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中美關系的形勢政策論文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美關系呈現(xiàn)出一種不斷振蕩的不穩(wěn)定性，但無論是“民族主義高漲論”還是“經濟實力增長論”，都難以對這一現(xiàn)象做出很好的解釋。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給大家推薦的關于中美關系的形勢政策論文，希望大家喜歡!
中美關系的形勢政策論文篇一
《對中美關系不穩(wěn)定性的分析》
內容提要：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美關系呈現(xiàn)出一種不斷振蕩的不穩(wěn)定性，但無論是“民族主義高漲論”還是“經濟實力增長論”，都難以對這一現(xiàn)象做出很好的解釋。作者認為，導致中美關系不穩(wěn)定的真正原因在于兩國所采取的假朋友策略。中國崛起與美國單極霸權之間的結構性矛盾決定了在趕超美國的過程中，中美之間的戰(zhàn)略競爭是難以避免的，兩國很難建立起真正的戰(zhàn)略友好關系。中美缺乏足夠的共同戰(zhàn)略利益，同時，雙方總是通過用虛假的美好詞匯來描述雙邊關系的方法暫時緩解利益沖突，但也導致中美關系頻繁地起伏振蕩。中美之間的利益關系非常復雜，雙方既有共同利益和互補利益，也有沖突性和對抗性的利益。因此，兩國在確定開展以何種形式進行合作以前，應該首先明確雙方合作領域的具體利益類型是什么。由于雙方對抗性和沖突性的利益多于共同利益和互補利益，因此兩國應投入更多的精力用于發(fā)展消極合作，而不應將雙邊合作僅僅局限于共同利益之上。如果中美雙方對不同領域的合作預期能夠符合具體利益的特性，那么雙邊關系是有望實現(xiàn)穩(wěn)定發(fā)展的。
關鍵詞：中美關系，假朋友，戰(zhàn)略利益，預防性合作
作者簡介：閻學通，清華大學當代國家關系研究院院長，教授，北京，100084
在2009年11月，美國總統(tǒng)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 )對中國進行了為期四天的國事訪問。其間，中美兩國元首簽署了?中美聯(lián)合聲明。該聲明稱，兩國就共同推進新時期中美關系達成共識。然而，在奧巴馬訪華僅僅一個月之后，中美之間就開始不斷出現(xiàn)惡化雙邊關系的負面事件。例如，在2010年的第一季度，美國對華無縫鋼管實施貿易制裁、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Hilary Clinton)批評中國網絡缺少自由、美國對中國臺灣出售武器等一系列事件導致中美關系不斷惡化。然而，正當政治評論家們開始思考并且以為他們已經理解了中美關系為何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發(fā)生了180度的大轉彎時，兩國關系卻又出人意料地迅速改善。
2010年4月2日，胡錦濤同志和奧巴馬總統(tǒng)就兩國合作進行了長達一個多小時的通話。這又使得評論家們不得不重新尋找中美關系改善的原因。然而，當中美關系改善不到三個月，2010年7月，雙方又因美韓黃海演習和南海爭端發(fā)生對抗。三個月后，2010年10月，中美兩國國防部部長又進行會晤，中國軍方還邀請美國國防部部長訪華。許多人以為中美關系忽好忽壞是2010年才開始的現(xiàn)象，其實這一特征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美關系的常態(tài)現(xiàn)象。對于這個長期現(xiàn)象，本文將用“假朋友理論”進行解釋。本文的核心觀點是，彼此假裝為朋友的策略是導致中美關系不斷起伏不定的主要原因。
一、對中美關系不穩(wěn)定的流行解釋
中美之間的爭端為什么會在奧巴馬總統(tǒng)訪華之后不久就迅速凸顯出來?對這個疑問最流行的解釋有兩種：一種解釋認為，由于中國國內的民族主義不斷高漲導致了兩國間的爭端;另一種解釋則認為，由于中國實力不斷增長使得中國對美國的態(tài)度越來越傲慢、越來越強硬，從而導致中美兩國的爭端迅速凸顯。
筆者認為，中國民族主義高漲論難以解釋中美關系為何在短時期內出現(xiàn)迅速下滑的狀況。一些人將中美之間的摩擦歸咎于中國不斷興起的民族主義。早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就有歐洲知名的學者聲稱，冷戰(zhàn)結束使得東亞地區(qū)權力出現(xiàn)真空，從而引發(fā)了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同時也造成了該地區(qū)的矛盾沖突。也有美國知名學者說，在2010年奧巴馬政府批準對臺一攬子軍售之后，中美關系出現(xiàn)的下滑狀況是由于中國的民族主義造成的。民族主義高漲論目前變得很流行，甚至某些資深的中國學者也持這種觀點。例如，一位美國問題專家就奧巴馬訪華后中美關系下滑問題接受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今天的(中國)政府更需要對其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做出反應。
中國的民族主義源于19世紀中期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入侵，其發(fā)展進程貫穿了中國整個近現(xiàn)代史，迄今已逾一個半世紀。即便我們假定中國的民族主義在近現(xiàn)代歷史中是線性發(fā)展的，我們也必須同時承認另一個事實，即無論是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還是自1991年冷戰(zhàn)結束以來，中美關系的惡化和改善都不是線性變化的，而是一種起伏振蕩的狀態(tài)，冷戰(zhàn)之后更是如此。奧巴馬訪華后不久中美關系就下滑，而下滑不久又出現(xiàn)改善的狀況，這種起伏程度既不是雙邊關系史上最輕微的，也不是最劇烈的，但它代表了近20年來中美關系起伏頻繁的特征。中國民族主義高漲論實在無法解釋這種忽好忽壞的現(xiàn)象。民族主義高漲可以解釋雙邊關系惡化，但無法解釋為何雙邊關系會在短期內迅速改善。在中美關系已出現(xiàn)三個多月的摩擦后，中國的民族主義并未進入低潮，中國領導人可能并沒有顧及這種壓力，還是決定與奧巴馬總統(tǒng)進行通話，雙邊關系由此改善，而中美首腦對話也未在中國引起民族主義的反彈。
與中國民族主義高漲論相類似，中國實力增長論同樣難以解釋2010年上半年中美關系的突然下滑和迅速改善現(xiàn)象。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促使中國采取強硬對外政策，就像中國民族主義高漲論一樣，也是由來已久。早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就有美國學者說，中國正在從一個羸弱的發(fā)展中國家向一個強大的發(fā)達國家轉變，這使得中國的對外政策變得比以往更加專橫。幾乎在同一時期，宣揚中國威脅論的人說，基于冷戰(zhàn)以來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總量的高速增長，中國的軍事實力正在不斷崛起，并已經具備了足以威脅美國及其盟友的能力。2010年，美國的一些學者將奧巴馬總統(tǒng)在2009年11月訪華后出現(xiàn)的中美關系新一輪下滑的原因歸結為，中國在金融危機中的超級表現(xiàn)使中國的態(tài)度變得傲慢。例如，有學者說：導致中國最近行為的第二個原因可能就是它的狂妄自大和過于自信。能夠以很高的經濟增長率在全球經濟衰退中成功地脫穎而出，中國當然以此為傲。不僅美國學者將中美關系下滑歸因于中國經濟的迅速增長，一些中國媒體也認為，鑒于中國實力的顯著增強，中國應該采取更加強硬的對美政策。
然而事實上，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并沒有使中美實力的差距發(fā)生性質上的變化。中國在此次危機中所遭受的打擊的確小于美國，但這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兩國的實力對比。世界銀行的統(tǒng)計數據顯示，2008年中國GDP 為4.32萬億美元，美國為14.2萬億美元，中國GDP 僅為美國的30.4%.2009年，中國GDP 增長了8.7%，達到4.7萬億美元，美國GDP 則下降了2.4%，降至13.86萬億美元，中國對美國GDP 的比值升至33.9%.在這兩年中，兩國GDP 的差距僅僅縮小了3.5個百分點。這么微小的經濟實力差距變化對一國外交決策的影響幾乎是可以忽略不計的，以此為據來解釋中國強硬對抗美國傷害中國利益的行為，顯然說服力不強。
在這次金融危機中，中國政府始終堅持不挑戰(zhàn)美國的世界領導權。中國政府知道，中國目前的綜合國力與美國還有很大差距。盡管中國的經濟成就讓世人矚目，但中國的決策層在實施對外政策時，依然遵循韜光養(yǎng)晦和不當頭的原則。這一原則是中國已故領導人鄧小平于1990年制定的，從那時起，這項原則就一直是中國政府對外政策的指導方針。中國學界的確有人建議改變韜光養(yǎng)晦政策，但這種意見并未被接納，而是被否定。在整個金融危機期間，中國決策層在實施對美政策的過程中對這一原則的堅持始終沒有動搖。在2010年1月31日，中國政府宣布，將對那些向中國臺灣出售武器的美國公司實施制裁，但沒宣布制裁的具體金額以及任何一家美國公司的名字，這就向美國政府清晰地傳達出中國有意和解的信號。事實上，在4月2日中美首腦通電話之后，中國制裁美國相關武器公司的事就不了了之了。中美關系的這一突然改善，不僅證明了中國對美國政策的強硬程度并沒有與中國實力同步上升，同時也說明，2009年底奧巴馬對華政策趨于強硬也非源于美國經濟在2009年開始復蘇。
