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理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當代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fā)展。我國社會主義勝利和挫折的歷史經驗，以及其他國家社會主義興衰成敗的歷史經驗，也為鄧小平理論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歷史借鑒，它使我們從正反兩個方面加深了對社會主義規(guī)律的認識。這種認識是付出了很大代價換來的，對于形成正確的理論是十分珍貴的。以下是學習啦小編今天為大家精心準備的：以全球化視角看鄧小平文化觀相關論文。內容僅供參考，歡迎閱讀。

　　以全球化視角看鄧小平文化觀全文如下：

　　【摘 要 題】

　　【關 鍵 詞】全球化/鄧小平/文化觀

　　【 論文正文】

　　文化觀的核心是科學思維和科學精神。鄧小平文化觀高屋建瓴，極富科學魅力，豐富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尤其是“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思考，大大拓展了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的理論與實踐空間。這種科學魅力，與其看問題的角度和高度是分不開的，這就是對全球化的把握。直面時代發(fā)展主題和中國具體實際，是鄧小平文化觀的基本思路。面對全球化浪潮，鄧小平以包容性和前瞻性的視野，系統(tǒng)運籌和理性思考了社會主義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全面發(fā)展，從而建構了“中國的發(fā)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發(fā)展也需要中國”的現代化思維框架。

　　一

　　對全球化現實與態(tài)勢的關注，是鄧小平文化觀的理論起點，也培育著他對中國現代化發(fā)展的廣闊視角——中國發(fā)展與世界發(fā)展的整體性、同步性和協調性。

　　20世紀是有史以來人類社會變化最烈、發(fā)展最快的100年，這100年帶來最大的成果，若從世界文化發(fā)展角度看，其真正歷史進步在于世界從此邁入全球化時代。何謂“全球化”?對其內涵的詮釋多種多樣，但毫無疑問，全球化最本質的東西是“全球意識”，也就是要求各個國家、各個民族在發(fā)展自身文化的同時必須關注人類社會發(fā)展的共同問題。這一問題的提出，本身具有重大意義。雖然馬克思早在19世紀中葉對此就曾預言，但是，如此急迫地呼吁“我們都是單一人類家族的一員”，如此現實而自覺地審視自身與世界的關系——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真正樹立起“全球意識”，卻發(fā)生于20世紀。

　　全球化話題出現的內在動因有三：首先是各民族、各國家互相聯系的日益緊密化。聯邦德國前施密特曾指出：“在20世紀的進程中，世界五大洲之間、近兩百個國家之間的交融和交往發(fā)生了巨大的量的飛躍，同時也發(fā)生了重大的質的飛躍……現代交通技術(不僅包括飛機，也包括集裝箱運輸船和大型油輪)、現代通訊技術、現代貿易技術以及現代金融技術的發(fā)展，極大地改變了世界的面貌。”(P5-6)當年鄧小平乘坐日本新干線，接受日本記者采訪時談到最大的感受是“快”。確實，日新月異的科技革命令人目不暇接，尤其是計算機國際互聯網絡的建立，信息高速公路建設，把各行各業(yè)、各國各地的生產活動與社會交往連在一起，使人與人之間、生產部門之間、地區(qū)之間與國家之間的聯系與溝通建立在信息化、科技化之上。其次是各民族、各國家之間的互相依存性日益突出。

　　空間距離的縮小，使經濟一體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將其觸角伸向全球各地，于是人類共生問題也開始緊扣人們的心扉，當“東京股票交易所的股市行情下跌，幾秒種后，就會在倫敦、紐約、蘇黎世或阿姆斯特丹引起連鎖反應”(P5)時，當中東局勢的任何微瀾都在牽動著世界各國的神經時，人們越來越強烈地意識到：世界所面對的真正的重大問題是人類整體的生存問題。最后，人類文化自身性質也在昭示著國際化的內在必然性。歷史學家與文化學家們早已證實，以往由于境遇不同、歷史不同、發(fā)展的方向不同及步伐不同，產生了不同文明程度的差異，而人類作為一個整體應是同一的，人類文化受社會與歷史的左右，也會走向趨同。一方面，作為社會現象，文化不是孤立與封閉的，不同特質的文化會相互作用與相互交融;另一方面，作為歷史現象，文化不是靜態(tài)與停滯的，風格各異的文化必然會伴隨著人類的歷史足跡，不斷豐富與完善，不斷借鑒與吸收。

