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式邏輯思維缺陷
邏輯思維方法作為一種科學的思維方法,是行政決策科學化進程中必備工具之一,掌握邏輯思維方法對于避免行政決策失誤、促進行政決策科學化、重塑現(xiàn)代理性思維具有重要意義。下面小編為你整理中式邏輯思維的缺陷，希望能幫到你。
中式邏輯思維的五大缺陷之一
集合概念與非集合概念
有很多人分不清集合概念與非集合概念的差別，常常會得出錯誤的結論。又由于中國人的集體觀念比較強，批評某個集體對于中國人來說就等于批評個人。對群體的批評常會造成中國人之間窩里斗，地域之間、貧富之間、職業(yè)之間，互相攻擊，這就是因為沒有分清集合概念與非集合概念。
實際上，當我們說某個集合概念有某種特征時，并不能得出這個集合中的每個個體都有這種特征的結論。當我們說某個群體具有一個特點的時候，不代表這個群體中的每一個個體都具有這個特點。比如說，我們說南方人善于做生意，這里的“南方人”是集合概念，但不代表每個南方人都善于做生意。再如說山東人長得比較高大，這里的“山東人”也是集合概念，并不能證明每個山東人都長得高大。再如“中國人老是窩里斗”、“中國人缺乏思辨力”這樣的命題，這里的“中國人”是集合概念，并不說明每個中國人都是如此。“丑陋的中國人”，“中國人”是集合概念，并不能得出每個中國人都丑陋的結論。
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不能理解集合概念和非集合概念的差別。有不少人認為談論中國人的缺點時應該說成是“有的中國人……”這是沒有道理的，也是沒有必要的。其實這種人主要是心胸問題，心胸狹礙，他不能忍受別人的批評，只喜歡聽別人的表揚，當別人夸獎中國人的時候，他不會要求在“中國人”前面加上“有的”。
黎鳴先生寫過《中國人為什么這么愚蠢?》等文章，很多中國人很不滿，說按照黎鳴的觀點，黎鳴也很愚蠢，因為他也是中國人。這就是集合概念與非集合概念沒有分清，這里的“中國人”是集合概念。
同樣，筆者在本書中大談中國人的思維缺陷及劣根性，這里的“中國人”同樣是集合概念，不代表每個中國人都是如此。
集合概念是與非集合概念相對的，反映由同類分子有機構成的集合體的概念。如：“中國共產(chǎn)黨”、“森林”。在某一思維對象領域，思維對象可以有兩種不同的存在方式。一種是同類分子有機結合構成的集合體，另一種是具有相同屬性對象組成的類。對象集合體與對象類的根本區(qū)別是：集合體的性質，構成集合體的個別對象不必然具有;對象類具有的性質，組成類的個別對象必然具有。
集合概念與非集合概念分別是對思維對象集合體、對象類的反映。集合體的根本特征，決定集合概念只反映集合體，不反映構成集合體的個體。如中國共產(chǎn)黨是由千萬個中共黨員構成的集體，概念“中國共產(chǎn)黨”只反映黨的整體，不能說個別黨員是中國共產(chǎn)黨。 在不同場合，同一語詞可以表達集合概念，也可以不表達集合概念。
如：“人”，在“人是由猿轉化而來的”這一判斷中，“人”是集合概念，因為不是每一個人都具有由猿轉化的性質; 在“張三是人”這一判斷中，“人”是非集合概念，表示人這一類動物或其中一分子。區(qū)別某個語詞是否表達集合概念，須結合語言環(huán)境而定，即需要把某一領域的每一個對象與概念反映的性質聯(lián)系起來考察。準確區(qū)分集合概念與非集合概念，有助于避免犯混淆概念的邏輯錯誤。
中式邏輯思維的五大缺陷之二
概念模糊
概念是思維的基本單位。明確概念是判斷與推理的前提和基礎，如果沒有清晰的概念的界定，由此而來的判斷和推理就也就很難保證其正確性。
中國人不善于，或者說是不屑于去辨析概念，中國人對于概念的定義一向是模糊的。在中國古代史上，能不能找到一個明晰、全面、準確、嚴格的定義?幾乎沒有。中國的哲學家極少下定義，儒家講仁?什么是仁?眾說紛紜。老莊講道，什么是道?沒有定義。《墨子》中有一點，有對“同”、“異”等抽象概念的定義，非常難得，墨子很偉大。
