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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學術論文格式范文大全篇一

　　現(xiàn)代大學的學術責任

　　摘要：大學在從社會邊緣走向社會中心的同時，逐漸陷入自我迷失和本體危機之中。對此，唐納德·肯尼迪從學術責任的角度認為大學應堅守其核心價值觀來積極應對社會提出的各種挑戰(zhàn)。他提出，學術自由與學術責任是“一體兩面”，學術使命與社會服務并行不悖，學術與人格有機統(tǒng)一。唐納德·肯尼迪的學術責任思想對于消解大學危機、恢復大學使命、樹立大學自信心以及實現(xiàn)大學的價值追求具有重大的時代意義。

　　關鍵詞：現(xiàn)代大學;學術責任;學術自由;大學教師：唐納德·肯尼迪

　　中圖分類號：G64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4038(2012)04-0059-05

　　一、現(xiàn)代大學的自我迷失與本體危機

　　隨著大學的不斷發(fā)展，其職能呈現(xiàn)出多元化趨勢。大學從最初只是一個培養(yǎng)人才的機構，到19世紀初柏林大學創(chuàng)辦以后逐漸發(fā)展起來的科學研究功能，再到20世紀提出的社會服務功能，從而使人才培養(yǎng)、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成為當前被公認的現(xiàn)代大學的三大職能。大學職能的演變，說到底是大學對時代和社會變化的回應。隨著大學職能的發(fā)展和演變，大學從社會邊緣走向社會中心，一系列的矛盾和沖突也由此展開。在知識經濟時代，面對社會的期待、壓力、挑戰(zhàn)和誘惑，大學對其社會服務職能給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視，逐漸失去了自我，并面臨著嚴重的本體危機。其實，這是大學面對時代和社會變化作出回應時所處的兩難困境，即大學的需要和價值追求與社會的需要和利益之間的沖突。為此，我們需要尋求切入點，找尋大學的合理性和應對之道，為處于迷失和危機之中的大學尋找身份認同。

　　大學存在的合理性，不僅建立在大學與社會之間的關系上，而且必須以大學核心價值觀的堅守為支撐。偏離了價值追求，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就要受到質疑。因此，大學的本體危機與其說是在大學與社會之間發(fā)生關系時所產生的大學對社會的不適應以及由此引發(fā)的社會對大學的質疑和不信任，倒不如說是大學自身所產生的自我認同危機。“所謂大學自我認同的危機，乃是指大學喪失了自身賴以生存的普適性的價值觀。”作為一個學術性組織，大學的核心價值觀是拓展知識、發(fā)展學術、追求真理以及促進人類社會的進步。正是由于這一核心價值觀的動搖，造成了大學的本體危機。因此，大學要從自我迷失中走出來以及消解本體危機，就需要肩負起應有的學術責任。

　　二、唐納德·肯尼迪的學術責任思想

　　唐納德·肯尼迪(Donald Kennedy)，美國當代最負盛名的高等教育思想家之一。他曾任斯坦福大學校長(1980-1992年)、美國科學促進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Science，AAAS)主辦的著名雜志《科學》(Science)的主編(2000-2008年)，現(xiàn)為斯坦福大學名譽校長、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美國藝術和科學院院士，豐富的工作經歷和12年的大學校長生涯對唐納德·肯尼迪教育思想的形成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他的教育思想不僅體現(xiàn)于他本人的工作中，更為集中地反映在他的著作《學術責任》(Academic Duty)中。唐納德·肯尼迪以學者和大學校長的雙重身份，面對“大學的價值觀與不斷變化著的社會之間”的沖突，從學術責任的視角闡述了大學如何恢復大學使命和忠誠的價值觀這一核心問題。

　　1.學術自由與學術責任是“一體兩面”

　　學術自由的確立是基于對知識的追求與探索，是現(xiàn)代大學理念的核心要素。只有保證學術自由，大學才能更好地促進學術研究的順利進行。作為一種內部保護和外部防御機制，學術自由看起來好像是大學教師的專業(yè)特權，但事實并非如此，因為這種自由的基本理由完全是為了公眾利益。“學術自由既要對社會進行譴責而與此同時又要對社會負責。”雖然高深學問的探索需要盡可能廣泛的學術自由，但同樣需要對社會和公眾的期望和要求做出相應的回復。因此，學術自由和學術責任密不可分，學術自由與學術責任之間的對稱與均衡構成了利于學術發(fā)展的張力，在大談學術自由這一權利時絕不能忽視與其對等的學術責任意識。

