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麗中國政治論文(2)
美麗中國政治論文
美麗中國政治論文篇二
中國鄉(xiāng)村政治生態(tài)
摘要：朝廷圣明而地方糜爛，是中國民間傳統(tǒng)的一貫錯覺。皇上好而貪官壞，是近年來無論戲劇還是現(xiàn)實給民眾形成的教化。鄉(xiāng)鎮(zhèn)負責“三農”問題，是國家穩(wěn)定的基石和前沿，看起來無所不管，實際則沒有什么權利，更多的時候，鄉(xiāng)鎮(zhèn)干部要向農民鞠躬作揖。研究基層政權在汶川大災下的危機運作，檢討大災前后的經驗教訓;從重建家園到重建基層民主和法制，然后層級遞進;真正在廢墟上解放思想，探索制度創(chuàng)新，這應是上下共通的美好愿景，也是大災留給我們這一代人的惟一財富。
題記：本文是一篇社會學意義上的鄉(xiāng)村報告，來自于筆者的田野調查，以及災區(qū)親歷過程和追蹤采訪記錄。鑒于社會學著述不忌體裁，所以行文不免恣意隨性，但所有事實均非虛構。按照研究慣例，人名地名皆有所處理。感謝所有為此寫作給予理解支持和方便的人們;也謹此紀念在汶川曠世大難中不幸逝去的所有同胞。
一
公元2008年5月12日，農歷四月初八，老黃歷稱為丁巳月壬子日，丁巳屬火，壬子屬水，日月干支水火交攻，民俗謂之“天沖地克”。立夏已經六天，盆地開始悶熱;再過九天就是小滿，馬上就滿倉滿缽了。
這一天按中國古代星象學的說法，值日星宿名“昴”，屬于白虎星之一。按佛歷來說，這一天卻很好，是佛誕日，民間的佛徒要洗佛像，還要放生祈福。但是對于泛神崇拜的華夏民族來說，這一天還是牛王的生日，要祭祀和感謝給農業(yè)帶來了巨大福祉的耕牛。
在初夏的陽光下，四川盆地特有的眾多寺廟瓦頂，在十方叢林之中，泛濫著溫暖的回光。一個老大娘挽著提籃香燭，蹣跚在山路上，她正要去給菩薩敬香。而區(qū)委書記老吳則驅車在高速路上，接到通知要去省委黨校學習“十七大”精神。農夫老張在門口磨鐮刀，村長老謝在水庫邊的農家樂請客，某鎮(zhèn)黨委書記在通知干部開會。
午時三刻，幾乎所有的學校都同時敲響了下午課的鐘聲，孩子們陸續(xù)進入教室。
二
下午兩點28分，我正在川西北某市的紋江區(qū)大龍鎮(zhèn)政府采訪一個退休返聘的基層干部。這時突然大地開始搖晃，整個四川盆地似乎像被造物主端起來顛簸了一遍，時間長達五分鐘之久。
在水庫邊喝酒的村長老謝，被第一排巨浪打濕衣褲，他驚恐地看著燒開了似的水面，以為水怪現(xiàn)身，但是很快意識到地震來了，甩開客人直奔村里廣播站，開始高喊老鄉(xiāng)們快跑，快離開房屋。區(qū)委書記老吳的司機感覺把握不住方向，停車下來檢查輪胎，老吳發(fā)現(xiàn)他們停在一座橋上而橋還在顫抖，意識到地震急忙驅車趕到出口，轉身回程。他雖然當時還不知道究竟有多大的災難后果，但已經直覺到這次的學習肯定是要取消了。
大龍鎮(zhèn)的書記在大地停止篩糠時，立馬在院子里命令所有干部立即到所轄各村組去搶救人員，并檢查房屋水利等損毀情況。而鄰縣那個開會的鎮(zhèn)黨委，則幾乎是在地震的前十秒就被垮塌的樓房掩埋了，幾十個生命轉眼化為灰燼，逃出生天的只有四人。而在那一刻的四川，更多的學校則像多米諾骨牌似地接連倒塌。
那一刻，磨刀的農夫老張，飛快地跑出屋檐;看著自己支離破碎搖搖欲墜的房屋，確實十分生氣地罵道――龜兒開發(fā)區(qū)，你蝦子放炮就放炮，何必裝那么多炸藥嘛!老子看你敢不賠我的房子!在此后的很長時間里，他和許多人一樣，將要為誰來“賠償”他們用一生艱辛才初初建成，現(xiàn)在卻轉眼損毀的房屋而發(fā)愁和奮爭。
三
一般而言，天災是從天而降的，但是現(xiàn)在，卻突然從我們腳下冒出。在此之前，雖然中國的地震局和氣象局一樣，從北京到任何縣都有建制;但是在平時，他們的主要工作是為各個建筑施工單位，提供一種地質鑒定服務。沒有他們蓋章認可，施工就是違法，因此也要收取一點費用，聊以養(yǎng)活幾個公職人員。從形式上看，這確實更像一個官辦的“地震服務公司”?；鶎拥卣鹁趾蜌庀缶植灰?rsquo;樣，雖然也負責所謂的監(jiān)測，但無須天天向老百姓預報。人類對天空的認識高于對地下的了解，因此全世界基本都認為，地震確實是難以預報的。
中國幅員遼闊，似乎每年都有一點地震。由于震級和烈度都小，且多在邊遠人稀之地，所以一般未能引起大眾的關注。干部和群眾都以為事不關己，仿佛相信鄰國不會憑空偷襲我們一樣，大家對天天嚷著要愛護的地球，確實還是充滿了單戀和信任。因此各級政府領導，一般不會去研究什么地震應急預案;就算有預案，那也是閉門造車完成的，和實際災難發(fā)生的時候完全不同。比如所有應急預案都沒想到災難發(fā)生之初，首先就會通訊和交通斷絕。一切都是建立在暢通的前提上，一旦失去暢通，就意味著每個基層干部，都要憑自己的直覺和慣例去單兵作戰(zhàn)。指揮中心實際還將處于較長時間的聾啞狀態(tài)，前線和雷區(qū)究竟在哪里，還需要類似古代的八百里快馬驛傳才能得知。
而老百姓和孩子們，也基本沒有進行過地震避災減災自救教育。所以當災難不期而至后，我看見的是無數(shù)茫然的面孔。誰都不曾想到，此后的漫長時間，他們將要在這塊膏腴之地上，面對如此眾多的新鮮問題和艱難人生。
四
關于這場命名為“汶川大地震”的全方位報道，由于事發(fā)突然，新聞界用前所未有的勇敢和透明，已經做了基本詳盡的記錄。我在這里，只想就我跟蹤調查的紋江區(qū)抗震救災為觀察原型，來具體解剖和闡釋中國基層政權的危機應對和運作狀況，用以探討社會學意義上的各種“地震次生災害”的預防。
紋江區(qū)是才恢復十年的縣級建制，與德陽和綿陽的幾個重災區(qū)接壤，相去汶川直線只有80多公里，距離北川和什邡地界更近，開車大約一個小時。奇怪的是，地震死神在沿著龍門山斷裂帶揮灑它的潑墨大筆之時，確實在紋江區(qū)出現(xiàn)了一片奇跡般的飛白。于是，這個本來只有24萬人的地方，傷亡的僅有317人。但是畢竟位于震帶要沖，還是倒塌房屋十幾萬間，損毀二十幾萬間，直接經濟損失也達116億元。
這樣的人財損傷，與動輒死亡數(shù)千的鄰近地區(qū)相比，自然不被媒體大眾和上級特別關注，因此在整個災情的新聞報道中，這個原本默默無聞的小城，依舊還是不為人知。然而死者長已矣。在掩埋完大野尸骸之后，真正需要持續(xù)救助和面對的，卻是這些陡然之間失去平生財產的災民。而對于這些重新洗白的幸存者，已無重災區(qū)和輕災區(qū)的區(qū)別，所有失去房屋家產的人們，他們的困難、恐慌與煎熬，和所有難民如出一轍，每個人的表情都充滿了焦慮和迷茫。大家篳路藍縷好不容易初見端倪的所謂新農村，揮手之間，又將許多人打回了起點。這樣的遭遇，任誰都可能心急火燎。
五
但是應該憤誰呢?很顯然，這場災難確實不是政府搞開發(fā)放炮引起的。農夫老張磨好鐮刀卻懶得去收割，他固執(zhí)地拉著巡視災情的書記老吳質問――你們共產黨天天說為人民服務，發(fā)生這么大的事，你咋個也不打個招呼?那你們哪個負責賠我的房子嘛?
