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與政治論文2000字

　　時事政治,作為思想政治課的一種課程資源,反映著社會發(fā)展的方向并具有較好的綜合性,下面是小編為大家精心推薦的時事與政治論文2000字，希望能夠?qū)δ兴鶐椭?/p>

　　時事與政治論文2000字篇一

　　福澤諭吉“脫亞入歐”的思想軌跡

　　摘 要：“脫亞入歐”是被稱為日本近代之父的福澤諭吉為近代日本設計的國家道路。明治維新后的日本正是在這條道路的指引下，快速成為發(fā)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但這條道路同時也給亞洲人民帶來不可磨滅的傷痛。文章通過福澤諭吉早年的經(jīng)歷和各個時期的相關作品及言論，解讀其當時的亞洲觀和西洋觀以及兩者的內(nèi)在邏輯關系，并結(jié)合當時日本國內(nèi)外形勢分析福澤諭吉“脫亞入歐”思想的形成軌跡。

　　關鍵詞：福澤諭吉;脫亞入歐;中國觀;西洋觀

　　中圖分類號：B3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2458(2013)04-0026-06

　　“脫亞入歐”是日本近代所走過的國家道路，這一道路的始作俑者是被稱為日本近代之父的福澤諭吉。福澤諭吉作為日本近代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一生著書立說，曾發(fā)表了諸如《勸學篇》、《文明論概略》等宣揚西方近代文明、開啟民智的優(yōu)秀著作，對日本近代化產(chǎn)生巨大的推動作用。但是為了使日本盡快躋身于西方發(fā)達國家行列，他發(fā)表了極力慫恿日本對外侵略的《脫亞論》，直至今天還備受非議。出生于儒學世家的福澤，如何由一個儒學者轉(zhuǎn)變?yōu)槲鞣轿拿鞯膫鞑フ?又怎樣通過宣揚西方文明走上了脫離亞洲，甚至侵略亞洲的思想道路?其思想對日本近代國家的確立產(chǎn)生了怎樣的影響?福澤諭吉脫亞入歐理論的形成與其早年的生活經(jīng)歷和當時日本的社會背景，尤其是當時日本所處的國際環(huán)境密切相關。

　　一、福澤諭吉早期的經(jīng)歷及其中國觀

　　福澤諭吉出生于江戶末期一個下級武士家庭，父親是一名知識淵博的漢儒，但由于身份低微而終生不得志。受家庭影響福澤早年曾學習儒學，雖然也曾熟讀《四書》、《五經(jīng)》等漢學典籍，但因身份低微受盡屈辱，讓他對身份制度深惡痛絕，早年的儒學積淀并沒有讓福澤對中國產(chǎn)生多大的親近感和認同感，相反卻成為他渴望平等，追求自由獨立的逆動力。在福澤心中，身份制度與當時作為正統(tǒng)官方學問的儒學一脈相承，父親精通儒學，知識淵博卻因為身份制度終身不得志，對身份制度的不滿無形之中疊加到想象中的中國身上。熟讀《四書》、《五經(jīng)》不能改變他的命運，他更渴望獲取新鮮實用的知識學問。而當時日本正值黑船事件后，西方“炮術”受到社會關注，一些有識之士開始對蘭學產(chǎn)生興趣。19歲的福澤諭吉便離開出生地中津蕃，游學長崎開始學習在當時還受到傳統(tǒng)漢學排斥的蘭學，通過荷蘭文獲取西方文化。

　　在學習以自然科學為主的蘭學過程中，進一步改變了自小叛逆的福澤諭吉的思維方式，這主要表現(xiàn)在他對中醫(yī)(日本稱漢方醫(yī))的態(tài)度上?！蹲詡鳌防锩枋隽颂m學塾的學生們見到中醫(yī)塾的學生們后的厭惡之情，“我不僅討厭中醫(yī)，即連儒家也很憎惡，總認為中國派的東西都應該打倒，這好像是注定了的”[1]78。他把中醫(yī)經(jīng)典《傷寒論》稱為兩千年沾滿污垢的殺人書，聲稱早晚要消滅他們。雖然福澤自己也說并不是真要消滅他們，只是“辱罵中醫(yī)學派不學無術，為蘭學學生揚眉吐氣罷了”[1]78，但是可以看出，在當時福澤諭吉的心目中，所有來自于中國的學術，不論是儒學還是醫(yī)學，都是百般無用的騙人把戲，都是壓制排斥先進蘭學的保守勢力，他還想當然地認為作為這些無用學問的輸出國，自然也是保守落后的。這表明客觀實證的西洋近現(xiàn)代科學研究方法已經(jīng)開始影響到有深厚儒學修養(yǎng)的福澤諭吉。