不穩(wěn)定性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美關系的重要特征，也可以說是中美假朋友關系的外在表現(xiàn)。在以下部分中，筆者將從“假朋友”這個視角解釋中美關系的不穩(wěn)定性，以克服中國民族主義高漲論和中國經濟增長論的理論缺陷。中美關系動蕩不定的特征始于冷戰(zhàn)結束之后，因此，我們需要找到一個冷戰(zhàn)后出現(xiàn)的因素，才能較好地解釋這一時期中美關系的起伏動蕩狀況。
二、中美兩國的假朋友策略
1989年，美國政府對中國實施了全面制裁。1991年蘇聯(lián)解體后，中美兩國政府都更清楚地意識到，兩國在20世紀80年代的那種友誼結束了。然而，兩國都沒有對雙邊戰(zhàn)略關系發(fā)生嚴重對抗做好思想準備，試圖為改善關系創(chuàng)造新契機。老布什(George W.Bush )總統(tǒng)曾秘密派遣其安全事務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 croft )赴北京，以保持兩國交流渠道的暢通，并繪制了改善雙邊關系的路線圖。
自此，改善戰(zhàn)略關系這種良好的意愿就成為了兩國假朋友策略的基礎。然而，兩國領導人良好的主觀意愿缺乏客觀的共同利益基礎，也就是說，中美戰(zhàn)略利益在客觀上是存在沖突性的，因此，兩國采取的政策也就無法穩(wěn)定雙邊試圖建立的戰(zhàn)略關系。
對中美戰(zhàn)略關系進行美好但虛假描述的現(xiàn)象始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1995-1996年發(fā)生的臺海軍事對抗給中國和美國都敲響了警鐘，為了遏制雙邊關系螺旋式下降的趨勢，降低沖突對抗的可能性，中美雙方都設法表達改善關系的善意。兩國政府官員都想用一個相對模糊的術語來掩飾雙邊關系的不穩(wěn)定性，最終雙方同意用非敵非友一詞來描述和界定中美關系。非敵非友一詞所表達的中美關系性質曾一度成為學界研究的主導性觀念。我們可以從一部關于1989-2000年中美關系的著作中看到這一點。這本書的題目叫?同床異夢，這與非敵非友含義類似。該書作者認為，這個題目抓住了中美關系的本質。
中美峰會在20世紀90年代末得到恢復，這使得性質已經不明確的中美關系變得更加虛幻。從1989年至1997年10月江澤民同志訪美，在此期間，中美兩國領導人之間沒有舉行過任何峰會。在中國領導人訪美期間，兩國元首發(fā)表了聯(lián)合聲明，宣布兩國同意建立一個面向21世紀的建設性的戰(zhàn)略伙伴關系。建設性戰(zhàn)略伙伴關系一詞使得人們在揣度中美關系性質的同時，更加傾向于將其想象成為朋友關系。
一位美國學者就指出，盡管目前建設性戰(zhàn)略伙伴關系一詞的具體內容還不明確，但不管怎樣，這個概念總是傳遞出了這樣一個信息，即中美兩國的共同利益大于彼此之間的利益分歧。美國總統(tǒng)克林頓(W illiam J.Clinton )于1998年6月25日至7月3日訪華，這是9年來美國總統(tǒng)首次對中國進行的國事訪問，這進一步增強了人們關于中美關系是朋友關系的印象。然而，此后不到一年，1999年5月8日，美軍轟炸了中國駐南聯(lián)盟大使館，這擊碎了兩國建設性戰(zhàn)略伙伴關系的幻覺。
中美兩國政府就改善炸館后的中美關系做了很多努力，然而沒持續(xù)多久，2001年4月1日，在南中國海發(fā)生的中美撞機事件使中美關系再度陷入低谷。意外的是，撞機事件導致的中美關系惡化在五個月后就被當年發(fā)生在美國的九一一恐怖襲擊事件改變了，小布什(George W.Bush )政府開始改善對華關系。2003年11月，美國國務卿科林。鮑威爾(Colin Powell )在美國得克薩斯州一個官方舉辦的中美雙邊研討會上說，中美關系正處于歷史最好時期。這一言論引發(fā)了會場上激烈的爭論，因為就在幾天之前，鮑威爾還在公開場合與中國臺灣地區(qū)的領導人陳水扁握手，而后者被中國政府視為是臺灣分離主義的領導者。盡管鮑威爾的論斷遭到了廣泛質疑，但仍然被小布什陣營的人所反復引述，尤其當他們訪問北京的時候更是如此。2005年11月，小布什總統(tǒng)的父親、美國第41屆總統(tǒng)老布什就曾在他兒子訪華前一個星期的時候，在一個公開集會上重申了這一論斷。2008年小布什總統(tǒng)在出席北京奧運會開幕式時，向中國國務院溫家寶表示，中美關系不是零和博弈，兩國能夠實現(xiàn)共同發(fā)展。2009年1月，美國副國務卿約翰。內格羅蓬特(John D.Negroponte )在其首次訪華期間重申，中美關系處于歷史最高點。奧巴馬接手白宮后，其政府延續(xù)了小布什政府的假朋友策略。他派駐中國的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 )在2009年11月奧巴馬訪華期間，對媒體再次重申了中美關系處于歷史最佳時期的觀點。
盡管中美兩國政府都很清楚，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雙邊關系最好時期是在1978-1989年，但兩國政府仍然愿意把冷戰(zhàn)后的雙邊關系描繪得更加友好，彼此偽裝成朋友。對于美國政府對中美關系所做的這種美好但虛假的描述，中國政府給予了肯定，也否認中美關系所具有的競爭性。2008年9月，中國政府領導人在紐約出席一個由美國友好團體舉行的歡迎午宴時發(fā)表演講說：中美兩國從未像今天這樣擁有廣泛的共同利益……中美不是競爭對手，而是合作伙伴，還可以成為朋友。，由此可以看出，中美兩國的決策者都認為，對雙邊關系進行美好但虛假的描述比做出實事求是的描述更有利于改善和穩(wěn)定雙邊關系。
然而，中美關系60年的發(fā)展歷史卻表明，對雙邊關系進行美好但虛假的描述是無益于雙邊關系穩(wěn)定的。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對中美兩國1950-2009年的雙邊關系進行了定量測量，測量結果顯示，20世紀60年代和80年代的中美關系比冷戰(zhàn)后的中美關系穩(wěn)定得多(見圖1)。
我們可以將圖1的時間軸(橫軸)劃分為四個時期：1950-1970年、1971-1977年、1978-1988年、1989-2009年。在這四個時期中，中美關系出現(xiàn)波動最少的時期是1978-1988年。在這段時期中，中美關系友大于敵。圖1顯示，這一時期兩國關系在縱軸上的振幅小于2個單位。由圖1還可見，中美關系的第二穩(wěn)定時期是1950-1970年，即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至中美實現(xiàn)戰(zhàn)略合作的前一年。這一時期中美關系在縱軸上的振幅為2.5個單位。在1971-1977年這段時間里，中美關系的振幅最大，超過了6個單位，但呈現(xiàn)的卻是一個向上的線性改善趨勢。起伏振動最劇烈的時期是1989-2009年，幅度超過4個單位多，并且震蕩起伏頻率最高。
三、中美關系的重要性
奧巴馬政府上臺后，中美兩國政府形成了一個共識，即中美關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這種觀點很快就被兩國的政治人物們所接受。然而，兩國政府間達成這個共同認識卻誤導人們認為中美關系的這種重要性來自雙方的共同利益，而不知是源于雙方的巨大的戰(zhàn)略利益矛盾。
中美關系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是以兩國沖突性利益為基礎的，而不是以共同利益為基礎的。當確定中美關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后，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是，中美關系的重要性為什么能夠超過中美兩國分別同其他大國的雙邊關系以及其他大國之間的雙邊關系。世界上最大的發(fā)達國家與最大的發(fā)展中國家之間的雙邊關系當然非常重要，但物質實力并不是唯一的決定性因素。例如，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的經濟實力長期位于世界第二，但是美日關系的重要性從未達到冷戰(zhàn)時期美蘇關系的重要性水平，也未達到過冷戰(zhàn)后中美關系的重要性水平。美日關系的重要性相對較低，并不是因為美日之間的共同利益比冷戰(zhàn)時期美蘇之間或當前中美之間的共同利益少，恰恰相反，是因為美日的共同利益多于冷戰(zhàn)時期美蘇之間或當前中美之間的共同利益。美日是軍事盟友，共同利益多于沖突性利益，這使得日本能夠采取搭便車和追隨美國的策略。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對外政策基本上是實現(xiàn)美國的政策目標，因此美日關系對世界的影響就難以超越美國自身政策對世界的影響。
當前中美關系在全球范圍內的重要性與冷戰(zhàn)時期美蘇關系的重要性很相像，都是源于雙方戰(zhàn)略利益沖突而非共同利益。由于雙方戰(zhàn)略利益存在沖突，中國和蘇聯(lián)都采取了與美國不一致的政策，這在很大程度上迫使美國不得不對其原有政策進行調整，做出妥協(xié)。而正是美國的政策調整和妥協(xié)在客觀上影響了全世界。因此，是沖突性利益而非共同利益，使得美蘇關系和中美關系分別成為冷戰(zhàn)和當前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2008-2009年，中國和日本分別是美國的第一和第二大債權國，兩國對美國債權的差距月均縮小7%.然而，當時沒有人擔心日本會利用其手中的美國國債作為與美國討價還價的籌碼，但卻經常有報道稱，中國可能會出售其手中所持有的大量美國國債，用以報復美國的反華行為。這一事實很好地說明了，為什么中美金融關系的重要性大于日美金融關系。又如，蘇聯(lián)解體后，俄羅斯的經濟實力遠遠弱于日本，但總體而言，美俄關系在許多國際問題上都具有比美日關系更大的影響力，這同樣是因為俄羅斯在很多問題上采取了不同于美國的政策。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中美之間相互不利性的利益多于互利性的利益。相互不利性的利益和互利性的利益共同決定著兩國的戰(zhàn)略關系。在互利性的利益和相互不利性的利益兩個大類之下，從利益的內容和關系兩個維度出發(fā)，我們可以將中美間的戰(zhàn)略利益分成四種。其中，互利性的利益包括了共同利益和互補利益，相互不利性的利益包括了沖突性利益和對抗性利益(見圖2)。
