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詩歌的主導風格
杜甫詩歌的主導風格
杜甫(公元712年-公元770年)，字子美，自號少陵野老。漢族，祖籍襄陽，河南鞏縣(今河南省鞏義)人。唐代偉大的現(xiàn)實主義詩人，與李白合稱“李杜”。那么杜甫詩歌的主導風格是什么呢?讓小編來告訴你吧。
杜甫詩歌的主導風格
——沉郁頓挫
一、杜甫的身世及其坎坷的人生境遇
唐王朝歷史上一個空前繁榮昌盛的朝代，在經(jīng)歷過幾百年風光華麗后，終于在風雨飄搖中，漸趨步入沉堙沒落的局面，也許時勢會呼喚和造就英才，在那么一個特殊的環(huán)境下，便涌現(xiàn)出了一個心懷祖國，關(guān)心民生疾苦，有著遠大理想抱負而又命運坎坷的偉大詩人——杜甫。杜甫用他那敏銳的眼光，從特定的視覺角度關(guān)注國家命運、人民命運和社會命運，用他那無限的熱情和悲憫的情懷以及飽含深情的細膩筆觸描寫出一幅幅壯闊而又深沉的社會生活畫卷。終其一生，杜甫能緊扣生活急速變化的時代脈搏，以其坎坷的人生閱歷，高度精湛的詩藝技巧，系滿腔熱情于國于民，從而形成了博大精深的詩歌思想內(nèi)容，凝重深沉的感情境界，百轉(zhuǎn)千回的表達方式，謹嚴鏗鏘的格律音韻于一爐的“沉郁頓挫”的鮮明藝術(shù)風格，既而登上了現(xiàn)實主義詩歌藝術(shù)的顛峰，并成為世人尊崇的偉大現(xiàn)實主義詩人——詩圣。
杜甫從小出身于儒學世家，有著深厚的儒學正統(tǒng)教養(yǎng)，少時他便接受了儒家“修齊治平”的傳統(tǒng)思想，在他那幼小的心靈上早早地就萌生出了“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人生念想，但現(xiàn)實與理想往往差距很大，殘酷的社會現(xiàn)實，最終無情地揉碎了他的人生夢想。天寶六載的考試，在奸相李林甫的全權(quán)操縱下，最終以“野無遺賢”為名拉上了可恥的帷幕。時代埋沒了一個從小便致力于為國為民服務的圣賢君子，致使?jié)M懷遠大抱負的杜甫蒙羞受辱，落拓于長安，并從此過上了極其困頓的潦倒生活?？烧^禍不單行吧!幾年后“安史之亂”爆發(fā)，詩人顛沛流離，飽經(jīng)亂離之苦，險賊長安，親眼目睹了“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亡國景象，深深地體味到了滄海桑田的巨變給人民心靈帶來了難以彌補的創(chuàng)傷，從此，詩人轉(zhuǎn)徒流宕，漂泊西南，終于窮愁客死于他鄉(xiāng)。
杜甫雖是一介布衣，但卻能站在時代的高度和社會的最前沿，去關(guān)心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關(guān)注人民的生存狀態(tài)，并滿含血淚地去歌吟社會、頌唱人生。從他那流淌的文字，我們可以感知到一個時代的苦難，也能觸摸到一個本應儒弱者的良知和勇氣。
二、沉郁頓挫這一風格的基本確立及其特征
“沉郁頓挫”是杜甫對自己創(chuàng)作主導風格的一種描述，其《進雕賊表中》說：“臣之述作，雖不是以鼓吹六經(jīng)，先鳴數(shù)子，至于沉郁頓挫，隨時敏捷，而楊雄枚皋之流，庶可跂及也!”爾后，當他經(jīng)歷了戰(zhàn)爭離亂，飽嘗了人民生活的艱辛，在詩中流露出難以抑制的悲滄情懷。于是，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日趨成熟，至此，杜甫詩歌的主導風格用“沉郁頓挫”幾字來概括是再恰當不過的了。
“沉郁頓挫”表面上是情感的深沉郁結(jié)，主要表現(xiàn)為節(jié)奏的抑揚起伏和盤曲轉(zhuǎn)折，但它不光涉及詩歌的外在結(jié)構(gòu)，還涉及到詩歌的內(nèi)部結(jié)構(gòu)，且其內(nèi)部結(jié)構(gòu)沉重的充實感，以及外在結(jié)構(gòu)上有控制的騷動感和彈性。其中，“沉郁”是指文章思想內(nèi)容和內(nèi)涵的深沉蘊藉，“頓挫”是指聲調(diào)抑揚有致，而“沉郁”又另有沉悶憂郁的意思，是指作者情感的郁結(jié)，借助一種欲言又止，然不言不吐不快的有節(jié)奏、有韻律的表達方式加以渲泄和吐露，從而有了杜詩憂憤深廣，潛氣內(nèi)轉(zhuǎn)，抑揚頓挫和格律嚴謹?shù)奶攸c。