　　25歲時福澤諭吉開始學習英語，并于1860年、1862年冒著生命危險兩次遠赴美國。英語的學習經(jīng)歷和兩次赴美的實地見聞，讓福澤諭吉親眼看到了與封建專制、等級森嚴的日本完全不同的美國文明社會。歐洲各國民主開明的政治、以及先進的科學技術、強大的軍事力量等等給他帶來了巨大的思想沖擊。據(jù)說福澤途經(jīng)中國香港、新加坡的航程當中還熱心地觀察了解了中國的時局。在香港他看到殖民地統(tǒng)治下的“香港本地人風俗極其卑陋，完全受英國人的驅(qū)使。在新加坡，他觀察到從中國來此躲避戰(zhàn)亂的中國移民有大約5萬人，占當?shù)厝丝诘囊话?。清朝政府的腐敗無能、國民的愚昧卑屈與歐美文明國家間的天壤之別，再一次降低了清朝中國在福澤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親身觸地的美國經(jīng)歷給了福澤一個反思日本的視角，讓他能夠擺脫日本幕末攘夷派那種不諳世界發(fā)展潮流、唯我獨尊的狹隘意識，在國際交往這個更廣闊的視角上思考日本的近代化發(fā)展問題。而清朝中國和歐美國家間的巨大反差，讓他確立了開港、開國，學習歐美的日本近代化目標，清朝中國則成為他勸誡日本人的反面教材，這種反面教材的言論集中體現(xiàn)在他早期的作品《唐人往來》中。

　　在《唐人往來》里，福澤諭吉主要用中國兩次鴉片戰(zhàn)爭的慘痛失敗為例，闡述了他自己對于幕府開國和親政策的支持和對國內(nèi)攘夷派的反對。他認為西洋諸國來到日本要求開國的理由“不是來盜取日本國”，而是想追求貿(mào)易并“帶著理所應當?shù)亩Y義”，想和日本“親密地交往”，所以“日本也應該遵從世界普遍的道理更加盡力誠信地交往”。反觀中國，清政府指西洋諸國是夷狄，結(jié)果道光年間因為鴉片遭受重創(chuàng)，還得付賠償金。其后本應該在意改革國內(nèi)的政事軍備，和外國人的交往也應該盡力誠信不使有差錯，但又沒有記性吸取教訓，四、五年前以在天津和英國的軍艦發(fā)生摩擦為始，各種錯誤的結(jié)果，最終造成英法合兵攻入北京，咸豐帝奔走韃靼，像餓死一樣痛苦死去[2]13-14。

　　福澤雖然也認識到“鴉片危害國家”，但他認為如果中國能和英國講明道理進行談判的話，也不會導致戰(zhàn)爭。即使是英吉利國也沒有公然進行有害他國之事，所以談判定能穩(wěn)妥結(jié)局。然而出現(xiàn)了像林則徐那樣沒有頭腦脾氣暴躁之人，不先在自國制定法律，什么也不說就把英國運來的鴉片毫不講理地燒毀。如此一來英國也很生氣，最終發(fā)兵痛擊。至今日為止世界各國沒人指責英國，全都嘲笑中國。這全是由于中國人不了解世界，不懂得道理，自己做錯事情。自作自受，根本沒辦法向人訴說自己的愚蠢[2]13-14。