圖2 戰(zhàn)略利益的類型
共同利益是指那些內容相同且相互有利的利益。例如，20世紀70-80年代，中國和美國都有遏制蘇聯(lián)軍事擴張的需要，這一共同利益構成了那一時期中美建立準軍事同盟關系的基礎?；パa利益是指那些內容不同但相互有利的利益。例如，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yè)的產品需要美國市場，以增加就業(yè)機會，同時美國需要進口中國制造的廉價產品，以低價格保持高質量生活水平。若以國家為單位，在2008年，美國是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中國是美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沖突性利益是指那些內容不同且相互不利的利益。例如，中國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與美國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tài)之間的沖突。這種沖突性利益是1989年以后中美兩國在人權問題上互相指責的重要原因。對抗性利益是指那些內容相同但相互不利的利益。例如，中美兩國都想對南中國海實行有效的軍事控制，然而任何一方實現(xiàn)了這種目標都意味著另一方的目標實現(xiàn)不了。自2001年中美撞機事件以來，這種對抗性利益已經引發(fā)了中美兩國在這一水域的多次爭端。
如果我們對中美戰(zhàn)略利益的類型做更細致的分析，就會發(fā)現(xiàn)在中美的全部戰(zhàn)略利益中，對抗性和沖突性的利益遠多于共同利益和互補利益(見表1)。在國際安全領域，中美之間相互不利的利益多于互利的利益。兩國在防止雙邊戰(zhàn)爭、實現(xiàn)朝鮮半島無核化、保障國際航運等方面有著共同的利益訴求，但在其他更多的安全利益上則是相互沖突和對抗的。例如，美國對臺軍售、對華武器禁運、爭奪南中國?？刂茩?、美國在東亞部署反導彈防御系統(tǒng)、中國武器現(xiàn)代化、打擊臺、疆、藏分離主義勢力、太空研發(fā)、武器出口以及伊朗核問題等。
表1 中美之間的戰(zhàn)略利益
在政治領域，除了在維持當前聯(lián)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成員數量不變這個問題上中美兩國有共同利益之外，在其他問題上，中美兩國的利益幾乎全都是對抗的或沖突的。
中國是崛起中的大國，而美國則是維持現(xiàn)狀的霸權國。中國是竭盡全力爭取重新獲得歷史上曾擁有的世界主導地位，而美國是極力要保住其單極霸權地位，不想拱手相讓。
這種結構性的矛盾從根本決定了兩國間的巨大政治分歧。正如一位著名的歐洲學者所說的那樣：它的(中國的)崛起將不可避免地威脅到美國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具體而言，中美兩國在意識形態(tài)、東亞主導權、人權問題、宗教政策、對發(fā)展中國家的影響力以及社會發(fā)展模式等諸多政治問題上都存在著對抗或沖突。例如在人權問題上，自1999年以來，中國政府每年都會就美國的人權問題發(fā)布年度報告，以反擊美國在國務院全球人權年度報告中對中國人權狀況的批評。)2010年3月，兩國政府均發(fā)布報告，相互譴責對方的人權問題。
在經濟領域，中美兩國既有互利的利益，也有相互不利的利益。具體說來，兩國均受益于合資經營、擴大全球市場、中國購買美國國債、雙邊貿易以及互惠旅游。在實現(xiàn)經濟合作的同時，雙方也會產生沖突和矛盾。例如，在知識產權保護、人民幣與美元的匯率、雙邊貿易不平衡、二氧化碳減排標準、高科技的競爭、對戰(zhàn)略經濟的控制以及全球金融體系改革等諸多問題上，雙方一直爭執(zhí)不斷。
在文化領域，中美兩國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從某種程度上講，兩國堪稱是文化上的朋友。除了奧運會金牌總數具有競爭關系外，兩國在教育和文化等領域有著眾多的合作和交流。
中美兩國高政治領域相互不利的利益遠多于低政治領域，因此導致中美關系在民眾層面和政府層面呈現(xiàn)為兩種不同狀態(tài)。自1978年兩國建交以來，中美兩國在民眾和社會層面的雙邊關系一直是穩(wěn)步發(fā)展，在學術、旅游、商務、體育和文化等諸多領域的交流日益增加。在這個層面，兩國民眾對彼此文化和民族特點的印象基本上是正面的，這種正面印象甚至不受1999年美國轟炸中國駐南聯(lián)盟大使館的影響，雙方民眾關系仍然保持著擴展和深化的趨勢。然而，冷戰(zhàn)后中美政府間關系則沒有這種良性互動，而是振蕩頻頻，摩擦擴大的速度超過合作。中美政府與民眾關系不同，其原因在于，民眾主要關心的是低政治領域的事務，即經濟利益和文化利益，故能成為朋友;而政府需要關注的是高政治領域的事務，即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因此兩國政府無法成為朋友。
只有共同利益才是合作的基礎，這是目前在國內流行的主流觀點。受這種觀點的影響，許多人錯誤地認為中美之間有這么多的合作項目，因此雙方的共同利益一定多于沖突性利益，因此中美兩國是戰(zhàn)略朋友。事實上，國家間的合作是可以建立在上述四種利益中的任意一種之上。共同利益和互補利益能夠促成積極合作，而對抗性和沖突性利益則可以促成消極合作，我們也可以將之稱為預防性合作。積極合作的目的在于擴大相互有利的利益，而消極合作則主要是通過預防潛在的沖突或對抗的發(fā)生，或者限制這些沖突和對抗所產生的破壞效應，以減少相互不利利益給彼此造成的損失。
例如，中美在20世紀80年代共同對抗蘇聯(lián)軍事擴張就屬于積極合作，而1998年中美雙方達成核武器不瞄準對方的協(xié)議則屬于預防性合作。冷戰(zhàn)時期美蘇之間就進行了大量的預防性戰(zhàn)略合作。所以說，當前中美合作的規(guī)模和數量大，并不能證明中美之間的共同利益多于沖突性利益，也不能說明中美之間的戰(zhàn)略關系本質是朋友。要了解雙邊關系本質，需要考察中美合作的具體內容和方式。
在表1中我們可以看到，中美之間對抗性和沖突性利益多于共同利益和互補利益。如果中美在所有利益類型上都進行合作，那么必然是消極合作多于積極合作。但這已經是在現(xiàn)實情況下中美進行合作最理想的狀態(tài)了。因此，如果中美將合作局限于共同利益和互補利益上，中美間的合作量必然遠遠小于在各種利益上都進行合作的總量。客觀上，中美并未在所有對抗性和沖突性利益上開展消極合作。例如，兩國自1989年以來就一直未能在人權問題上開展有效的預防性合作?？陀^上，由于中美目前相互不利的利益比互利的利益要多，因此兩國能夠開展的消極合作的空間要比積極合作的空間要大。然而，目前兩國已有的合作是積極合作多于消極合作，這就意味著中美之間有非常廣闊的消極合作空間。
四、金融危機與假朋友關系
發(fā)生于2008-2009年的世界金融危機進一步強化了中美的假朋友關系。一方面，中美兩國都強調在應對這場危機的過程中同舟共濟的必要性以及在改革世界金融體系過程中共同領導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兩國又都想讓對方為全球經濟復蘇和金融改革多做貢獻，而自己從中能多獲益。
此次金融危機使很多人更加相信，中美之間擁有很多的共同戰(zhàn)略利益。在金融危機爆發(fā)后不久，美國在華盛頓組織召開了第一屆20國集團金融峰會，包括中美兩國在內的世界排名前20位的經濟體的首腦悉數出席。與會領導人一致認為，各國正面臨著相似的威脅，各國共同努力使全球經濟在最短時間內得到恢復符合各國的共同利益。此外，這次峰會還就如何在一些關鍵性領域(如促進經濟增長、應對金融危機、建立改革基礎以防止危機再次發(fā)生等展開合作達成了普遍共識。此后，在2009年4月和9月，美國的奧巴馬總統(tǒng)和中國領導人又都先后出席了在倫敦和匹茲堡召開的20國集團峰會。截止到2009年秋，20國集團峰會已發(fā)表多項聲明，強調各國在應對金融危機問題上存在共同利益，需要共同努力。這些峰會的聲明使人們錯誤地認為，應對金融危機是中美兩國至關重要的共同利益，這將促使兩國在推動全球經濟復蘇的過程中采取聯(lián)合領導的政策。
中美關系在2009年12月哥本哈根會議上就表現(xiàn)出了下滑的跡象，但很多人依然相信，中美兩國正在為推動全球經濟復蘇進行聯(lián)合一致的合作。在2010年1月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筆者參加了一個有6位中美人員的專題小組討論。該組的議題為美國-中國：重新制定全球議程。除筆者外，其他5位討論人都認為，金融危機為中美兩國合作創(chuàng)造了重大的共同戰(zhàn)略利益，因此，當聽眾提問中美將給世界提供什么樣的共同議程時，他們都給出了非常積極的回答。