　　學術責任的實現(xiàn)需要有學術自由的保障。大學為了保護學術自由，就必須履行相應的學術責任，但大學教師更多地關注學術自由，而對學術責任的重視程度則遠遠不夠。人們雖然理解自由對于教學和研究工作的必要性，并且順理成章地接受了它，但是，與之對應和平衡的義務卻模糊不清，從而使得學術責任在象牙塔內也披著神秘外衣。正如唐納德·肯尼迪所言：“人們很少對新的教師成員提及責任，在學術文獻中也很少能找到關于教師責任的內容。這也許是學術自由傳統(tǒng)的一部分……但是其結果之一是，不僅學術圈中的人們對教授職位的期望是模糊的，而且公眾對此的認識尤為如此。”可見，學術責任一直沒有得到清晰的說明，致使產生“教師擁有太多的自由，然而卻缺乏規(guī)范”的印象也就不足為奇。這種認識與做法的直接后果是一部分教師沒有清醒地認識到自身的學術責任，因而也就不能有效地將學術責任自覺承擔起來;同時，也為部分學者片面強調學術自由對學術發(fā)展的重要性，進而逃避學術責任提供了借口。內爾·漢密爾頓(NeilHamilton)對美國大學教授協(xié)會(the AmericanAssociation 0f University Professors，AAUP)的1940年學術自由宣言內容也給予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因為AAUP只關注學術自由，卻沒有對擔當相應學術責任的人進行調查和檢舉。必須把學術自由與學術責任有機地統(tǒng)一起來才有利于大學發(fā)展和學術繁榮。

　　因此，在現(xiàn)代大學中必須處理好學術自由和學術責任的關系，不能因為堅持學術自由而拒絕履行學術責任。學術自由與學術責任是一個硬幣的兩面，是互為補充與相互對應的關系。正如約翰·加德納(Iohn Gardner)所認為的：“自由和責任，權利和義務，它們是交易的關系。”大學在享用學術自由的權利時，必須意識到它對國家、社會、民眾所承擔的學術與社會責任。

　　2.學術使命與社會服務并行不悖

　　隨著時代的不斷進步和大學的發(fā)展。大學已經走出象牙塔進入社會的中心，大學學術研究的價值取向也必然不能完全超脫于社會現(xiàn)實，再也不像以前能做到完全的學術獨立。尤其是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成為重要的經濟資源，面對社會的期待和壓力，大學高度重視并積極承擔社會服務責任，日益滿足社會的需要：與此同時，大學還通過提供社會服務獲得了豐厚回饋，為人才培養(yǎng)和學術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撐。除此之外，隨著政府投資緊縮以及大學辦學經費需求的增加，大學逐漸增加了與營利企業(yè)之間的互動，通過爭取來自企業(yè)的“橫向’’課題、承擔技術產品開發(fā)項目以獲得更多的辦學資源。大學對經費的依賴和對實際利益的過度追求，不但會使急功近利的氛圍在大學中蔓延，而且會影響到學術獨立和學術自由。這正是大學在開展社會服務活動時所處的困境，即

　　大學的價值追求與社會的需要之間的沖突和矛盾。

　　誠然。大學在發(fā)展過程中需要有相當?shù)馁Y金，但學術與利潤不該混在一起的觀念已經根深蒂固。正如唐納德·肯尼迪向我們警示的那樣：如果教授突然變得富裕和精明起來，象牙塔和普通公眾之間融洽的社會契約就會破裂。畢竟，作為學術組織的大學與以營利為目的商業(yè)活動相結合是很危險的。其實，作為美國“硅谷”搖籃的斯坦福大學，是“學、研、產一體化”的典型代表，是德國研究型大學傳統(tǒng)與美國實用精神的有機結合，它體現(xiàn)出大學學術使命與社會服務之間并行不悖、相互促進的關系。諸如，唐納德·肯尼迪不但強調原創(chuàng)性工作是學術研究的核心標準，而且還允許教師從事有益的社區(qū)項目，并明確把教師參與社會服務的工作業(yè)績作為教師評價的重要標準。由此可見，只有保持大學的學術使命這一“本體”與社會服務這一“功用”的各自限度并將兩者有機結合。才能在學術使命和社會服務之間做出較好的平衡。