但是，辨析概念是非常重要的。馮友蘭先生說：“蓋一名必有一名之定義，此定義所指，即此名所指之物之所以為此物者，亦即此之要素或概念也。”同樣的一個詞，可以表達或者說是對應多個不同的概念。討論問題之前，必須首先弄清這個詞所表達的概念的定義，即一個概念的內涵。概念不清，那么圍繞這個概念的一切討論都會變得混亂甚至沒有意義。辨析概念是邏輯思維中判斷與推理的基礎，概念不清，判斷與推理就難以進行;即使進行，也可能會產(chǎn)生錯誤的或是模糊的結論。
當人們討論某個問題的時候，首先對于所討論問題中涉及的概念要有一致的看法。如果對于概念的理解都不一致，甚至是完全相反，那么后面的問題的就沒法討論了，討論下去也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他們談的是不同的東西。
舉個簡單的例子，幾個人討論馬。第一個人說，我見過一匹10000斤重的馬。第二個人說，我見過一匹10厘米長的馬。第三個人說，你們是開玩笑吧，哪里有重達萬斤的馬?更不會有10厘米長的馬!第一個人回答道：“我說的是河馬!”第二個人回答道：“我說的是海馬。”正是因為他們對“馬”這一概念理解的不同，造成了不同的觀點，這樣的討論又有什么意義呢?當然，海馬和河馬都不是我們平常所說的馬，此處只是舉個容易理解的例子。
再如范偉的的一個小品《賣車》中有一個腦筋急轉彎題，問：“你家的狗為什么不生跳蚤?”范偉回答說是因為講衛(wèi)生，而正確答案卻是：“因為狗只能生狗，生不出別的玩意兒來!”范偉說：“你說是出生的生啊!”這個問題也是概念的問題，范偉的理解是“寄生”的生，高秀敏說的是“出生”的生，雖是同一個字，但是表達的卻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許多腦筋急轉彎都是通過概念的轉換來迷惑人的。
趙本山的小品《不差錢》中用了“屁精”一詞，引起了社會學家李銀河的質疑，因為這個詞有兩個不同的含義，一是指善于拍馬屁，二是指同性戀。理解不同，對小品的評價也就有了不同。
再如，我們討論美女的時候，一個人說這個女孩好漂亮，另一個人說一般情況，又有一個人說根本就是個恐龍嘛!之所以產(chǎn)生這種差別，因為在他們心中，美女的標準是不同的。按照不同的標準來討論，這種爭論是不會有結果的。
所以，我們在生活學習中的一些爭論，往往各說各理，誰都不服氣，雖然大家說的是同一個詞語，但是對這個詞語的理解卻千差萬別。即這同一個詞語，表達的卻是不同的概念。既然大家討論的是不同的概念，根本不是一個話題，怎么會有結果呢?當然，對于一些常用的詞語，我們應該按約定俗成的理解來討論。
而在國家政策方針、法律、規(guī)章制度的制定中，概念不清、概念混亂將會造成大量的漏洞，或者被人所利用，產(chǎn)生違法犯罪行為，給國家人民帶來損失;或者造成執(zhí)行者無所適從，執(zhí)行不力，效果大打折扣。
在我們的行政區(qū)劃體制中，“市”便是一個不倫不類的詞。一般來說，城市指的是以非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和非農(nóng)業(yè)人口集聚為主要特征的居民點。而在我國，由于實行的是市管縣的制度，作為行政區(qū)的城市，實際上是既有城市又有農(nóng)村的地區(qū)，很多所謂的城市其農(nóng)業(yè)人口還要多于城市人口，是實際上的名實不符。這種名實不符造成了很多不良影響，在城市規(guī)劃和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上出現(xiàn)了不少偏差。