三、“沉郁頓挫”這一風格在杜詩中的具體表現(xiàn)
1、情感內(nèi)容方面的表現(xiàn)：
(1)、 廣闊而深入地描寫了苦難的社會生活
杜甫出身世代“奉儒守官，未墜素業(yè)”的儒學世家，良好的家庭氛圍和正統(tǒng)的儒學家教，從小便教化和儒染了他稚嫩的心靈，讓杜甫的心田中扎根下了關(guān)注社會，關(guān)注人生的優(yōu)秀品質(zhì)，他懷著悲憤沉重的心情，用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描繪出了當時那個動蕩不安、萬方多難的社會生活現(xiàn)狀。
“安史之亂”爆發(fā)，給原本根基動蕩的唐王朝以沉重的打擊，也給社會和人們的生活帶來無比巨大的災難。詩人站在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歷史高度，心懷關(guān)心民生疾苦的民本思想，為國家和人民痛心，他時刻關(guān)注著事態(tài)的發(fā)展，關(guān)注著社會的變化，并用沉重的心情，記錄了這一社會災難。
《三吏》、《三別》是這期間一組最具代表性的反映唐代內(nèi)亂真實情況的樂府詩。據(jù)歷史史料記載，乾元二年，唐軍九節(jié)度使在鄴城圍攻安史叛軍，由于肅宗對郭子儀用兵心存戒慮，未設(shè)統(tǒng)一指揮，致使唐軍群龍無首，從而導致鄴城之戰(zhàn)以唐軍大敗而結(jié)束。杜詩中有詩句：“東京士民驚駭，散奔山谷，留守崔圓、河南尹蘇震等軍，南奔襄陽，諸節(jié)度使各自潰歸本鎮(zhèn)，士兵所過之處剽掠，吏不能止，旬日方定。”便記錄了當時這一歷史事件。但真實情況遠不止與此，事實上，由于鄴城兵敗，唐軍兵力銳減，必須迅速補充兵員，于是，肅宗使開始了毫無節(jié)制和章法的征兵活動。于是士卒和官兵到處抓丁拿人，無論男女老幼，但凡有用得上的人便成了應征的對象，一時之間，全國上下完全籠罩在陰云密布之中，百姓日夜閉門，足不敢出戶，人心惶惶，整個社會出現(xiàn)了十分嚴重的擾民害民現(xiàn)象。而這時的杜甫，剛好由洛陽回華州住所，耳聞目睹了鄴城慘敗后，人民落難的痛苦情狀。因而，他用高度提煉的手法，十分概括地反映了當時殘酷的社會現(xiàn)實。這組詩歌有寫地方官吏點征中男的《新安吏》，有寫婦人深夜被抓的《石壕吏》，有寫新婚男子被抓的《新婚別》，有寫老者投戎從軍又無奈激昂情懷的《垂老別》，有寫第二次被征入伍的士卒可悲、凄涼身世的《無家別》。可以這么說，杜甫是從多方位、多角度地，廣闊而深入地反映了戰(zhàn)爭的災難，樸實而悲痛的語言中傳達著那個動亂年代的時代悲劇。在平凡樸實的字里行間，透露出史詩般的力量。
(2)、 入情入理地描寫了深刻的人生體驗
同許多有志之士一樣，在青春年少時期，杜甫曾有過 鯤鵬展翅般遠大的社會理想。他想躋身官場，用自己的人生，用自己畢生的才華，服務于那個讓他為之振奮和驕傲的時代。但現(xiàn)實給他當頭一棒，寫到自己家境貧寒，以至于幼子餓死的慘狀：“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饑渴。入門聞嚎啕，幼子餓已卒。吾寧舍一哀，里巷猶嗚咽。所愧為人父，無食至夭折。”詩人冒著風雪回家想與家人團聚，用那其樂融融的氣氛溫暖那冰冷已久的內(nèi)心。沒想到，一到家，剛進家門，目睹的第一幕便是愛子夭折。詩人欲哭無淚，欲嚎無聲，體味到了在當時社會中為人父母的艱難。
(3)、 誠摯由衷地抒發(fā)了對國家、人民的熱愛。