只能苦笑的吳書記也有困惑，他很清楚，集他所能支配的地方財力，賠償根本無從談起。況且縱觀全世界，有為天災向人民完全“賠償”和徹底買單的政府嗎?政府的職能是組織救助，在巨型天災面前，幾乎沒有一個國家的政府，可以扮演無所不包的萬能救世主。對于中央政府究竟要怎樣來解決
整個災區(qū)災民的民生問題，暫時還只能觀望每天正陸續(xù)出臺的各項賑災政策。但是組織大家生產自救，卻是他眼前必須迅速回應的問題。
盡管地震以來，作為守土有責的“封區(qū)小吏”，他和區(qū)長老許已經迅急調查清楚轄地內的災情并層層上報了，但由于同屬一個市的鄰縣綿竹和什邡，還在各種鏡頭下大規(guī)模搶救廢墟中的孩子，因此上級要求他們穩(wěn)定自救的同時，只能暫時先撥一筆救災款和物資。安撫逝者家屬，搶救傷殘人員，調集飲料食品，救助重災群眾，這是官員的常識，一切都可謂井井有條。但是他們每天無論是駐扎在臨時搭建的避震柵里，還是奔波于檢查鄉(xiāng)鎮(zhèn)的坎坷路上，內心依舊惴惴不安。
在基層工作多年的經驗告訴他們，人的最大本能無非生命和財產;當生命危機渡過之后，對財產的訴求就會接踵而來。看著沿路百姓的老宅廢墟和披掛拼湊的臨時窩棚，心底浮出的悲憫又豈亞于電視機前的揮淚觀眾。如何為百姓撫平創(chuàng)傷，如何讓災民理解政策，如何恢復社會秩序，在穩(wěn)定下抗震救災，這才是他們作為一個地方官要深思熟慮的問題。
惟一得意的可能還是剛剛調整完的這批基層干部。當老吳還在風馳電掣往回趕的路上，大多數(shù)無法通訊聯(lián)系到的干部，皆已各自開始救災行動。因為失去通信，區(qū)長老許只能見誰逮誰，馬上分成十個組下鄉(xiāng)了解災情，一切都在亂而有序地進行。救死扶傷是首要大事，煤氣管泄漏邊上的小學，要把孩子們安全疏散。而“聯(lián)鎮(zhèn)幫村駐組”的干部已經各自上路;農民的“火三輪”已經把各村的傷員迅速送到了醫(yī)院，而醫(yī)院則已經在臨時帳篷中開始手術。而那時，余震的威脅還在騷擾驚慌失措的民眾。電視臺仍在播報，警察也在巡街，金河鎮(zhèn)的書記鎮(zhèn)長還在帶領警察和民兵從廢墟中刨人。一切看上去似乎都還正常，小城仿佛在一場大戰(zhàn)的間隙，平靜地在廢墟邊舔血療傷。當確知沒有學?？逅鷽]有大規(guī)模死亡之時，他們都略略松了一口長氣。
六
古代中國皇權不下縣，草民遇災年，縣衙頂多能做的是開倉放糧架鍋臺粥。但是進入現(xiàn)代文明國家，基層政權卻是必須要管百姓的吃喝拉撒衣食住行的――甚至可以說，這是縣鄉(xiāng)兩級政府的主要職責所在。因為管理好這些，災民才不會變?yōu)轲嚸瘛⒌竺裆踔帘┟?，天下也就不致陷入亂局。
在中央政府和外省救援的物資還沒調來，甚至調來暫時也還輪不到紋江區(qū)之時，黨政領導首先要忙的肯定是，憑借個人關系在各地調集這些平時無需而此刻緊俏的物資，比如礦泉水、彩條布和帳篷，等等。成都的礦泉水廠已經需要救災總指揮部開批條才能買到200箱。而我親眼所見的綿竹漢旺鎮(zhèn)周邊的農民，已經開始搶水，甚至在路邊跪著乞求救援車輛的施舍。災年里最初的饑渴從水開始，恐怕這也是許多外人難以想象的辛酸。好在老吳的朋友在省委機關事務管理局負責，終于為他周濟來幾車解民倒懸的水，可以暫時穩(wěn)住陣腳。
當周邊兩縣物資基本飽和之后，水和干糧終于逐漸輪到了這里。民政局拿到幾車這些珍貴而不昂貴的飲食，立即分配到災情較重的三個鄉(xiāng)鎮(zhèn)，以為可以聊慰民情。但是接下來的問題，卻讓每個人大感意外。
七
鄉(xiāng)鎮(zhèn)干部是國家最底層的公務員，再之下的村組干部就是只拿補貼的農民了。當國家取消農業(yè)稅征收之后，鄉(xiāng)鎮(zhèn)干部進行了大幅裁員，這兒的編制則是每個鄉(xiāng)鎮(zhèn)只有14個干部。鄉(xiāng)鎮(zhèn)財權上交，由區(qū)財政統(tǒng)一安排經費，稱為“報賬式”財政。在平常歲月，鄉(xiāng)鎮(zhèn)負責“三農”問題，是國家穩(wěn)定的基石和前沿?？雌饋頍o所不管，實際則沒有什么權利。尤其在國家規(guī)范了鄉(xiāng)鎮(zhèn)干部的職能和紀律之后，更多的時候，是他們要向農民鞠躬作揖。
地震陡然發(fā)生，鄉(xiāng)鎮(zhèn)干部的規(guī)范動作，就是馬上分頭下村組，調查核實災情，搶救傷員，火化逝者;然后再給每個垮塌房和危房拍照登記。當然同時還要檢查轄內所有的公共設施道路橋梁水庫灌渠，等等。之后才是盡快登記那些衣被糧食都被掩埋了的困難戶，趕緊設法申報救助。不過還有一個似乎更重要的任務，那就是大災當前，更要了解和控制鄉(xiāng)村的情緒：把所有平時掌握的容易沖動的人，適當?shù)匕矒嵘踔撩芮凶⒁馄饋怼?/p>
最初的十來天，多數(shù)災民還在沉重打擊下懵懂沉默。從廢墟中扒拉殘物，在空地上搭建窩棚。田里的莊稼該收該種的，一點都不能耽誤。農事是和天時緊密聯(lián)系的，等秧苗下地，雨季就該到了。秧田要水，可是窩棚中的老小卻要怎樣才能捱過那些即將到來的汛期風雨呢?這時，農民就該要想起他們頭上的政府了。
