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政治文明建設問題的思考

　　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命題，這是一個重要的理論創(chuàng)新，也是十六大報告的理論亮點之一。江澤民同志在十六大報告中指出：“發(fā)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1]這一論斷，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對此，很有必要進行深度的研究和探討，從而正確把握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意義和原則、政治文明的本質內涵及其普遍性和特殊性、當前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方略和關鍵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切實推進我國的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

　　一、政治文明建設對于中國現代化的意義

　　人類社會發(fā)展的歷史經驗已經證明，現代化是一個綜合發(fā)展的過程，包括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諸方面，這些方面是相互支撐、缺一不可的[2]。因此，我們要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不僅要關注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設，還要關注政治文明的建設。我們以往只提出要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奮斗目標，對“政治文明”的含義卻不甚了了，這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帶來了一定的局限性。當前把政治文明建設提上重要的議事日程，形成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協調發(fā)展的格局，不僅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內涵上的一次重大提升和理論創(chuàng)新，而且必將對我國的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產生深遠的積極影響。

　　政治文明是人類文明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早在1844年計劃寫一部關于現代國家的著作的草稿中就使用過“政治文明”這一概念，后來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曾對人類的文明體系作過經典的論述，從物質基礎、上層建筑(政治與法律)和社會意識三層面提出了分析框架，指出人類生活包括物質的、政治的和精神的等方面。[3]有些同志認為我們只講社會主義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方面就夠了，因為“精神文明”就已經包含了政治領域，沒有必要再專門把“政治文明”單獨提出來。實際上，精神文明并不能完全涵蓋或替代政治文明。這是因為，政治文明既有價值形態(tài)的內容，也有制度形態(tài)的內容。如果說其價值形態(tài)基本可以納入精神文明的范疇的話，那么其制度形態(tài)則很難由精神文明來涵蓋。人類的文明系統作為一個整體，其各個組成部分——無論是物質層面的、精神層面的還是政治層面的——必然會相互聯系、相互貫通，甚至有重疊交錯的部分，但彼此并不能相互取代。就拿物質文明來說，除了包括生產方式和物質財富等方面的內容，還離不開人們進行生產活動和創(chuàng)造財富的理念。例如“可持續(xù)發(fā)展”，既是人類的一種實踐活動，也是一種價值觀念，它們都是當代物質文明的重要成果，而這種價值觀念也同時是精神文明的一個重要方面，但是我們誰也不能以其中的一個去否定另外一個。把人類的文明體系相對區(qū)分為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方面，強調的正是它們各自獨特的、個性的內涵。如果說物質文明著重的是器物，精神文明著重的是文化，那么政治文明著重的則是制度。

　　不僅從理論上說政治文明有其存在的重要意義，而且從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際來看，把政治文明建設提上重要的議事日程也是大勢所趨。如果說改革開放后我們的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曾“一手比較硬、一手比較軟”的話，那么在經濟發(fā)展與政治發(fā)展之間實際上也存在著一定程度的不平衡，由此不僅帶來了諸多政治性問題，如腐敗和尋租的問題、黨群和干群矛盾的問題、政府權力的越位和缺位問題、政治調控體系的僵化和老化的問題等等，而且對經濟改革的深化也形成了制約。有鑒于此，如何推進我國政治文明建設，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法治國家達成良

　　性互動，促進社會的全面進步，就成為新世紀我國現代化建設所面臨的一個戰(zhàn)略性課題，這在我國已經加入世貿組織、進一步融入國際體系的背景下就顯得尤其緊要。[4]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命題，從一定意義上說，就是要把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發(fā)展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加速我國的政治現代化進程。正如十六大報告所指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chuàng)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新局面，就是要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發(fā)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不斷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調發(fā)展，推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4]這一戰(zhàn)略目標的確立，是非常重要和及時的。

　　二、政治文明：普遍性與特殊性

　　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一方面具有區(qū)別于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具有區(qū)別于資本主義等其他國家類型的政治文明的特殊性。如前所述，關于“政治文明”這一概念，馬克思早在1844年就提出了，十六大報告則權威性地提出了“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新概念，這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理論的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

　　首先必須明確的是，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區(qū)別于資本主義的新型政治文明。在政治文明的主體地位上，社會主義否定了政治生活中少數人對于多數人的統治，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推行廣大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理想，使人類政治文明的主體性擴展到了大多數民眾。社會主義國家之所以要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就是為了要保證廣大人民當家作主，實現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如十六大政治報告所提出的：“共產黨執(zhí)政就是領導和支持人民當家作主，最廣泛地動員和組織人民群眾依法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yè)，維護和實現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4]從理論上講，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黨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要求、以及黨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的優(yōu)良傳統，都體現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民主政治要解決的，就是黨、政府和人民群眾的關系。