然而，客觀事實是，此次金融危機給中美兩國造成了經濟打擊，并沒有使兩國互利的利益超過相互不利的利益。在出口萎縮的情況下，兩國都有通過擴大出口恢復本國經濟的需求，這增加了兩國經濟關系的競爭性，降低了合作性。高失業(yè)率對于中美都是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對兩國政府都形成了巨大的政治壓力，因此兩國都希望能盡可能地擴大出口以增加就業(yè)機會。然而復蘇遲緩的全球經濟難以同時滿足兩國的這種相同需求。面對美國國內消費在短期內不大可能出現(xiàn)顯著增長的現(xiàn)實，奧巴馬政府只好選擇了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戰(zhàn)略。根據美國商務部的報告，2009年，中國是美國最大的貿易逆差伙伴，面對出口增長不振的現(xiàn)實，美國政府和社會就將中國作為其失業(yè)率居高不下的替罪羊。奧巴馬于2010年2月和3月兩次公開表示，為了確保美國商品面對的市場競爭不那么激烈，美國在對華貿易和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將采取更加強硬的立場。2009年9月，奧巴馬總統(tǒng)在與溫家寶會談時，用兩個多小時的時間集中討論了中方貿易順差和人民幣與美元的匯率問題。
在此次金融危機中另一個被廣泛誤解的概念是兩國集團(G2)。在這場金融危機發(fā)生后，出現(xiàn)了G2和中美國(Chimerica)兩個概念。這兩個概念的同時出現(xiàn)使人們誤以為中美關系正變得越來越好。其實，G2擁有多種含義：第一種含義是指中國已經成為一個新的與美國在同一等級位置中的超級大國;第二種含義是指中國應當承擔與美國相同的國際責任;第三種含義是指中美兩國能夠為世界提供聯(lián)合領導權;第四種含義是指中美兩國分享著多種全球性利益。盡管G2一詞也包括了積極含義，但中國政府還是拒絕了這個概念。2009年奧巴馬訪華期間，溫家寶對他明確表示，中國不同意G2這一提法。，這不僅表明中國還沒想要分享美國的世界領導權，同時也說明中國不相信美國愿意與中國分享它的世界領導權。
金融危機之后，美國不再把中國視為發(fā)展中國家，而是將其視為一個發(fā)達國家，認為中國已有能力承擔與西方發(fā)達國家相似的國際責任。在此次金融危機中，中國經濟所遭受的打擊遠小于其他大國。盡管受這場危機影響，中國GDP 增速下降到10%以下，但2008年和2009年仍然分別實現(xiàn)了9%和8.7%的增長。在2010年7月，中國政府宣布其GDP 總量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而與此同期，其他許多大國的經濟則遭受了負增長。美國GDP 總量2008年和2009年相繼縮減了1.9%和2.4%.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很難愿意將中國繼續(xù)定位為發(fā)展中國家，但中國則堅持自己仍是一個發(fā)展中國家。例如，在一次關于開發(fā)一項國際基金以幫助發(fā)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新聞發(fā)布會上，美國氣候變化特使托德。斯特恩(Todd Stern)就表示，在受援助的國家中不應包括中國，這一言論很快就遭到與會中國官員的強烈駁斥。在氣候變化問題上，人們所臆想出的中美共治幻覺也就隨之破滅了。
美國不僅想讓中國承擔更多的經濟責任，而且還希望中國在國際安全問題上能夠像其他發(fā)達國家那樣為美國提供支持。例如，美國的外交官員和戰(zhàn)略家曾與他們在中國的同行展開過討論，探討中國是否能與美國達成一項協(xié)議，允諾其能夠像其他援助美國的國家那樣出兵阿富汗。如果協(xié)議能夠達成，這將成為奧巴馬訪華的一項政治成果。此事的關鍵不在于中國是否會同意達成這樣的協(xié)議，而在于美國竟然認為，在美國對華武器禁運的情況下，中國有可能為美國提供此類軍事支持。盡管奧巴馬政府僅僅只是期待中國提供象征性的軍事支持，但這種期待已經足以體現(xiàn)出中美朋友關系的虛假性。
此外，奧巴馬的個人性格也提高了中美雙方對彼此的不切實際的期待值，這不可避免地增大了雙方對彼此的失望程度。奧巴馬的政治性格與他的前任明顯不同。小布什傾向于對抗，在實際行動中堅決果斷;而奧巴馬則傾向于合作，在實際行動中總是猶豫寡斷。一名美國記者說，奧巴馬總是不能完成一件事，從而令各類選民失望。，他樂于向其他國家許諾合作，但卻不善于將這些許諾付諸實際。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的一名戰(zhàn)略分析家就曾評論說：他(奧巴馬)無法兌現(xiàn)他的所有承諾，他第一年做不到，第一個任期做不到，永遠都做不到。
為了改善被布什單邊主義嚴重損害的美國國際形象，奧巴馬一上臺就采取了多邊主義的政策。他的多邊主義包含了三項主要內容：(1)做出決定前征求傳統(tǒng)盟友的意見;(2)與有分歧的大國開展交流和溝通;(3)在采取對抗行動前與敵人進行對話。奧巴馬的合作性言辭提高了中美兩國認為對方會進行合作的心理預期。奧巴馬是迄今為止唯一一位在上任之初就訪問中國的美國總統(tǒng)。他的這一決定改變了中美關系總是在美國新總統(tǒng)上臺的第一年就出現(xiàn)下滑狀態(tài)的慣有模式，同時也進一步放大了中美友好關系的虛假性。雙方都認為奧巴馬訪華將為中美關系的實質性改善提供重要基礎。正是基于這種認識，奧巴馬政府才會期待中國會為美國在阿富汗的戰(zhàn)爭提供軍事支持以回報他上任當年就訪華的政策。
奧巴馬政府在與中國打交道時奉行只許諾不行動的策略，這一策略因金融危機而愈加凸顯。奧巴馬上臺時正值美國深陷危機泥潭，急需中國的金融合作。在這種情況下，奧巴馬的對華政策自然會流露出愿意與中國開展合作以共同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基調。而中國的決策者們當然也很高興看到中美關系從小布什政府到奧巴馬政府如此順利地實現(xiàn)過渡，因而同意奧巴馬關于金融危機是中美兩國共同戰(zhàn)略威脅的判斷，并且也認為這一共同的戰(zhàn)略威脅為兩國更持久的戰(zhàn)略合作提供了很好的基礎。在奧巴馬訪華期間，中美兩國簽署了聯(lián)合聲明，其中就提到：雙方認為，21世紀全球性挑戰(zhàn)日益增多，世界各國相互依存不斷加深，對和平、發(fā)展與合作的需求增強。中美在事關全球穩(wěn)定與繁榮的眾多重大問題上，擁有更加廣泛的合作基礎，肩負更加重要的共同責任。兩國應進一步加強協(xié)調與合作，共同應對挑戰(zhàn)，為促進世界和平、安全、繁榮而努力。然而，就在這份聯(lián)合聲明發(fā)表之后僅僅幾周的時間，中美兩國又都開始對彼此所采取的預期之外的政策感到失望。
五 假朋友關系的不穩(wěn)定性
有人認為，中美保持假朋友關系有益于改善雙邊關系。然而，這種觀點既缺乏邏輯支撐，也缺少證據的支持。相反，我們卻能很容易地證明，假朋友關系的穩(wěn)定性比真朋友、假敵人、甚至真敵人的關系都要差。雙邊關系的真實性取決于兩國對彼此利益關系的認知與客觀實際情況之間的一致程度。當認知與現(xiàn)實相一致時，雙方觀念中所認為的雙邊關系才是真實的，否則就是虛假的。當兩國都以為它們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但實際情況卻相反時，它們的關系就是假朋友。與此相對應的是，當兩國認為它們的相互不利的利益多于互利的利益，但實際情況正好相反時，它們的關系就是假敵人。認知與現(xiàn)實的不一致是導致雙邊關系不穩(wěn)定的主要原因。
雙邊關系的穩(wěn)定性主要取決于互利的利益以及彼此對于獲得對方支持的預期(見圖3)。任何國家之間都有互利的利益和相互不利的利益，互利的利益促使兩國相互支持，而相互不利的利益則導致兩國沖突。兩國關系的穩(wěn)定性不是由友好和敵對決定的，而是由對支持的預期和實際獲得的支持是否一致決定的。如果兩國對于獲得對方支持的預期與它們實際所獲得的對方的支持之間出現(xiàn)了不平衡，那么雙邊關系就很容易出現(xiàn)不穩(wěn)定，反之亦然。當兩國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時，兩國的相互支持容易與兩國給予對方支持的預期相吻合。而當兩國的相互支持與對彼此支持的預期達到平衡時，雙邊關系的穩(wěn)定性就能得到較好地維持。
圖3 中美關系在四個歷史時期的性質及穩(wěn)定性
回顧一下中美以往60多年的歷史，我們會發(fā)現(xiàn)，在1978-1988年這段時期，中美關系最穩(wěn)定，其主要原因是中美間的實質性軍事互助與兩國對彼此支持的預期大致相符。與此同時，中美政治制度的差異決定了兩國在共同遏制蘇聯(lián)之外，不期望能與對方在其他領域開展合作。例如，那時的美國從未像現(xiàn)在這樣期待與中國在人權問題上進行對話。與二戰(zhàn)后的美英關系或者美日關系相比，可能會有人對1978-1988年這段時期中美友好關系的實質性提出不同看法，但無論如何，這個時期是自1949年新中國建立以來兩國關系最好的時期，其性質也與其他時期截然不同。
假朋友關系不如真朋友關系穩(wěn)定，其主要原因是兩國相互不利的利益客觀上多于互利的利益(見圖3)。然而，雙方卻不承認這個現(xiàn)實，也不以此為交往的基礎，而是假裝雙方互為朋友，于是形成了這種假朋友關系。當兩國假裝為朋友后，雙方都會期待對方像真朋友那樣為自己提供支持和幫助。然而客觀上，當相互不利的利益超過了互利的利益時，兩國是無法滿足對方的預期的。這樣一來，雙方會不斷因對方做出不利于己的決策而失望和不滿。
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美關系就是一個典型例證。當中美一致認為兩國建立了戰(zhàn)略伙伴關系時，雙方心里想的是在維護本國核心利益時，對方應該理所當然地給予支持，但又都沒有準備在對方維護其核心利益時給予對方實質性的支持。中美在2009年的聯(lián)合聲明中宣稱：雙方一致認為，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對確保中美關系穩(wěn)定發(fā)展極端重要。該聲明雖然沒有明確講國家安全是各自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但安全利益是國家利益的核心這是常識。中美相互不利的利益多于互利利益的客觀現(xiàn)實，決定了雙方無法在雙方的重大安全利益上提供相互支持。
