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筆書法教育

　　在中國書法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唯一能和大書法家王羲之互相抗衡,先后輝映的,就是顏真卿了。他的書法,以楷書為多而兼有行草。下面小編帶給大家的是毛筆書法教育：

　　毛筆書法教育資料1：

　　顏真卿書法故事：寫字的秘訣

　　顏真卿拜張旭為師后，書法大有長進，張旭對收了這么一個好學生十分的滿意。一天，張旭和顏真卿一起談論書法，張旭問：“三國時候的鐘繇，把寫字的方法歸結了十二個字，你知道是哪十二個字嗎?”“是平、直、均、密、鋒、力、輕、決、補，還有損、巧、稱。先生您看我說得對嗎?顏真卿回答說。“對!不過你知道它的意思嗎?”“我說不大好，還請先生指教!”

　　毛筆書法作品欣賞：

　　“好!這十二個字是書法的精髓?，F在，我把我多年的體會傳給你。這‘平’字是說，橫的筆畫要寫得平，但是，不能太平，要有氣勢，不呆板;‘直’是說，豎劃要從不直中求直，下筆要放縱開來，不能歪斜變曲;‘均’指的是字的筆畫和筆畫之間的空隙，要均勻自然，不能過遠過近;‘密’是說，筆畫相連處要不露痕跡;‘鋒’是每一筆的收處都要寫好筆鋒，使它挺健有力;‘力’字很容易懂，是說字要寫得有骨力;‘輕’是說筆畫在轉折的地方，要輕輕帶過;‘決’的意思是說，下筆的時候，一定要果敢堅決，不能膽怯猶豫;‘補’是頭幾筆沒有安排好，就要設法用下面的筆畫來補救;‘損’字很重要，是說在一點一畫的書寫上，要讓人感到還有余意沒有表達出來，能引起人的想象;最后是‘巧’和‘稱’，‘巧’是要把字的形體結構布置得富于變化;‘稱’不但是說字的筆劃結構要勻稱，在一篇字的布局上，也要大小疏密得當。這樣字看起來才能勻稱。寫字的時候，只要注意按這十二個字的要求去寫，字是一定能夠寫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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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您講得太好了，我明白了寫字的門徑和精要。”顏真卿高興地說。原來，對這十二字的解釋，張旭從來沒有向別人講過，今天他傳給了顏真卿，從此，顏真卿的字寫得更好了。后來，他融匯了前代書法家的特長，自己創(chuàng)制了一種新字體。這種字體精神飽滿，厚重樸實，剛健雄壯，很受大家的喜愛，人們叫它“顏體”。由于學寫顏體字，可以使人少犯缺乏骨力的毛病，所以初學書法的人都愛習寫顏體字。

　　毛筆書法教育資料2：

　　毛筆書法入門知識：書法詮釋的獨特性

　　王鐸、傅山是從明末跨入清初的兩位大家。王鐸已有意識地感覺到，再走文人士大夫的道路，再追求溫文爾雅的趣味，只會使這種趣味越來越狹窄和單薄，所以，他開始追求一種自由的、博大的、非理性的境界。他在作書時非常理性，學米芾學得非常地道。但他已經開始在審美與技巧上采取一種非理性的態(tài)度，并開始尋找許多隨機的偶然效果，“漲墨法”就是其中一種。漲墨并無定法，但處理得好會形成強烈對比的塊面節(jié)奏。王鐸在非常理性的技巧中摻入這些非理性，通過統(tǒng)一的技巧基調進行把握，產生一種出乎意料的效果，這顯然是一種有價值的嘗試。來源書法屋，書法屋中國書法學習網。請大家注意：王鐸的漲墨方法，決不是分解的用繪畫的方法畫出來，不是在做漲墨效果。王鐸的漲墨的意義是在于他所有的技巧動作都是連貫的，因而是無法事先安排的，這里面有一個自由揮灑的 “寫字”與刻意拼湊出來的 “做”之間的區(qū)別。王鐸的偉大是在于他的漲墨同樣是反理性的，但卻不雷同于徐渭，他牢牢抓住隨機的“寫”的本質，但卻在其中融入了比徐渭還豐富的技巧語匯，因此他可以在徐渭之后仍然拔戟自成一軍。

　　傅山是繼王鐸之后另一位大家。在作品中可以看出他的反理性，線條揮灑的節(jié)奏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幫助我們猜出作者的揮寫情狀和特定的場面。這是一種瘋狂的、一瀉千里的場面，它體現出中國書法注重揮運之時的魅力。面對一幅工筆畫就很難猜出作者作畫時的情景來，而中國書法和文人水墨畫那種節(jié)奏的表現，能為觀眾帶來許多猜測和聯(lián)想，并且強烈地感受到它的價值。傅山的偉大在于他提出了 “四寧四毋”的審美標準：“寧拙毋巧，寧丑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真率毋安排”。這在書法史、批評史上是劃時代的。將 “寧拙毋巧”與前代書風相比，就會發(fā)現，王羲之時代追求的目標是 “巧”，原因在于王羲之時代以前，總體格調是 “拙”的，當時還達不到 “巧”的境界。所以王羲之時代的書法被評為“媚”(這種媚在晉、唐早期是一種贊美詞，沒有貶意)。來源書法屋，書法屋中國書法學習網。從書法發(fā)展早期的追求 “巧媚”到傅山時期追求 “拙丑”，其間包含著風格發(fā)展史上一個很重要的觀念轉變，對我們理解清代書法史具有重要的意義，亦可以幫助我們窺見當時人的書法心態(tài)。比如 “寧真率毋安排”，王鐸寫字用漲墨本來應該是安排，但他卻很真率，寫到什么地方，任其自然。在清初書法中，我們看到了傅山對于王羲之以后的書法作了一個宏觀的審美總結。其實，傅山的書法理論并不多，只有那么幾條，但卻比別人的洋洋十幾萬言更具有說服力。傅山寫草書，也寫行書和楷書，他反對趙孟頫，其中也不點名地批判了董其昌。他的狂放不羈的草書風格和他對趙孟、董其昌的批判之間是吻合的，符合邏輯的。

　　我認為，傅山提出的這些新審美要求，對清代碑學起到一種先導作用。傅山雖然與清代碑學沒有直接關系，他寫的又是草書而不是篆隸書 (因為他也是置身于宋元以后的士大夫行列)，但他提出的審美標準，卻間接成為清代碑學崛起的一個重要的審美依據。我以為這是傅山在書法史上的歷史性貢獻。當然，提出這樣的聯(lián)系也許會被認為是牽強，但我們如果從書法審美史的立場出發(fā)去看，則會對這種結論表示某種贊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