻不絕如縷。刻于金皇統(tǒng)四年(1144)的《沂州普照寺碑》,乃集柳公權(quán)書所成,仲汝文撰,楷書二十四行,行六十二字。論者或謂:“雖為集綴所成,然字字挺拔,筆筆雄整,大似公權(quán)得意之作,比今所傳《玄秘塔》與《李晟碑》直有雅俗天淵之別,學柳者能從此入,庶不為米芾所嗤。”(《碑帖敘錄》)元代趙孟俯中年學鐘繇“二王”,后又學李邕、蘇靈芝。雖然不以柳為面目,但也取其骨,自鑄趙體。劉宗海云:“從子昂翁筆硯之側(cè),知其下筆處顏筋柳骨、銀鉤鐵畫果是也。”(《書林藻鑒》)明代董其昌對于柳書最有會心。他曾說:“柳尚書極力變右軍法,蓋不欲與《禊帖》面目相似,所謂神奇化為臭腐,故離之耳。凡人學書,以姿態(tài)取媚,鮮能解此。余于虞褚顏歐,皆曾仿佛十一。自學柳誠懸,方悟用筆古淡處。自今以往,不得舍柳法而趨右軍也。”(《畫禪室隨筆》)董氏學一生,并能從柳書變法中得到啟發(fā),故其論柳,自然精警。由明入清的行草名家王鐸力學柳書,《擬山園帖》所書正書頗得柳體之精髓,而臨作如《圣慈》、《紫叢靸鞋》則取神遺貌,自為心裁。清代學顏名家輩出,而學柳者也可比列。書法名家梁同書、梁詩正都學柳?!惰b止水齋集》云:“(同書)公書初法顏、柳,中年用米法,七十后愈臻變化,純?nèi)巫匀弧?rdquo;《國朝先正事略》:“(詩正)公書初學柳誠懸,繼參文、趙,晚師顏、李。”此外如大臣左宗棠的行書,俱出顏真卿、柳公權(quán)。閨秀如王鑒(郝懿行妻)其書法歐、柳。康有為雖對柳書有貶語,但他主張在科舉中用柳體,說:“柳之《馮宿》、《魏公先廟》、《高元?!纷羁蓪W,直可縮入卷折。大卷得此,清勁可喜,若能寫之作折,尤為遒媚絕倫。”柳體的生命不是“館閣”所能牢籠的,但是因科舉而習柳者卻是大有其人。在新的時代,人們正以新的目光研究柳書,學習柳書。柳體成為中小學生最通用的習字法帖。而書法家又正淘洗融冶,以其精華,以其書魂,去重建更輝煌的現(xiàn)代書藝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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