杜甫是儒家學士中一個堅定的愛國主義者，他天生就具有文人士大夫應該具備的那種“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高尚情懷。對國家對人民，他有寬廣而仁慈的胸懷。在他的詩歌中，全身心地，誠摯由衷地表達了他對國家對人民的真情至愛。他為唐王朝擁有開元盛世而歡歌：“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九州道路無豺狼，遠行不勞吉日出。”(《憶昔》)他為國破山河碎而傷悲：“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春望》)當唐王朝軍隊失利時，他萬分痛心：“戰(zhàn)哭多新鬼，愁吟獨老翁。”(《對雪》)而當他聞聽唐王朝軍隊勝利收復失地時，他也歡欣鼓舞：“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一直到生命垂危的最后關(guān)頭，他還登上岳陽樓，依然惆悵悲歌：“戎馬關(guān)山北，憑軒涕泗流。”他熱愛人民，經(jīng)常推已及人，為人民的生命憂嘆，真切地反映出一種時代加在無辜者身上的人生悲劇，其詩歌籠罩著一種揮之不去的悲涼氣氛。如《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生常免租稅，各不隸征伐。撫跡猶酸辛，平人因騷屑，默思失業(yè)徒，因念遠戌卒。”詩人設(shè)身處地地為人民著想，自己是免租稅，免兵役的人家，日子都過得如此悲苦，那普通老百姓的日子過得有多么艱難呢?其情形可想而知，真是憂比天高，推已及人，憂已更憂人。這是文人墨客何等寬廣的胸襟和對人民何等博大深厚的熱愛。
2、詩歌體制方面的表現(xiàn)
(1)、 情感節(jié)奏抑揚頓挫
杜甫有個快樂、天真而無比幸福的童年時代;青年時期頗有幾個傲氣，裘馬輕狂;可步入中年之后，生活上的不順心，人生事業(yè)上的挫折，讓這位原本心高氣傲的詩人變得沉郁起來，殘酷的現(xiàn)實，挫敗了他仁途進取的銳氣，生活上的重負磨平了他鋒芒并露的棱角，生活中的他能拾起的更多是無窮的傷感和無盡來的失落;臨近晚年其作品更是充滿感傷的情緒。可他是一個極具骨氣的人，郁結(jié)在心中的煩悶，沉郁于心頭的悲慨涌至口邊，將要一吐為快時，往往他又強忍咽了回去，如此回環(huán)往復，使情感受的流程變得深沉渾厚起來，流露于筆端的情感是抑揚頓挫的，往往給人一種波瀾老成的感覺。試看其《飲中八仙歌》“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東口流眼誕。恨不移封向灑泉，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懷樂圣稱避賢。宗之瀟灑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張旭三杯草圣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云煙，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
詩題以“八”字牽合著不同形態(tài)的盛唐酒仙，形成一組生機蕩漾，意志淋漓和各具千秋的群雕相，各有身份，各具形態(tài)，各具風采。詩中八人的篇幅參差有致，似乎疏散不拘格式，實則于自由揮灑處別具匠心。酒的因素不僅滲透于人物的醉態(tài)描幕中，而且別具一格地滲透于詩的結(jié)構(gòu)形式之中。寫醉似醉，是之為神，是詩歌與作者與社會之間外在共振的機制，而這種參差有致的詩歌形式就是杜詩“頓挫”的表現(xiàn)。
再如：《北征》第一段：“淮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顧慚恩私被，詔許歸蓬蓽;拜賜詣闕下，怵惕久未出。雖乏諫諍姿，悲君有遺失。君誠中興主，經(jīng)緯因密勿，車胡反未已，臣甫憤所切。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回首鳳翔縣，旌旗晚明滅。”自從長安被攻破之后，杜甫思家念親之心，與日俱增，可被墨敕放回后，為什么反而有“蒼茫”之感?此時的杜甫，既有感君之恩，又傷家亡國破，可又為什么會“怵惕難辭”呢?觀其全段，前有十幾韻的郁屈詩句，然未曾點明作者心中最大的念想，直至結(jié)聯(lián)“回首風翔縣，旌旗曉明滅。”才如當流巨石，激起波瀾，點明詩人破賊收京的重大國策主題。文辭含蓄深沉，這也是“頓挫”。
