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構建民族國家是現代民族主義的最基本追求。所謂的民族國家，指世界進入近代以來，某一民族為了追求民族自決和自治而構建的政治實體。嚴格意義的單一民族國家?guī)缀跏菦]有的，民族國家通常是由某一主要民族組成或幾個主要民族聯合組成，并得到該國所有民族共同承認的政治實體。因此，民族國家就主要包含了兩方面的內容：第一，國家內各民族之間的關系，或者國家與民族之間的關系;第二，國民對國家的認同關系。嚴復也是從進化論出發(fā)來討論這些問題的。

　　眾所周知，嚴復很少談到漢族與國內其他少數民族之間的差異，也反對所謂的排滿革命，原因有四：第一，嚴復進化論的生存競爭，強調的是人種之間的競爭和國家之間的競爭，他指出白人“洎乎二百年來，民智益開，教化大進，奮其智勇，經略全球。紅人、黑人、棕色人與之相遇，始則與之角逐，繼則為之奴虜，終則歸于泯滅”(15)，從人種的角度看，“今之滿、蒙、漢人，皆黃種人也。檀君舊國，箕子所封;冒頓之先，降由夏后，客何疑乎?故中國邃古以還，乃一種之所君，實未嘗淪于非類”(16)。因此，從中國保種的角度來說，強調漢民族的特殊性是沒有意義的。第二，嚴復指出，中國歷史上的少數民族，包括那些曾經統(tǒng)治過中原的少數民族，“其不漸靡而與漢物化者寡也”(17)。即他們基本上被漢化了，從文化上看，他們最終與漢族沒有什么太大的差異。根據嚴復的進化論，中國的生存危機，其實就是文化的危機，或者說，中國文化的落后，實際就是漢族文化的落后。因此，揚漢排滿等所謂的漢民族主義運動并不能解決中國生存危機的問題。第三，嚴復特別強調國家與民族之間的差異：“蓋種族與國，絕然兩事。世盡有種族雖同，不必同國。如今日之臺灣人，南洋各國之洋籍，甚至日本、法、美之中，常有與吾同種族，而不以為同國者。又有同國矣，而不同種族，則如往者之朝鮮、琉球，今日之滿、蒙人，皆與之異種，而又為一國之民者也。”(18)他又指出：“《拿破侖法典》曰，生于法土者為法人。即今日華工之子，生于美者，皆為美民，權利義務，與土人無異。”(19)這里的種族就是指民族。非常明顯，從國家競爭與現代國家概念出發(fā)，嚴復關注的是某一人是否屬于某一國民的身份，而不是他從歷史所獲得的民族身份。第四，嚴復指出，排滿運動者“請不必為滿人道地，而但為所欲與復之漢族道地足矣。充洶洶者之所為，不淪吾國于九幽泥犁不止耳。合眾民主定局之后，不知何以處遼沈，何以處蒙古、準噶爾、新疆、衛(wèi)藏，不知我所斥以為異種犬羊而不屑與伍者。在他人方引而親之，視為同種，故果遂前畫，長城玉關以外斷斷非吾有明矣。他日者，彼且取其地而啟辟之，取其民而訓練之，以為南抗之顏行;且種族之恨相為報復，吾恐四萬萬同胞，卅年以往，食且不能下咽耳。”(20)簡言之，從邏輯上說，激進的漢民族主義者的行為非?？赡芤饑业姆至押蛢葋y。這必然大大不利于中國的救亡圖存，不利于漢民族自身的發(fā)展。因此，嚴復說：“民族主義將遂足以強吾種乎?愚有以決其必不能者矣。”(21)可見，嚴復明確反對那種狹窄的、排外的、激進的漢民族主義的主張。