　　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包含著豐富的內容，但其核心和精髓應當是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正如鄧小平同志早在1980年就明確指出的：“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要在經濟上趕上發(fā)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創(chuàng)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5]縱觀人類發(fā)展的歷史，政治文明始終處在不斷演進之中，并與一定的國家形態(tài)相聯系。從政治文明的產生到社會主義國家政治文明的發(fā)展，就是揚棄舊文明走向新文明的歷史。因此，我們必須注重政治文明所具有的國家歷史類型的性質，堅持從我國國情出發(fā)，總結自己的實踐經驗，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

　　另一方面，強調政治文明特別是民主政治所具有的特殊性，并不等于也不應該去抹殺其普遍性。任何類型的民主政治都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民主是人類政治文明的結晶，我們要按照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發(fā)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的政治文明，就要敢于吸收人類一切政治文明的優(yōu)秀成果。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只有在對人類千百年來政治文明繼承和揚棄的基礎上才能得以發(fā)展。諸如人民主權、代議制、普選制、競爭公職、權力制約、責任政府、司法獨立、政治公開、合法反對、有限政府、法治、人權等理念，不僅是西方近代政治文明的產物，也是當今世界不同政治體制應當共享的價值資源。近代以來，世界歷史的一個普遍現象是人類文明的共享，制度間的相互借鑒已是各國政治發(fā)展的基本特征和趨勢之一，現代民主和法治不斷深入人心，這也應當成為我們政治文明建設的應有之義。

　　從這個意義上說，十六大報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這一重要思想，是非常

　　具有深意的，值得我們深入學習和領會。對此，我們應當區(qū)分和界定“人類政治文明”、“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和“中國政治文明”這三個不同的層面，并把握好其邏輯關系。所謂“人類政治文明”應當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無論“社會主義政治文明”還是“中國政治文明”都應當具有這種文明形態(tài)的共性。實際上，“政治文明”這一概念本身就具有全人類性;而提出這一概念的重要意義，我認為首先就在于它是一個普遍性的命題，否則就沒有必要提出這一概念?，F代意義上的政治文明本身就具有超越時空的性質，包含古今中外政治領域一切優(yōu)秀的制度與文化的積淀和與時俱進的發(fā)展。在這個問題上，尤其要注意正確對待和處理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與中國國情的關系。我們既無法跳出中國的具體情況發(fā)展民主政治和建設政治文明，也不能以不適合國情為借口把人類政治文明的優(yōu)秀成果拒之門外。而研究國情的目的，不是為了排斥普遍的原理，而是旨在把普遍原理與中國的具體情況更好地結合起來。因此，在有關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建設的問題上，我們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充分研究和借鑒政治文明的普遍性，正確分析和判斷政治文明的特殊性，敢于并善于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一切優(yōu)秀成果。

　　三、我國政治文明建設的“三位一體”原則

　　當前進行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基本內容就是不斷發(fā)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我國民主政治的發(fā)展，首先需要的是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保證人民民主的方向，離開了這一點，就不可能發(fā)展出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甚至會造成政治上的無序和混亂，這是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最關鍵的特殊性;其次需要的是人民當家作主，讓人民群眾真正享有民主權利，離開這一點，就談不上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因為讓廣大人民群眾當家作主正是社會主義民主的精神實質;最后需要的是依法治國，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規(guī)范化、程序化，這是保證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順利實施的基本途徑?？梢哉f，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是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三大支點和三大特征。這三個方面共同構成了當代中國政治文明主體結構，也是我國政治文明建設的“三位一體”原則。

　　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才能把這一政治文明建設的“三位一體”原則落實好?具體應當如何操作?需要從哪里入手?這是需要著力研究和解決的重大課題。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原則上講一講是不難的，具體操作起來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里的一個想法是，現階段要實現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戰(zhàn)略構想，就需要把黨的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有機統一起來，特別是要發(fā)展黨內民主，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zhí)政方式。在我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fā)展黨內民主，是把堅持黨的領導與推進民主政治建設辯證統一起來的有效途徑。通過發(fā)展黨內民主積極推動人民民主的發(fā)展，是江澤民同志“七一”講話所提出的我國民主政治發(fā)展的大思路。[6]這次十六大報告又指出，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對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帶動作用。而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zhí)政方式，對于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也具有全局性作用。在這方面，關鍵是按照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原則，規(guī)范黨委與人大、政府、政協以及人民團體的關系，這是一個必須著力研究和解決的大問題。可以認為，黨的領導方式與執(zhí)政方式的改革和黨內民主的發(fā)展，是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的關節(jié)點，能夠起到牽一發(fā)而動全身的作用，應予以高度的重視。