中美兩國在表示同意尊重彼此核心利益時并沒有明確地指出這些核心利益是什么。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兩國核心利益中的多數是相互沖突的。例如，由于中國將臺灣地區(qū)視為自己領土的一部分，因此防止臺灣從外國購買軍事裝備就成為中國的一項核心利益。而美國又將中國臺灣視為自己的一個所謂的軍事盟友，于是對其提供軍事裝備就成為美國保持其在東亞地區(qū)軍事主導權的一項核心利益。
由于中美不愿正視雙方結構性的戰(zhàn)略利益矛盾，因此奧巴馬政府誤以為，對臺軍售不會對總體的中美關系造成根本性影響。這一判斷的形成主要是基于三種觀念：(1)奧巴馬總統(tǒng)和胡錦濤同志都同意在兩國間建立一種積極的、合作的和廣泛的雙邊關系。(2)當前的中美關系已經成熟。奧巴馬政府據此想當然地認為只要將F-16戰(zhàn)斗機剔除在售臺武器的名單之外，就足以向中國傳達出美國的合作意愿。(3)美國對臺軍售有助于維持東亞地區(qū)的和平，而地區(qū)和平也是中國經濟發(fā)展的一個重要基礎。一位美國政府官員就曾表示：我認為他們(中國人)的反應不會超過我們的預期。美國國務院的一位新聞發(fā)言人也曾對記者說，美國對臺軍售是美國長期以來為臺灣地區(qū)提供防御保障的一種體現(xiàn)，像通常一樣，我們會追求我們的利益，不過追求的方式不會影響到積極、合作的對華關系。這些言論反映出，即使美國明明知道對臺軍售是損害中國核心利益的，但中美假朋友關系使美國政府相信，對臺軍售不會影響中國與美國進行合作的積極性。
自中美采取假朋友策略以來，兩國經常掩蓋利益分歧，不斷創(chuàng)新友好言辭并在短期內恢復假友誼。例如，為了修復雙邊關系，奧巴馬在批準對臺軍售僅兩個月之后，就對中國領導人說，美國承認一個中國原則是中國的一項核心利益，不過雙方都明白這一承認并不意味著美國會停止對臺軍售。這種雙邊關系的迅速改善并沒有解決因相互不利的利益所引發(fā)的各種沖突，而只是將這些沖突暫時地掩蓋起來。中美之間有著許多暫時被擱置的矛盾，而其中的任何一種都有可能在某一特定形勢下凸顯出來，再次引發(fā)中美之間的新一輪爭吵。假朋友關系的國家發(fā)生爭吵的頻率遠遠高于真朋友關系的國家。在1990-2010年的這20年里，中美關系和日美關系的差異可支持這個判斷。
假朋友關系也不如真敵人關系穩(wěn)定，其主要原因是假朋友關系的國家對獲得對方支持的心理預期高于真敵人關系的國家(見圖3)。當兩國互視為敵，它們對彼此間合作的預期就非常低，或者根本就沒預期。在這種情況下，因為雙方的敵對政策都是在對方預期的范圍內的，所以雙方都已做好對方做出對己不利決策的思想準備，而不會因對方的敵對政策產生失望或不滿。由于雙方都不期待對方會采取有利于己方的政策，因此只要對方采取的政策對己無害，雙方都會滿意于對方的政策。不僅如此，由于雙方不僅不會期待雙邊關系的改善，而只是隨時準備雙邊關系的惡化，這又減少了許多預料之外的負面事件的發(fā)生，進一步降低了雙邊關系繼續(xù)惡化的可能性。由于相互不利的利益遠大于互利的利益，真敵人關系的國家會比假朋友關系的國家更難改善雙邊關系。當然，前者雙邊關系是穩(wěn)定地保持在敵對關系的水平之上。盡管真敵人關系不如假朋友關系友好，但前者的穩(wěn)定性大于后者。
在1950-1953年朝鮮戰(zhàn)爭時期，中美關系已經壞到很難有什么事件能使其進一步惡化的程度。美國空軍在進攻朝鮮的同時，也頻繁轟炸中國港口城市丹東，但當時的任何一次轟炸對中美關系所造成的惡化都沒有1999年美軍轟炸中國駐南聯(lián)盟大使館對中美關系所造成的惡化程度那么嚴重(見圖1)。可見，朝鮮戰(zhàn)爭時期中美兩國間的敵人關系是多么的穩(wěn)定和難以改變。美國與伊朗自1980年斷交以來，兩國關系的穩(wěn)定性類似于朝鮮戰(zhàn)爭時期的中美關系。
假朋友關系也不如假敵人關系穩(wěn)定，其主要原因是假敵人關系的國家在改善雙邊關系的機會方面會多于假朋友關系的國家。假敵人關系的國家之間相互有利的利益比它們所意識到的多(見圖3)。假敵人關系是兩國相互不利的利益客觀上少于互利的利益，但雙方卻視彼此為敵人的關系。假敵人關系的國家對獲得彼此支持的預期較低，但客觀上相互有利的利益會促使它們采取互利的政策，因此假敵人關系中的一方常常會驚訝于對方所做出的某種妥協(xié)超越自己預期的合作之舉。這就是為什么假敵人關系的改善空間大于假朋友關系。
為了共同遏制蘇聯(lián)的軍事擴張，1971年，毛澤東在北京與來訪的美國總統(tǒng)尼克松握手。盡管中美兩國直到1978年才完全實現(xiàn)邦交正常化，但在1971-1977年間，兩國已經在客觀存在的共同安全利益基礎上開展了戰(zhàn)略合作。這一時期中美沒有正式外交關系，因此不會將對方視為朋友，但不斷發(fā)生的雙方預期之外的合作事件卻在客觀上培育了兩國的友誼。例如，1973年2月美國國務卿亨利?；粮?Henry Kissinger )在訪華期間曾向中國周恩來表示，美國將減少售臺武器的數量，并且希望在北京建立聯(lián)絡處。
美國的這些意圖和舉動超越了中國的預期范圍。毛澤東在得到有關報告的當天，就立即授權周恩來著手開展相關工作。在之后的第二天，當毛澤東接見基辛格時，親自對基辛格說，他自己很贊同在中美兩國首都設立聯(lián)絡處這一想法。冷戰(zhàn)后中印關系的性質也是假敵人關系，因此雙邊關系出現(xiàn)了不斷改善的現(xiàn)象。
六、明晰性政策與戰(zhàn)略穩(wěn)定
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批評中美的假朋友關系，而是要探究為什么冷戰(zhàn)后的中美關系如此跌宕起伏，進而試圖找到一種能夠幫助兩國實現(xiàn)可持續(xù)合作的方法。通過上述的分析我們知道，無論互利的利益還是相互不利的利益都能成為兩國合作的基礎，但獲得彼此支持的預期一旦高于實際雙邊關系就會出現(xiàn)不穩(wěn)定，反之則不斷改善?；谶@一理論認識，本節(jié)將分析并提出中美兩國降低不現(xiàn)實預期和發(fā)展可持續(xù)合作的具體路徑。
中美兩國外交努力應集中于擴大客觀的互利利益，而不應專注于創(chuàng)造悅耳的新概念。學界諸多學者認為，只要中美擴大交流溝通，就能減少誤解，于是兩國關系就能向著積極的方向不斷發(fā)展。例如，一位中國學者就認為，戰(zhàn)略互信是一種觀念，不完全取決于對方的行動，很大程度上由意圖及對意圖的判斷決定，具有相當大的主觀性，也因此具備可塑性。但是，持這種建構主義觀點的學者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即雖然?中美聯(lián)合聲明%將中美關系界定為戰(zhàn)略伙伴，但卻并不能阻止中美關系在2010年的惡化，而這次惡化就發(fā)生在奧巴馬簽署這份聲明后僅一個月的時間內。建構主義的觀點既不能解釋過去20年里為什么在中美兩國交流領域和頻率都提高的情況下雙邊關系依然沖突不斷，也解釋不了2010年中美關系時起時伏的現(xiàn)象。
在2010年4月中美兩國首腦通電話之后，許多負面事件都說明，加強雙邊交流并不一定能改善中美關系。為了改善與美國的關系，中國領導人于2010年4月12-13日訪問華盛頓，參加由奧巴馬主持召開的核峰會，并在與奧巴馬的雙邊會談中提出了旨在改善雙邊關系的五點建議。繼此次中美峰會之后，第二輪中美戰(zhàn)略與經濟對話于2010年5月24-25日在北京舉行，分別由中國國務院副王岐山和美國國務卿希拉里?？肆诸D為首的雙方代表團就兩國各種可能的合作進行了全面的討論。然而，這些交流和對話都無力阻止新沖突的再次發(fā)生。在這一輪中美戰(zhàn)略與經濟對話結束后不到兩星期的時間，中國人民解放軍拒絕了美國國防部長訪華的請求，在6月4-6日于新加坡舉行的香格里拉對話中，中美軍方領導人還就雙方軍事關系的中斷發(fā)生了公開爭執(zhí)。6月底，中國領導人在多倫多召開的20國集團峰會上與美國領導人進行了交流和溝通，但奧巴馬卻在其演講中公開指責中國政府對天安號事件置若罔聞。7月初，中國人民解放軍也對美韓在黃海的聯(lián)合軍事演習提出抗議。
中美都希望在互利利益非常有限的條件下擴大合作，然而，培育枝蔓并不比擴大根基容易。筆者認為，中美在開展可持續(xù)合作之前，應首先努力擴大互利的利益。穩(wěn)定雙邊關系的政策對雙方都有利。以美國的利益為代價來實現(xiàn)中美關系的穩(wěn)定是不可能的，因為美國的綜合國力遠大于中國。同樣，以犧牲中國的利益來換取兩國關系的穩(wěn)定也是沒有意義的。維持兩國關系穩(wěn)定的目的應是維護本國的利益。但某些中國的評論家卻顛倒了這一邏輯，認為穩(wěn)定與美國的關系是最高目標，中國應付出一些國家利益來實現(xiàn)這一目標。如果這個邏輯成立，中國就應同意美國售臺武器，以實現(xiàn)中美關系的穩(wěn)定。然而，以這種代價換來的所謂的中美關系穩(wěn)定對中國是沒有意義的。中美關系能否持久穩(wěn)定實際上是由雙方的互利政策決定的。正如一位歐洲學者所指出的，中美關系的未來取決于中美雙方的政策，而不僅僅取決于中國一方。
筆者曾提出，如果中美兩國能夠以明確戰(zhàn)略取代模糊戰(zhàn)略，中美關系將會變得比現(xiàn)在穩(wěn)定。與此同時，一位美國學者也提出，為了實現(xiàn)相互確保的穩(wěn)定性，奧巴馬政府應該放棄對華的遏制與接觸政策，而采取一種共同演進戰(zhàn)略(strategyof co-evolu tion )。他進而說道：我們可以想到的是我們面臨著兩種選擇，彼此客套便止步不前和共同演進。在陷入僵局和相互確保穩(wěn)定之中，后者將是我們未來與中國關系的明確特征，就像相互確保摧毀曾是當年我們與蘇聯(lián)關系的特征一樣。筆者并不同意這位美國學者提出的所謂共同演進戰(zhàn)略，因為這種戰(zhàn)略試圖在考慮這些(全球)新規(guī)則時將中國置于美國的一側，，我們很難想象，中國在諸多全球問題上會像日本那樣忠實地追隨美國。不過，筆者認同他所做出的關于中美關系緊張是不可避免的判斷，也同意他所提出的，為了穩(wěn)定當前的中美關系，我們需要借鑒冷戰(zhàn)時期美蘇實踐的相互確保摧毀的戰(zhàn)略思想。?盡管目前的中美關系在很多方面的特點都不同于當年的美蘇關系，但在權力競爭這一點上兩者是很相似的。
