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和平的政治論文3000字

　　在政治上和平是我們人類的共同愿望的，因為沒有一個人想要戰(zhàn)爭。這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整理的關于和平的政治論文，僅供參考!

　　和平的政治論文篇一：《和平傳統(tǒng)與中國崛起》

　　內容 提要：古代 中國 存在于觀念和制度層面的和平傳統(tǒng)，以 文化主義超越種族主義和軍事主義，曾經造就了中國內部多種族間的相對和諧，也使東亞區(qū)域形成穩(wěn)定有序的朝貢格局。這一傳統(tǒng)對今天的“中國崛起”仍具啟發(fā)意義，在東亞區(qū)域與其它國家民族一起協(xié)力創(chuàng)造“東亞共同知識空間”，不僅有利于中國的文明復興，也有利于整個東亞世界的和平 發(fā)展 。但中國和平傳統(tǒng)對“仁恕”之道的過分張揚，也曾經使古代中國后來在尚武精神上產生缺失，并導致幾次皇朝在外力入侵面前的崩潰。當下中國也應從和平傳統(tǒng)的這一 影響 中吸取 經驗教訓，在致力于建構中國與東亞世界的知識、思想和文化的共同性的同時，還要對“和平”的內涵有確切把握，對以軍事實力為支柱的整體性的國家能力建設不能掉以輕心。

　　“中國崛起”命題正引來人們越來越多關注，海內海外在感受到中國發(fā)展所顯露出來的巨大活力的同時，也對中國未來走向的不確定性有所疑慮。如何在不可阻擋的“文明復興”意志與內外的擔憂之間建立平衡，將中國的“崛起”引向積極穩(wěn)妥的方向?我們所應當仔細考察推敲的，也許是中國在幾千年 歷史 中形成的特定戰(zhàn)略傳統(tǒng)，作為戰(zhàn)略文化中最具穩(wěn)定性和傳承性的要素，它們仍會頑強地生長在現(xiàn)在，或明或暗存在于戰(zhàn)略思維中并作用于現(xiàn)實的戰(zhàn)略抉擇。歷史能夠為人們說明很多東西，也能夠給人們提示很多東西。在長期積淀中形成的中國和平傳統(tǒng)及其歷史表現(xiàn)，對當下的“中國崛起”命題，正能夠從正反兩個方面提供豐富的智慧資源。

　　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理解中國的和平傳統(tǒng)。第一個是思想文化即觀念層面。從流傳至今的眾多經典史籍 文獻 看，在傳統(tǒng)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中，并不能說沒有種族主義和暴力的成份，但相對于基于人性共同假設而產生的“懷柔遠人”文化理想，前者并不占有重要位置。中國文化的這種特征，通常來說，就是文化認同至上的“天下主義”，壓倒了注重血統(tǒng)差別的種族主義。孔子說：“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中國思想傳統(tǒng)的和平主義性格及其蘊含的寬容建設精神，從中可見一斑。當然，需要說明的是，和平傳統(tǒng)在中國，并非先天和固定不變，它也是一種生活智慧習得，是對漫長歷史中的干戈沖突不斷進行經驗教訓 總結 后的文化生成。文化主義壓倒了種族主義、和平理想蓋過了暴力訴求，傳統(tǒng)中國人的這種精神取向，還在制度層面上得到了落實。中國 社會 結構向來是“士、農、工、商”并存的四民格局，但“士”在中國歷史上，又有一個由“武士”、“士族”的“士”，演變?yōu)樘扑我院蟮?ldquo;文士”的“士”的過程。士族、門閥和貴族在秦漢、隋唐之際的勢力強大及對君主權力的威脅，終使唐代以后實行科舉取仕，一個由《四書》《五經》武裝起來的文官集團所構成的官僚階層，從此成為一種對貴族的制約力量出現(xiàn)于中國傳統(tǒng) 政治 場。尚文的儒家文官群體對尚武的傳統(tǒng)貴族的勝利，也使宋代以后形成了文武分職、同時又以文官駕馭武官的政治傳統(tǒng)。文職官僚們的權力到底有多大?以明代為例，當時中國軍人的最高官價不過是區(qū)區(qū)總兵，而他們還必須時時受地方最高行政長官的節(jié)制，節(jié)制的 方法 一是在官位設置上比他們官高一級，方法之二是不構造全國劃一的軍事后勤供應系統(tǒng)，各地的軍隊由各地方分散供給，也就是說軍事物資的供給權也掌握在文職行政官員手中。而全國性的軍事 管理機構“兵部”的長官兵部尚書也是文官，就如 現(xiàn)代 世界多數(shù)國家的國防部長是文官一樣。

