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亞里士多德管理倫理思想的基本內(nèi)涵及其理論特色
　　所謂管理，就是“人們?yōu)榱藢崿F(xiàn)特定的目標而對實現(xiàn)該目標的行為過程進行策劃、組織、指揮、協(xié)調(diào)和控制的活動”“。亞里士多德的管理思想不僅包括他的“家務管理”，而且包括城邦管理和整個希臘社會城邦之間關系的調(diào)節(jié)。管理倫理是管理與倫理的結合，是“在管理活動中所形成的倫理關系及其在協(xié)調(diào)處理這些關系的倫理道德原則規(guī)范和行為活動的總和。其本質(zhì)就是管理倫理的作用與管理實踐的有機結合”。亞里士多德的管理倫理分為微觀、中觀和宏觀三個層次，微觀層次就是他的“家務管理”中的管理倫理理論，中觀層次則是他的城邦管理過程中所運用的管理倫理理論，宏觀層次則是他對整個希臘社會的城邦之間倫理關系調(diào)節(jié)的理論反思。本文更注重其中觀和宏觀層次的管理倫理思想和實踐?？偟恼f來，亞里士多德的管理倫理思想的基本內(nèi)涵及其理論特色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人性假設前提上的“政治人”假設
　　亞里士多德從他所處的社會歷史環(huán)境出發(fā)，對人的特性作了理論總結，提出了“政治人”假設，為他的管理倫理理論預設了前提。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一切規(guī)模較大的直接社會勞動或共同勞動，都或多或少的需要指揮，以協(xié)調(diào)個人的活動，并執(zhí)行生產(chǎn)總體的運動——不同于這一總體的獨立器官的運動——所產(chǎn)生的各種一般職能。”“”這就表明，作為勞動者在社會化中必須接受管理和組織，才能適應大生產(chǎn)的需要。只要有社會勞動的地方，就必然有管理。為了提高管理效率，就要不斷協(xié)調(diào)社會實踐過程中的人與人的關系。如何將管理有效融人生活過程，使每一個被管理者適應社會化大生產(chǎn)的要求，并能互相協(xié)調(diào)，這與管理的組織目標、管理方法以及組織文化和工作理念息息相關。激勵人的積極性和創(chuàng)造性，達到組織活動的最佳績效，要求對人要有一個科學的認識，從而制定出符合人的需要的管理模式和激勵方式，制定激勵人的倫理導向、組織目標、管理方法、組織文化和工作理念。
亞里士多德的“政治人”假設具有兩層含義，一是人性中具有的天然的社會性。亞里士多德認為，“人類自然是趨向于城邦生活的動物(人類在本性上，也正是一個政治動物)”…。他從單個人無法存活于惡劣的社會環(huán)境出發(fā)，推導城邦雖然在發(fā)生程序上后于個人和家庭，但在本性上卻優(yōu)先于個人和家庭，“個人只是城邦的組成部分，每一個隔離的個人都不足以自給其生活，必須共同集合于城邦這個整體”…。他指出，正因為人的本性中的這種合群的性情，使得人具有為整體服務的精神需要，人類在生活上互相依賴，也有樂于社會共同生活的自然性情。二是作為“政治人”的公民與城邦休戚相關。一方面公民是城邦國家的主人，能夠參加各種政治活動和分享政治權利，管理公共事務；另一方面，公民自己也依賴于城邦國家的保護，為此他們有服從城邦管理的義務。公民既是管理者又是被管理者，同時作為個人的公民還是血緣家庭與城邦國家的聯(lián)系紐結，使兩者的利益成為一個有機的統(tǒng)一整體而趨于一致。“政治人”假設必然導致亞里士多德設置的城邦管理目標具有整體主義的價值導向功能，組織目標的整體性成為其管理倫理思想的一個很鮮明的理論特色。
　　2．整體主義的組織管理目標