通常一個鄉(xiāng)鎮(zhèn)下轄十來個村，每個村又有七八個到二十幾個組，每個組大致散居著幾十戶人家。鄉(xiāng)鎮(zhèn)十幾個干部，要在短暫的時間內馬上弄清上述那些問題，要走訪近萬的人戶，確實并非易事。但是上面無論財政、民政、水利、交通、教育、電力等等各部門，都等著要鄉(xiāng)鎮(zhèn)的數(shù)據(jù)。這是一個用各種表格和數(shù)字管理的國家，不及時厘清和上報這些數(shù)據(jù)，則會影響救災的大計，在這種十萬火急的時刻，是要誤輒得咎的。
就在數(shù)據(jù)都還沒完全嚴格核實之時，中央的政策又早已通過電視廣播傳遍了全國。國家首先出臺的救災政策是，每個災民每天十元錢一斤糧食，只給三個月。但是哪些是災民，哪些可以得到這點補貼，這卻是要地方政府把關審核的。關鍵還有一個問題是，國家給了政策，但是錢糧還需時日調撥，而這時，零星的捐贈卻先到了。鄉(xiāng)鎮(zhèn)干部看著半車牛奶半車方便面半車礦泉水半車面包，不僅沒有轉憂為喜，反而更加愁上眉梢了。
八
救災本質上不是甘霖普降，不可能每一個人都仰沾時雨。因為天災原本不均，個體有死有傷，也有秋毫無犯的;房屋有垮有裂，也有堅如磐石的。因此，任何國家任何時代，救災都只能救死扶傷，扶危濟困。但是中國農村的特殊情況是，雖然土地承包已有二十幾年，也不乏率先致富的人家，然而農業(yè)稅的解除不過才兩三年，多數(shù)不在都市邊緣的農家，還是生活在小康標準之外。沒有出門打工人口的農戶，基本只能維持溫飽;而打工的農民，除開極少數(shù)之外，究竟每月能拿到多少薪酬，但凡有良知的國人，應該比較清楚。
因此只要流年不順，遭遇兇災，多數(shù)農家還是沒有抵抗和自救能力的。更何況余震還在持續(xù)，每家都還在窩棚里掙扎，暫時未垮未傷的物業(yè)，天知道在接下來的未知災害中還能余幾。正是這樣一種恐慌心態(tài)，使得所有的農民，皆有自認災民身份的愿望。每個人都擔心，假設在最初沒有被納入政府救助的視角，那么未來所有的上恩，都有可能被漏掉。這樣的不安全感再加上不可否認的國民性痼疾，使得多數(shù)村民都會盯住那些本來不多的物資。
鄉(xiāng)鎮(zhèn)政府拿到幾車東西，按基本常識，就是馬上分發(fā)到相對受災較重的村，再由村委會根據(jù)實情分發(fā)到最需要的組以及農家。村委會如果是大宗的國家補助，必須要經過各組的村民代表討論，推舉名單，進行公示，沒有異議再實施下發(fā);這樣既體現(xiàn)了基層民主，也避免了官民矛盾。但是眼前災后亂局，各家都在忙乎自己的食宿雙搶等諸多問題，召集會議本難;而下來的物資屬于社會捐贈的部分，到村級單位時往往只有酸奶幾箱，餅干幾箱，礦泉水幾箱。村里拿財政津貼的村官只有支書、主任和文書三人，要面對全村兩三千人丁，如何分配這點物資，就成為頭疼的問題。 古圣曰“君子不患寡而患不均”，這種憂患實際上幾千年下來，依舊還在困擾國人。村官都是本鄉(xiāng)本土的農民，與本村群眾皆有各種親友族戚關系;你本來據(jù)實分發(fā)的重災戶，恰好可能就有你的遠親，于是沒有分到的輕災戶，必然就會指責甚至告發(fā)你徇私舞弊假公濟私。鄉(xiāng)村社會本來就是一個熟人社會，為了原則上的公正卻可能得罪情義上的鄰居，這對并非公務員的村官來說，自然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于是多數(shù)村官就會選擇一種所謂的民間智慧――有馬大家騎，然后我們就會看見所有的村民排著長隊，拿著杯子來分酸奶、礦泉水甚至大米的可悲場面。這樣雨露均沾，固然都不解渴，但不花錢的滋潤，總算聊勝于無;最起碼說，可以減少許多紛爭和質疑。就是真正最苦最需要的農戶，也不敢伸張多要幾分而開罪眾多的鄰人。
這樣做，村組的矛盾似乎暫時掩蓋，但是賑災的目的卻已經偏離。因為挨餓的依舊還在挨餓，他不敢在村組的熟人社會喊冤，卻肯定會在縣府等上官面前叫屈。書記老吳和區(qū)長老許及其他領導，這會兒都是要每天下村查訪的，而市委也會派工作組微服私訪檢查救災。危機時刻再加信息社會，普通百姓的哀鳴，此際就有可能上達天聽。村官這樣敷衍省事原無從追究，更何況村中無將，你還不敢臨陣換馬。但是區(qū)鄉(xiāng)干部是食俸祿的吏員，卻不敢默許這樣的平均主義。聽罷災民投訴，自然要整頓基層做法。鄉(xiāng)鎮(zhèn)干部對村組的應對之策多數(shù)時候心知肚明，雖不敢茍同，卻也束手無策。因為換成他們自己來分配有限的這點物資，首先人手不夠，其次必惹更多非議。與其被指責私吞不公。還不如順從“多數(shù)人的弊政”。
就是這點水米，發(fā)了重災的張村，輕災的李村就會來吵鬧――困窘是普遍問題，政府何以偏心?假設恰好鎮(zhèn)長的岳父在張村，則更會引發(fā)私德的攻訐。鄉(xiāng)鎮(zhèn)一級還有更多的要務要處理應對，總不能完全陷入盆盆盞蠡的瑣屑事務。以致最后，上級要分配明顯不夠的賑災物資，干脆拒絕不要。小恩弗遍，不如不施。寧可個體嗷嗷待哺，也省得群體憤憤不平。