　　從以上的敘述可以看出，福澤幾乎是完全站在英國的立場上看待中國的鴉片戰(zhàn)爭。他沒有看到殖民主義國家英國為追求毒品利益進行鴉片貿(mào)易的罪惡，卻對英國堅持“禮義”抱有簡單的幻想，認為林則徐“沒有頭腦脾氣暴躁”，“毫無道理”地燒掉鴉片才是鴉片戰(zhàn)爭的原因。他不認為中國人民是在反對外來侵略、保家衛(wèi)國，反而把中國軍民奮力抵抗侵略最終戰(zhàn)敗的事例，當作中國人不遵從“世界普遍的道理”，“自尊自大”盲目攘夷排外，以此來告誡日本國人應該文明開化，開國和親。在他看來世界各國地理、風俗盡管不同，“但人情古今萬國都是一樣，雖然語言不同，但沒有不施行仁義五常之教的國家”，所以日本如果不吸取世間的教訓，“最終可能受人嘲弄，陷于和中國同樣的境地”[2]15。雖然中國和日本同位于東亞，同樣受到來自于西洋文明的壓力，但是福澤并沒有對中國遭遇表示同情，相反卻是站在西洋的立場上，用西洋所謂文明論的觀點來反諷中國。表明通過蘭學、洋學所建立起來的西方的方法論已經(jīng)開始成為福澤判斷是非的標準。 　　福澤近乎幼稚的國際關系理論或許與他兩次訪美所受的禮遇有關。在《自傳》中，福澤記錄第一次赴美的情況時寫到：“我們剛剛到舊金山就受到非常熱烈的歡迎。對方的歡迎實在是周到無微不至，簡直沒有再好的了”[1]95。美國歡迎的態(tài)度就像是“從自己辦的學校里出來的學生”。在英國，福澤還親歷了英國的開明人士因為駐日英國人擅闖日本神社而上書議會要求予以懲處的事件，讓福澤更堅定了開國的想法。“我看完這份建議書后，便覺得心平氣和了，原來世界上不竟是吃人的魔鬼。……這次到英國一看，覺得他們國內(nèi)也有一些光明正大的好人，這越發(fā)使我平生所持的主見——開港論的觀點堅定起來”[1]110。歐美的見聞讓他堅定了開港的信心，表面的禮遇也讓福澤對國際關系生出美好幻想，這種美好幻想讓他找到了日本近代的學習榜樣，同時也讓他擁有了“曇花一現(xiàn)”的“自由平等”的國際關系幻想。

　　幕末時期，“中國”在福澤的思想中，大多數(shù)時候僅僅作為一種負面的、象征性的他者而存在，與現(xiàn)實中的中國往往關系不大。福澤雖然討厭幕府的身份制度，但是下級武士的出身，還是賦予他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在日本面臨國家道路選擇的歷史關頭，他積極用他的思想為日本的未來發(fā)展探討路徑。在亞洲的中國和西洋文明的巨大反差面前，擁有儒學和西方蘭學、洋學雙重知識背景的福澤，在東西方的天平上出現(xiàn)嚴重傾斜，這里已經(jīng)可以看出他思想上“脫亞入歐”的端倪。

　　二、啟蒙期福澤諭吉的中國觀和西洋觀

　　一個國家走到歷史變革的時代，總是要經(jīng)歷一次新的自我認同。在近代日本自我認同的過程中，一面回顧歷史，一面需要重新確認周邊的他者，厘清他和我之間的關系，尋找新的自我和方向。東洋和西洋作為近代日本面前的兩個巨大的他者，強烈的對比不得不讓現(xiàn)實的福澤諭吉，甚至是整個日本傾向于西洋。啟蒙期的福澤諭吉正處在進一步了解確認他者、分析日本與他者之間內(nèi)在區(qū)別和聯(lián)系并為日本繼續(xù)尋找方向的階段。

　　1866(慶應2)年10月福澤諭吉開始編著出版《西洋事情》?！段餮笫虑椤贩譃槌蹙?冊、外編3冊、2編4冊共10冊，歷時4年完成。書中詳細介紹西洋地理、兵法、科技、航海、稅務、教育、經(jīng)濟等，可謂全面介紹西方的百科全書。在編纂《西洋事情》的過程中，加深了福澤對西方文明的理解和認識，進一步了解到日本與西方、東洋與西方之間的差距，同時為明治維新后的啟蒙奠定了基礎。