　　可見，全球化不僅是一個經濟發(fā)展過程，而且也必然是政治、社會、文化的綜合發(fā)展過程。正是基于對全球化時代人類社會發(fā)展現狀、命運、文化價值體系以及人類認知模式的思考，鄧小平強調要從世界角度看問題，“應當把發(fā)展問題提到全人類的高度來認識，要從這個高度去觀察問題和解決問題。”(P282)新中國成立以來相當長的時間里，由于思想的局限和當時國際環(huán)境的影響，中國在與國際接軌方面非常謹慎，并在研究本國的現狀、未來與外部世界的關聯互動方面有失偏頗，導致““””結束后的中國與世界先進國家拉開了相當距離。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既有著百廢待興引發(fā)的躍躍欲試，也有著歷史慣性帶來的迷惘困惑，鄧小平從世界角度看問題這一宏闊視角，促進了對中國發(fā)展問題的思考，使中國現代化建設在觀念上有了突破性的更新。

　　中國的發(fā)展不能游離于世界發(fā)展的時代潮流之外，中國的問題只有放到整個全球系統(tǒng)才能得到解釋和找到解決的途徑。順此思路，鄧小平提出首先要正確認識當今世界，“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zhàn)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fā)展問題。”(P105)世界上任何國家的任何問題都受這兩個問題所左右，中國也不例外。和平與發(fā)展的時代趨勢，除了給中國帶來機遇，也帶來挑戰(zhàn)，還帶來對世界的責任。一方面中國要利用國際環(huán)境快速發(fā)展自身;另一方面“十億人的中國堅持社會主義，十億人的中國堅持和平政策，做到這兩條，我們的路就走對了，就可能對人類有比較大的貢獻”。(P158)上述論斷開拓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理論與實踐的新境界。

　　二

　　正因為世界的發(fā)展是普遍聯系的，因此開放成為當今世界的突出特點。在開放性成為一個時代概念的同時，也呼喚著人們擁有包容的心態(tài)與開放的氣度。

　　其實，開放性同樣是一個歷史概念，隨著人類社會前進的腳步由微弱到強化、由局部到廣大。歷史證明，一個社會和文化的發(fā)展主要有兩種動力：一是靠自身的創(chuàng)造、更新能力，靠自己由少到多、由淺入深、由低級到高級的不斷積累與進步;二是靠外來文化的不斷補充、豐富、啟發(fā)、刺激，在與外來文化的磨擦、搏擊、競爭、交流、融合中發(fā)展壯大自己。后者往往是民族文化加速進步的重要途徑。羅素在1922年寫的《中西文化比較》中有這樣一段話：“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過去已經證明是人類文明發(fā)展的里程碑，希臘學習埃及，羅馬借鑒希臘，阿拉伯參照羅馬帝國。中世紀的歐洲則模仿阿拉伯，而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則仿效拜占廷帝國。”歐洲文明的演進就是這樣一種互為接納的過程。反觀中國的情形亦然，盡管由于地理的和政治的原因給吸收異域文明帶來諸多障礙，但仍然能看到我們的祖先不倦的尋求與吸納的足跡，中華燦爛文化有誰能斷言沒有異域文化的貢獻。

　　當然，之所以我們要強調開放性是個時代概念，是因為現代社會賦予了開放性更豐富的內涵。地球村時代是各種前所未有的文化相互激蕩的時代，跟上時代節(jié)拍，從某種程度上講，意味著人們將不斷地審視和反省自身的開放觀，積極地營造開放的氛圍。尤其是中國這樣一個在擁有引以為豪的傳統(tǒng)同時也固執(zhí)地保有某種封閉心態(tài)的國家，培育開放心態(tài)更是一個重要話題。解放后三十多年間，中國文化與外來文化(西方文化)在抵觸與吸納的交織中演繹著相互間的關系，但毋庸諱言，由于受傳統(tǒng)思維觀念、價值觀念的影響，受“左傾”教條主義的束縛，中國社會生活各個層面仍以“閉關自守”為基本特征，從而與當代世界發(fā)展潮流背道而馳。