　　今天該如何對待這一和平傳統(tǒng)?仁恕之道的推行、 文化主義對種族主義、和平主義對暴力主義的超越，曾經最大程度地保障了 中國 內部不同種族間的相對和諧，一個多種族的國家，屢屢在分裂之余還是統(tǒng)一在“天下主義”下，形成為超越種族界限的“文明國家”，中國和平主義的內在張力不容低估。同時，雖然這一和平傳統(tǒng)更多是著眼于內政，是為防止內部軍事集團掌握 政治 權力威脅到君主與儒家官僚的權力利益使然，但它在“溢出”到與中國之外世界的交往 實踐后，又產生了如日本學者濱下武志所說的東亞朝貢體系之類的事物。傳統(tǒng)東亞世界不能說沒有戰(zhàn)爭和沖突，但比之同期的歐洲 社會 ，卻相對和平得多，這一以中國為中心、周圍國家為進貢者的基本格局即東亞朝貢體系，所奉行的原則乃是中國內部不同種族間關系的外推，所謂仁恕之道和文化主義是也，尚文德而少純粹武力征服，為傳統(tǒng)東亞世界體系內中國與其它國家關系的主要面。想一想鄭和七下西洋，不是去尋找黃金和寶石、不為掠取財富，相反攜金帶玉遍贈所及之地的統(tǒng)治者，向他們宣揚中國皇帝的無尚仁德，個中做法便是佐證。

　　也因為儒家仁恕之道下的中國和平傳統(tǒng)所曾經造就的東亞功業(yè)，中國和平傳統(tǒng)的復活、堅持與再現(xiàn)，于“中國崛起”不能不說是一種可貴資源。傳統(tǒng)東亞朝貢體系的建立，一方面在于中國在物質力量上的無可比擬，另一方面也在于中國文化具有強烈的吸引力使四野歸服。今天的中國當然不宜重溫朝貢體系之舊夢，此一體系包含著國際關系上的不平等。在承認和尊重東亞世界所有國家民族一律平等的前提下，思考借鑒中國固有和平傳統(tǒng)，則是要對其進行創(chuàng)造性轉化，在認識到在中國國家硬件能力再次實現(xiàn)躍遷之時，要重建中國與東亞世界在文化和意識形態(tài)上的相互認同。這種軟性訴求并不意味著繼續(xù)單純由中國創(chuàng)造新的文化去吸引其它東亞國家，而是要由東亞世界的政治家、學者和蕓蕓大眾，在相互交往磋商中建構起“共同知識空間”。它有利于在東亞世界營造廣泛的內聚力，而不至于讓實力相對為小的國家感受對中國在進行文化殖民，相形之下，傳統(tǒng)的“天下主義”是一種等級制，中國扮演著文化輸出者的角色。在20世紀末以來東亞世界一體化思潮與運動此起彼伏的情況下，中國更要重視起在東亞世界塑造相通的知識思想，它不僅是為中國“崛起”創(chuàng)造有利條件，也是呼應東亞世界的普遍訴求、為整個東亞世界的“崛起”而作。近年來亞洲世界對“亞洲”“東亞”之類的論述有增無減，相形之下中國卻顯得冷清，中國人眼中無“亞洲”和“東亞”，這種情況不宜再持續(xù)下去。