又看《登樓》：‘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云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蓱z后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甫吟。”詩歌以“萬方”作為登臨的背景，拓出遠勢，將整個多災難的時代拉到眼前。在此萬方多難的時刻，流落他鄉(xiāng)的杜甫，愁思滿腹，登上此樓，雖有繁花觸目，作者卻無心留戀于此，眼前壯美的景象，未能讓他賞心悅目，而更令他黯然傷心，憑樓遠眺，馳騁遐想，天高地遠，古今往來，形成一個壯美而闊大的境界。全詩即景抒情，寫山川美景包容著古往今來的社會變化，談人間世事，又借助于自然界的景物措寫，情景、人事相互滲透，互相包容，將自然景物的描寫、國家災難、個人的情思渾然地深為一體，語壯境闊，氣勢浩大，感慨深沉遙遠，令人讀之心胸蕩漾，體現(xiàn)了詩人“沉郁頓挫”的藝術(shù)風格。
(2)、 格律工于嚴謹
杜甫詩歌的藝術(shù)成就，得力于早年家庭教育和父輩們對其的教化儒染和作者自身對詩歌創(chuàng)作的致力追求，但其“沉郁頓挫”的風格，主要是十年困居長安期間形成的，而是能體現(xiàn)此一特定風格的是他晚年漂泊西南的詩歌創(chuàng)作。在其近體詩中，杜甫把律詩的詩材范圍擴大到幾乎與古體詩同樣廣闊的程度，尤其以寫景抒情的詩特別多，這些詩格律嚴謹、對仗工整，并且渾融流轉(zhuǎn)、情韻優(yōu)美。如在《春夜喜雨》中，作者用傳神之筆，把人們歷經(jīng)久旱，盼望已久的春雨，用擬人化的手法，描寫得柔和細潤，滋潤萬物，悄然無息。如此精細的描寫，使難狀之景，如在眼前，讓人們難以感知、觸摸到的情境顯得那么的真切入的微，令人如入其境。
杜甫將廣闊的社會生活全面引到律詩里來，形成律詩強勁的生命力。格律嚴謹而多變化，聲調(diào)拗峭，筆黑質(zhì)實。過多議論，改變了唐詩絕句那種蘊藉含蓄的清麗格調(diào)，創(chuàng)立了一種與其沉郁頓挫風格一致的律詩新風格。讓詩形式的律動與詩人內(nèi)在生命的律動同步合柏，由此煥發(fā)出詩意來。
四、杜甫“沉郁頓挫”這一風格的形成原因
發(fā)現(xiàn)杜甫詩歌主導風格，并逐步將其形成定試論的，可能首推清代詩論家袁枝了。他在《隨園詩話》中指出：“人必先有悱惻芬芳之懷，而有沉郁頓挫之作。“人但知少陵每飯不忘君，而不知其于朋友、弟妹、夫妻、兒女間，何在而不一往情深耶?……”隨后，朱彝尊、陳廷焯等人也曾論及，雖然他們這些論述多半是詩話成的，缺乏一定的條理和系統(tǒng)，但由于這個概念首先由杜甫自己提出，且大體上確實能代表杜甫大多數(shù)作品的風格特證，因而“沉郁頓挫”作為杜詩的藝術(shù)風格逐漸為人們熟知和接受，并且成為今天文學史上人們對杜詩主導風格的定論了。可杜詩這一主導風格又是如何形成呢?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幾個方面：
1、豐富的生活體驗和崇高的社會理想：
藝術(shù)來源于生活、豐富的生活體驗讓杜甫的詩歌內(nèi)容豐富、包孕萬象，而崇高的社會理想引導作者，將他創(chuàng)作的作品為社會為人生服務。
早年受到的封建正統(tǒng)思想教育和家庭詩學的熏陶，使得他“七齡即壯、開口詠鳳凰”(《壯游》)開元十九年，杜甫開始了他的游歷生活，長期的漫游使詩人感到祖國河山的壯美，開闊了他的視野，陶冶了作者的情操，激發(fā)了詩人強烈的愛國之情。“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這是詩人對泰山的歌頌，也是詩人對自己的鞭策和自許。天寶五年，杜甫躊躇滿志，有志于“致君舜上，再使風俗淳”，懷著“達則兼善天下”的理想再度入京，第二年參加所謂的“有一藝，諧彀下”的制舉，在“野無遺賢”的稱贊聲中，杜甫在仕途上又一次遭受挫折。如果說開元二十三年考場的敗北，杜甫不介意的話，那么這一次截然不同了，這次杜甫非但抱負不得施展，生活也開始落拓，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的屈辱悲辛生活。詩人天真的幻想破滅了，冷酷的現(xiàn)實迫使他不得不直面人生，正視現(xiàn)實。適過紛繁的社會現(xiàn)象，詩人看到了上層統(tǒng)治者的腐敗和廣大人民的悲幸。