比如說“上海市”這個詞，作為城市的上海市和作為直轄市行政區(qū)的上海市是兩個概念。作為城市的上海市就是指市區(qū)，作為直轄市則包括郊縣。理解不同，做各種研究的時候，結論就不同。所以我國的直轄市根本就不是城市，而是一個即有城市又有農(nóng)村的省級行政區(qū)。所謂重慶是世界最大的城市是無稽之談，照這樣說，中關村就是最大的村了。如果把直轄市當成城市來看，當成城市來研究、規(guī)劃、制定政策，就會產(chǎn)生很多錯誤認識。比如，人口密度，上海市區(qū)很擁擠，但如果用直轄市的人口和直轄市的面積來算，則小于很多同級別的國際都市。
在這種行政體制下，作為直轄市近郊的郊區(qū)便會無所適從。是城市還是農(nóng)村?應該把建設重點放在哪兒?是放在離市區(qū)近的地方，還是放在傳統(tǒng)縣城?或是另建新城?結果就是四不像，即不像城市又不象農(nóng)村，缺乏長遠建設規(guī)劃，土地人力財力等資源嚴重浪費。沒有自己的中心城區(qū)，人口分散，不能形成合力，人口的集聚效應不能發(fā)揮。上海市嘉定區(qū)就是一個例子。幾十年來，嘉定的建設中心便是多變的、分散的，嘉定鎮(zhèn)是老縣城，后來成立了新成路街道，現(xiàn)在開始建嘉定新城，而安亭鎮(zhèn)又新建了安亭新鎮(zhèn)，南翔鎮(zhèn)、江橋鎮(zhèn)也有各自的中心地區(qū)，嘉定的城市化太分散。如果從二十年前就能確定一個建設中心，現(xiàn)在嘉定早就發(fā)展成一個有相當規(guī)模的城市了。很多大城市的郊區(qū)都處于這種尷尬的狀況之中。
在中國的很多法律法規(guī)中，往往概念不清。概念不清則造成表述模糊，漏洞百出，我們看到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不斷地出臺司法解釋，全國人大不斷出臺立法解釋，就是為了填補法律的漏洞，對某些概念和條文做出更為清晰明確地表述。而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作出互相矛盾的解釋這樣的嚴重損害法律嚴肅性的情形并不少見。
再看一個醫(yī)院亂收費的報道。據(jù)《楚天都市報》2009年10月29日報道，湖北省黃岡市蘄春縣人民醫(yī)院在患者不知情的情況下，向住院的患者收取“健康咨詢費”、“疾病健康教育費”。當遭到群眾質疑時，醫(yī)院領導拿出了上級的文件，說明可以收取這個費用。確實，黃岡市衛(wèi)生局有相關的文件，但問題就出在這個文件上。文件只規(guī)定了可以收，但是，究竟什么是“健康咨詢”?什么是“疾病健康教育”?卻沒有具體的概念界定，這就留下了漏洞，醫(yī)院就可以隨意地理解這個概念并收費。正如該醫(yī)院護士所說，“疾病健康教育”“就是我們平時對你說的話。”“健康咨詢”就是患者向護士詢問的話。按這種理解，他們就是收費有理。實際上，象這家醫(yī)院這樣收費的絕不是個別現(xiàn)象，很多醫(yī)院都在鉆這個空子。這個事件之所以發(fā)生，正是因為制度制定者沒有明確相關概念的內涵。
陳志武在《中國人為什么勤勞而不富有》一書中講過這樣一件事，中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時，提出的很多條款都是籠統(tǒng)和模糊的，比如：美國應該為中國培養(yǎng)更多的管理人才。這句話作為合同協(xié)議條款怎么理解呢?什么叫“應該”?什么叫“更多”?什么叫“管理人才”?怎么樣算“培養(yǎng)”?每一項都是模糊的，是無法明確的，雙方都難以執(zhí)行，美國完全可以不認賬，“應該”做的事情，不做也可以呀。出現(xiàn)這種情況我們國家可以用“經(jīng)驗不足”來作為借口，但其實是思維能力的不足造成的，缺乏嚴謹?shù)姆ㄖ嗡季S，概念模糊。而這些參加談判的都是中國的精英、專家，連這些人的思維都是如此不清晰，更別說其他了。而反觀美國提出的條款，則要明確、嚴密得多。
中式邏輯思維的五大缺陷之三
類比推理
我們常說的一些諺語，比如“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貧”，“蒼蠅不叮無縫的蛋”等等，都是用的類比推理，這些話真的很有道理嗎?