　　因此，面對“大學的價值觀與不斷變化著的社會之間”的沖突和矛盾，唐納德·肯尼迪認為，大學教師不但應該向社會強烈表達(必要時捍衛(wèi))大學價值觀，而且還要明確自身的社會責任并自覺承擔，唯有如此，才能從大學自身的存在價值出發(fā)進行積極應對，真正承擔起大學的責任與使命?？梢?，唐納德·肯尼迪探討學術責任有兩個目的：一是向公眾明確學術責任，二是對未來的和在職的大學教師進行學術責任訓練，希冀“大學應該更主動地迎接就自身和公共責任做出解釋的挑戰(zhàn)”。

　　3.學術與人格應有機統(tǒng)一

　　隨著學術的高度專業(yè)化，在大學教師的評價上，對學術成就的要求幾乎取代了注重品德的傳統(tǒng)要求。一方面，導致大學教師對自身道德素質不重視;另一方面，也使得很多大學教師在追求學術成果時存在學術抄襲、學術造假、學術腐敗等很多不端行為。然而，學術本位并不意味著人格要素不重要。唐納德·肯尼迪認為，大學教師承載著培養(yǎng)有思想、有教養(yǎng)、有知識的人才的社會使命，應該追求學術魅力與人格魅力的有機統(tǒng)一，學術與人格相輔相成、不可偏廢。對此，唐納德·肯尼迪認為：一旦在學術的追求中伴隨著個人利益、貪婪或者虛偽，那么就會嚴重威脅到人們對學術價值的信任，因為“公眾對學術的信任依賴于學者對學術的令人信服的追求”。因此，“大學要獲得社會的信任，就應該讓公眾認為大學的工作是基于誠實的行為，這一點尤其重要。其部分原因是社會要相信大學所創(chuàng)造的知識，而更深層的原因是，公眾認為大學是接受他們的委托以培養(yǎng)青年一代的場所，如果負責教育學生的高級學者們對自己的工作都缺乏責任感——尤其是，如果他們把年輕人的思想和成果據為己有——那么，整個社會對大學的信任程度就必然會下降。在公眾眼中，教授應該是道德高尚的導師，如果他們不能熱心、細致、大度地對待自己的工作，那么他們注定會失去人們的尊重。”另一方面，學生進入大學更看重的是精神生活，追求知識比獲得一個文憑、找到一個好工作重要得多。對許多年輕人而言，老師實際上是學生模仿與學習的對象，對他們影響最大的常常是一、二位改變他們一生的良師益友，這正是我們傳統(tǒng)師道中所說的“身教”。以身作則，為學生們樹立良好的榜樣，或許就是教授們最重要的“學術責任”。

　　針對當前部分大學教師學術與人格失衡的情況，唐納德·肯尼迪認為：“我覺得我們在培養(yǎng)年輕的學術接班人時偏重于他們各自的學術領域，卻忽視了那些讓他們成為成功的負責任的學術公民所必需的其他知識和技能。”“使學生今后的生活對社會和個人有益顯然是學術責任的一部分，甚至是核心部分。如果我們在培養(yǎng)博士生時做不到這一點，我們就沒有盡到一個基本的義務。”鑒于此，他在卸任斯坦福大學校長職務后為有志步入學術職業(yè)生涯的在學博士生開設以學術責任為主題的研討課并出版《學術責任》著作。在臺灣學者楊振富對此書翻譯的臺灣版本《學術這一行》中，臺灣中央大學前校長劉兆漢寫了題為“以身作則，建立榜樣”的序，呼吁學術行內人要做到學術與人格的有機統(tǒng)一。