從安史之亂起，詩人和廣大人民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任左拾遺期間，為諫議政事竟險致死，詩人更加加深了對現(xiàn)實的認識。漂泊西南，詩人變成了一名名副其實的農(nóng)夫。但詩人始終沒有忘記國家和人民的苦難，仍然希望“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江漢》)“為國效力至死還，愁看直北是長安。”(《小寒食舟中作》)杜甫的一生中，人生仕途是坎坷的。他懷才不遇，壯志難酬，疾病纏身，窮愁潦倒、奔波衣食、但仍意彌堅，失志不移。這些所有的一切，磨礪了杜甫，同時也成就了杜甫，因此，豐富的社會人生和救國救民的崇高強烈愿望是形成杜甫“沉郁頓挫”風格的原因之一。
2、多災多難的社會背景：
杜甫生于全盛時期的唐王朝，卻成長、成熟于唐朝帝國由盛而哀的急劇轉(zhuǎn)變時期，他的一生既經(jīng)歷了繁榮昌盛的“開元盛世”，也經(jīng)歷了“流血川原丹”的安史之亂，并看到了安史之亂后唐朝一蹶不振，江河日下的販落景象?？梢赃@么說，杜甫“沉郁頓挫”的風格形成和他所處在的那個亂世息息相關(guān)。杜詩緊扣時代脈搏，同情民生疾苦，關(guān)心國家興衰，由此鑄就了杜詩“沉郁頓挫”的鮮明風格。
杜甫的一生始終關(guān)注人民：“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nèi)熱”;對人民的苦難，也有深刻的感受：“靡靡愈阡陌，人煙眇蕭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北征》);希望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誰能叩君門，下令減征賦。”(《宿花石戌》);對待被逼上反路的叛賊：“不可行儉德，盜賊本王臣。”(《有感》)。“指揮過無禮，未覺村野丑。”(《遭田父泥飲》)，一千二百年以前，一個曾侍候過皇帝的人，對待人民的態(tài)度竟能如此平等。在多年饑寒交迫的生活的體驗中，詩人加深了對人民的同情，一想到人民的痛苦，詩人便忘懷了自己，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在“幼子饑已卒”的情況下，他卻“默思失業(yè)徒，因念遠戌卒”;當茅屋為秋風所破時，他卻發(fā)出了這樣的宏愿：“安得廣夏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杜甫始終敢于直面現(xiàn)實，諷諭時事，對統(tǒng)治階級禍國殃民的種種罪行痛加誅伐。如《兵車行》譴責最高統(tǒng)治者熱衷于開邊擴土，致使人民流血破產(chǎn);《麗人行》以華美的詞藻描摹楊氏姐妹的豪華衣食和驕傲神態(tài)，看似贊賞，實乃諷刺。
詩人的一生都抱著愛國的血誠。“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驚”(《歲暮》)，詩人對祖國是何等的熱愛;“獨使至尊社稷，諸君如何答升平”(《諸將》)，詩人對祖國前途是何等地憂慮;“必若救瘡痍，應先去蝥賊”(《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這是詩人為力挽國運，拯救人民而開出的藥方;“公若登臺輔，臨危莫愛身，”這是詩人對朋友的殷切厚望，也是詩人的一片愛國至誠，是詩人的終身信條?？梢哉f：“萬方多難”的時代，“憂國憂民”的情懷是形成杜詩“沉郁頓挫”風格的又一重要原因。
3、語言有準確性是優(yōu)良的風格的基礎(chǔ)
杜甫并不像他同時代的眾多詩人那樣，只把寫詩作為炫示文才，獵取功名的手段，或者陶治性情，以及應酬交際之用，而是自覺地把詩歌當作“史筆”來寫，“文章本是吾家事”，一直到晚年，仍是“他鄉(xiāng)閱遲暮，不敢廢詩篇”(《歸》)。他的目標很高，對自己的要求也就非常嚴格，務求達到“毫發(fā)無遺恨”(《敬贈鄭諫議》)的境地。為了達到這一目標，他“讀書破萬卷”(《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語不驚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他是這樣宣布的，也是這樣做的，“新詩改罷自長吟”(《解悶》)，他經(jīng)常改詩。