　　1872年福澤諭吉發(fā)表啟蒙名著《勸學篇》。在天賦人權(quán)的自然法思想基礎上，福澤提出了“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的平等宣言。同時，將人之平等推及國家平等，“一般來說，歐美的國家富強，亞非的國家貧弱?？墒菄业默F(xiàn)實情況雖有貧富強弱之別，但如現(xiàn)在有些國家想憑仗富強之勢欺負弱國，則和大力士用腕力擰斷病人的手腕一樣，就國家權(quán)力來說是不能允許的”[3]13-14。“國家是由人民組成的，日本國是日本人組成的;英國是英國人組成的。既然日本人和英國人同樣是天地間的人，彼此就沒有妨害權(quán)利的道理。一個人既沒有加害于另外一個人的道理;兩個人也沒有加害于另外兩個人的道理;百萬人、千萬人也應該是這樣”。人有天賦的權(quán)利，由人組成的國家即有國家的權(quán)力，人的自然權(quán)利不受侵犯，國家的權(quán)力亦應如此。人與人之間因“自然法”而相互平等，國家也應依據(jù)真理而捍衛(wèi)國家主權(quán)。 “只要真理所在，就是對非洲的黑人也要畏服，本諸人道，對英美的軍艦也不應有所畏懼”[3]4?？梢钥闯龃穗A段福澤的國際關系論與幕府末期“古今萬國都是施行仁義五常之教的國家”基本一致，依然對西方國家宣揚的自由平等充滿幻想，既然世界上的國家都是仁義之邦，清朝中國的困境就是咎由自取。“至于像中國那樣，覺得除了本國以外似乎沒有了別國的存在，一見到外國人就呼為夷狄，把他們看作四只腳的牲畜，賤視他們，不計量自己的國力而妄想驅(qū)逐他們，結(jié)果反被夷狄所窘”[3]5。雖然近代中國的困境的確有中國自古以來天朝大國，無知和愚昧的原因，但是看不到西方的侵略本質(zhì)，一味批評弱勢的中國，同時又強烈批評中國軍民奮力抵抗為盲目攘外，福澤所謂的“真理”的確有些自相矛盾。但是我們不難看出福澤的心里邏輯，西方文明是開展一切事物的標準，首先應該了解并確立此標準，在西洋文明基礎上捍衛(wèi)國權(quán)的行為是捍衛(wèi)真理，不了解西洋文明標準的就是盲目排外，所以發(fā)動鴉片戰(zhàn)爭的中國是愚昧的，人民是無知的。福澤通過矛盾的邏輯關系將兩個巨大的他者做進一步對比，為進一步明確日本近代國家的走向奠定了基礎。

　　1876年，福澤諭吉發(fā)表了《文明論概略》。在書中的第2章福澤明確寫出了“以西洋文明為目標”，“現(xiàn)代世界的文明情況，要以歐洲各國和美國為最文明的國家，土耳其、中國、日本等亞洲國家為半開化的國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國家算是野蠻的國家。……亞洲各國有識之士的終身事業(yè)似乎旨在與此。“連守舊的中國人，近年來也派遣了西洋留學生，其憂國之情由此可見”[4]9。只要積極學習西方文明，在福澤心中就是愛國，是值得贊賞的。此時福澤對西方文明認識得到進一步完善，而對文明的看法逐漸走向辯證，他把文明分為外在的文明和內(nèi)在文明，而外在的文明易取，內(nèi)在的文明難求。同時他反對表面的盲目模仿，全盤西化的做法。他認為最重要的是要有文明的精神。“這就是所謂文明的精神。使歐亞兩洲的情況相差懸殊的就是這個文明的精神”[4]3。要培養(yǎng)這種文明的精神，就要研究本國的人情風俗，于是日本優(yōu)越于中國的議論開始出現(xiàn)。“在這一點上，中國人的思想是貧困的，日本人是復雜的。思想復雜豐富的人，迷信就會消除……中國是一個把專制神權(quán)政府傳之萬世的國家，日本則是在神權(quán)政府的基礎上配合以武力的國家。中國是一個因素，日本則包涵兩個因素。如果從這個問題上來討論文明的先后，那么中國如果不經(jīng)過一番變革就不可能達到日本這樣的程度。在汲取西方文明方面，可以說，日本比中國容易”[4]17-18。