這樣是不是就平息了鄉(xiāng)村的是非紛爭呢?微風起于青萍之末，卻有可能在另外的山谷掀起颶風行動，這就叫系統(tǒng)論里的“蝴蝶效應”。
九
萬家鎮(zhèn)是區(qū)里的城關鎮(zhèn)，集中著五六萬居民，其中有不少下崗的職工，還有土地被征用了的農轉非群眾。由于多是新建房屋，因此地震中很少垮塌，只產生了一批危房。為了避震，大家還是居住在政府和自己搭建的棚里，生活當然有所不便。但是由于紋江區(qū)很快恢復水電氣，市場供應也能保證，因此基本沒有災荒問題。鎮(zhèn)里也收到過一車礦泉水，考慮到無法均分，干脆拿去捐贈給了重災的鄰縣。這樣做，上級自然也難以非議。
電視上天天播報國家救助和社會捐贈的巨大數(shù)字，但是這里的老百姓似乎還沒領到一瓶水;畢竟同屬災區(qū)，內心不免忿忿。地震之后第九天，一輛救災物資車開進了本來狹窄的街道，在一個服裝店門口停下。一個武裝部的聘用人員下來，往店里搬運方便面火腿腸和飲料。鄰居薛跛子是一個吃低保的殘疾人，看見后上去質疑，彼此口角，薛遂對著街面高喊：有人私分救災物資啊。頓時引來無數(shù)圍觀且義憤填膺的群眾。薛同時還給書記老吳電話舉報，老吳在鄉(xiāng)村巡視，聞訊立即飛車趕回。
該聘用人員也向派出所報警，說有人哄搶救災物資。老吳和警員趕到現(xiàn)場時，他已經被憤怒的群眾嚇跑了，那輛貨車也趁機開走，現(xiàn)場只剩一部被群眾包圍的吉普。老吳問明情況，立即向群眾保證，一定要徹查此事，給老百姓一個說法。警員也很快拘捕了該人并亮相，同時馬上在群眾監(jiān)督下搜查商鋪，抄出來全部一起十幾箱飲食和一頂帳篷。商鋪貼上封條，該人被帶走審訊，群眾慢慢散去。
區(qū)委緊急召開會，查明情況是――該人乃去鄰縣綿竹漢旺鎮(zhèn)參加營救的民兵，曾經在廢墟中救出十多個人。現(xiàn)從漢旺鎮(zhèn)撤退，剩下一些救援物資。領導向上級申請，要求給每個救援人員一點物資補助，理由正當，就撥給了他們一些。他按照領導要求，押車挨家送貨，接著把自己那一份送到自己女友商鋪卸貨，立馬就激起了民憤。
這樣的行為本來是領導考慮欠周，加上他語言失當，自然容易引起群眾誤會。地方上為了暫時平息民憤，只好把他先拘押起來。但是事猶未了，到了下午，更多不明真相的群眾開始聚集在商鋪門口，謠言四起，紛紛流傳說官員私分救災物資，百姓至今無人救助。尤其放假的中學生盲目參與進來，一時群情激憤，瞬間就要惹出大規(guī)模群體騷亂。本來就在危房叢中，一旦余震突來，滿街擠滿各種看客，群眾生命危在旦夕?？墒侨珔^(qū)僅有二十幾個機動警力，全部到場，很快化在人海之中看不見蹤影。
防不勝防的危機在應急預案之外突然形成，基層政權又該如何來應對并化險為夷呢?紋江區(qū)的星星之火，假設引燃周邊的重災區(qū)，后果誰敢承擔。
十
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后，無論中央還是地方政府，防止大規(guī)模群體事件，已經成為各級領導守土有責的第一任務。穩(wěn)定壓倒一切，是上下明確的責任。在穩(wěn)定中改革開放，在穩(wěn)定下和諧發(fā)展，這是執(zhí)政黨追求的最高目標。天災來之不預，誰也難擋;救災減災，政府行為已經基本贏得國際和自己人民的認可和贊譽。但是如果人禍接踵而至，那所在地的官員肯定難辭其咎，更重要的是，良心何以面對雪上加霜的一方百姓。
書記老吳久歷基層政場，且富人文情懷，焉能無此種敏感直覺?雖萬人叢中，吾往矣――這樣的任事膽魄，在關鍵時刻能考驗決策者高下的素質。他一邊向市里報告(這是絕不能隱瞞的大事)，一邊請求增援警力維持秩序，一邊安排各部門干部全部上街勸阻群眾，一邊大膽走向了開始狂躁的人群。
他在此地為官已久，平時老百姓多也認識;自信心以及第一責任人的身份都不容他半點含糊。但是災后百姓還在余震焦慮壓迫下，寢食難安自然肝火正旺。兼之多年體制性的積弊，難免使得各級政府的公信力降低，在全國都在關注救災錢物的監(jiān)管問題時，這些確實還未領到救助的災民，自然容易信謠傳謠而大有踏平腐敗之氣。他與市上來的一位領導登上一輛已被失控群眾砸破的警車之上，向群眾喊話，半導體的微弱聲音完全被淹沒。區(qū)長老許帶一干人盡力維護著誰也難以維護的秩序。他們看著腳下鬧事的多是中學的憤怒孩子，只能讓趕來救援的防暴特警漸次撤退，絕不能另外再引發(fā)流血沖突。
不可否認，任何這樣的群體事件，都有少數(shù)充滿積怨的人在挑燈撥火。但是憤怒是天然具有傳染性的情緒，尤其在夜幕和人海之中，難免也有很多趁機出手的狂暴青年。在大災的背景下，災民裹挾著普世同情;政府采取任何強勢手段來干預，都很難占據(jù)民間的道義優(yōu)勢。但是任之燎原，又可能帶來滅頂之災。于官于民于社會，皆是萬劫不復的深淵。