類比推理是根據(jù)兩個(或兩類)相關對象的某些屬性相同或相似，從而推出它們在另外的屬性上也相同或相似的推理。類比推理的結論是或然性的，即可能是真，也可能是假。因為相比較的兩類事物本來是沒有什么關系的，只是人類通過思維將它們聯(lián)系在了一起。比如由狗的忠誠推出人也應該忠誠，人和狗是不同的動物，怎么能確定有一樣的品質呢?
我們這里的類比僅指在議論中的類比推理，而不是指語法學上的修辭方法。很多人，包括很多學者，把類比當成中國人的一個思維特點，甚至認為是中國人的優(yōu)勢。類比能夠形象生動地說明問題，具有很強的文學性，能將深奧的道理轉變成簡單的道理。中國人愛用類比，先秦諸子的議論文中，大量的使用類比推理的手法來論證自己的觀點。荀子《勸學》是連篇類比，莊子的文章多是寓言。后來的作家們繼承了這個傳統(tǒng)。類比的運用確實讓中國古代的許多文章文采斐然，趣味橫生，意境優(yōu)美，給人以想像的空間，可讀性極強。
類比是一種人類自然產(chǎn)生的推理方法，不需專門訓練就能掌握，人人都會類比，它來自于人類大腦的聯(lián)想活動,當人們看到一個事物有某個特點時，便會想到與它同類的事物也會有相同的特點。比如，毒死狗的食物也會毒死人，因為人和狗都是動物，而且是哺乳動物。
西方人也會用類比，我并不認為中國人在使用類比方面比西方人要高明。中國人之所以使用類比，是因為他們思辨能力差，不善于純粹地說理，不善于運用其他的推理方法。西方人用得少，是因為西方的邏輯學產(chǎn)生的早，他們很早就意識到了類比推理結論的或然性(不確定性)，所以，他們在一些討論中就會有意地去避免類比。而在和專業(yè)知識缺乏的人或者是文化水平比較低的人談話時，他們也不得不用類比，不然人家聽不懂。
類比雖然是一種或然性的推理，但其價值仍然不可忽視，在科學研究中，可以用類比方法推出一些假說，這些假說如果以后得到了實踐的驗證，即成為了科學結論。
在周星馳的電影《審死官》一開始，水師提督之子賓少爺?shù)墓钒⒉乓Я巳庳湥庳湆⒐反蚺?，結果賓少爺要求肉販賠償他300兩銀子;而狀師宋世杰則讓自己的仆人咬了賓少爺，被賓少爺打跑，宋世杰按照賓少爺?shù)倪壿嬵惐韧评?，要求賓少爺賠自己1000兩銀子。后來，富商的兒子打死人，宋世杰也是用類比推理的方法為富商之子辯護，這種詭辯方法歪曲了事實。他當堂踢打兇手，兇手沒有死，如果幾年后死了與此無關;而兇手也沒有當場打死被害人，是第二天才死。宋世杰用這個類比說明被害者的死與兇手無關，毫無疑問，他的邏輯是荒.唐的。
值得中國人注意的是，中國人在生活中使用類比時，經(jīng)常會忘記了類比推理的或然性，經(jīng)常把類比的結論當成了必然。甚至生拉硬扯，亂比一氣，其實是沒有說服力的，是不可能說服別人的，只能顯示自己思辨力的低下。
比如談到取消戶口管制、自由遷徙問題，有人就說，那全世界為什么不能自由遷徙?美國應該打開國門，讓外國人自由遷入。這種說法混淆了國際關系與國內關系的不同。