筆者認為，中美兩國在不同領域的利益關系不同，因此依據不同領域利益關系的特殊性決定雙邊關系的性質，將能較好地服務于中美兩國各自的利益。中美應將文化關系界定為真朋友，這有助于發(fā)展兩國在教育、體育、文化、科技以及其他社會領域的合作，增進兩國民眾的友誼。中美在文化領域的互利利益遠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因此兩國應把培養(yǎng)文化友誼作為重要的外交目標。中國已于2003年和2006年分別與法國和俄羅斯建立了政府間的文化節(jié)活動。中國、法國、印度三國每兩年都會在本國主持一次對方文化的慶祝活動，比如在俄羅斯或印度舉行完中國文化節(jié)一年之后，中國會對等舉辦俄羅斯或印度文化節(jié)。目前，中美文化融合度高于中俄或中印文化關系，但中美官方文化交流層級卻低于中俄或中印，雙邊文化交往仍主要集中于民間層面。政府間的文化關系在維護雙邊關系穩(wěn)定上的政治作用是大于民間文化交流的。例如，兩國政府簽署的文化協(xié)議能防止兩國在出現(xiàn)新分歧時任意增加發(fā)放對方公民入境簽證的難度。
中美可將經濟關系定位為商業(yè)伙伴，這有利于雙方進入對方市場和吸引對方投資。中美在經濟領域中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并且還有著巨大的拓展?jié)摿?。美國前副國務卿羅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在2007年曾將中美兩國界定為利益攸關方(stake holders)。利益攸關方這一概念誤導人們認為中美之間有著廣泛的共同戰(zhàn)略利益，誤以為中美是同一買賣中的共同投資者。仔細考察中美兩國在經濟領域的互利利益，我們會發(fā)現(xiàn)，這些利益主要是互補利益，而非共同利益。值得注意的是，互補利益關系是指兩國能夠滿足對方不同的利益需要，而這些需要是有可能由第三方滿足的。例如，美國可從東盟國家進口玩具取代中國玩具以滿足國內需要，而中國可以用歐元取代美元作為其外匯儲備。鑒于中美經濟合作主要是以互補利益為基礎，因此互視為商業(yè)伙伴是較好的政策選擇。商業(yè)伙伴的黃金法則是公事公辦，用中國的俗語講就是親兄弟明算賬。這兩句話的最終指向都是商業(yè)伙伴并非朋友。這種關系定位能保持兩國間的距離感，從而降低雙方期待對方提供優(yōu)惠政策的心理。如果中國做好了被美國界定為貨幣操縱國的準備，而美國也認為中國不會顧及美國的壓力而調整其匯率政策，那么雙方就都不會因在匯率上的沖突而產生失望情緒，反而有可能討論出一個雙方各自都妥協(xié)的匯率標準。
中美政治關系可界定為政治競爭者，這有助于避免許多預料之外的雙邊或多邊政治沖突。政治上，中美的相互不利的利益多于互利的利益，這使得兩國難成政治朋友。
因此，為了減少預期之外的沖突，兩國都應將對方明確地界定為政治競爭對手。最重要的是，兩國需要明確它們之間存在著崛起國與霸主國之間的天然競爭關系。美國的目標是維持其全球主導權，而中國的目標則是恢復其原有的世界主導地位。這種結構性矛盾使得中美無法避免政治競爭。只要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長期快于美國，在向世界提供發(fā)展模式問題上就必然會形成競爭。彼此明確為政治競爭對手，至少在兩方面有助于中美政治關系的穩(wěn)定：其一，兩國能達成明確的和平政治競爭協(xié)議，以防止雙邊戰(zhàn)爭的發(fā)生;其二，兩國將逐漸習慣對方做出對己不利的政策，因此會將反制措施控制在彼此預期的范圍之內。盡管這無助于增進雙邊政治關系，但卻能夠防止不友好的政治關系進一步惡化。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一個不太友好但穩(wěn)定的政治關系遠比一個起伏不定的假朋友關系更有利于中美雙方。
中美軍事關系在一定程度上可界定為彼此威脅者，這有助于促進消極合作，降低雙邊軍事沖突發(fā)生的危險性。在傳統(tǒng)安全方面，中美相互不利的利益遠多于互利的利益。美國至今仍對中國實行武器禁運，這一事實說明了兩國間強烈的威脅感。中美軍事關系還達不到競爭對手的水平，因為中國的軍事實力在10年之內都還難以趕上美國，目前雙方在軍事上主要是防范而不是競爭。鑒于兩國在軍事利益上基本是一種對抗性的關系，因此承認兩國在軍事上的相互威脅性有助于在以下幾個方面促進雙邊軍事關系的穩(wěn)定：(1)能夠降低彼此對合作的心理預期，從而不至于因對方的不利或不友好的安全政策而太過失望;(2)增強兩國建立防范危機機制的緊迫感，以防止意外軍事沖突的升級;(3)接受對方軍事不透明的合理性，從而減少兩國為此發(fā)生的口角;(4)軍事威脅者的身份有助于提高相互軍事威懾的可信度，從而有助于穩(wěn)定雙邊戰(zhàn)略關系，防止不可收拾。
鑒于雙邊關系的復雜性，中美兩國應將它們的總體戰(zhàn)略關系定位為積極競爭與消極合作并存的戰(zhàn)略關系。競爭是社會進步的重要推動力，中美競爭對世界的發(fā)展有著重要的積極意義。以發(fā)展模式為例，中美競爭在客觀上可為世界提供兩種不同的發(fā)展模式。為了體現(xiàn)自己的發(fā)展模式比對方的優(yōu)越，兩國政府就得不斷改善和創(chuàng)新國家發(fā)展模式，都得對本國人民以及其他效仿的國家采取施惠的政策，都得爭取為世界提供更好的領導，如同兩國在科研領域的競爭會促進人類科技的進步一樣。主觀上，中美在以增加經濟援助和承擔國際責任等方法擴大自身國際影響力的同時，客觀上也將為全世界帶來福利。新近的例子是，中美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爭奪道義制高點的競爭就非常有助于全球二氧化碳的減排?？傊?，只要中美戰(zhàn)略競爭是以和平方式進行的，這種競爭對世界就是有益無害的。只要兩國確信沒人能贏得核戰(zhàn)爭，中美競爭就不會升級為戰(zhàn)爭，而且兩國之間的和平競爭還會改善世界領導權。
中美的消極安全合作是有助于維持世界和平的。中國是崛起國，美國是霸主國，雙方的實力地位使得兩國難以建立起以共同威脅或共同利益為主要基礎的積極戰(zhàn)略合作。中國要保證一個持久的和有利于經濟建設的和平環(huán)境，就會必然尋求避免與美國發(fā)生戰(zhàn)爭，而美國同樣也絕不想與一個核大國開戰(zhàn)。因此，雙方都需要將戰(zhàn)略競爭控制在和平的方式之內。這種合作雖然是消極的，但對全世界卻是至關重要的。只要中美之間不開戰(zhàn)，當今世界就不會出現(xiàn)大戰(zhàn)爭。目前，除了中國和俄羅斯之外，其他所有大國基本上都是美國的盟友。筆者認為，中俄是半盟友關系，但俄羅斯的實際或潛在實力都難以像中國那樣對美國霸權構成挑戰(zhàn)。因此，目前中國是唯一在客觀上有可能挑戰(zhàn)美國全球主導地位的大國。從這個意義上講，只要排除了中美之間爆發(fā)戰(zhàn)爭的危險，世界和平就能得到可靠保障，世界人民也將從兩國的消極合作中受益。
七、結論
筆者認為，中美互利的利益少于相互不利的利益，這是冷戰(zhàn)后兩國關系不穩(wěn)定的基本原因，而兩國彼此假裝為友的政策，加劇了雙邊關系不斷出現(xiàn)戲劇性的跌宕起伏，對兩國都不利。以往20年的中美關系史表明，認為通過增強相互理解或改變思維方式就能開展穩(wěn)定的實質性合作的看法是不符合事實的。為了使兩國關系得到持續(xù)的改善，中美應考慮在眾多相互不利利益的基礎上開展消極合作，同時降低對獲得對方支持的心理預期。如果繼續(xù)將精力集中在改變觀念和加深相互理解的基礎上，那么兩國關系將會繼續(xù)不斷地跌宕起伏。事實上，中美的相互理解已經非常充分，只是尚未找到一種能有效應對雙方利益沖突與矛盾的方法。
根據本文的理論分析，除非中美放棄假朋友關系，否則雙邊關系難有實質進展。
世界上很少有人希望中美關系從假朋友變成真敵人，因為人們不愿重回冷戰(zhàn)時代。人們的常識是，如果中美成為真正!死敵，整個世界將面臨極大危險。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中美結構性矛盾意味著中美的共同戰(zhàn)略利益不足以支撐建立真朋友的關系，然而雙方又不想成為真敵人，于是只剩下兩個選擇，即假朋友和假敵人。本文分析了當前中美假朋友關系的弊端，因此，假敵人關系就成了克服假朋友弊端的選擇方案，也就是將中美假朋友關系轉變?yōu)榧贁橙岁P系。
真朋友和假敵人的基礎在于雙方互利的戰(zhàn)略利益多于彼此的利益沖突。兩者的區(qū)別在于前者的互利性利益遠大于彼此間的不利性利益，后者的互利性利益僅略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這也是為什么假敵人的雙方難以意識到它們互利性的戰(zhàn)略利益大于利益沖突，而會經常主觀放大它們的利益矛盾，以為利益沖突大于互利利益，于是雙方互視為敵。由于假敵人所需要的互利的戰(zhàn)略利益少于真朋友，因此從假朋友向假敵人轉化的難度要小于建立真朋友關系。中美建立假敵人的關系，客觀上能降低雙方的外交目標，這易于外交目標的實現(xiàn)，從而將增強雙方改善關系的成就感和信心。
中美如能公開坦承雙方戰(zhàn)略利益的矛盾，是有可能將假朋友關系轉變?yōu)榧贁橙说摹Ｈ绻p方較多地討論利益矛盾而不是互利的利益，那么這將有助于降低雙方獲取對方支持的心理預期，也有利于增強雙方的戰(zhàn)略信譽與關系的穩(wěn)定。有學者認為，將中美關系視為敵大于友的關系不符合實際情況，如果其含義是說中美互利和互不利的利益各半，就更說明中美建立假敵人關系的利益基礎已經具備。那么中美就應更快地建立假敵人關系，因為假敵人關系比假朋友關系有利于雙方關系的改善。中美關系的復雜性及客觀利益的現(xiàn)實性意味著雙邊關系的基本性質是積極競爭、消極合作。具體說來，中美兩國文化上是朋友，商業(yè)上是伙伴，政治上是競爭者，軍事上是威脅者。