　　在發(fā)掘、利用中國傳統(tǒng)和平資源的同時，對內涵于這一傳統(tǒng)中的負面效應，也要有清楚認知。

　　中國基于儒家仁恕精神的和平傳統(tǒng)，在唐代開始落實為實踐時，本來存在著兩個合而為一的方面：一是保持武力的威懾、對戰(zhàn)爭的可能性絕不掉以輕心;二是對共同人性體以尊重、并因此致力于“天下主義”的以情理服人。李世民的大唐偉業(yè)，在造就無尚武功的同時又重用賢臣以德治世，就完美體現(xiàn)了這種德與力的統(tǒng)一。 再如中國民間對諸葛亮七擒孟括的經久渲染，德與力在其中也是平衡調適的。但和平傳統(tǒng)的這種特點，在宋以后卻大為改觀。為矯正唐代藩鎮(zhèn)體制所造成的地方軍事強權對中央政權的挑戰(zhàn)， 宋代開始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文官制度，“文”對“武”的絕對性勝利，所產生的一大 問題 ，就是壓抑了漢民族的尚武精神，使中國思想和制度中形成了重倫理主義而輕 歷史 主義的傾向。在和平傳統(tǒng)只剩下倫理道德追求之后，中國內部片面求和平的思想盛行，茍安觀念因此流布。它所造成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使國家屢屢面臨了滅亡之險并經常演變成現(xiàn)實。宋代富甲天下、市場 經濟 一如今日一樣曾造就物質繁榮，在歌舞升平之際國家不僅不再思考征戰(zhàn)，而且想當然靠花錢買和平，兵弱力鈍最后收獲的是什么，結局眾所周知。明代的情況也好不到哪里去。戚繼光建設一支新軍打跑倭寇，要不是有文官集團的最高權威張居正及其它文官如譚綸的死力扶持，其驚世武功實在不可想象。在張居正身殞之后，戚繼光辛苦建立起來的軍備體制便頃刻間煙消云散。而在明亡前夕作為文官的袁崇煥亦曾致力于國家的軍事建設，他在苦心經營中國武力時的艱苦磨難，實非現(xiàn)在我們所能體悟，及至最后終抵不過文官階層的集體性損毀而被崇禎皇帝所殺，在此之后明廷再也無法抵御努爾哈赤的進攻，最后崇禎皇帝做了亡國之君自己吊死在了紫禁城。

　　由文官制度所支撐的中國和平傳統(tǒng)，卻導致了幾代皇朝在外族入侵后的崩潰淪陷，其中的教訓值得后世省思。最早將“民族”這一概念從日本引入中國的梁啟超，在近百年前曾十分羨慕日本經過明治維新實現(xiàn)了從封建忠誠到民族忠誠的演變，他對中國尚武之士后來被愛好和平的儒家文人之士所取代一事深感痛惜：“由春秋戰(zhàn)國之武士道而一變?yōu)闈h初之游俠，其勢之不足以久存。” 梁氏的痛惜不能不說是一個 時代 的呼聲，在清朝滅亡前后中國再次面臨國家危難時刻，深厚的中國和平信仰卻不足以保障國家之生存，它也使人們深刻 體會到了中國和平傳統(tǒng)的巨大局限。和平主義的堅持捍衛(wèi)，實際上是需要一些條件的，比如，自身強大有力、沒有強敵威脅、地緣政治狀況良好，等等，舍了這些外在的因素，那么再談和平主義，就不免步入鄉(xiāng)愿、癡人說夢。