再比如，對于移民到西方發(fā)達國家的一些中國人，或者經(jīng)常批評中國現(xiàn)狀的同胞，一些人常常用一句諺語來教育他們要愛國：“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貧。”但這種思維是有問題的，這個推理是站不住腳的，孩子和狗是兩回事情，國民和狗之間的差別則更大。狗不嫌家貧和母子關系、國家與人民的關系沒有什么可比性，硬把他們歸在一類，其實是生拉硬扯。再者，丑和貧都是沒有道德內涵的詞語，如果是一個虐待兒童的惡母呢，還能要求孩子愛她嗎?如果養(yǎng)狗的是一個殘忍無情的屠夫呢，狗難道不能嫌嗎?在我們的生活中，很多流傳久遠的成語、諺語都是用類比的方式。如“無風不起浪”、“蒼蠅不叮無縫的蛋”等等，這些說法同樣是有問題的，是不能把它們當成真理的。無風也會起浪，印度洋海嘯的浪大吧，不是風引起的;蒼蠅也會叮無縫的蛋，只需給蛋抹上狗屎就行了，許多人正是通過造謠生事來詆毀別人的。
《中國不高興》一書中有言：“俄羅斯就是老黃瓜沒刷綠漆，美國人是老黃瓜刷了綠漆，其實在本質上都是老黃瓜，半斤八兩。”簡單地以老黃瓜類比國家，不僅是不能證明任何問題，而且語意模糊。
過多的類比說明一些人的抽象思維能力比較差，不善于通過概念、判斷、推理等形式進行論證，離開了明顯的形象，他們便不會思考;不用類比，他們便不知道如何去說明一個道理。
中式邏輯思維的五大缺陷之四
二元思維
郎咸平一次在某大學演講中說，我們的企業(yè)不要追求做大做強，大學的高材生就問他：“難道要做小做弱嗎?”這是推論錯誤，不要追求做大做強并不一定就是做小做弱。這就是典型的二元思維、好壞人思維、非黑即白思維，這種思維只看到了事物的相反的兩面或兩端，忽視了其他方面或兩個極端之間的中間情況，而其他方面可能很多，中間情況也往往是最普遍的。
二元思維是中國人常見的思維，這是一種很簡單的思維，小孩就會的好壞人思維，很多中國人上了這么多年的學，思維還處在小學生水平。比如，對于體育明星姚明、科比等等，明顯分成兩個陣營，姚黑姚蜜，科黑科蜜，整天在網(wǎng)上罵來罵去。
在對待歷史問題上，中國人的這種思維比較明顯，很多中國人把歷史人物分成明顯的好與壞兩類，將好的神圣化，如孔子、孟子、唐太宗、諸葛亮等，似乎他們是沒有缺點的完人;將壞的妖魔化，如一些奸臣、暴君等，似乎他們一無是處。這種思維是片面的，沒有認清人性的復雜性與多面性。對待現(xiàn)代人同樣如此，中國人很容易將某一地區(qū)、某一階層或是某一職業(yè)的人妖魔化。
在國家政策上，我們長期以來實行城鄉(xiāng)二元分治，也是一種二元思維。它把全國人民簡單地分成了農(nóng)民、市民兩個部分，用戶籍制度加以區(qū)別。但實際上，不論是通過歷史縱向來看，還是與其他國家橫向比較，農(nóng)民與市民都不是涇渭分明的兩類人，而是互相融合、互相轉化的。在中國歷史上，并沒有農(nóng)民與市民的截然不同，農(nóng)民隨時可以進城做生意成為市民，中了科舉還可以到城里做官;同樣，城市人也隨時可以到農(nóng)村買塊地過田園生活，即使是貴為宰相，下了臺也可能去做農(nóng)民。國外也是如此，一個人，他可以自由選擇去務農(nóng)還是務工，即使美國總統(tǒng)華盛頓，下臺后也回到了自己的農(nóng)場。正是由于當前的二元制度，使得農(nóng)民工成為了一個夾縫中的群體，他們戶口是農(nóng)民，工作卻在城市，即非農(nóng)民，也非市民，造成了很多社會問題。