為了擴大互利的利益，中美兩國也應摒棄假朋友策略。兩國放棄假朋友策略后可在四個方面獲益：第一，加強思想準備應對對方的不友好行為，從而降低沖突升級的危險性。第二，增加相互威懾戰(zhàn)略的可信度，從而開展更多的消極安全合作。第三，降低獲取對方支持的心理預期，從而穩(wěn)定雙邊關系。第四，在不同領域采取不同的合作指導原則，穩(wěn)定改善雙邊關系。當然，期待中美兩國在近期內放棄假朋友策略是不太現(xiàn)實的，不過實力差距的進一步縮小會促使兩國意識到，明確戰(zhàn)略比模糊戰(zhàn)略能更好地為兩國的自身利益服務。
中美的利益關系十分復雜。共同利益、互補利益、沖突性利益和對抗性利益這四類利益不僅同時存在，而且在政治、安全、經濟和文化四個領域都同時存在。因此，兩國在決定就某一領域的問題開展合作之前，應明確該問題的利益類型，以制定不同的合作原則。兩國應將更多的精力用于發(fā)展那些基于利益矛盾上的消極性合作，而不應將雙邊合作僅僅局限在共同利益之上。當兩國對雙邊合作的預期與合作領域的具體利益的特性相一致時，兩國關系將有望出現(xiàn)穩(wěn)定發(fā)展的局面。
本文的英文原文發(fā)表于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 Politic 雜志， 參見Yan Xuetong， “The Instability of China-US Relation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3， No. 3， 2010， pp. 263-292。作者在個別地方增加了中美關系在2010年8-10 月間發(fā)生的事件。
中美關系的形勢政策論文篇二
《關于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回顧分析》
摘要：中美兩國作為世界上經濟總量拍前兩位的國家，其關系對于世界的政治、經濟的發(fā)展都有著重要的發(fā)展，同時還影響世界格局的變化。近年來，中美兩國關系雖然經過了多次的危機，但是總體的趨勢是積極的。建立新型大國關系是促進雙方發(fā)展對必由之路，只有建立新型大國關系才能更好地促進雙方的政治、經濟往來與和合作，才能更好地推動世界的和平和發(fā)展。
關鍵詞：大國關系;中美;回顧;現(xiàn)狀;途徑
一、前言
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fā)展中國家，而美國則是世界上最發(fā)達的國家。作為處在不同階段、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制度的兩個大國來講，分析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發(fā)展歷史，不僅符合現(xiàn)實利益和長遠利益，對實現(xiàn)兩國間的合作共贏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二、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回顧
在新中國剛成立初期，美國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政權帶有敵視態(tài)度，采取經濟封鎖、政治孤立與軍事包圍的策略。新中國為了打破孤立與封鎖的局面，采取的是“一邊倒”的策略，在“兩大陣營”長期對抗的大環(huán)境下，中美之間的關系是敵對關系。20世紀70年代初期，世界格局與力量出現(xiàn)了很大變化，中美關系之間的“堅冰”并未出現(xiàn)緩和跡象。之后，中美關系進入到了坎坷發(fā)展階段，一直到1979年，中美才正式建立外交關系。20世紀80年代末冷戰(zhàn)結束之后，世界格局于大國之間的關系出現(xiàn)了新的變化，共同反對蘇聯(lián)霸權為基礎的中美關系需要面對新的考驗，特別是蘇東劇變之后，美國開始對中國掀起了“新冷戰(zhàn)”。在世紀之交，美國政府采取了“接觸加遏制”的策略，中美之間的關系起了很大的波瀾。奧巴馬在擔任美國新一任總統(tǒng)后，中美關系呈現(xiàn)出“高開走低”特點，中美兩國建立了新型關系。但是美國對中國的迅速發(fā)展出現(xiàn)了明顯的憂慮，擔心不斷強大的中國，會對其亞太利益與在全球地位帶來威脅。所以，美國既表現(xiàn)出積極發(fā)展和中國的關系，同時又積極制造各類麻煩，彼此之間產生糾紛與摩擦。
三、中國新型大國關系現(xiàn)狀分析
1.政治方面
最近幾年來，中美兩國之間的政治交往更為頻繁，高層對話形式呈現(xiàn)多元化態(tài)勢，雙方對話的范疇越來越多。雙方在共同協(xié)商一致的情形下，也建立了一些處理危機與規(guī)避沖突的新機制，確保兩國關系能順利發(fā)展。中國多次強調，中方在現(xiàn)在與將來都不會對美國構成威脅。但是，美國不斷利用法治、人權、民主、宗教等方面的問題，來對中國指手畫腳，在涉及到新疆、臺灣以及西藏等方面的問題說三道四，在中美關系上的陰影將長期存在。
2.經濟方面
從經濟方面來說，在經貿金融等領域的合作非常廣，但是也存在一些沖突與紛爭。中美兩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同處在同一個全球性市場內，兩國間的經濟依賴性、經濟利益逐漸上升。經過多年的談判努力，中國兩國在經濟方面的發(fā)展已經到了非?？捎^的程度。根據相關的統(tǒng)計資料顯示，中美兩國既是貿易伙伴，還是彼此外國投資互往的主要來源地之一，雙方在投資方面涉及到農業(yè)、科技、金融、工業(yè)等許多個領域。另外，中國也是美國最大債權國，中美之間的經濟關系發(fā)展勢頭良好。
3.文化方面
在文化方面，繼續(xù)深化交流，彼此之間相互影響，但是又彼此設防。中美兩國之間的政治經濟關系是非常密切的，能有效帶動雙方在人文領域內的合作交流實現(xiàn)新突破，彼此之間的利益得以相互尊重。中美兩國在人文領域的交流與合作成為新型大國關系，拓展到互利共贏的空間是非常重要的領域。人文方面的交流和合作的持續(xù)深化與拓展，中美兩國之間的關系得到了互相了解與認可，加深了中美俄合作伙伴間的民意關系基礎，是雙方共同建設的新型大國關系的重要階段。但是，中美兩國之間還存在一定的“文化鴻溝”。從表面上看，在創(chuàng)新性、消費性、流行性等主要特征，但是實際上是隱藏著拜金主義、個人主義、享樂主義等消極性元素。再加上美國的反社會主義的文化理念根深蒂固，美國文化的背后隱含很深的意識形態(tài)與話語權影子，因此，文化交流也成為美國開展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滲透工具。中國在大力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同時，還吸收了世界上人類一切文明的優(yōu)秀成果，但是美國卻一直采取文化滲透的方式來實行“和平演變”的策略，對此，必須保持高度的警惕，對那些想利用文化交流來對我國發(fā)出的任何舉動，都必須時刻加以防范，對在文化交流領域可能出現(xiàn)的危害我國尊嚴以及國家安全方面的有關項目，要給予必要的抵制。雙方在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分歧可能會繼續(xù)存在，有時候還會表現(xiàn)得非常激烈。
4.國際事務方面
中美兩國在國際事務中的責任一致，但是也會出現(xiàn)立場不一樣的情況。中美兩國作為聯(lián)合國的常任理事國，對整個亞太地區(qū)和世界的穩(wěn)定、和平與發(fā)展都肩負重大責任，有義務開展全方位的全球治理，并且和整個國際社會一道來解決人類社會在歷史發(fā)展進程中遇到的實際問題，相互之間互相合作與協(xié)調，尋找利益之間的匯合點，相互之間溝通與協(xié)調，逐漸形成了互換格局的局面。但是因為中美兩國在綜合國力、社會制度、全球利益方面有很大的差異，雙方在國際事務中出現(xiàn)摩擦還是在所難免的。
四、推進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發(fā)展的途徑
1.加強對新型大國關系的認識
新時期加強對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認識，深刻認識到共創(chuàng)兩國伙伴關系，才能打造兩國美好的明天，為此，就應該相互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與重大關切。中國在涉及到主權等核心利益方面，要做好長期斗爭的準備，展開強有力的外交優(yōu)勢，真正獲得平等和尊重。所以，只有加強對中美兩國關系的重新認識，才能推動中美關系在新世紀穩(wěn)定向前發(fā)展。
2.正確對待存在的分歧
中美兩國在歷史傳統(tǒng)、全球戰(zhàn)略以及利益等多個方面存在差異，導致其在地區(qū)與國際問題方面勢必存在一些差異，會出現(xiàn)立場相左的一些情況，甚至會出現(xiàn)嚴重的對立。對此，必須正確看待彼此存在的一些分歧，要對進行理性的解讀，對于威脅到我國的核心利益與重大關切方面的問題要做到因勢利導，予以積極回應，讓美國能對存在分歧的問題釋放一些積極信號，讓中美關系從分歧走向合作。
3.加強雙方的合作
加強雙方的合作，可以通過領導人之間的互訪、展開經濟交流、軍事合作等有效路徑，強化高層之間的密切接觸，加強彼此間的信任。要讓美國政治的主導者們看到中國進行對外戰(zhàn)略合作的本質是堅持走和平發(fā)展之路的決心，更好深化雙方在多個領域的合作水平。
4.深化雙方的戰(zhàn)略互信
充分利用美國政府、大學與智庫，特別是在美國的新政府上臺前，與可能進入政府的智囊團展開密切溝通交流，加強彼此間的互信，提前做好預防性外交。積極和美國的“院外集團”展開全方位的交流，通過非官方的渠道，加大對政客資助商、基金會負責人等的工作溝通，廣交人脈。積極擴寬兩國媒體間的合作與交流，有效傳播中國好聲音，確立中國的美好形象，提升文化交流的實際效果。進一步深化雙方在投資、金融以及經貿等多個方面的合作水平，打牢兩國經濟合作基礎。
小結
