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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關系政治論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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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關系政治論文

  中日關系政治論文篇二

  發(fā)展中日關系要看得遠些

  [摘要]中日關系是中國最重要的對外關系之一。鄧小平高度重視中日關系的發(fā)展。他繼承和發(fā)展了以毛澤東、周恩來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制定的對日外交戰(zhàn)略思想,結合新的形勢,提出了發(fā)展中日關系的一系列新的重要思想和政策:主張世代友好、正確認識歷史、妥善處理糾紛、堅持一中原則。

  [關鍵詞]鄧小平;外交戰(zhàn)略;中日關系

  中國與日本是一衣帶水的近鄰。郭沫若先生詩云:“赤縣扶桑,一衣帶水,一葦可航”,形象地說明了中日兩國人民比鄰而居的歷史和地理關系。但在中日兩國長達2000多年的交往中,既有友好往來、互相學習的歷史,也有腥風血雨的不幸戰(zhàn)爭狀態(tài)。1972年9月25日周恩來歡迎田中首相的宴會上指出:“自1894年以來的半個世紀中,由于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使得中國人民遭受重大災難,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師,這樣的經驗教訓,我們應該牢牢記住。”[1]所以,如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fā)展中日友好關系,避免沖突和戰(zhàn)爭,是新中國歷代領導人十分關注的重大外交課題。

  作為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核心的鄧小平高度重視中日關系的發(fā)展。他繼承和發(fā)展了以毛澤東、周恩來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制定的對日外交戰(zhàn)略思想,結合新的形勢,提出了發(fā)展中日關系的一系列新的重要思想和政策。

  一、主張世代友好:從戰(zhàn)略高度發(fā)展中日關系

  鄧小平始終從戰(zhàn)略的高度來看待中日關系,1984年3月25日鄧小平在會見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時,作了題為“發(fā)展中日關系要看得遠些”的講話。他指出,要“把中日關系放在長遠的角度來考慮,來發(fā)展。第一步放到二十一世紀,還要發(fā)展到二十二世紀、二十三世紀,要永遠友好下去”,“看得遠些廣些,有利于我們之間的合作。這種合作不是只對一方有利,而是對雙方、對兩國、對兩國人民都有利。”[2]

  這一中日世代友好的戰(zhàn)略思想有力地推動了中日關系的健康發(fā)展。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談判一直是在鄧小平的領導和主持下進行的。1978年8月,兩國在北京簽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條約主要規(guī)定:兩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發(fā)展持久的和平友好關系;在相互關系中用和平手段解決一切爭端,而不訴諸武力和武力威脅;任何一方都不應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qū)或其他任何地區(qū)謀求霸權,并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進一步發(fā)展兩國間的經濟、文化關系,促進兩國人民的往來。

  《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締結是繼1972年中日邦交正?;髢蓢P系史上的又一件大事,符合中日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相處的共同愿望,成為維護亞太地區(qū)和平與繁榮的一個重要穩(wěn)定因素,也符合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

  1978年10月,鄧小平副作為戰(zhàn)后中國第一位正式訪日的國家領導人出席了在東京舉行的條約批準書互換儀式,條約隨之生效。在《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批準書互換儀式上,他指出:“在現在這個動蕩的局勢中,單就東方來說,中國需要同日本友好,日本也需要同中國友好。”在同日本首相福田的會談中,鄧小平指出:“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簽定,對中國,對日本,甚至對世界,都是件大事”,“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不僅在事實上,而且在法律上、政治上,總結了我們過去的關系。更重要的是,從政治上更進一步肯定了我們兩國友好關系要不斷地發(fā)展。”[3]

  二、正確認識歷史:警惕少數人復活軍國主義

  中日兩國人民世代友好,是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但對于中日關系中的一些消極因素,如日本少數人、少數勢力企圖否認日本侵華的歷史;日本審定通過否認侵華歷史的歷史教科書;日本政府官員包括首相參拜祭祀二戰(zhàn)戰(zhàn)犯的靖國神社等等。

  正確對待歷史問題,一直是中日關系中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鄧小平始終保持高度警惕,堅持原則,進行有理、有利、有節(jié)的斗爭,并提出了許多戰(zhàn)略性思想。

  首先,必須認清日本軍國主義侵華的歷史罪行。1989年5月,鄧小平深刻地指出:“日本占了中國不少地方,臺灣就被它占了五十年……日本對中國造成的損害無法估量,單是死人,中國就死了幾千萬。所以,算歷史賬,日本欠中國的帳是最多的。”[4]因此,任何否定日本侵華罪行甚至美化侵略戰(zhàn)爭的言論都是不顧歷史事實,都是錯誤地,必須堅決反對。