　　所謂管理目標，就是指個體或群體行為的目的指向和所要實現(xiàn)的結果。在他看來，家務管理作為管理的微觀層次，其目標是要使家庭和個人過上優(yōu)良的生活，家庭所必須的各種物品，不僅要足夠當時所需的數(shù)量，而且還得有適量的積儲，以備日后的應用。這種致富方式和技術不但有益于家庭團體，也有益于城邦團體。…在這里，亞里士多德肯定了人們通過管理來達到個人和家庭追求適度物質(zhì)利益的合理性，并認為這樣不僅對個人和家庭，而且對城邦國家也一樣有利。在城邦和家庭的關系上，他認為兩者具有利益的一致性，但城邦的利益優(yōu)于家庭的利益。首先，個人的物質(zhì)利益訴求必須通過集體滿足的方式實現(xiàn)，每一個隔離的人都不足以自給其生活，必須共同集合于城邦這個整體，才能大家都滿足需要…，這就凸顯了集體利益的優(yōu)先性。其次，城邦的利益和榮譽比個人更重要。他說：“一種善或?qū)τ趥€人和對于城邦來說，都是同一的，然而獲得和保持城邦的善顯然更為重要，更為完滿。一個人獲得善值得嘉獎，一個城邦獲得善卻更加榮耀，更為神圣。”…再次，他還認為，政治上的善即是公正，也就是全體公民的共同利益。由此可見，亞里士多德理解的國家整體利益就是全體公民的利益，公民積極參與城邦管理，使個人與城邦國家的利益具有高度一致性，這是亞里士多德對社會和現(xiàn)實作出的正確的理論判斷?；诖?，他認為城邦整體功能的發(fā)揮，必須要求其社會成員服從這種整體利益至上的價值目標。但同時，亞里士多德也看到，社會上有的人“處于腐敗狀態(tài)而喪失了本性”，如果這種人成為管理者，其無恥貪欲將是城邦秩序安定的毒瘤。他認為，具有整體主義理念的個人和城邦利益高度結合，在政治成為實現(xiàn)人的利益的重要手段的環(huán)境中，人的倫理品質(zhì)的重要性才凸顯出來。要維護城邦的正義，使其秩序正常運轉(zhuǎn)，就必須使人的追求目標與城邦的最高目標——善相一致。因此，建構以公正為主要價值的德性主義的組織管理目標，不僅具有深刻的現(xiàn)實依據(jù)和社會根源，而且更是其高超的管理智慧的體現(xiàn)。
　　3．德法兼?zhèn)涞墓芾矸椒?br/> 　　在亞里士多德看來，要實現(xiàn)社會公正，維護共同利益，不僅需要依靠道德的力量節(jié)制人們的欲求，而且要“定立完整和良好的法規(guī)”“來約束人的不合倫理的行為。他說，幸福的城邦必然是道德上最優(yōu)良的城邦，因為道德優(yōu)良就意味著城邦的秩序井然，人們安居樂業(yè)。因而，要治理好城邦使其成為優(yōu)良的城邦，就必須選擇品德超凡的人來管理公共事務。他說：“倘使一個人業(yè)已具備充分的才能和忠誠兩個條件”，也不一定能勝任公職，還需要有善德，因為缺少善德的人中很多是對“自己的私業(yè)完全了解，也很自愛，卻總不好好料理他的家務”…，這種人在處理公共事務的時候會處處疏失。同時，亞里士多德還認為，公民具有統(tǒng)治者和被統(tǒng)治者雙重角色，這要求公民既要有管理者的德性，又要有被管理者的德性，只有城邦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踐行公正、節(jié)制、勇敢、智慧等道德規(guī)范，才能形成人與人之間的互信互助的關系，從而減低城邦管理成本。
　　在強調(diào)德治的同時，亞里士多德十分注意法律作為調(diào)控手段在城邦治理中的作用。他認為，城邦的管理首先必須要制訂優(yōu)良的法律制度。他認為，凡訂有良法而有志于實行善政的城邦就得操心全邦人民生活中的一切善：惠和惡行。…”強調(diào)用法律的形式褒獎行善的人，懲戒為惡的人，威懾可能作惡的人，弘揚社會正氣。亞里士多德認為，德治與法治是有機統(tǒng)一的。他指出，法律的實際意義就在于促進全邦人民都能進入正義和善德的永久制度，對于法律可能存在的不完備地方可以依道；惠精神加以補充。他說，“對于法律所沒有周詳?shù)牡胤?，讓他們遵從法律的原來精神，公正地加以處理和裁決”…”；為了防止管理者違背倫理精神行事，“一切政體都應定立法制并安排它的經(jīng)濟體系，使執(zhí)政和屬官不能假借公職，營求私利。”…‘這種從經(jīng)濟制度安排上對公務員的立法監(jiān)督，是制約權利腐敗的大膽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