區(qū)委和政府的分寸，決定事件的成敗。他們迅速號召所有的老師找學生，家長叫孩子，廠長找職工，居委會找居民。所有的干部上街分解人群，解釋真相。最后老師和學生手牽手隔開人群，掩護警察撤退，避免身體沖突。這樣的舉措很快見效，當夜群情平息。再通過電視廣播和社區(qū)人員，挨家挨戶向市民說明情況，澄清謠言，又緊急調來各種物資迅速分發(fā)安撫，一場差 點釀大的危機，終于被消弭于無形。但是重建家園還有漫長的路要走，還會在其他隱性的問題上再次卷起狂瀾嗎?這對每一個施政者都是一場持久的考驗。
十一
每天發(fā)放十元錢一斤糧，這是國家針對真正的災民出臺的專項臨時政策，救助期限是三個月。并不是每個戶籍在災區(qū)的人都能均享這種補助，國家規(guī)定可以享受此政策的是“三無”人員――無房可住，無生產資料，無收入來源。至于是“三無”齊備的還是只居其一的，這個標準其實是可以由地方靈活掌握的。
鑒于德陽市確實災情嚴重，尤其什邡和綿竹死亡較多，于是決定在這兩市實行全部人員發(fā)放。其他幾個縣區(qū)，還是要有所區(qū)別并制定相應細則才行。這就給這幾個縣區(qū)帶來了巨大麻煩。紋江區(qū)討論的細則是――房屋全部倒塌戶、房屋嚴重受損無法居住戶和貧困戶可以全部納入;房屋局部倒塌或嚴重受損戶，可根據(jù)家庭人數(shù)和經濟狀況，納入1-2人。干部、職工和教師全部不享受此政策。
按理說，這個細則不可謂不細，村組比照自然就能馬上確定補助對象。但是，中國的鄉(xiāng)村世界遠非外人所想那么簡單;就一個貧困戶的定義，就可以為難死你。因此，為了預防做了好事還挨罵，在程序正義方面又設置了三個步驟――各村組村民代表大會推薦，村公告欄公示，鄉(xiāng)鎮(zhèn)審核上報。這樣看來，一切應該順理成章地好辦了，可是直到今天(震后18天)，幾個縣區(qū)的這個特旨恩蔭，還是難以下發(fā)。
原因何在呢?因為可以拿到900元錢、90斤大米。這對農村而言，可不是一個小數(shù)。如果不是人人均沾，那多數(shù)人都難得謙讓。有的農戶已經搬到省城和經商的兒女生活了，聞訊也要趕回來討要這個恩惠，更不要說還在土地上討食的村民了。他們的邏輯也很簡單，似乎也在理――都是災區(qū)人，憑什么鄰縣都是全有?再說黨中央給的福利，你地方政府憑什么要扣壓?你敢不給，我就敢告發(fā)你們克扣災糧，摘了你們的花翎頂戴。
朝廷圣明而地方糜爛――這是自古中國民間文化傳統(tǒng)的一貫錯覺?；噬虾枚澒賶?，這也是近年來無論戲劇還是現(xiàn)實，多多給民眾形成的教化。部臣閣僚做好人易，底層吏員做惡人多，這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是村組如果把全民報上，鄉(xiāng)鎮(zhèn)有受災照片檔案，那也不可能更不敢拿去糊弄上級。于是在程序正義的第一步，就出現(xiàn)了卡殼。真正的災民無法推舉出來，因為多數(shù)人會要爭取這一“有價身份”。
當然也有一個鄉(xiāng)鎮(zhèn)立馬就報上了名單，人數(shù)基本符合上級掌握的實況。但是鄉(xiāng)村工作經驗豐富的領導，豈能不懷疑此中有貓膩?于是派員私訪調查，原來是各村組達成民間協(xié)議，以真實的災民身份去領這個錢糧，但是必須到村組后再來一次基本平衡的瓜分。比如災民拿六成，其他人拿四成。這樣的妥協(xié)總比都不拿看似要好，那上面可以不干預嗎?
如果官員的政治經驗不豐富，知道此中實情，也許就裝聾作啞得過且過。但是書記區(qū)長卻不能同意這種喪失原則的做法，因為這里面又有可能留下巨大的隱患――災民為了眼看就能到口的糧食，不得不和村民妥協(xié)。但是事后困難依舊，他不會找鄰人討要，卻有權向上級政府討要。而且他有十足的理由和證據(jù)去檢舉基層政府，確實克扣了他應得的份額。給的十元錢，到你區(qū)鄉(xiāng)變成了六元，另外的四元是否貪腐，那可是真難澄清的渾水了。
幾十年來，農民和基層政權都在進行這種無形的“博弈”，甚至都要精于算計才行;誰要失算一步，就會蒙受損失;有時甚至常常是雙輸。如何雙贏，這才是一個大命題。
十二
抗震實在很難，自然的力量遠遠超乎人類想象;而救災，本質上說，是救這些無常命運的哀哀蒼生，救那些兇險歲月下的遺孑草根。
媒體和政府引領掀起的這一場悲情風暴，社會良知被苦難震驚感動的慈善巨潮，雖然都會減輕災民的心靈與生活負荷，但是隨著國殤公祭的結束，一切都將會漸次降溫，社會生活也會從一時的恐慌和悲憫中解脫出來，各自重歸它原本具有的身份、階層、等級以及無數(shù)鴻溝。喪鐘落幕之后，陌生平民的血不會成為大眾生活永恒的鹽。激情會消退，所有悲哀的故事依舊會像這場曠世地震一樣被掩埋。誰也無法徹底拯救那水深火熱的幾千萬災民。從根本上說，他們還得自己站立起來，生產自救重建家園。
但地震之后余震未消，無論倒房危房有房的家庭，皆不敢回屋生活。基層政府在沒有得到中央正式通知前，肯定也不敢發(fā)文號召大家有房的回房，因為擔心萬一大的余震再來，那你政府便有誤導責任了;于是只能自己率先垂范進屋辦公睡覺，老百姓多數(shù)時候還是會窺視干部的選擇，尤其在這種人心惶惶的時分，官員的身教肯定好于言傳?？蔀楹芜@個睡覺也要成為領導討論的議題呢?