　　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的這一“三位一體”原則，也可以解讀為在黨的領導下積極推進我國的民主和法治建設。從一般意義上說，“民主”和“法治”有著十分密切的相關性，沒有法治就沒有穩(wěn)固的民主，而沒有民主同樣也很難有真正的法治。民主和法治作為現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正是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重點所在，從而保證在依法治國的前提下實現人民當家作主。所謂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guī)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yè)，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這一點對于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也是提升我國政治文明程度的一個關鍵。

　　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依法治國或者“法治”建設，并不是一個單純的法律學的問題，而更加是一個政治學的問題。[7]這是因為，依法治國的要害不在于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體系，因為這相對來說是比較容易的，而是要確立“法治”的權威，這是中國最缺乏的東西。自古以來，中國缺少的不是法，而是法治。管子早就聲稱：“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如此這般，雖有法律制度，也與現代的“法治”有天壤之別。正象嚴復所言，古代法律，“直刑而已，所以驅逐、束縛其臣民，而國君則超乎其上，可以用法易法而不為法所構。夫如是，雖有法也適成專制而已。”[8]所以，依法治國和實行法治的關鍵，是要深入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沒有民主可以存在法制(即法律制度)，但不會有現代意義上的法治。在這個問題上，當代著名政治社會學家哈貝馬斯曾指出：“沒有法治可以有法律制度，沒有政治意志形成的民主形式也可能存在法治，而只有在憲政國家的框架內，民主和法治才會結合在一起。但是，上述兩方面所分析的這一分工的經驗依據，從法哲學的規(guī)范觀點看，絕不意味著在沒有民主的情況下法治能夠得以實行。”[9]因此，就政治發(fā)展的一般進程而論，民主相對于法治具有目標上的邏輯優(yōu)先性，這是當前我國政治文明建設首先應當明確的一個問題，對于正確貫徹上述“三位一體”的原則也具有積極的意義。

　　四、政治文明的本質在于制度文明

　　如前所述，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具有各自的特質。物質文明的核心特質在于先進生產力，精神文明的核心特質在于先進文化，政治文明的核心特質則在于先進的制度，特別是民主政治的制度安排。政治文明是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隨人類社會實踐而積淀形成的，反映了特定社會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制度化、規(guī)范化水平。一方面，政治文明建立在一定程度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發(fā)展水平之上;另一方面，政治文明為社會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提供民主和法治的制度保障，使之更加健康、穩(wěn)定、持續(xù)地向前發(fā)展。因此，從一般意義上說，政治文明的本質在于制度文明。

　　有鑒于此，當前發(fā)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一個基本的問題就是加強黨和國家的制度建設，深入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關于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我們已經提了多年，現在需要強調和明確的是，民主政治發(fā)展的關鍵在于制度建設、制度設計和制度安排，這也是現代政治文明的精髓所在。我們以往偏重于把民主當作一種作風來看待，例如把民主看作是讓大家講話，或者是領導者的開明等。實際上，民主如果缺乏具體制度化，就難有保障，因為制度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wěn)定性和長期性。鄧小平同志在總結我們黨的歷史經驗和教訓時，曾精辟地指出：“我們過去所發(fā)

　　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fā)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于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10]這段話至今仍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從這個意義上說，當前發(fā)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核心和關鍵，就是按照十六大報告所提出的，著重加強制度建設，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規(guī)范化、程序化。為此，必須繼續(xù)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自治組織和民主管理制度。

　　十六大報告這次對于政治體制改革著墨較多，是10年來歷次黨代會政治報告中闡述最豐富的一次，有不少新意。除了前面說的有關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zhí)政方式以外，報告還提出要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jiān)督，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權;要改革和完善決策機制，推進決策科學化民主化，建立重大事項社會公示制度和社會聽證制度，完善專家咨詢制度，實行決策的論證制和責任制，防止決策的隨意性;要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推進司法體制改革;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擴大黨員和群眾對干部選拔任用的知情權、參與權、選擇權和監(jiān)督權;要加強對權力的制約和監(jiān)督，重點加強對領導干部特別是主要領導干部的監(jiān)督，建立結構合理、配置科學、程序嚴密、制約有效的權力運行機制，等等?，F在的關鍵在于落實。如果這些舉措能夠兌現的話，我國的民主政治必將大大前進一步，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也將取得長足進展，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就有了良好的政治保證。[11]