　　如果說嚴復對民族國家的民族特性談得較少的話，他對民族國家中的公民對國家的認同問題卻特別關注。簡單地說，公民對國家的認同，就是個體對國家與個體之間關系的認知，以及相應的對國家公共事務的態(tài)度。嚴復從中西方的生存競爭開始探討這一問題：“蓋自秦以降，為治雖有寬苛之異，而大抵皆以奴虜待吾民。雖有原省，原省此奴虜而已矣，雖有燠咻，燠咻此奴虜而已矣。夫上既以奴虜待民，而民亦以奴虜自待。夫奴虜之于主人，特形劫勢禁，無可如何已耳，非心悅誠服，有愛于其國與主，而共保持之也。故使形勢可恃，國法尚行，則齅靴嫠面，胡天胡帝，揚其上于至高，抑其己于至卑，皆勸為之;一旦形勢既去，法所不行，則獨知有利而已矣，共起而挻之，又其所也，復何怪乎!……且彼西洋所以能使其民皆若有深私至愛于其國與主，而赴公戰(zhàn)如私仇者，則亦有道矣。法令始于下院，是民各奉其所自主之約，而非率上之制也;宰相以下，皆由一國所推擇。是官者，民之所設以釐百工，而非徒以尊奉仰戴者也，撫我虐我，皆非所論者矣。出賦以庀工，無異自營其田宅;趨死以殺敵，無異自衛(wèi)其室家。”(22)“夫如是則西洋之民，其尊且貴也，過于王侯將相，而我中國之民，其卑且賤，皆奴產子也。設有戰(zhàn)斗之事，彼其民為公產公利自為斗也，而中國則奴為其主斗耳。夫驅奴虜以斗貴人，固何所往而不敗?”(23)簡言之，西強中弱的根源之一就在于國民對國家認同程度方面：在中國，民眾無民權，民眾與君主之間是奴虜與主人的關系，因而民眾對國家的認同程度很低，甚至有某種被迫認同的成分;而在西方，民眾有民權，民眾實際上是國家的主人，因而他們對國家的認同程度非常高。也就是說，中國與現代西方國家實際是二種完全不同的類型的國家。那么，導致這兩種國家的根本差異的民權又來自于什么呢?嚴復指出：“夫自由一言，真中國歷古圣賢之所深畏，而從未嘗立以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賦畀，得自由者乃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國國各得自由，第務令毋相侵損而已。侵人自由者，斯為逆天理，賊人道。其殺人傷人及盜蝕人財物，皆侵人自由之極致也。故侵人自由，雖國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條，要皆為此設耳。”(24)“故言自由，則不可以不明平等，平等而后有自主之權;合自主之權，于以治一群之事者，謂之民主。”(25)“西人之言政也，以其柄為本屬諸民，而政府所得而操之者，民予之也。”(26)簡言之，民權來自于自由的觀念和民主的原則，并決定了民眾在國家中的地位，以及政府與民眾之間的關系。建立在民權基礎之上政府實際上就是立憲政府，嚴復指出其實質是：“立憲者，立法也，非立所以治民之刑法也。何者?如是之法，即未立憲，固已有之。立憲者，即立此吾儕小人所一日可據以與君上為爭之法典耳。其無此者，皆無所謂立憲。”(27)“今世歐洲之立憲，憲非其君之所立也，其民既立之，或君與民共立之，而君與民共守之者也。夫以民而與于憲，則憲之未立，其權必先立也。”(28)又說：“有民權之用，故法之既立，雖天子不可以不循也。使法立矣，而其循在或然或不然之數，是則專制之尤者耳。”(29)正因為如此，西方國家的民眾才也成為國家的真正主人，他們才真心地擁護國家的行為。可以說，嚴復以國民對國家的認同的線索，將西方近代自由主義的憲政主張介紹來中國，或者說，嚴復認為，中國只有構建出自由主義的現代憲政國家，才能真正解決國民對國家的認同問題，才能真正以解除來自西方列強的威脅。

　　雖然嚴復強調個人的自由在現在國家中的意義，但他又認為，由于中國生存危機的嚴重性，“特觀吾國今處之形，則小己自由，尚非所急，而所以祛異族之侵橫，求有立于天地之間，斯真刻不容緩之事。故所急者，乃國群自由，非小己自由也。求國群之自由，非合通國之群策群力不可。欲合群策群力，又非人人愛國，人人于國家皆有一部分之義務不能。欲人人皆有一部分之義務，因以生其愛國之心”(30)。也就是說，要增進中國人對國家的認同，除了國家政治制度的改良之外，還必須要增強民眾的愛國情感。因此，他在遺囑中對后人說：“事遇群己對待之時，須念己輕群眾。”(31)但是，嚴復僅將此作為一種道德原則，則不是作用一種政治原則，“夫謂愛國之民，寧毀家以紓難，不惜身膏草野，以求其國之安全。此其說是也。然是說也，出于愛國者之發(fā)心，以之自任，則為許國之忠，而為吾后人所敬愛頂禮，至于無窮。獨至主治當國之人，謂以謀一國之安全，乃可以犧牲一無罪個人之身家性命以求之，則為違天蔑理之言。此言一興，將假民賊以利資，而元元無所措其手足。”(32)可以說，嚴復認為，民眾對國家的認可有兩個方面的內容：第一，現代國家政治制度的建立，國家對民權的承認和對民眾利益的保護;第二，民眾愛國主義情感的激發(fā)，民眾為了國家的整體利益而犧牲個人的利益。雖然從具體內容上說，這兩方面內容有沖突之處，但嚴復對這兩方面內容的性質卻是作了嚴格區(qū)分的。

　　綜上所述，根據進化論，嚴復從現代國家理念出發(fā)，以一種現代眼光看待民族國家的構建問題，強調了國內各民族之間的和平共存，并提出了建構現代自由主義的憲政國家的主張。這既不同于西方近代的民族國家理論，也不同于孫中山的舊“三民主義”，實際上是中國近代民族主義者對現代國家的另一種理論探求。