  當然,鄧小平的歷史觀是全面的、徹底的。他主張“講歷史要全面,既要講日本侵華的歷史,也要講日本人民、日本眾多友好人士為中日友好奮斗的歷史,這些人多得很吶!”他還認為,即使在日本軍國主義發(fā)動侵華戰(zhàn)爭時,也有許多日本友好和平之士,所以,鄧小平主張以史為鑒,同時又主張積極向前看。他指出,講歷史,主要目的是為了汲取歷史教訓,以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師。他說,過去的事情就讓它過去,我們今后要積極向前看,從各個方面建立和發(fā)展兩國的和平友好關系。因為“日本人民同中國人民一樣,是希望中日兩國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5]

  其次,始終警惕日本極少數人復活軍國主義的傾向。針對日本方面不時發(fā)生的內閣閣員參拜靖國神社、修改教科書、否認侵華歷史等問題,鄧小平指出:“孤立起來看,問題并不大,但積累起來就代表了一種傾向,一種力量,一種破壞中日友好的力量。”“兩國領導人要及時加以解決,不要拖延,要根據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及最近十幾年兩國發(fā)展友好關系的經驗妥善及時處理遇到的問題。”1987年5月,鄧小平在會見日本朋友時著重指出:“如果說中日關系有點問題,那就是中國人民擔心日本有很少很少一部分人,其中可能有的是有政治影響的人,存在復活軍國主義的傾向。”“我們贊賞日本輿論界、政治界的許多人士對這種傾向持批評態(tài)度,持警惕態(tài)度。對付這種軍國主義傾向,不僅要加強批評、揭露,而且要扎扎實實地做一些發(fā)展我們兩國和兩國人民之間友好關系的事情,加深我們之間的友誼,加深我們之間的了解,加深我們之間的感情。”[6]

  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少數右翼勢力破壞中日關系,他們千方百計、不擇手段地妄圖激化中日兩國和人民之間的矛盾,甚至妄圖激化對方國家內部的矛盾,以達到煽動兩國走向對立和沖突的險惡目的。我們決不能讓中日關系被日本右翼牽著鼻子走,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的經驗教訓越來越證明鄧小平在1989年會見日本朋友時的一個精辟論斷的正確性:“對一小撮不甘心中日友好的人,唯一的辦法就是用不斷加強友好、發(fā)展合作來回答他們。”[7]

  三、妥善處理領土糾紛:擱置爭議、共同開發(fā)

  對于中日之間的釣魚島爭端,鄧小平提出了“擱置主權,共同開發(fā)”的戰(zhàn)略思想。鄧小平指出,釣魚島屬我固有領土的大前題不可改變,但一時解決不了,可以先放一放,待時機成熟時,通過談判解決,以避免這一問題影響兩國關系發(fā)展的大局。鄧小平1978年訪問日本,在回答日本記者提問時作了如下闡述:實現中日邦交正?;臅r候,我們雙方約定不涉及這個問題。這次談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時候,雙方也約定不涉及這一問題。倒是有些人想在這個問題上挑些刺,來阻礙中日關系的發(fā)展。我們認為兩國政府把這個問題避開是比較明智的。這樣的問題放一下不要緊。將來總會找到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鄧小平還在同日本首相福田赳夫會談時指出:我們這一代人不夠聰明,想不到合理的解決辦法。我們下一代會比較聰明。大局為重。[8]

  鄧小平這種從現實出發(fā),把有爭端的問題先擱置起來,而對那里的資源進行合作開發(fā)、共同利用的做法,是用和平方式解決國與國之間爭端的一個創(chuàng)見。正是鄧小平這一“擱置爭議,共同開發(fā)”戰(zhàn)略思想,有效地改善了中日關系,同時對亞太地區(qū)乃至整個國際社會的穩(wěn)定和安全、和平與發(fā)展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鄧小平關于中國對日外交的戰(zhàn)略思想,既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又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盡管中日關系的發(fā)展還會出現波折,但只要以鄧小平對日外交戰(zhàn)略思想為指導,遵循“前事不忘,后事之師,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的原則,從戰(zhàn)略高度和長遠角度,全面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建立面向21世紀的中日兩國的長遠友好關系,中日兩國人民“友好、合作、互利、雙贏”的目標才能實現,東亞和世界的和平穩(wěn)定繁榮才能實現,和諧世界的目標才能實現。

  參考文獻:

  [1]《周恩來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494頁。

  [2][4][5][6][7]《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3、293、394、230―231、 349頁

  [3][8]《鄧小平外交思想學習綱要》,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145頁。

  [作者簡介]薛紹斌,男,(1964――)中國礦業(yè)大學文法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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