　　鄧小平果斷地選擇了以打破經濟封閉為突破口，以海納百川的氣度來譜寫中國發(fā)展新篇章。首先，從人類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的角度，鄧小平強調了各民族間取長補短的重要性，每個國家文化的發(fā)展，都不能離開人類文明的共同成果，“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P91)只有這樣，社會才有不斷前進的動力。第二，從建國以來的歷史教訓看，鄧小平深刻反省了由封閉給我國社會主義發(fā)展帶來的限制。他認為，“總結歷史經驗，中國長期處于停滯和落后狀態(tài)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閉關自守。經驗證明，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中國的發(fā)展離不開世界。”(P78)“過去把自己封閉起來，自我孤立，這對社會主義有什么好處呢?歷史在前進，我們卻停滯不前，就落后了。”(P274)

　　自70年代末到90年代，鄧小平曾不下幾十次地談到不要把自己置于封閉狀態(tài)和孤立地位，用心可謂良苦。第三，從當代資本主義發(fā)展新特點出發(fā)，鄧小平大膽地提出要吸收和借鑒資本主義發(fā)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guī)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和先進的科技成果，體現了在對待資本主義問題上的實事求是精神。西方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已經由第一階段的工業(yè)資本主義、第二階段的壟斷資本主義，發(fā)展到了第三階段的信息資本主義，推動這一發(fā)展的無疑是資本主義社會所創(chuàng)造的新生產力。這也說明，資本主義通過內在的改革與調整，仍具有繼續(xù)發(fā)展的生命力——雖然它的基本矛盾并沒有也不可能根本解決。

　　正視這一現實，并利用這一現實，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fā)展創(chuàng)造良機，是鄧小平開放思想的重要內容，正如他所說的：“世界在變化，我們的思想和行動也要隨之而變。”(P274)“不以新的思想、觀點去繼承、發(fā)展馬克思主義，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P292)第四，從時代變遷帶來的緊迫感考慮，鄧小平以其對外部世界敏銳的觀察力與感悟力，呼吁著中國走向世界的時不我待。隨著新科技革命浪潮席卷全球，中國要不掉隊，不落伍，甚至要爭取走在潮流前面，只有時刻關注并努力介入科技革命的發(fā)展方向和發(fā)展主流。“現在世界的發(fā)展一日千里，每天都在變化，特別是科學技術，追都難追上”。(P299)奮起直追要有目標，這就要求我們徹底摒棄自守心態(tài)，接納當代社會一切最新的文明成果。

　　三

　　全球化顯然不僅僅意味著同一性與共生性，雖然伴隨著人類文化交流的動態(tài)發(fā)展，將出現愈來愈多的文化認同，但認同并不預示著各種不同的文化特質會趨于泯滅。所謂文化核心和文化深層結構，是流淌在每個民族的心靈中、深入每個民族的骨髓、體現著每個民族特征的東西，它既是一種思維和行為模式，同時也包括民族信仰和價值取向等，往往在歷史長河中具有相對穩(wěn)定性。值得注意的是，正因為各民族自身文化特質的相對穩(wěn)定性，才構成了世界在相互聯系中的多姿多彩。

　　所以恰恰相反，全球化的真正意義是在全球性范圍內為文化的多元性與多樣化提供了可能，意味著通過以和平與發(fā)展為載體的文化認同，激活不同的文化共同體，使之共同參與人類文明建設，發(fā)揮各自的作用與影響。