因為幾十萬人露宿在路邊各種形形色色的窩棚里，就難以回歸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秩序。暑期烈日汛期風雨，都會激化各自內心壓抑的情緒，更不要說洗澡解手飲食的種種不便，健康衛(wèi)生防疫的種種隱憂。就從基本的人道主義立場來說，書記區(qū)長天天看著這樣的避難場景，都不免滿心不安。萬一哪天不幸某個老人中暑孩子損傷，都可能激起新的沖突。畢竟住窩棚帳篷都不是長遠之計。重建新房且不要說相關扶持政策還沒出臺，就是國家全部重建也還需要待之時日。如何幫助幾十萬人民安全過渡，成了基層當前穩(wěn)定局勢的首要問題。
于是，過渡房問題必將寫進會的議程。
十三
確切地說，紋江區(qū)的領導班子還是一個思路縝密的集體。就在大震之后三天，多數(shù)災區(qū)還在廢墟中找幸存者之時，他們已經開始認真討論甚至爭論要不要修建過渡房的問題了。當時中央政府都還無暇出臺相關政策，他們也不知道究竟如何來安置這么多流離失所的災民。地方財政的財力有限，社會資助的帳篷和資金暫時無法進入他們這樣的次重災區(qū)。如果是平時的小災，中央政府出一點，地方政府配套一點，災民自己出一點就可以解決?，F(xiàn)在的問題是那些好不容易可望小康的農民，再一次被洗白了;他們依靠一點救濟和善款，多數(shù)依舊難以重修房屋;但是基層政府又不能坐看大家長期在簡易窩棚中受罪。
在唐山地震時代，一切都還是公有制，國家扮演的是無所不包的上帝形象，因此所有的重建，都由中央政府買單。但是今日的中國，所有制十分復雜，農民的產權也非常模糊。土地既不是國家的，也不是個人的，名義上屬于一個虛擬的名稱――集體(村組)。農民只是土地的承包經營者，而不是地權擁有者，但是他又是土地產品的實際受益人，國家已經免除了千年不易的皇糧――從這個意義上說，受益人又必須要承擔土地的風險和災害，政府只需要酌情給予不同程度的扶助。
問題是一場巨大的災難已經使萬千家庭徹底破產，政府如果不能徹底安置，就必然要帶來對穩(wěn)定的威脅。但是這一切，都是沒有先例可循的。即使在西方發(fā)達國家，對于非政府責任的天災，政府也只是給予福利救濟和借貸支持，并不承擔全部買單義務。但是在中國這樣的農業(yè)大國，對于無數(shù)甚至還沒脫貧的災民來說，如果沒有政府的全方位幫助，則未來的生活許多人必將陷入絕境。
由于多年來政府主動擔當“全能救世主”的責權，人民也一直習慣把黨中央視為可以依托的“大救星”。這種宣傳教化的結果是，在一定程度上培 養(yǎng)了老百姓的“等靠要”心態(tài)。你只要真正深入災區(qū)，就會經常面對這樣的質問――政府哪個時候來幫我們修房子?你如果說還是需要各家為主重建，那有人就會更加質疑一在電視上都說了的：政府會幫你們重建，還要建得更好。――他們會把對一個孩子的安慰，視為已經出臺的國策。
未來如何重建，國家如何補助，這些問題還將待以時日;但是眼前要修建臨時過渡房，卻是上下都已肯定了的。中央是在震后半月作出的決定――由國家出錢在災區(qū)城鎮(zhèn)集中修建活動板房居住區(qū)。這解決的是城鎮(zhèn)居民的過渡問題。那么農民呢?散落在大地上的無數(shù)農家，他們的過渡如何解決呢?
十四
中央當然也考慮了農民的過渡房問題――每家補助1000元現(xiàn)金，暫時調集帳篷過渡。這樣的政策確實也體現(xiàn)了社會主義的好處，但是落實到基層政權時，就會形成很多的爭議與問題上因為這還是“城鄉(xiāng)二元結構”的慣性思維。
先說城鎮(zhèn)的活動板房，由建設部統(tǒng)一訂制，統(tǒng)一派人安裝，規(guī)定是每畝地只能安置八家，必須1000家集中一處安排――因為這樣才不會浪費配套的公共設施(這是按現(xiàn)代社區(qū)服務標準設計的)。這就意味著每建設這樣一個過渡區(qū)，就需要125畝就近城區(qū)的土地(因為還要考慮以后的工作和生活方便問題)?；鶎诱仨毘鲥X做好前期的平整三通工作，不如此集中就不予安裝?；顒影宸吭O置齊全，洗浴廁所都有，質量可住15年。
看似多好的恩典，但基層要算賬，房子和安裝雖然不要地方出錢，可是配套工作弄完，等于給城鎮(zhèn)居民每家要花好幾千元。更主要的問題是，這樣的土地是臨時周轉，你不能去征用農田;而現(xiàn)成的這么大的空地卻很難找。再說有的城鎮(zhèn)，沒有1000戶受災的，只有幾百戶的那又怎么辦?再就是人住問題，倒塌房屋、危房和貧困無自救能力的要住進，小康微損房的也要求住進，誰都難免會產生攀比和依賴心理。政府日后如果幫助修好房屋，他們會搬遷;如果要他們也出錢來修，那他們可能因為貧窮或者不愿出錢而繼續(xù)依賴，不修房不搬遷，反正活動板房質量好且基本舒適，還不要租金，甚至還水電氣免費。那這樣的集中避難營，就會成為鄉(xiāng)鎮(zhèn)的一個永久性傷疤，給未來的基層政權帶來難以預料的麻煩。
如此多的人聚居一起，難免產生各種突發(fā)事件。在對政府有過多指望而又不免部分失望的群體之中，則很容易釀成借題發(fā)揮的抗議，甚至聚眾滋事。一個巨大的弱勢群體，再挾帶著暫時的普世同情，一旦和基層政權構成對立，則政府原有的強權姿態(tài)，便不免失去優(yōu)勢。還有就是花這么多錢修了，城鎮(zhèn)居民也未必愿長期合住;就是一家之內，老少男女沒有私人空間，許多生活難免種種不便，互相之間容易產生矛盾。于是有人主張，反正以后還要再修建永久性住房，過渡房顯然就是浪費，不如換成現(xiàn)金分發(fā)給各家，自己去設法重建。
但是這樣又帶來新的問題，就是政府對被毀城鎮(zhèn)的重新規(guī)劃問題。究竟是讓老百姓在原址各自五花八門再建，還是一切推倒，重新劃地，按新的商業(yè)模式來操作?很明顯，基層政府對付這樣的突然大災浩劫，確實也缺乏經驗。而相關學科的研究者們，由于多數(shù)時候地震似乎是一個遙遠的話題，因此，也缺乏真正能夠結合中國底層實際的實用性建議。如果中央財政全部買單，當然可以減少矛盾。但這樣一方面可能培養(yǎng)災民的弱者討要心態(tài)，另一方面還要犧牲所有納稅人的利益和國家財力，這就是所謂的兩難困境。
十五
城鎮(zhèn)居民的過渡安置從板房到安裝再加各種費用，算起來起碼每家在一萬元左右?？墒墙o農民的過渡就只有1000元現(xiàn)金，這顯然要給基層工作帶來矛盾。于是市委和省里協(xié)商，省里再下?lián)芘涮?000元。當然這是只給房屋確實沒法住的三口之家。可是有的家庭還是老少合住的，人口不止三個，那市里又決定每多一口人，再加800元。那些房屋輕微受損，比如廁所廚房院墻倒塌，瓦被掀掉或者部分裂紋但需要修補的，那再由鄉(xiāng)鎮(zhèn)給予評估，每家補貼200-1000元不等。
應該說這個方案已經夠細，可是基層干部看著還是犯難。從一般常理說，城鎮(zhèn)居民要比農民的儲蓄稍多，活路也略寬。但是農戶只能拿到2000多元過渡金，居民卻能享受到價值一萬元以上現(xiàn)成房屋居住。同樣受災，同樣貧困，為何對農民的政策從建國以來，就一直保持著這種傾斜不均呢?近年來經常討論的農民的基本國民待遇問題，在賑災的政策方面，也凸顯出來。一旦農民也提出要住活動板房，那基層干部又該如何回答呢?