　　“忘戰(zhàn)必危”，提倡和平傳統(tǒng)并非等于放棄戰(zhàn)爭權和不搞國防，相反，只有建設足以保障和平的國家能力，和平傳統(tǒng)才真正能夠發(fā)揮出其效用。英國哲人羅素在上世紀20年代指出，設若中國不象西方一樣也“惡”起來，那么中國就將不能保證自身的安全，他因此這樣自我詢問：“我不主張?zhí)岢褡逯髁x和軍國主義。但若那些愛國的中國人反問我：不提倡的話何以圖生存?我卻也無言對答。” 智者的這種困頓，也提醒今天的中國人，對所謂“中國崛起”萬不可簡單只作倫理道德上的把握，而要有歷史主義的深沉審視。唐初德力并置的仁恕精神與和平取向，所警戒后世的是對和平要積極爭取而不可消極期待，放棄對國家綜合能力的追求向往，將文化上的認同感化強調到不適當?shù)奈恢茫瑪嗖粫a生有意義的和平之果。在將中國和平傳統(tǒng)作為“中國崛起”的必要精神文化資源之時，當代中國人對什么是“和平”，需要有合適理解。在這方面，美國前總統(tǒng)尼克遜的有關論述頗有啟迪，他說：“和平可以分為兩種，實際存在的和平與完全的和平，實際的和平是戰(zhàn)爭的結束，完全的和平是沖突的結束。我們能期望達到第一種和平，卻從未能贏得第二種和平。沖突是世界事務的 自然 狀態(tài)。” 他還批評了在和平問題上的四種神話：認為消除核武器就會產生完全的和平;認為建立一種世界性的行政 管理將會產生完全的和平;認為貿易會自然而然地產生和平;認為國家間的沖突是由誤解引發(fā)的。尼克松認為自己是一個理想的現(xiàn)實主義者或說現(xiàn)實的理想主義者，他對“和平”的這種解釋意味深長。

　　21世紀仍然是一個戰(zhàn)爭可能避免、但沖突卻不會消失、因而戰(zhàn)爭仍可能發(fā)生的世界。中國和平傳統(tǒng)于當代中國的啟示因此在于兩方面：其一，將以德制力的歷史實踐重新復活再現(xiàn)，將會有效克服單純軍事主義， 有利于中國與東亞世界重構信任關系，從而為中國與東亞世界共同性的文明提升創(chuàng)造富有活力的智慧資源;其二， 只有在充分認識中國和平傳統(tǒng)的局限、并在克服其負面效應的基礎上，這一傳統(tǒng)才是真正有力、有實際 應用 價值的，在未來時間內，中國傳統(tǒng)“尊德性”的涵養(yǎng)功夫，須與整體性的國家能力的培植相結合，中國才會走出歷史中曾經出現(xiàn)過的另一極端。

　　和平的政治論文篇二:《人道教育助推和平》

　　摘要：杰瑞・比薩奇的三本聯(lián)合國人道主義思想教育小說,真實披露了武裝沖突背景下兒童的苦難生活,表達了作者以開展兒童人道主義教育來推動世界和平的理念。這個小說系列同時用作“全球和平學校”(Global Peace School)項目的教育教材,旨在培養(yǎng)富有人道主義精神的下一代,為世界和平與發(fā)展儲備人才,而作者本人亦是這一理念的積極踐行者。

　　關鍵詞：兒童 人道 教育 和平

　　一 呼喚和平

　　杰瑞・比薩奇,美國記者、作家,教育與公共關系顧問,聯(lián)合國“全球和平學校”項目創(chuàng)立者,聯(lián)合國人道主義事務辦公室教育推廣項目負責人,曾隨聯(lián)合國派遣團赴阿富汗、巴基斯坦、剛果民主共和國、盧旺達等地開展人道主義危機報道和救援活動。戰(zhàn)爭血淋淋的事實、難民空洞無助的眼神使他認識到軍事化的人道主義干預猶如隔靴搔癢,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各種復雜的沖突問題;物資援助遠水不解近渴,亦非長久之計。沖突地區(qū)首先要發(fā)展,而發(fā)展的前提是和平的環(huán)境。武力鎮(zhèn)壓帶不來和平,和平來自內心人道的覺醒。和平與人道是一體的兩面,因此人道主義教育是最終解決武裝沖突的良藥,是實現(xiàn)世界和平的必由之路。