總之，中美兩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對世界的經濟、政治等多方面會產生深遠的影響。為此，推進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需要加強對新型大國關系的認識，正確對待存在的分歧，加強雙方的合作，深化雙方的戰(zhàn)略互信等措施，提升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建設水平，為推動兩國關系持續(xù)、健康、穩(wěn)定發(fā)展做出更大貢獻。(作者單位：西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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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勢政策論文
《淺談高職院校形勢與政策課程教學》
[摘要]本文主要從形勢與政策課程性質和重要性的認識、對教學內容體系的構建與選擇、教學方法和手段的創(chuàng)新、教學體制的管理和規(guī)范以及師資隊伍建設等方面對近年來高職院校形勢與政策課教學研究的成果進行了綜述。
[關鍵詞]高職院校形勢與政策課程教學研究綜述
自2006年教育部開始實施新課程方案，將高職院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整合為三門，即《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概論》、《思想道德修養(yǎng)與法律基礎》與《形勢與政策》后，各高職院?；径奸_設了形勢與政策課程，廣大教師也能以積極的態(tài)度、飽滿的熱情完成教學任務。與此同時，很多學者不斷總結教學中的寶貴經驗，結合高職院校實際，圍繞提高教學實效等問題加強教學研究，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為了推動高職院校形勢與政策教育教學研究的深入開展，進一步提高形勢與政策課教學的針對性、實效性，有必要對近年來高職院校形勢與政策課教學研究的成果進行綜述。
一、對形勢與政策課程性質和重要性的認識
準確把握形勢與政策的課程性質是加強課程建設的首要問題，也是科學設計教學內容、提高教學實效性的先決條件。關于形勢與政策的課程性質和地位，各學者都認同2004年中共中央宣傳部、教育部《關于進一步加強高等學校學生形勢與政策教育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精神，即形勢與政策課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對學生進行形勢與政策教育的主渠道、主陣地，是每個學生的必修課程，在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擔負著重要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作用”。黃振宣根據《通知》精神，認為“形勢與政策課程是我國高等學校各層次學生統(tǒng)一開設的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有機組成部分，屬于公共必修課，是一門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fā)展觀為指導，以高校培養(yǎng)目標為依據，緊密結合國內外形勢和大學生的思想實際，對大學生進行系統(tǒng)的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教育的課程”。賈后明、陳金生結合自身教學體會，認為“形勢與政策這門課程的目標定位就是要使當代大學生對國內外形勢和國家大政方針有一個正確和全面的了解與認識”。姜彥飛、王梅平認為“形勢與政策課的任務在于幫助學生全面正確地認識黨和國家面臨的形勢與任務，擁護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增強實現(xiàn)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xiàn)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宏偉目標的信心和社會責任感”。應該說，這些論述對形勢與政策課程性質和任務的認識是全面而深刻的。
在對形勢與政策課程性質進行深入細致分析的基礎上，學者們還注意到了形勢與政策課的學科定位。多數學者認為，形勢與政策課是一門區(qū)別于其他課程的獨立課程，認為其一級學科為馬克思主義，二級學科為思想政治教育。廖騰瓊認為“形勢與政策課與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其他學科一樣，是一門具有自身鮮明特征與完整系統(tǒng)的獨立的學科”，是“涉及思想政治理論教育、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教育等內容，具有較強的政治性、政策性、時效性和現(xiàn)實針對性等特點”。應該說，對形勢與政策課程性質、任務和學科定位的探討、研究，是做好該課程教學的前提和基礎，因此應引起更多學者的思考和關注。
對在高職院校開設形勢與政策課程的重要性問題，很多學者也給出了肯定的回答。認為高職院校大學生是國家寶貴的人才資源，是民族的希望、祖國的未來，他們能否正確認識形勢，能否很好地理解黨和國家的路線、方針、政策，是事關能否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的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大問題。其中，孫愛軍就認為形勢與政策課教學“能引導學生正確認識目前的矛盾和問題，正確把握國家政策，幫助高職大學生準確把握我國經濟社會發(fā)展大局和未來走勢”，“可以實現(xiàn)思想政治教育的導向功能和滿足學生的精神要求”，能“滿足學生提高創(chuàng)新思維能力需求”、“滿足學生提高明辨是非能力的需求”和“滿足學生提高認識社會和規(guī)劃未來能力的需求”@。王國忠還指出：“在高職院校開設形勢與政策課程，極大地豐富了政治理論課的教育內容體系，有效地彌補了由于學制短，較之本科院校在思想政治理論課程體系中存在的結構性不足，已經成為繼‘兩課’之后不可替代的學生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又一主渠道和主陣地。”
二、形勢與政策課程教學內容體系的構建與選擇
科學構建教學內容體系是關系高職院校形勢與政策課能否實現(xiàn)教學目標的核心條件。各高職院校在教學內容體系的構建與選擇上，基本上以教育部社政司每年發(fā)布的“高校形勢與政策教育教學要點”為主，輔以時事熱點問題。如呂梁高等?？茖W校針對形勢與政策課教學內容涉及面廣、時效性強的特點，每學期根據教育部社科司下達的《形勢與政策教育教學要點》的要求，由形勢與政策教研室組織相關人員學習《要點》、吃透《要點》精神，研究教育教學重點內容，在此基礎上擬定教學內容和教學大綱0。姜彥飛等在準確把握形勢與政策課程特點基礎上，對教學內容進行了合理建構，認為形勢與政策課具有“鮮明的政治性、內容的廣泛性及靈活變動性、生動的現(xiàn)實性和很強的時效性”，因此對教學內容的選擇“一是相對穩(wěn)定的政策理論部分，二是靈活多變的形勢部分一。廖騰瓊認為，形勢與政策課教學內容應當主要由基本理論、基本形勢和熱點問題等構成。賈后明、陳金生認為形勢與政策課的教學內容在教育部的教學綱要中雖有所要求，但具體的教學內容還需要教師進行取舍，根據課程教學目標要求，形勢與政策課教學內容應該圍繞“國內外經濟形勢、國際政治形勢、中國外交戰(zhàn)略與國際環(huán)境、中央大政方針的講解(包括中央會議和全國“兩會”精神等)。
一些學者還從學科特點和高職院校實際提出了形勢與政策課教學內容體系設計的原則，具有一定的科學性。例如黃振宣提出了“思想性和科學性相統(tǒng)一”、“理論性和實踐性相統(tǒng)一”、“固定性和靈活性相統(tǒng)一”的原則。在此基礎上。他認為“高職院校‘形勢與政策’課程教學內容體系應包括基本理論、基本形勢與政策、社會熱點問題與行業(yè)形勢教育四個部分”，其中“行業(yè)形勢教育是體現(xiàn)高職院校辦學特色，培養(yǎng)適應社會需要的高技能人才的重要教學內容”。鄭曉麗提出，要“以兩個結合為基本要求，構建高職《形勢與政策》課程的內容和體系”。“一是結合形勢與政策課程的特點，構建《形勢與政策》課程內容和體系”，以“體現(xiàn)教學內容的實時性和針對性”;“二是結合高職院校實際，構建《形勢與政策》課程的內容和體系”，“突出《形勢與政策》教育的職業(yè)性”，“有針對性地展開對學生的敬業(yè)、愛崗教育，培養(yǎng)教育學生吃苦耐勞、獻身于工作事業(yè)的精神”。渤海船舶職業(yè)學院在教學實踐中，除了根據省教育廳每年下達的教學要點，結合形勢確定教學內容外，還積極探索適合高職院校特色的教學內容。如國際金融危機爆發(fā)后，他們除了講《國際金融危機及其對我國的影響》專題，還根據學院專業(yè)特點，開設了《船舶業(yè)的發(fā)展態(tài)勢及其對大學生就業(yè)的影響》專題講座，主要給學生介紹金融危機發(fā)生后船舶業(yè)的發(fā)展態(tài)勢，以及對大學生就業(yè)的影響，學生聽了以后普遍反映很好。此外，黃春梅提出的“學生和教師共同參與，拓展教學內容”也具有很大的啟發(fā)性和借鑒意義，即“上課前教師讓每個學生將自己最想了解的內容寫出來，然后由任課老師進行匯總，根據教育部對形勢與政策課提出的要點，選出同學們最關心的幾個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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