　　在認識多元化這一時代特征上，鄧小平一貫認為，當今時代是一個各民族共存互補的多樣性時代，共存是求同，互補是存異，一方面要關切人類共同命運，另一方面還要多角度、多層次、多樣式地把握這種關切;既要努力追求共識，也要尊重和正視那些使世界上各民族彼此相異的在種族起源、地理氣候、歷史傳統(tǒng)、價值觀念、風俗沿革等方面的多樣性。發(fā)展各民族文化不僅不會違背全世界人民要求的“和平共處”和“共同發(fā)展”的愿望，而且還能從各民族文化中發(fā)現有利于和平與發(fā)展的資源。

　　我們看到在20世紀的全球經濟一體化過程中，人們愈來愈認可這樣一個事實：經濟一體化是不可能脫離發(fā)展中國家的相應發(fā)展的，否則難以形成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全球經濟。尤其是20世紀60年代以后亞太地區(qū)一些國家和地區(qū)的經濟騰飛，打破了50年代以前以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中心的經濟體系，改變了發(fā)展中國家與發(fā)達國家單一的依附與被依附的關系。這一改變?yōu)槎嘣l(fā)展作了精彩的注腳。經濟多元化必然帶來政治多元化和文化多元化，同時也向我們傳統(tǒng)的一元思維提出了挑戰(zhàn)。以多元思維來應對多元世界是鄧小平社會主義建設思想中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要發(fā)展，體現了更博大的包容胸懷。例如，在對待國與國之間的領土、領海紛爭時，他極富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我還設想，有些國際上的領土爭端，可以先不談主權，先進行共同開發(fā)。這樣的問題，要從尊重現實出發(fā)，找條新的路子來解決。”(P49)以發(fā)展來求同存異，可謂示范了一種多元化新格局下的新思維，通過求同存異，化干戈為玉帛，共同獲得新的發(fā)展契機。

　　在南北問題上，鄧小平多次強調不能由北方主宰南方，“歐美國家和日本是發(fā)達國家，繼續(xù)發(fā)展下去，面臨的是什么問題?你們的資本要找出路，貿易要找出路，市場要找出路，不解決這個問題，你們的發(fā)展總是要受到限制的。……南方得不到適當的發(fā)展，北方的資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繼續(xù)貧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沒有出路。”(P105-106)在對待香港、澳門、臺灣的問題上，更是以靈活性與原則性相統(tǒng)一的“一國兩制”新制度，開創(chuàng)了一國內多樣多元發(fā)展新模式。此外，鄧小平還一再強調中國要反對霸權主義，中國是真正的不結盟，其實也是在倡導世界和平的維系要依賴于所有國家、地區(qū)、民族的力量，倡導著每個國家以自己的能力、方式介入國際事務。

　　古人所云“和而不同”，揭示了一個平凡的真理，即多樣性與統(tǒng)一性是不矛盾的，建立在多樣性基礎上的統(tǒng)一性才是充滿生機和希望的。這種從“不同”到“認同”的過程，不是一方消滅另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另一方，而是在兩種文化中尋求交匯點，并在此基礎上推動雙方的發(fā)展。人類科學的發(fā)展證實了多樣多元是物質世界進步和發(fā)展的根本，也是人類社會進步和發(fā)展的根本，承認多元與差異，無疑將成為全球化進程的重要話題。江澤民同志前些年在許多世界性的會議場合，如西雅圖、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新西伯利亞，都對世界的現狀和發(fā)展從世界的多樣性角度加以闡述，展示了中國人關注全球化的新視角和價值取向。

　　四

　　如果說多樣性已成為全球化的內涵之一，那么，如何保持和維護多樣性就不是簡單的“民族部落主義”之爭了。換言之，全球化與民族化不是對立的兩極，全球化觀照下的民族化才是充滿活力的民族化，而充滿活力的民族化將推動全球化的精彩紛呈和公正合理發(fā)展，于是，自覺審視和發(fā)揚民族精神，就成為中國走向世界的立足點。

　　有一首歌的歌詞膾炙人口：“洋裝雖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國心”，以此來概括全球化時代的民族化，恐過于表象，但卻十分現實，這是中國乃至所有發(fā)展中國家都應當采取的態(tài)度。如何在全球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確認自己的價值定位，倘若沒有一種民族大氣，答案是否定的。什么是民族大氣?這就是理性文化自覺基礎上的民族自尊與民族自信，在鄧小平的理論思想和人格風范中，我們深深感受到這樣一種民族大氣。