　　通過中日文明的比較，他認為日本的歷史文化與中國相比，更具備接受西方文明的基礎，更有可能成為西方式的文明國家。通過分析中日兩國的文化差異，使日本摒棄歷史文化中的亞洲因素、傳統(tǒng)中國文化的影響，從而在西方文明面前確立了自我存在和日本文化的獨特性，為將日本提升為西方式的文明國家做好了思想準備。在已經(jīng)將日本定位為西方文明國家預備軍的同時，進一步說明中國不僅現(xiàn)在是“半開化”的落后國家，因為其傳統(tǒng)歷史文化中的保守與專制等特點，即使要接受西方文明，也必將落后于日本，自然日本應該承擔起近代亞洲文明導師的角色。所以當日本通過明治維新成為了所謂的文明國家，中國、朝鮮等還依然是半開化的、落后的國家時，日本有責任要承擔起教化中國、朝鮮的責任，而中國和朝鮮則應該向日本拜歐美為師一樣，聽從日本的教導。如果不聽，日本也只有放棄亞洲國家的地理身份，用西洋的方法對待亞洲。在《文明論概略》的最后，他對于國際關系的認識也拋棄了原來所謂的真理和美好， “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只有兩條，一條是平時進行貿(mào)易互相爭利，另一條就是一旦開戰(zhàn)，則拿起武器互相廝殺”[4]75。而他提倡的愛國心，“雖非私于一己，也是私于一國”，私于一國的狹隘的愛國心成為福澤后來脫亞入歐思想形成的最直接的原因。 　　三、脫亞入歐思想的形成及其實踐

　　1875年明治政府放逐了征韓論，反對派制造了江華島事件，模仿佩里的黑船事件強行打開了朝鮮的大門，并簽訂了不平等的《江華島條約》?！督A島條約》是近代日本模擬西方締結(jié)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此后日本對朝鮮就更加虎視眈眈，希望在朝鮮事務中有更大的話語權(quán)。而福澤諭吉亦把對朝鮮的干預當作實現(xiàn)日本東亞文明導師的必然職責。

　　1882年，朝鮮壬午事變發(fā)生前幾個月，福澤諭吉在《時事新報》上發(fā)表“論朝鮮的交際”，將日本與朝鮮的關系比作幕末美國同日本的關系，認為日本應該承擔起指導朝鮮走向文明開化的責任。福澤諭吉認為江華島條約簽訂以來，日本本來就應該在朝鮮的外交方面發(fā)揮指導性作用，應該利用武力協(xié)助其走上文明道路。同時福澤諭吉認為日本應該效仿當年英國在日本屯兵保護本國僑民一樣在朝鮮屯兵，以保護居住在朝鮮的日本國民[5]126。1882年7月，朝鮮發(fā)生具有反日性質(zhì)的壬午事件，福澤諭吉馬上在《時事新報》上發(fā)表連載，主張馬上派兵對朝鮮采取強硬態(tài)度。同時因為中國與朝鮮的特殊關系，福澤諭吉發(fā)表“北京攻略”，主張一舉推翻“東洋的老大朽木”。他聲稱發(fā)動壬午事變的是朝鮮的頑固黨，頑固黨就相當于日本的國學者或是神風連的黨派，是文明之敵。日本應該效仿幕末英國在與日本簽訂所謂的“友好”條約時經(jīng)常有軍艦為后盾的先例，向世界宣告“我政略為文明之政略，其兵亦為文明開進之兵”[6]167。福澤諭吉接著論述到，國外的交際與國內(nèi)政治不同，國內(nèi)政治除了權(quán)力的強弱外，還要有大義名分、道德上的義理，各自的行動還要依據(jù)名分和道德。而國外交際的政略里沒有道德的因素，更不用談什么大義名分，福澤諭吉假文明之名行殖民之實的思想暴露無疑。原來所謂的基于“仁義五常”和“真理”的國際關系理念被西方文明外衣下的實力、武力外交所代替。

　　1882年12月7日、8日福澤諭吉在《時事新報》上發(fā)表“東洋政略到底該如何?”一文。 “謀求三國之文明，共興三國文明所賜，共同鞏固三國獨立，東方人豈能容忍西方人在此安睡，這正是我們的責任”[5]133。這成為后來一些學者堅持福澤有過亞洲同盟思想的重要依據(jù)。[7]15如果真要亞洲三國共同謀求獨立，就應該拋棄一國之私，共同謀求亞洲的團結(jié)和進步。但朝鮮壬午事變后，因為日本在朝利益受到中國的排擠，福澤諭吉認為中國“卻忘卻了三國共同之大義，阻礙我東洋政略”[5]133。且俄國和中國之間的糾葛必將波及朝鮮，歐洲列強也不會對俄國的侵略意圖默然旁觀，東洋的局面必將混亂如麻。故需積極推進我東洋攻略，利用我攻略和武力將東洋波濤控制在未起之時非常必要。所以要立刻擴充軍備，在亞細亞的東邊樹立起“一大新英國”也決非難事。也就是說福澤所說的東洋政略、三國同盟，是在日本主導下的以日本國家利益為基礎的，違反這一原則即忘卻三國大義。對朝鮮政局的擔憂和保護思想也不過是把朝鮮當作抵御西方列強的一道屏障。