　　三、對現(xiàn)代大學學術責任的思考

　　從學術責任的角度來解讀現(xiàn)代大學發(fā)展中存在的問題，不但可以為處于迷失和危機之中的大學尋找身份認同的合理性、糾正當前大學發(fā)展的偏向、有效地消解大學的本體危機，而且還能更好地把握大學的實現(xiàn)方式。唐納德·肯尼迪的學術責任思想給了我們諸多啟示，也促使我們進一步堅守現(xiàn)代大學的學術使命。

　　1.努力堅守現(xiàn)代大學的學術責任使命

　　社會發(fā)展和時代進步要求大學走出象牙塔，融人社會。德里克·博克在《走出象牙塔——現(xiàn)代大學的社會責任》中的“bevond，”一詞，并非僅僅只是走出、離開而已，還具有“超越”、“超出……的范圍”、“除……之外”等意思，即大學不僅僅是象牙之塔，同時還承擔著社會責任。博克面對大學如何恰當對待社會及自身傳統(tǒng)職責的關系時，他認為應該從大學基本學術價值出發(fā)來積極面對社會諸多問題的挑戰(zhàn)，“純學術研究”作為象牙塔的堅固基石是不能動搖的，只有基于這一點來考慮社會需求，大學才能從“傳統(tǒng)上向國家提供最偉大的服務”。這與唐納德·肯尼迪認為的大學應首先堅守其學術責任具有契合性，即大學的社會服務職能其實是以大學的學術責任為前提，只有從學術責任出發(fā)才能更好地應對社會的需要和挑戰(zhàn)。因此，大學首要的是堅守自身的核心價值觀，履行學術責任。

　　中國大學是當時救亡圖存的產物，“中體西用”的指導思想使其從一開始就缺乏西方大學的學術精神。面對“市場化”、“大眾化”和“全球化”的沖擊，中國大學缺少厚重的文化傳統(tǒng)來守護自己的精神家園。是在沒有自己“象牙塔”的語境下談論“走出象牙塔”的，從而存在著拋棄其自身存在價值而以社會服務為主的危險，這也是為什么中國大學會出現(xiàn)自我迷失和本體危機的重要原因。因此，就中國大學現(xiàn)狀來說，必須先談“走進”象牙塔。才有資格談“走出”。當前最重要的是，大學需要在社會服務中進行自我沉思和守望，努力重塑和堅守“象牙塔”精神而不是自我放逐。

　　2.在堅持學術自由的同時積極承擔學術責任

　　“自由不僅意味著個人擁有選擇的機會并承受選擇的重負，而且還意味著他必須承擔其行動的后果，接受對其行動的贊揚或譴責。”“學術自由不是一個絕對的概念。它也要有限制，也要求有責任，要求學者們認清自己的研究領域，追求真理。”學術自由是一種有限度的自由，沒有學術責任的對應，所謂的學術自由只能是一個空殼。責任的缺失使得學術自由無所依附，其后果必然是社會對大學的期許與大學看待自身的方式發(fā)生錯位。

　　學術責任是學術自由本身所內在具有的，并非政治干預和公眾干預的結果。在大學中，之所以把學術自由作為極其重要的制度安排，是因為我們對真理的認識需要自由探索，換言之，學術自由是為大學的核心價值觀服務的。如果大學只強調自由，而忘記了講求學術自由 的目的，那恰好就是方向上的迷失。進行自由選擇就要敢于自我擔當。大學及大學教師履行學術責任，是大學自身價值的一種必然體現(xiàn)。

　　然而，大學履行學術責任并不代表著大學不需要社會監(jiān)督。“就像戰(zhàn)爭意義太重大，不能完全交給將軍們決定一樣，高等教育也相當重要，不能完全留給教授們決定。”㈣回顧大學發(fā)展史可以發(fā)現(xiàn)，大學是在與社會干預這一張力中不斷發(fā)展與演變的。大學的發(fā)展需要社會支持但又需要有度地獨立于社會。因此，從權利與義務的關系來看，學術發(fā)展需要學術自由作為保障，而這是社會給予大學及大學教師的一項權利，權利的獲得總是建立在責任和義務之上的，必然要為之擔負必要的學術責任。正如唐納德-肯尼迪所言：“大學遭受批評的根源在于，大學內部不能認真承擔責任。社會慷慨地賦予大學以學術自由，而我們卻沒有注意到事物的另一面。它和我們怎樣看待自己的責任，我們的贊助人及顧客怎樣看待它有關系。如果我們能澄清對責任的認識，并獲得公眾對它的接受，我們就已經履行了對養(yǎng)育我們的社會的一項重要義務。這項義務構成學術責任的最高制度形式。”