　　——赤子之心是民族精神的根源。

　　鄧小平以其求索、奉獻的一生注釋了他在為美國培格曼出版公司出版的英文版《鄧小平文集》的序言中所寫到的：“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當他成為祖國母親的優(yōu)秀兒子，也被世界所敬仰時，使我們真正感到“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自尊自信是民族精神的核心。

　　鄧小平具有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他多次強調要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自尊心和自信心，弘揚剛健有為的民族主體性意識，并在多方面作了展開。在現代化認識上，鄧小平反對“全盤西化”。20世紀現代化進程已證實，現代化雖發(fā)源發(fā)展于西方，但現代化并不等于西化，中國的現代化要有中國特色，要根據中國的歷史與現實來規(guī)劃中國的現代化步驟和設計中國的現代化內容，而非盲目地“拿來”。他指出：“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P2)“改革開放必須從各國自己的條件出發(fā)。每個國家的基礎不同，歷史不同，所處的環(huán)境不同，左鄰右舍不同，還有其他許多不同。別人的經驗可以參考，但是不能照搬。

　　過去我們中國照搬別人的，吃了很大苦頭，中國只能搞中國的社會主義。”(P265)在現代化運作上，鄧小平強調立足于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中國的事情要按照中國的情況來辦，要依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來辦。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P3)只有這樣，才能振奮整個國家奮發(fā)圖強的精神。在對待外來壓力上，鄧小平從不屈服，從“不信邪”，“至于說我們窮呀弱呀，我們歷來不回避”。但“在非常困難的時候，我們也敢于正視現實，用弱小的力量去面對強大的力量。中國盡管窮和弱，但需要中國自己做的事情，中國是敢于面對現實的”(P376)。中國人正是以這樣一種民族氣概，氣宇軒昂地站在了世界大舞臺上。

　　——理性自覺是民族精神的升華。

　　鄧小平從來就認為傳統(tǒng)的民族精神是需要注入新的活力的，今天所倡導的民族自尊與自信，絕非是對老祖宗的簡單重復，最大的不同則在于前者側重于靜態(tài)的、封閉的，而后者是動態(tài)的、開放的，從而使得民族精神散發(fā)出時代魅力。同時，鄧小平也以冷靜的思考告訴人們在全球化時代培養(yǎng)理性的批評判斷能力和自我意識的重要性。全球化并非只是盛宴，它在給各國各民族帶來機遇的同時也隱含著危險，從文化的角度看，全球化是融合與沖突互為交織的進程，其沖突的程度往往取決于民族與國家的利益，也取決于各自文化價值的力量權重。全球化意味著世界大多數國家其各自的特性將受到威脅，世界許多有識之士已日益覺察這一危機，“如果我們不把從先輩那里繼承下來的東西傳遞下去，我們所能傳給后代的東西就所剩不多了;而一旦全球化磨蝕掉我們傳遞傳統(tǒng)價值的能力或意愿，我們將坐吃山空，變得退化。”(P62)因此，鄧小平主張以科學態(tài)度對待外面世界，用馬克思主義進行分析、鑒別、批判，汲取有益的，抵制腐朽的，在錯綜復雜的國際交往與文化滲透中，保持自己的優(yōu)勢，避免資本主義社會的毛病和弊端，推進自身的健康發(fā)展，最終為人類文明作出更大的貢獻。

　　鄧小平對全球化時代的文化闡釋，在中國與世界、歷史與現實之間架起了理性的橋梁，無論從理論意義或者實踐意義來看，都具有著超時空的價值。就中國來說，現代化過去是、現在是、將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仍然是我們的發(fā)展目標，為了實現這個目標，需要不斷提升看問題的境界，登高才能望遠。我們既要保持民族自尊，也要摒棄狹隘的民族主義;既要把握民族騰飛的機遇，也要厚德載物，不愧為地球村一員。這是鄧小平思想給我們的啟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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