但是無論怎樣充滿悲憫的基層官員，對于這樣的政策即使有所質疑嘀咕，但是也不能再去向上級哭窮了。因為表面上看似不多，但是由于需要救助的基數(shù)太大，加在一起，就已經是一個龐大的數(shù)字了。再說，這僅僅是過渡資金，以后城鄉(xiāng)的重建房補助，目前(五月底)還沒出臺，但是可以預見，中央財政肯定還得拿一筆巨額資金出來。2000元肯定無法安置流離失所的災民，那他們如何來安撫百姓呢?那就另外向國家的慈善機構打主意吧，為每個受災的家庭再爭取一頂帳篷。由于國內外的捐贈很多，物資的爭取顯然要比現(xiàn)金容易。這樣大致就能擺平農民對公平的訴求了。
對于基層政權來說，考核你是否具備“牧民之官”的能力，主要是看你如何既保證基本不走樣地執(zhí)行了各項國策，同時還能巧妙地化解鄉(xiāng)村的各種沖突。尤其在大災大難面前，領導班子的集體智慧(他們自稱為“手藝”)，如果能不給上級增加負擔，不把矛盾上交，不引發(fā)官民沖突，不釀成群體事件，那就可謂“能員干城”了。但是這樣就真能擺平鄉(xiāng)村矛盾嗎?
十六
從以上所述我們可以看見，受災以來各級政府每天要研究多少問題，解決多少矛盾。因為每一個數(shù)字和政策，都不可能是某個人隨便拍板出臺的，更何況在此期間，還有很多救人搶險移民炸壩等重大問題要決策。就基層來說，事務的繁多更難想象。每個部門和鄉(xiāng)鎮(zhèn)，干部的配備大多只有七八個到十幾個不等。他們從地震以來，就基本沒有回過家，必須隨時待命，每個人的疲倦都寫在臉上。即便如此，肯定還有疏漏之處，還要在最不經意的事情上，惹出麻煩來。
5月29日大早，金河鎮(zhèn)就向區(qū)委告急了――幾百名災民要走上高速公路，步行到市里去上訪告狀。經歷了“5・21”騷亂事件，區(qū)里已經有了各種應急預案，處變不驚，能夠從容面對這些突發(fā)事件。區(qū)委副書記和相關部門領導配合鄉(xiāng)鎮(zhèn)干部，迅速出動，輕裝簡從，在高速路的入口處攔住了那些激動的群眾。
首先要提出警告――成綿高速目前是救援綿陽北川安縣的生命線，誰要堵截，既是對重災區(qū)人民的傷害，也是嚴重違法，國家絕對不會不追究。老百姓當然也知道輕重，宣稱他們不會堵截，只是徒步順路。那么干部一方又勸導――上訪是群眾的權利，但是行人上高速路也違背相關法律，更何況現(xiàn)在路上密集狂奔著無數(shù)救災車輛，萬一引出車禍，那也后果嚴重。堅持要去的話，區(qū)里已經安排好車輛，請大家坐車去。
大巴已經在路口等著，群眾也要講理。但是他們內心也明白，所謂步行上高速，本質上是對基層政府的一種要挾，需要求得某種重視;如果坐車去，就失去了意義。再說就是到了市里，有什么問題還是要回來解決，既然 區(qū)里已經來了領導，那目的就達到了，再去市里反而毫無價值。如果徹底不聽勸說，完全得罪平時也都認識的鄉(xiāng)鎮(zhèn)干部，今后也許要解決什么問題，反而更難。于是多數(shù)人決定聽從干部的勸說，回到鄉(xiāng)政府去開會訴說。少數(shù)人上了車，開了一程擔心被直接拉進警局，又決定還是打道回府吧。于是，緊急事件變成了在鄉(xiāng)政府的民主對話。只要肯平靜對話，對基層政權來說，就是一個借機宣講解釋國家政策的機會。
在這里，老百姓和基層政權的“博弈”再次呈現(xiàn)出來。群眾知道一個通理――愛哭的孩子有奶吃。但在缺奶年代，可能就要出“群哭”這張牌，才可能博到一些“勝利果實”。問題是到底有什么“冤屈”需要他們這樣去“群哭”呢?難道在這樣的高危時刻，還有基層干部真敢徇私舞弊侵占不公嗎?
十七
這一天恰好是金河鎮(zhèn)趕集的日子。無論城市鄉(xiāng)村，任何群體事件都肯定有最初的少數(shù)人帶頭。而只要有幾個敢出頭的，“沉默的大多數(shù)”就會選擇隨從――隨從既可能滿足自己的訴求，還可能不致惹禍“問罪”。對一件風波的“風險評估”，老百姓還是基本清楚的。少數(shù)人也清楚，在趕集的日子出頭，無需號召就有很多的看客和共同訴求者，這可以增加出牌的份量。果如所料，當幾十個人回頭走向鄉(xiāng)政府之時，跟進的農民則已達幾百。
鄉(xiāng)政府的辦公樓也是危房，院子里搭建的辦公棚，正好可以坐下幾十個人對話。應召而來的各部門干部和村組長，也基本到位了。領導喊話要求有意見的代表進入棚內開會，其他的在院子里安靜傾聽。于是棚內頓時坐滿，卻主要以婦女居多。副書記和鄉(xiāng)鎮(zhèn)主要領導負責回答群眾質疑，大家輪流發(fā)言“喊冤”。
原來引發(fā)這一次群情的事，是昨夜的大雨。各家都住在窩棚避震，多數(shù)棚子漏雨造成了老人孩子的痛苦。大家總看電視上報道，哪里哪里又給災區(qū)送了多少錢多少帳篷，國家又撥下了多少錢糧，但是至今他們除開領到一點白水和干糧，還啥都沒有見著。如果不是基層政府貪污侵占，那這些恩惠怎么還沒降到百姓頭上呢?這是多數(shù)人的質問，干部很好解釋。
還有一個農民指責，房子倒了這么久，連個干部的影子也沒見著。共產黨到底還管不管災民的死活?政府到底還賠不賠償我們的房子嘛?他說完立刻有一名組長起來譴責他胡說――我那天帶鎮(zhèn)干部去你們家拍照，你婆娘都看見了的，你他媽又來造謠啊?組長也是農民，鄉(xiāng)里鄉(xiāng)親互相責罵沒有問題。有氣的農民敢罵鄉(xiāng)政府，那還是不敢得罪本組組長的，立馬不再言語。鎮(zhèn)干部順勢給他解釋所謂“賠償”的不存在，只是肯定要補貼，而且補貼對象是由群眾選舉表決，公示審核之后才作數(shù)。
然后有婦女哭訴，一看就是穿戴不差見過世面的人。她說她雖然在市里生活，但是戶籍房子還是在本鎮(zhèn)，這次也垮塌了。她幾次去找居委會反映，要求國家那份救濟錢糧，都被居委會的人吼出來。根據(jù)政策，她也是災民，憑什么不給救濟?