　　三

　　維護民族利益是民族主義各種主張的最終歸宿。它涉及到兩個方面內容;其一，民族利益的內容是什么，其二，如何維護民族利益。在近代中國，在進化論的影響下，各種民族主義者對民族根本利益的認定基本相同：當務之急是救亡圖存，追求民族的獨立;最終的目的建設一個文明、富強的新型中國，甚至中國在文明程度上要趕超西方。但對于如何維護民族利益，各種民族主義的主張卻有很大的差異。總的來看，以進化論為依據，嚴復對如何維護民族利益有著獨特的主張，其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嚴復強調民力、民智和民德，特別是民智在中國救亡圖存中的意義。嚴復的進化論中有一個十分奇特的、而又不來自西方進化論的重要觀點：“是故國之強弱貧富治亂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驗也，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法從之。”(33)“是以西洋觀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斷民種之高下，未有三者備而民生不優(yōu)，亦未有三者備而國威不奮者也。”(34)簡言之，國家的各種實力實質是其民力、民智、民德的各種表現形式，國家之間的競爭歸根結底是民力、民智、民德之間的競爭。因此，嚴復說：“則及今而圖自強，非標本并治焉，固不可也。不為其標，則無以救目前之潰敗;不為其本，則雖治其標，而不久亦將自廢。標者何?收大權，練軍實，如俄國所為是已。至于其本，則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35)其實，民力、民智、民德本來指斯賓塞教育學中體育、智育和德育，嚴復將其改造為民眾的身體素質、民眾的科學知識涵養(yǎng)和民眾的道德水準。這在三者之中，嚴復最為看重民智，他認為，“觀其治生理財之多術，然后知其悉歸于亞丹斯密之一書，此泰西有識之公論也。是以制器之備，可求其本于奈端;舟車之神，可推原于瓦德;用電之利，則法拉第之功也;民生之壽，則哈爾斐之業(yè)也。而二百年學運昌明，則又不得不以柏庚氏之摧陷廓清之功為稱首。……故曰：民智者，富強之原。此懸諸日月不刊之論也”(36)。“請先思今日歐美諸邦，其國力之富厚，其實業(yè)之精進，較之吾國相去幾何?次思列強進于此境者，從何時始?三思此不及二百年中，彼土所以致此古未曾有之盛者，實由何故?……必言近因，則惟格致之功勝耳。”(37)“民智不開，不變亡，即變亦亡。”(38)由于嚴復認為民力、民智增強最終也要依賴民智的提高，并且與富強直接相關的軍事、農工商等實業(yè)和政治制度的改良也需要以民智為現實的基礎，因此，嚴復說：“根本救濟，端在教育。”(39)這是一個相當有趣的結論：中國應對殘酷的生存危機的根本方法卻是十分溫和的：發(fā)展現代的、全民性的科學教育。

　　第二，嚴復反對戰(zhàn)爭。他認為：“蓋其所爭，不僅軍旅疆場之間而止，自農工商賈至于文詞學問一名一藝之微，莫不如此。” (40)“兵之可恃而長雄者，皆富強以后之果實。無其本而強為其實，其樹不顛仆者寡矣。” (41)“國非富不強，兵非巧不利，欲率游牧之民，以席卷工商之國，如青吉斯、帖木斯之所為者，斷斷乎無此事矣!”(42)也就是說，國家之間的競爭是一種全面的競爭，軍事只是其中重要的一種競爭方式而已，并不具有決定性的意義，競爭中的最終勝利者不是軍事上的勝利者，而是處于更高級文明的國家。他舉例說：“夫疆場之事，一彼一此，戰(zhàn)敗何足以悲。今且無論往古，即以近事明之：八百三十年，日耳曼不嘗敗于法國乎?不三十年，灑恥復亡，蔚為強國。八百六十余年，法蘭西不嘗破于德國乎?不二十年，救敝扶傷，褎然稱富，論世之士，謂其較拿破侖之日為逾強也。然則戰(zhàn)敗又烏足悲哉!所可悲者，民智之已下，民德之已衰，與民氣之已困耳。” (43)因此，國人所追求的應該是國家的文明富強，而不能僅僅關注軍力的發(fā)展。換言之，要真正解決中國的生存危機，僅僅在軍事方面學習西方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徹底地解決民力、民智、民德三方面的問題。而對于這些問題來說，戰(zhàn)爭是沒有太大意義的。因此，嚴復說：“仆生平固最不喜言戰(zhàn)者也，每謂有國者，雖席極可戰(zhàn)之勢，據極可戰(zhàn)之理，茍可以和，切勿妄動。” (44)對于一個強調生存競爭和救亡圖存的海軍將領來說，嚴復這種反對戰(zhàn)爭的態(tài)度確實有些令人不解。但這確實與他發(fā)展中國文化的思路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