　　3.積極培養(yǎng)大學教師的學術責任意識

　　大學核心價值觀的堅守，歸根到底是由大學教師來體現(xiàn)、傳承和踐行的。因此，我們應該努力培養(yǎng)大學教師的學術責任意識和學術品格化的價值理念。

　　學術化品格的職業(yè)理念是進行學術研究和學術創(chuàng)新的大學教師職業(yè)的核心標準，它要求大學教師應當從對職業(yè)道德規(guī)范的遵守轉向對職業(yè)本質內涵的理解、領悟和內化?？梢姡囵B(yǎng)大學教師的學術精神和學術品格，有利于重建大學教師的自我認同，實現(xiàn)大學的核心價值觀和精神訴求。

　　針對當前的學術失范現(xiàn)象，從外在方面加強制度建設、從內在方面增強學者自律意識，成為大家的一致共識。然而，這是治標不治本的方法，因為現(xiàn)實中的學術體制與結構設置基本健全、學者道德素養(yǎng)并不差，在實際行動中屢屢不能實現(xiàn)意味著其中有更加深層次的問題尚未揭示。教育部學風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吉林大學孫正聿教授認為：“在當前的‘學術規(guī)范化’的討論中，似乎還僅僅停留在‘技術’或‘道德’的層面上，而沒有深入到對‘學問’本身的規(guī)范上。”為此，學術規(guī)范亟須從道德層面回歸學術層面，需要大學教師認同學術研究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更要培養(yǎng)學術化的人格和品格。

　　為此，我們既要從制度層面規(guī)范大學教師的職業(yè)責任，還要從道德層面教化大學教師的職業(yè)道德，更重要的則是從理念層面培育大學教師的學術化品格，使其真正承擔起學術責任。目前首先要做的便是提高學術研究水平，一方面，既能強化學術力量的理性權威，有利于大學自身主體性的提升;另一方面，又能提高學術自信，推動學術獨立自主意識的形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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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學術論文格式范文大全篇二

　　谷霽光先生的學術經歷與學術個性

　　摘要：谷霽光先生1907出生于湖南湘潭。1929年考入清華大學物理系，一年后轉入 歷史 系，畢業(yè)后留校任教。1936年起，先后執(zhí)教于南開大學、廈門大學。1945年11月開始，任國立中正大學(江西師范大學的前身)歷史系教授、系主任。自此至1993年去世，在江西工作近五十年，許多重要論文，也有意識地放在江西的刊物發(fā)表，學界早已將其視為贛籍學者了。先生畢生從事 中國 兵制史和 經濟 史的 研究 ，以南北朝隋唐史為重點，代表作為《府兵制度考釋》，至今仍代表該領域的最高水平。有關歷史方面的論著和講稿匯編為《谷霽光史學文庫》(四卷160萬字)，1996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關鍵詞：谷霽光/學術經歷/學術個性

　　一

　　未見其人，先讀其文。第一次讀谷老①的論文，感受是兩個字：“震撼”。

　　王安石變法在當時 社會 上引起那么大的反響，這在封建 政治 中是少見的。……有關新法利弊 問題 、王安石歷史評價問題，從宋代以來人們一直爭論不休，沒有得到比較一致的解答。不同立場的文人和學者，對這一重大的政治事件作出過不同的解釋。

　　有人拿王安石及其反對派司馬光等人的性格執(zhí)拗這點來說明兩派沖突的原因。姑且不談一個人的性格對于政治沖突和爭論會有多大 影響 的問題，究竟什么契機使某個人或某些人政治上那么執(zhí)拗，那是我們所當首先予以研究的。

　　有人從義利之辯上來考慮兩派的爭論。兩派對義與利的看法，有不同的也有相同的地方，并不是王安石只言利，司馬光只言義。我們應該看到，世界上沒有什么抽象的義與利，兩派對義與利的爭論具體體現(xiàn)在哪些問題上，倒是該當重視的。