　　五、反腐敗：我國政治文明建設的當務之急

　　現階段進行政治文明建設，其中一項十分緊迫的任務就是深入開展反腐敗斗爭，加強廉政建設。公權腐敗是當今世界最不文明的政治現象之一，是人類政治文明異化的最明顯的體現，也是對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最大的褻瀆。如果腐敗高發(fā)的勢頭得不到有效的遏制，所謂加強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就是一句空話;檢驗我國政治文明建設成效大小、后果好壞的一個基本尺度，就是看廉政建設是否取得了進展，反腐倡廉是否取得了實效。

　　當前，我們不僅從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高度深刻認識反腐敗的重要性，而且更要從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視野上去尋找從根本上整治腐敗的路徑，特別是要把人類制度文明的有益成果與反腐倡廉有機地結合起來。腐敗現象作為纏繞人類社會政治生活千百年的沉疴頑疾，要整治它，就得做扎實細致的工作，既要有教育、宣傳等“軟”措施，更要有政治和法律制度方面的硬件建設;既要抓一批案件，達到懲治腐敗的一些具體目標，更要深入推進政治和經濟體制改革，從根本上鏟除滋生腐敗現象的溫床。而其中尤其重要的是要加強政治制度的建設，通過制度設計、制度安排和制度創(chuàng)新來逐步堵塞腐敗發(fā)生的通道。

　　英國19世紀著名的歷史學家阿克頓勛爵說過：“權力趨于腐敗，絕對的權力趨于絕對的腐敗”，這是一個成為越來越多人共識的至理名言。無論何種社會，以權力制約權力都不失為在政治制度層面上克服腐敗現象的一種根本方法，它雖發(fā)韌于西方社會，但不是西方的專利，而是人類政治文明的共同財富。中國歷史上一貫注重的從思想意識領域遏制權力的變異，如儒家倡導的正心、修身的“內圣外王”之道，專制王朝也企圖依靠“君君臣臣”的道統來培養(yǎng)對皇帝效忠的“清官”。但事實證明，這種辦法雖然也能從一定程度上約束官員的行為，卻無法防止腐敗現象的大量滋生。每一封建王朝的傾覆，無不是最終由于政治腐敗猖獗不治所致。究其原因，就是不能從政治制度上解決對權力的制約問題。

　　當前中國開展反腐敗斗爭，進行思想領域的教育是必要的，如號召黨政領導干部帶頭發(fā)揚黨的優(yōu)良傳統、帶頭廉潔自律并端正黨風和社會風氣，以及利用胡長清、成克杰等重大典型案件對黨員干部進行警示教育等等。但單靠這些是不夠的，必須加強制度建設，通過一定的制度設計和制度安排來遏制腐敗的發(fā)生。從某種意義上說，黨風和社會風氣不正，不是腐敗現象的原因，而是腐敗現象的結果。因此，治理腐敗，關鍵還是要從體制上著手，加強硬件建設，首先是政治體制方面的建設。早在1945年，毛澤東在談到共產黨如何跳出中國歷史上治亂興衰的周期律時，提出了依靠民主、依靠人民監(jiān)督政府來防止腐敗的思想。那么如何依靠民主呢?如何實現人民的監(jiān)督呢?這是毛澤東一直在探索的問題，只是他沒有著重從制度化的角度來實現人民對政府的監(jiān)督，而是訴諸于群眾運動的大民主方式，結果產生了不少副作用。實踐證明，民主應當通過政治制度的設計和安排來實現，人民對政府的監(jiān)督也應當通過政權內部的權力制約來實現。

　　那么，人民賴以監(jiān)督政府的政治制度是什么呢?如何構建一種民主的機制來抑制權力的腐敗?這當然包括不同層次的內容，但從根本上、全局上說，正像現代政治理論和政治經驗早已經證明的那樣，第一是建立人民同意的政府，這意味著政府應是民選的、受人民監(jiān)督的。如果說權力趨于腐敗是一條普遍法則的話，那么正如著名政治學家卡爾·弗里德里克所言，腐敗的程度是與權力的同意程度成反比的，這同樣是一條普遍法則;[12]第二是通過人民自己的代表機構及由其產生的司法機關來監(jiān)督政府官員的行為，使立法權、司法權與行政權之間既相互統一，又具有一定的張力，其中所體現的原則就是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早就闡明的：“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這是人類政治文明發(fā)展過程中的一條重要經驗;第三是通過大眾傳播媒介來制約公權和表達人民的呼聲，實現輿論對政府官員的監(jiān)督。所有這些，都是人類政治文明優(yōu)秀成果的結晶，當然也是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應有之義，是從治本的意義上反腐敗的戰(zhàn)略措施。舍此腐敗就不可能得到總體上的治理，政治文明建設也就不能取得實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