還有一個一直在院子里叫罵的時髦婦女，她的問題是她原來的房子占地很大，現(xiàn)在拆了危房，以后還允許她在原址原大重建嗎?很顯然，她擔心失去她原來的商鋪門面位置，怕政府借重新規(guī)劃之名，奪走了她的商機。她一直高聲嚷著，但很快就接到幾個電話，然后就到旁邊歇氣去了。基層干部對付這些愛鬧的人，也有一套自己的辦法。一般會通過他的親戚朋友或者對他形成情感制約的人，提醒他不要鬧事。這些打電話的人。難免也有吃俸祿的，那是肯定要服從組織安排來做這個工作的。
大家雜亂傾訴完，領導也聽出沒有根本性的危機，把政策解釋清楚，氣氛也就和緩下來?？偟胤治觯饕腔鶎痈刹咳耸植粔?，一時無法到每家每戶宣講政策。再加上前面說過的村組推薦該被救濟的人，一時難以落實，造成錢糧確實未能發(fā)放，因而激起了民憤。小小風波很快和平止息，農民還要回去插秧。至于對那幾個牽頭的人，基層一般會單獨去談話。確有問題解決問題，該要警告還得警告。大家都在本鄉(xiāng)本土，誰都難免有點毛病把柄，如果基層真要對你認真，那樣的日子也未必好過。于是大家都見好就收，相得益彰。
十八
一般來說，發(fā)生了這樣的群體事件，無論大小，區(qū)里都是要召開會總結的。雖然其他災區(qū)發(fā)生的事情更多，潛在的危機也多，但是各自守土有責，工作總要更加細密才好。大家發(fā)現(xiàn)宣傳工作不到位，就會引起老百姓誤會。建議還是要趕快把損壞了的廣播線修復，最好再派出高音喇叭宣傳車去巡回講演。另外設計制作一個簡單的救災政策問答，發(fā)到每一個村民手上，讓大家明白自己可能獲得哪些救助。
其次，該及時發(fā)給災民的錢糧以及過渡費，趕緊下發(fā)。省里已經答應調撥的12000頂帳篷，得趕緊催促發(fā)來。小春的作物菜籽和小麥已經收割了，趕快動員相關部門和企業(yè)去收購，農民手上急等現(xiàn)錢。地震了，氮肥廠受災停產，農業(yè)生產資料漲價，要盡量幫農民保證供應正常生產，沒有生產，就沒有真正的自救。
有經驗的干部還提出，非常時期，可以學習過去的一些行之有效的辦法。比如重建家園要精神先行。要重建受災群眾自尊自強之心。還可組織工作組下到各個重災區(qū)，直接就地解決一些問題，把各種影響穩(wěn)定的因素，消弭在基層。
區(qū)縣政權是國家政治最前沿的單元，也是各項國策的最終監(jiān)督執(zhí)行者。按書記老吳的戲言說――除開沒有國防和外交的建制，國家所有的機構都能在一個區(qū)縣找到直屬配置。在平時，除開抓穩(wěn)定和發(fā)展之外，看似并無太多要事。但是在這樣天災的危機時刻，它確實起著維護社會基層秩序的重要作用。因為它是直接面對群眾面對農民的行政窗口，所有的底層沖突、矛盾和困難，都要在這一層面得到化解。所以上述那些工作，看似微不足道，但卻可能真是消化各種潛在問題的良方。
救災從安定災民人手，這是千年不易的古法。先解決民生，最后才能達到民享。小小紋江區(qū)在這次地震中的直接經濟損失就達116億，政府確實不可能完全“兜底”。因此最終還是要官民攜手，才能重建家園。部分災民有部分不健康的“災民心態(tài)”，在舉國悲憫的背景下，細說有違常情，且影響“政治的正確性”，因而在此暫不討論。
紋江區(qū)最近提出要“重建精神”，我覺得這是至關重要的一個倡議。無論災區(qū)抑或國家，假設人民坍塌的不僅是房屋，連精神穹窿都隨之崩潰，那才是真正可怕的事情。
十九
汶川大地震的主要災區(qū)，皆位于龍門山斷裂帶，也就是四川盆地的西北部盆沿山地。地震之后，科學家已經測量出盆地整體沉降，而重慶明顯隆起;可見這次地殼運動的巨大力量?？墒?，地震僅僅改變的是地貌嗎?也許站在歷史長河的未來看，經此一劫，這個世界已然發(fā)生許多更深刻的變化。山川屋臺，世道人心，都可能要在摧毀和重構中經歷生死蛻變。
從另一個角度說，災區(qū)人――無論官員還是百姓，在此后若干年，都不僅將生活在地質學的震帶上，更多的可能是還將處于社會學的震帶上。成千上萬的災民，如果首先不精神自救，那即使治愈了身體的傷病，也仍未消除心靈的隱痛。而政府如果不徹查災難中發(fā)現(xiàn)的許多隱疾，也很難給人民一個交待。這些問題的存在，必將對改良政治生態(tài)起到推進作用。
悲情援助這樣的善舉，并不足以持久保證災民的未來;樂善好施的市民依舊還將回歸自己的生活，不可能永久地捐款、送水送飯。時日稍長，最終還可能會嫌棄某些有過多奢望的人――部分人的國民性陋習，都會更加在一個沒有足夠福利保證的時代生活中顯現(xiàn)出來。事實上，我們看見的一些事例，已經反映出不少人的自我弱化心態(tài)?；鶎诱绻麑σ蝗喝藬?shù)眾多且確實困窘的災民安置失措，最后的結果將可能悲劇性地出現(xiàn)――政府拼死激情地把災民營救出來，然后還會在一些突發(fā)的沖突中，再把他們壓制下去。而那時，必將給整個社會帶來新的危機。
災民目前對國家救助的期望值太高，多數(shù)懷有訴求“賠償”的心態(tài)。政府多年無所不包代民作主的習慣，又多少培養(yǎng)了老百姓的依賴性。一旦期望和現(xiàn)實錯位，就會產生絕望。災后的人生本來艱難，再一旦失去自強自尊和信心，隨之而來的將是高自殺率;這也會對社會構成新的刺激和傷害。如果基層社會失去穩(wěn)定，那意味著全國人民都要分擔其社會后果。
因此，研究基層政權在災難危機下的運作和應對，檢討災難前后的各種經驗教訓;從重建家園到重建基層民主和法制，然后層級遞進;真正在廢墟上解放思想，探索制度創(chuàng)新，這可能才是上下共通的美好愿景，也才是這場付出巨大成本的災難，留給我們這一代人的惟一財富。
最后，我借一個朋友發(fā)給我的一個短信來作為結語，這段話應該說有種殘酷的意味。他說――感謝汶川地震災區(qū)的人民，是他們用生命和鮮血來完成這次真正的拯救，讓權力歸向人性，讓生命體現(xiàn)尊嚴，讓信心獲得驗證。他們是天下的鹽，讓這個民族、這個國家、這個社會，也包括每個人開始變得更有人味，會哭泣，能感動，懂得愛，懂得好好生活。為那些死去的無辜生命和還在受煎熬的受難者祈禱。愿逝者安息，活者生還，國人都得到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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