　　當前世界局部地區(qū)局勢動蕩,因為種族仇恨以及政治、文化和宗教信仰等矛盾引發(fā)的武裝沖突不但加劇了當?shù)氐呢毨?還引發(fā)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沖突地區(qū)的兒童更面臨身心健康的雙重威脅。兒童是世界的未來,保護與教育兒童關系未來世界的走向。因此客觀披露武裝沖突對兒童的影響,喚起國際社會廣泛重視并采取切實措施保障兒童生存的基本權利,同時在兒童中開展人道主義教育,成了作者創(chuàng)作并創(chuàng)立“全球和平學校”項目的原動力,體現(xiàn)了作者血液里流淌的人道主義情懷。

　　杰瑞・比薩奇創(chuàng)作的三本兒童小說――《亂世小瑪麗》、《艾伯拉罕和阿曼――夢想與灰燼》和《非洲少年歷險記――天堂的破滅》被確定為聯(lián)合國人道主義思想教育小說,目標讀者群是12至15歲的兒童。這個小說系列以盧旺達、烏干達、阿富汗等地武裝沖突背景下兒童的真實生活和經歷為題材,披露了地區(qū)武裝沖突對兒童身心的摧殘及其所引發(fā)的兒童兵、性暴力、艾滋病、少女母親、難民潮等等一系列人道主義災難。“全球和平學校”項目以這些小說作為教育素材,旨在對全球范圍內的在校兒童進行人道主義教育,使他們懂得生命的意義,和平、理解、尊重和愛的重要。這個小說系列為沖突地區(qū)與和平地區(qū)的兒童架起了相互了解、增進互助的橋梁。聯(lián)合國前秘書長科菲・安南,前副秘書長、兒童與武裝沖突問題秘書長特別代表奧拉瑞・歐圖努,聯(lián)合國和平使者阿里分別為這個小說系列作序,大聲疾呼世界和平的真正到來。

　　二 危機中的兒童

　　三本小說從三個側面真實披露了武裝沖突鐵蹄踐踏下兒童無助的掙扎。貧窮、暴力、恐懼、死亡仿佛與生俱來,是武裝沖突地區(qū)兒童生活的全部內容?！秮y世小瑪麗》講述了沖突地區(qū)女童被“逼良為娼”的悲哀。政權間的爭奪如洪水猛獸,首先被吞食的是無辜的兒童。隨著反政府軍到來,小瑪麗們與親人生離死別,隨后失去了家園。無所依靠的女孩們大多落入反政府軍魔窟,開始苦難的軍旅童年。她們被組成軍中“后勤部隊”,同時充當軍隊的“后宮”。她們是洗衣婦、煮飯婆,又是軍人的“妻子”、“女朋友”。她們可能12歲就當上母親?！斗侵奚倌隁v險記――天堂的破滅》暴露的就是沖突地區(qū)濫用“兒童兵”問題。被強迫或誘騙加入反政府軍的男童,他們的士兵之路是從殺死自己的小伙伴開始的,而稍有手軟或遲疑,死亡的就是自己。殺人、被殺是他們每天生活的常態(tài)?！栋焙桶⒙D―夢想與灰燼》講述了一個家族在宗教派別斗爭和外國勢力干涉下走向滅亡的過程。這是一個風雨飄搖、飽經戰(zhàn)亂的穆斯林國家。激進的宗教勢力上臺后濫殺無辜,女童被剝奪了上學的權利。在非人道的宗教統(tǒng)治下,這個國家沒有童年,沒有歌聲,人的生命和尊嚴被嚴重踐踏。

　　但死亡僅僅是沖突的一面,對沖突地區(qū)兒童來說,日復一日的流血傷亡早已使他們麻木。戰(zhàn)爭的最殘酷之處恐怕更在于戰(zhàn)爭機器將仇恨的種子深深埋進了兒童的心里。這種子一旦發(fā)芽就會瘋長,直至長成掛滿有毒果子的大樹,其根、莖、葉蔓延到哪里,哪里就會像基因復制似的種下了仇恨,這才是人類的終極災難。