　　在福澤的思想邏輯里，日本通過明治維新已經(jīng)成為東亞文明之魁首，而中國依然是落后的半開化國家，所以日本應該代替中國行東亞文明之大義。而中國依然干涉日本的在朝行動，中國就是頑固不化的文明大敵，日本應該將老大帝國一舉推翻。他所謂的東洋政略就是排除西方對東方的染指，在東方建立起以日本為中心的西方式殖民體系，廣闊的亞洲東方完全可以讓日本成為向日不落的英國一樣擁有大量海外殖民地的國家。為了進一步為侵略造勢，福澤諭吉于明治16年發(fā)表了《外交論》[5]181。他聲稱古來世界各國的對峙就如同禽獸之間對峙爭食無異，在這種國際觀的基礎上日本的外交只有兩種可能。加入蠶食不文明國家的行列同其他文明國家一起爭奪“良餌”;另外一種就是繼續(xù)與幾千年來已經(jīng)頹廢的亞細亞古國為伍遵循古風，然后被文明國家人所吞食。無疑日本要選擇第一條道路，即加入帝國主義的陣營成為侵略者。弱肉強食的國際關系理論已經(jīng)成為福澤諭吉的國際關系準則。

　　1884年(明治十七年)朝鮮的開化派金玉均等發(fā)動以日本明治維新為藍本的甲申事變。甲申事變可以說是福澤諭吉在朝鮮行使東亞文明之師的一次親身實踐。他不僅從經(jīng)濟上資助首領金玉均，還將自己的門生井上角五郎等送往朝鮮，對朝鮮政府進行思想上的指導。同時福澤諭吉還多次發(fā)表文章勸說明治政府支持朝鮮開化派的政治行動。井上角五郎據(jù)說直接參與了這次事件的策劃，同時事變所使用的槍炮有一大半是井上與福澤諭吉聯(lián)絡后，從日本秘密輸入朝鮮的。甲申事變最終因為清軍的介入而流產(chǎn)，甲申事變的流產(chǎn)加速了福澤諭吉向敵視中國、擺脫亞洲的方向的轉(zhuǎn)變 。