　　有人把兩派沖突歸因于南方士大夫和北方士大夫的利害不同。當時南北方的經濟 發(fā)展 是不平衡的，地區(qū)上的差異性是存在著的;但南北不怎樣懸殊。事實上，南北方士大夫仍然錯雜于兩派之中，這足以說明這場沖突并不是起源于南北地區(qū)的不同。

　　近來有些歷史學者，以存在于北宋地主階級內部的大地主和中小地主之間的矛盾來理解兩派斗爭。我們用唯物主義觀點研究歷史， 分析 每個階級以至每個階級內部各個集團或階層所處的地位。和它們相互間的關系，這是完全必要的。王安石變法在客觀上也確實給予各個階級、階層以不同的影響。但是王安石和司馬光都是作為整個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出現(xiàn)在當時政治舞臺上，不管誰上臺執(zhí)政，都不可能只是代表一個階層，某一階層的利益不可能超越于階級利益之上。他們之間的斗爭，一定有著它的焦點，值得我們深入探討。[1]

　　這是谷老《王安石變法與商品經濟》一文的開篇“問題的提出”。問題一個個遞進式地提出，事物的表象也一層層被剝落，事物的本質隨之呈現(xiàn)。剩下的便是通過綿密的論證，步步推進，最終對問題作出合理的解釋。這可以說是谷老進行史學研究的基本路數(shù)，而他深厚的學術功力、寬廣的學術視野以及對相關問題的前沿學術信息洞若觀火般的了解，也在這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的過程中表現(xiàn)出來。再看另一篇重要論文《漢唐間賦稅制度的變化》的開篇：“漢唐間賦稅制度中的幾個基本問題”：

　　……漢唐問賦稅制度中有幾個較重要的問題，尚沒有獲得很好的解決，有的甚至沒有引起我們的重視……這些問題是：漢唐間賦稅征收的主要依據是地?是資?是戶?是丁?或者說在某一時期某一項目內究竟以哪一個為主要依據?又從地、資、戶、丁征收賦稅采用什么樣的標準?或者說在某一時期中采用哪一種作為主要標準?又賦稅征收的 內容 基本上是一脈相承，有的名稱變了。如由“賦”之變成“調”，為什么會變?“賦”與“調”相同的是什么?相異的又是什么?又封建田制的改變，賦稅征收也相應地有了改變，如北魏均田有新頒的賦稅制，它與以前的賦稅制有何差異?而基本相同之點又是什么?又賦稅征收在整個封建統(tǒng)治范圍內有著統(tǒng)一的標準，又表現(xiàn)為有著地區(qū)的差異，這在封建割據時期表現(xiàn)得極為突出，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中，我們如何來分析這種一致性和差異性及其主要變化的趨向?以上這些問題，都涉及這一長時期封建剝削的內容、形式與其本質，涉及整個封建經濟的發(fā)展變化，涉及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涉及階級與階級斗爭。弄清楚以上這些問題，會有助于歷史發(fā)展 規(guī)律 的理解和研究的深入。[2]

　　這一連串問題的急促提出，幾乎將讀者逼得喘不過氣來，而作者對問題的深思熟慮成竹在胸也躍然紙上。

　　但是，初見谷老，掩飾不住的也是兩個字：“失望”。再普通不過的面容，比一般城里人更黝黑的皮膚，抽著“壯麗”牌的低檔煙②，怎么也和心目中的谷老形象攏不到一起。哪里是享譽學界的著名學者?整個像是老農!但谷老就是谷老。我們第一次見面，他已經是快八十歲的老人了，仍然思維敏捷、記憶驚人，而且對學術界的新成果、新動態(tài)了如指掌。當我對此表示驚訝時，他那雙并不怎么“炯炯有神”的眼睛突然現(xiàn)出狡黠的光芒：“你沒聽說秀才不出門，已知天下事?”就在這一剎那，我突發(fā)奇想，或許這才是真正的谷老：看似隨和，實則中有定見;看似木訥，實則機敏干練。一句話：大智若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