　　正如《艾伯拉罕和阿曼――夢想與灰燼》里14歲的馬福斯,他的天真、無知被“新政府”軍人充分利用了。他們給他洗腦,宣揚他們進行的是“正義戰(zhàn)爭”,向他顯示“有槍的威力”;他們別有用心地教他“殺死”天上的云彩,以此作為將他培養(yǎng)為殺手的啟蒙教育;他們告訴他:“他們是羊,我們是狼。也許很快有一天,……你也會是一只狼。”11歲男童西亞爾德是一個稚嫩的冷血殺手。7歲時,叛軍逼著他用大刀殺死了自己的雙親,然后把他帶到軍中,“現(xiàn)在他心里沒有親人,只有敢死隊。”軍隊中的兒童兵還被以可卡因、酒精、殺人偶像“陶冶”靈魂,在這些東西的共同作用下,他們會“不停地殺人,一直到把每個人都殺死,他們多數(shù)人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16歲的阿格尼絲,這個反政府軍中的女軍官,一個孩子的母親,是與命運抗爭的女童代表,但她的抗爭走入了污潭泥淖,她心狠手辣,殺人不眨眼,尤其對那些新?lián)飦淼?ldquo;新兵蛋子”。對阿格尼絲們而言,從來就沒有救世主,她們要在軍隊這個男人的世界里生存下去,逃脫充當性奴的命運,唯一的出路就是要比男人堅強,比男人冷酷。

　　更令人擔憂的是反政府軍人和女童所生的孩子。他們生在軍營,非但身份不“正統(tǒng)”,成長過程中還耳濡目染軍隊的種種暴行,劣跡斑斑的反面教材無疑會在他們幼小的心里播下極端主義的種子――極端殘暴、極端無望、極端仇恨。“居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他們最終往往自動自覺成為反政府軍“事業(yè)”的接班人。即使有一天沖突停止,他們有幸回歸正常的社會生活,他們的心態(tài)也可能是極度扭曲的,對社會將產生潛在的危害。

　　三 救救孩子

　　三本小說故事的發(fā)生背景具有相當?shù)拇硇?都是一些經濟落后、有著長期政治、文化、種族和宗教摩擦的第三世界國家,如非洲、中亞地區(qū)。小說主人公的經歷也具有代表性,涵蓋了武裝沖突對兒童造成毀滅性傷害的三個典型方面:兒童兵、少女母親、教育缺失。顯而易見,貧窮滋生戰(zhàn)亂,戰(zhàn)亂又加劇貧窮,戰(zhàn)亂還導致教育廢止,而教育廢止又加速貧窮,三者是循環(huán)式的互動關系。但教育是這個循環(huán)鏈條的關鍵一環(huán),它是貧窮和戰(zhàn)亂的掣肘,唯有教育才是根治戰(zhàn)亂、消除貧困的良方。

　　我們討論故事的發(fā)生地,并不是要將這些多災多難的地區(qū)打入另冊并貼上政治的或是文化的標簽。在這個不甚完美的世界上,幾乎每一天都有流血的戰(zhàn)爭,成年人的戰(zhàn)場并無真正的所謂“正義”或“自由”,戰(zhàn)爭的任何一方都可以聲稱唯有自己是“正義”或“自由”的代言人,成年人有選擇“正義”與“非正義”或兩者皆可拋的自由。但當不諳世事的孩子被卷入戰(zhàn)爭,被驅趕上成年人的戰(zhàn)場,麻木或狂熱地玩著殺人的童年游戲時,也就近乎敲響了人類和平的喪鐘。

　　數(shù)十年前,魯迅先生就曾痛心疾首地吶喊:“救救孩子!”這呼聲如今來自大洋彼岸一個普通的記者。在談到兒童與武裝沖突問題時,杰瑞・比薩奇說:

　　“……我們需要強調的是世界各地的年輕人的共同點,而不是文化或人為的政治分歧……只要有一個孩子處于危險之中,那么沒有哪個孩子是安全的……”

