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爾樂乎。此句出現(xiàn)在范仲淹岳陽樓記，千百年來為世人所傳頌。也是書法家們愛好的一句詩句。下面是學(xué)習(xí)啦小編為你整理的范仲淹岳陽樓記書法，希望對你有用!

　　范仲淹岳陽樓記書法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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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仲淹岳陽樓記書法圖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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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仲淹的無奈

　　齊宣王在自己的雪宮里接見孟子，這雪宮估計是齊宣王的別墅或者什么的，否則齊宣王也不會一見孟子就得意洋洋的問：賢者亦有此樂乎?

　　眾所周知，孟子用的是打蛇貼棍式的戰(zhàn)術(shù)。齊宣王本是炫耀，可孟子不管你是炫耀還是不炫耀，反正就著你伸出的小棍兒就貼自己的仁政：“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我不知道，孟子這些話對齊宣王有什么觸動，但是我至少知道，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對后世的君主來講，并不具有普遍意義。宋朝的時候，這種本就式微的對君王的道德要求，被中國的士大夫們扛到了自己肩上，始作俑者，應(yīng)該是范仲淹吧。范仲淹在自己的《岳陽樓記》里，把它改作“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唱出了自己對待仕途進退的心聲，由此引起中國諸多士大夫的共鳴。

　　這種共鳴，從表面上看，是中國士大夫們胸中裝有全天下的氣概和胸襟，從背后看，則是君主專制體制下，士大夫們對于自身仕途進退把握不得的無奈和凄涼!自身進退都把握不得，這種心中裝著全天下的氣概，未免就有些自作多情的嫌疑了。比如杜甫，壯年時窮到自家孩子都養(yǎng)不活的地步，老年時更慘，連個茅屋都住不得，“八月秋高風(fēng)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慘啊，這種感覺我也有過，我小的時候，雖然已是二十世紀的七十年代了，但是村里幾乎家家都還是茅屋，茅屋逢雨就漏，內(nèi)外皆往下掉泥塊，頂上三重茅一般沒有被刮下去過，即使刮下去，由于那時的道德風(fēng)尚較高，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所以也不用擔(dān)心被頑童們抱走!但是那種“秋風(fēng)秋雨愁煞人”的心理感覺是相通的，一者，屋內(nèi)漏雨，身上衣薄，身冷心更冷;二者，秋雨浸淫，茅屋怕倒，晚上睡覺都做噩夢!不過，與杜工部的共同語言僅止于此，“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fēng)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的境界我就沒有了。因為我那時候正窮急呢，在學(xué)校天天唱“我們的祖國是花園，每個人臉上都笑開顏”呢，特別是后一句，于我有栽贓的嫌疑，我什么時候笑開顏了?簡直要氣死我了!也許，這就是圣人(詩圣)與凡人的區(qū)別，圣人自己都快凍死了，還在想著天下寒士;凡人就怕自己凍死，所以連一個笑開顏都吝嗇。

　　杜圣的這種境界，后來被范仲淹大而化之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乎”?

　　他這么一大而化之，就完了，大違孟子的初衷，國計民生，天下疾苦于皇上沒有什么干系了，全扛到士大夫頭上了!

　　仲淹倒是能吃苦，21歲去長白山上的醴泉寺讀書，每天只煮一鍋稠粥，涼了以后劃成四塊，早晚各取兩塊，拌上一點兒韭菜末，再加點鹽，就算是一頓飯!我初中時，師生們經(jīng)常背后竊笑我的語文老師，據(jù)說他是北大中文系畢業(yè)的。我們那時候，屬于民間常說的“窮得都傻了”的群體，不知道大學(xué)是什么東西，更不知北大是什么東西，語文老師是打到窮鄉(xiāng)的右派，每天面對的是我們這一幫群傻，有招也使不上，所以他教書只有一招：從不講解課文，只要求我們背書!至于他的吃飯方式，倒是與范夫子有得一拼，如果師生想去他房間喝些水，那你得有起碼的心理準備：一個干凈的飯碗也沒有!他是好幾天做一回飯，一大鍋稀飯里煮眾多的窩窩頭，窩窩頭的個數(shù)可能要超過一個班，逼近一個排。他每頓飯一碗稀飯，一個窩窩頭，直到把它們?nèi)肯麥鐬橹?。飯碗更是用一個扔桌上一個，直到把所有的飯碗用完為止。那時的群傻們雖然傻，但還是接受不了這種軍團推進式的吃飯方式的，所以免不了在背后偷偷地笑他。如今看了仲淹的故事，才算徹底明白我那北大畢業(yè)被打到鄉(xiāng)下的右派老師，原來是仲淹式的人物。只可惜，他沒有像仲淹那樣揚名后世，默默地終老我們那鄉(xiāng)下中學(xué)了。

　　仲淹后來在宋代著名四大書院之一南京應(yīng)天府書院讀書，干脆就是個特困生，所幸的是，那時候中國的大學(xué)還沒有實行并軌制，學(xué)雜費是沒有的，所以，五年苦讀之后，仲淹中了進士。

　　仲淹后來到中央擔(dān)任秘閣校理(秘閣是皇家藏書樓之一，校理是負責(zé)藏書的整理和校勘)，他對自己的工資特別滿意：“我的官職很小，俸祿不算多，但每年也有三百貫銅錢，相當于兩千畝地一年的收成。”但是仲淹貧能守志，富也不會即安的，他心里裝的仍是天下民生，這就注定了他要凄苦一輩子了，進也憂，退也憂，當官憂民，不當官憂君，快樂的日子是永不會有的了。

　　照我看，當官還不如做生意，比如歐文就比較實干，用自己開工廠掙的錢，搞共產(chǎn)主義新和諧的實驗。所以杜工部最應(yīng)做房地產(chǎn)，弄諸多安樂居，一色的紅磚青瓦，天下寒士一人一套，多好!至于范仲淹，就適合做相聲小品大師，每年發(fā)愁上央視春節(jié)晚會的事兒，每年逗全國百姓開心一回，才算是真正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吧?

　　從道德境界來講，范杜都是高昂的。但是我覺得這高昂很是沒勁兒!君主把全天下當作自己的家，把百姓當作自己的家畜，把官員當作自己家的牧童。牧童再高昂，無非是輕輕的揮著鞭兒，再輕輕的打下罷了，它改變不了百姓淪為家畜的實質(zhì)。而牧童本人，在皇君家里，頂多也就一個家奴，你再多情，無非是想得到家畜們一個感恩的眼神兒，又怎么的?仲淹也曾搞過改革，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慶歷新政，可是最后還是半途而廢了。“一家人哭總比一路人哭要好吧!”

　　一句話，你倒多情，可惜統(tǒng)治者不領(lǐng)情!

　　饒有意味的是，仲淹一生為官，三次被貶，愈是被貶，名望愈高。第一次外貶時，親朋們一直把他送到都門外，稱贊他說：“此行極光”。第三次被貶時仍有人安慰說：“此行尤光”。仲淹聽罷大笑道：“仲淹前后已是三光了。”看來，做下放右派既成了士大夫們的光榮，那么士大夫更無意構(gòu)筑自身之安全堡壘了，所以，他們的思考永遠不會出軌，他們將永遠是皇家棋盤上的一粒棋子，他們所謂的改革，也就永遠拘于體制內(nèi)，封建的制度與體制也將永遠的風(fēng)雨不動安如山了。于是，惡制出圣人，昏君出賢臣，士大夫們的忠誠與悲情，就成為百姓們永遠的感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