因此杜詩語言精要凝練，準確生動。如被人稱道的：“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十四個字中就含九層可悲的意思;他鄉(xiāng)作客，一可悲;經(jīng)常作客，二可悲;萬里作客。三可悲;又值秋風蕭瑟，四可悲;重九佳節(jié)，無有可樂，只有登高，五可悲;獨自去登，六可悲;扶病去登，七可悲;病又如此之多，八可悲;年過半百，事事無成九可悲。真是包含無限艱辛，凄淚橫流。何其凝練!再如《春望》詩中：“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一個“濺”字，可謂點睛之筆，這淚流得何其多，時間何其長，心情何其慘痛!象這樣的例子，在杜詩中俯拾皆是，不可勝數(shù)。努力使語句準確、凝練、生動，這也是杜詩“沉郁頓挫”風格形成的原因。
總之，杜詩沉郁頓挫的風格，強烈地表現(xiàn)了為民請命、以天下為已任的懷抱和心聲，在詩歌藝術(shù)上達到了“超凡入圣”的境地。這種風格，是詩人愁苦潦倒的閱歷，憂憤抑郁的思想性格，萬方多難的時代以及宏博精深的藝術(shù)修養(yǎng)各種因素的統(tǒng)一，使詩人達到現(xiàn)實主義頂峰，對后世的詩歌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杜甫的簡介和主要成就
杜甫(公元712年-公元770年)，字子美，自號少陵野老。漢族，祖籍襄陽，河南鞏縣(今河南省鞏義)人。唐代偉大的現(xiàn)實主義詩人，與李白合稱“李杜”。為了與另兩位詩人李商隱與杜牧即“小李杜”區(qū)別，杜甫與李白又合稱“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稱為"老杜"。
杜甫在中國古典詩歌中的影響非常深遠，被后人稱為“詩圣”，他的詩被稱為"詩史"。后世稱其杜拾遺、杜工部，也稱他杜少陵、杜草堂。杜甫創(chuàng)作了《春望》、《北征》、《三吏》、《三別》等名作。759年杜甫棄官入川，雖然躲避了戰(zhàn)亂，生活相對安定，但仍然心系蒼生，胸懷國事。雖然杜甫是個現(xiàn)實主義詩人，但他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不難看出杜甫的豪氣干云。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偉抱負。杜甫雖然在世時名聲并不顯赫，但后來聲名遠播，對中國文學和日本文學都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杜甫共有約1500首詩歌被保留了下來，大多集于《杜工部集》。
在杜甫中年因其詩風沉郁頓挫，憂國憂民，杜甫的詩被稱為“詩史”。他的詩清代三十六詩仙圖卷之杜甫詞以古體、律詩見長，風格多樣，以“沉郁頓挫”四字準確概括出他自己的作品風格，而以沉郁為主。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轉(zhuǎn)衰的歷史時期，其詩多涉筆社會動蕩、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詩反映當時社會矛盾和人民疾苦，他的詩記錄了唐代由盛轉(zhuǎn)衰的歷史巨變，表達了崇高的儒家仁愛精神和強烈的憂患意識，因而被譽為“詩史”。杜甫憂國憂民，人格高尚，詩藝精湛。杜甫一生寫詩一千五百多首，其中很多是傳頌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別”，并有《杜工部集》傳世;其中“三吏”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關(guān)吏》，“三別”為《新婚別》、《無家別》和《垂老別》。杜甫流傳下來的詩篇是唐詩里最多最廣泛的，是唐代最杰出的詩人之一，對后世影響深遠。杜甫作品被稱為世上瘡痍，詩中圣哲;民間疾苦，筆底波瀾。是現(xiàn)實主義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