　　言下之意,兒童是這個世界上最脆弱也最可寶貴的資源,任何人為的政權斗爭、任何宗教信仰、任何文化集團都不能將這一弱勢群體當作砧板上的肉任意宰割。侵犯兒童的生命權就是對人道主義的最大挑戰(zhàn),而剝奪兒童接受正常學校教育的權利,轉而對其實施以殺人為主題的反人道教育,則更是人為制造的人道主義災難,倘不加以遏制,對世界和平將貽害無窮。換言之,拯救兒童就是拯救人類自己,很大程度上也就拯救了世界和平。十年、二十年后的世界是今日兒童主宰的世界,未來世界的走向取決于今天兒童所受的教育。“殺人+暴力+性+毒品”的反人道教育其結果必然是批量“打造”反人類、反和平的“少年英雄”,而唯有向善、向真、向美的人道主義教育才能從根本上塑造兒童熱愛和平的天性。

　　四 人之初,教以道

　　童心仿佛一張白紙,可在上面畫出最美的圖畫,而童年的印記一生都難以磨滅,甚至對人的一生產生極其重要的影響,因此教育倘能從“人之初”階段開始播撒真、善、愛的種子,必能對其思想和人生起正確的導向作用,而且使其受用終身。除了必要的知識技能傳授,教育最能對兒童群體發(fā)揮其“塑造人”的作用。小瑪麗們需要正常的學校教育,這是他們的基本權利,是他們改變命運的契機,也是他們強國的根本出路。但武裝沖突和極端宗教派別的清規(guī)戒律使他們接受學校教育的可能歸零,非但如此,極端分子還以活靶子對他們施以反人道教育,企圖把他們引上歧途,為其所謂的“圣戰(zhàn)”制造忠誠而狂熱的戰(zhàn)爭武器,這無疑對人類的未來、對世界和平構成了嚴重威脅。

　　正如作者所告誡,武裝沖突離我們和我們的孩子并不遙遠。所謂居安思危、未雨綢繆,對和平地區(qū)的孩子來說,學校教育恐怕不止在于知識的傳授,更在于教會孩子如何立身做人,如何泰然處事,如何發(fā)展和維護人際間、團體間的良好互助關系。而尊重生命、與人為善、相互關愛、融洽共處、團結協(xié)助等等正是人道主義思想的教育內容之一,將其貫穿于學校教育的始終是當前學校教育義不容辭的責任。接受了人道主義教育的兒童,有朝一日,在他們走上社會生活的各個舞臺之后,將成為推動世界和平與發(fā)展一支不可小覷的力量。

　　正是基于此認識,杰瑞・比薩奇以記者的親身經歷、作家的敏銳目光、人道主義者的社會責任感,創(chuàng)作了三本具有深刻現(xiàn)實教育意義的兒童小說,以血的事實敲響人類和平的警鐘,寄望于國際社會和教育工作者采取更加切實可行措施,制止沖突,消除危機,恢復教育。與此同時,他又創(chuàng)立“全球和平學校”項目,以三本小說作為現(xiàn)實教材,對全球范圍內的在校兒童進行人道主義教育。參加該項目教育的孩子將作為“和平使者”,肩負起和平使命,組織和參加各類互助活動,為沖突地區(qū)同齡人奉獻愛心。在他們的努力下,和平思想、人道精神將在更大范圍內傳播。而杰瑞・比薩奇,這個將理論與實踐完美結合的實干家,把自己的職業(yè)生涯與人道教育推動世界和平這一理念緊緊聯(lián)系在了一起。

　　參考文獻:

　　[1] [美]杰瑞・比薩奇,李立譯:《亂世小瑪麗》,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7年版。

　　[2] [美]杰瑞・比薩奇,李功浩譯:《非洲少年歷險記――天堂的破滅》,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7年版。

　　[3] [美]杰瑞・比薩奇,吳襄華譯:《艾伯拉罕和阿曼――夢想與灰燼》,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7年版。

　　[4] 聯(lián)合國新聞部聯(lián)合國網站事務科。[EB/OL].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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