　　1885年福澤諭吉在《時事新報》上發(fā)表了《脫亞論》，動員國民轉(zhuǎn)換中國觀、朝鮮觀和歐美觀。福澤諭吉首先鼓吹“日本優(yōu)秀論”：“我日本國圖雖然位于亞洲之東，其國民精神卻已經(jīng)脫離亞洲陋習，轉(zhuǎn)入西洋文明之中。”然后轉(zhuǎn)而批評中朝兩國：“然而不幸的是近鄰有一曰支那，一曰朝鮮。……此兩國不知道個人或國家的改進之道，在交通便利的世界中雖不得不認識文明事物，卻耳聞目見毫不動心，眷戀古風舊習之情無異于千百年之古，在此日漸文明的動態(tài)的劇場中，說到教育就知道儒教主義，學校的教育宗旨就是仁義禮智，從一到十，只知道些外表的虛飾，實際上豈止是沒有真理原則等的見識，連道德都已完全喪失，真是極惡不知廉恥，還驕傲自大，絲毫沒有自省之念”[5]222。福澤諭吉認為在西方文明之風東漸的今天，中國和朝鮮不可能維持國家的獨立。如果兩國內(nèi)不出現(xiàn)有志之士進行改革的話，則兩國不日必將被文明國家所瓜分。與“支那”和朝鮮這樣的國家為鄰，勢必連日本也會被西方國家誤認為是不文明之國而成為日本外交上的障礙。所以福澤諭吉認為應該謝絕像中朝這樣的“惡友”，躋身歐美列強之列。“為今日之謀，我國不可等待鄰國開明而企盼振興亞洲，寧愿脫其伍與西洋文明國家共進退。至于其對待支那，朝鮮的方法，也不必因為是鄰國而要特別加以解釋，只能按照西洋人對待兩國的方法處理之”[5]224。既然擺脫不了亞洲國家的地理身份，就從心里身份上加強認同，即用西洋人奴役亞洲的方法對待中國和朝鮮，以此向西方國家表明日本完全接受了西方國家的價值體系，證明日本是優(yōu)于亞洲其他國家的文明國家。自此，福澤諭吉著名的“脫亞入歐”理論正式完成。脫亞入歐理論的形成也標志著福澤徹底拋棄了作為儒學者的中華思想和儒學理念，完全用西方的實力主義和實用主義的方法解決國際問題。 　　《脫亞論》發(fā)表后，福澤對待中國和朝鮮的態(tài)度越來越惡劣。到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前，福澤諭吉極盡對中國的詆毀和諷刺，充分發(fā)揮了戰(zhàn)爭輿論工具的作用。中日甲午戰(zhàn)爭可以說是福澤諭吉脫亞入歐理論的一次實踐。1894年7月，日本終于通過朝鮮發(fā)生農(nóng)民暴動清政府應朝鮮支援要求出兵朝鮮的機會挑起了中日甲午戰(zhàn)爭，并乘機把清朝的勢力趕出朝鮮，奠定了在朝鮮的絕對控制權(quán)，同時強迫清朝與之簽訂了《馬關條約》。通過《馬關條約》，日本獲取了三億六千五百萬元巨額的戰(zhàn)爭賠款，這些賠款被日本應用于制鐵、造船、礦山等行業(yè)，為日本軍事工業(yè)的發(fā)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也為新一輪的軍備擴張創(chuàng)造了物質(zhì)條件。巨額的資金和海外市場的擴大給日本資本主義的發(fā)展注入了新鮮血液，日本開始了新一輪的工業(yè)革命，日本資本主義進入更快發(fā)展的新時期。通過《馬關條約》日本占領臺灣，讓日本成為亞洲第一個擁有海外殖民地的國家，日本終于具備了實現(xiàn)脫亞入歐的外在條件，用近代西方的殖民體系代替了傳統(tǒng)華夷秩序。

　　對戰(zhàn)爭寄予厚望的福澤諭吉在聽到甲午戰(zhàn)爭中日本勝利的消息和通過《馬關條約》所獲得的巨額利益后老淚縱橫：“日清戰(zhàn)爭，是官民一致取得的勝利。……啊!真是大快人心，真是令人高興，我簡直不知道說什么好。我活到今天才遇到如此光榮的事，以前死去的同仁真是不幸。啊!我是多么想讓他們看到今日的榮光，所以我每天都激動地哭泣!”[1]278

　　在福澤諭吉“脫亞入歐”思想理論的引導下，日本最終走上了脫亞入歐的近代化道路。雖然此道路使日本快速成為發(fā)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但同時也給亞洲人民帶來不可磨滅的傷痛。一個半世紀后的今天，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日本重又提出“回歸亞洲”的外交口號。由于近代的記憶和傷痛，亞洲國家一直對日本這一外交口號持謹慎和觀望態(tài)度。日本果真要在21世紀正視歷史，竭誠改善同周邊國家的關系，在亞洲事務中發(fā)揮重要作用?還是又一次基于國家利益下的權(quán)謀之計?回顧福澤諭吉脫亞入歐理論思想軌跡的意義正在于此。

　　[ 參 考 文 獻 ]

　　[1] 福澤諭吉. 福澤諭吉自傳[M]. 馬斌， 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2] 富田正文， 土橋俊一. 唐人往來——福澤諭吉選集 [M]. 東京：巖波書店， 1981.

　　[3] 福澤諭吉. 勸學篇[M]. 群力， 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

　　[4] 福澤諭吉. 文明論概略[M]. 北京編譯局， 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5] 富田正文. 福澤諭吉選集： 第5卷、第7卷[M]. 東京：巖波書店， 1989.

　　[6] 遠山茂樹. 福沢諭吉――思想和政治的關聯(lián)[M]. 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5.

　　[7] 岡本幸治. 近代日本的亞洲觀[M]. 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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