在二元思維下，政治思想界的左與右，也往往走向極端，我們的歷史上有不少這樣的教訓。
中式邏輯思維的五大缺陷之五
錯誤推理
在生活中，人們即使不經(jīng)過專門地學習，也會自然而然形成一些固定的思維邏輯，但按照這些邏輯來推理，往往不能推出確定的結論。如果再按照這些或然性的結論做其它推理，那就更沒有說服力了。我們前面談的以偏概全、類比推理等也是這種情況。
我們在與人的討論中有時會發(fā)現(xiàn)這種現(xiàn)象：你說的話明明不是這個意思，但某人卻認為你就是這個意思，然后他根據(jù)這個錯誤的理解對你進行批駁。顯然，這是沒有任何意義的，他攻擊的其實是一個與你無關的觀點。
對于這種行為，有人給了一個形象的比方：他自己樹立了一個靶子，卻說是別人的靶子，然后對著這個靶子進行猛烈的攻擊。
社會學家李銀河曾多次談到同性戀的問題，引起不少人的攻擊。有個人在網(wǎng)上發(fā)評論說：“我是個醫(yī)學院的教授，我認為，同性戀不宜提倡。”這里面有明顯的邏輯錯誤，他作出了錯誤的推論。因為李銀河從來沒有說過要提倡同性戀，只是說政府和公眾要正視，而不要裝作看不見而已。這位教授對李銀河觀點的理解是錯誤的，他的邏輯就是：你替同性戀說話，你就是提倡同性戀。這是沒有道理的。他所反駁的觀點根本就不是李銀河的觀點，這不是亂放炮嘛!并且，此人還以“教授”自居，似乎做了教授就代表了正確，顯示了其無知與自大，格調更低一等。而攻擊李銀河的人中，大部分人的邏輯都是和這位“醫(yī)學院的教授”差不多的。
在反駁論證中，象這位“醫(yī)學院的教授”一樣思維的人非常多，他們經(jīng)常會對別人的觀點做出片面的或是錯誤的理解，得出一個與別人原意不相符合的結論，并且把這個結論當成別人的觀點進行反駁和攻擊。
這種思維的錯誤就在于從別人的論述中推不出反駁者所理解的觀點。比如，這位“醫(yī)學院的教授”，從李銀河的論述中推出“李銀河提倡同性戀”的結論，這是推不出的，是這位“教授”邏輯思維能力太差造成的。
而按照一些憤青的邏輯，一個中國人，你夸日本好，那你就是漢奸;你夸美國好，你就是“鸚鵡”;你說中國不好，那你就是賣國賊。毫無疑問，這些論斷是有問題的，是沒有道理的，夸不夸中國，夸不夸日美，和是不是漢奸之間沒有什么必然的聯(lián)系，這樣的前提不能推出這樣的結論。
現(xiàn)在經(jīng)常有人談中國與美國的差距，談美國的優(yōu)勢，這時就有人反駁：“美國不是天堂。”這個反駁是沒有道理的。一個人夸獎美國，并不能證明這個人認為美國完美，這個推理的前提與結論之間沒有必然性。
《中國不高興》一書中有一個觀點：“這次金融危機體現(xiàn)了美國社會從上到下的全面腐朽。” 這個推論同樣是過于簡單化，由一次金融危機并不能得出這個國家全面腐朽的結論。該書把金融危機的緣由歸結于美國老百姓“不干活想住大房子”， 簡直就是小學生的思維，簡單得可笑。如果不干活就能住大房子，誰會不愿意呢?絕不是只有美國人會這樣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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