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是唐中葉最重要的一位詩人，可以說，杜甫之后，在實用主義(或曰現(xiàn)實主義)詩歌流派中是一面旗幟。白居易以他的“新樂府”而在唐中期詩壇名噪一時。“樂府詩”本是古已有之的，漢代尤其興盛，后來曹操諸人借古題寫時事，再變?yōu)槎鸥Φ?ldquo;因事立題”，到白居易，將其加以改造，并名之曰“新樂府”。這里所謂的“新”與傳統(tǒng)樂府詩相比是有區(qū)別的：一是用新題;二是寫時事，三是不像古樂府詩合樂，而是不以入樂與否為衡量的標準。

　　儒家的文學(xué)觀是以孔子為代表，所以我們有必要對孔子的文學(xué)觀作一表述?？鬃铀枷氲暮诵氖?ldquo;仁”，其它的一切理論和學(xué)說最終都是為此服務(wù)的，有人將此過程表述為由“禮”進至“義”，進而至“仁”。這表現(xiàn)在文學(xué)上就是尚用，即為其道統(tǒng)服務(wù)而重實用。對此，孔子在談到《詩經(jīng)》的時候曾經(jīng)說過“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論語陽貨》)這是強調(diào)詩的實際功用。“實用主義”這個概念是劉若愚在《中國文學(xué)理論》中用以表述儒家文學(xué)理論特征的，作為“新樂府”運動的倡導(dǎo)者的白居易事實上也確實屬于這一派，“是基于文學(xué)是達到政治、社會、道德，或教育目的的手段這種概念”。我們將從白居易的詩歌理論的代表《與元九書》來看其中所表現(xiàn)出的儒家實用主義文學(xué)理論觀。

　　一、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白居易詩論的思想基礎(chǔ)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這句話出自《孟子·盡心上》，通過個人品德的完善，最終能夠達到“兼濟天下”的最高目標。這是每一個儒家知識分子的理想，這也白居易行事的思想基礎(chǔ)。

　　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仆雖不肖，常師此語。……故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fā)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故覽仆詩，知仆之道焉。(《與元九書》)

　　白居易從小家貧，但“苦節(jié)讀書”，“以至于口舌成瘡，手肘成胝”，作為一個下層知識分子，他對民間的疾苦是深有體會的，又因為他有“獨善”和“兼濟”的人格理想，這促使他能夠站在下層人民的立場去思考問題，并渴望能夠改善人民的貧苦。所以，在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中，這種人格理想無疑是貫穿始終的。

　　二、補察時政，泄導(dǎo)人情——詩歌的作用

　　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從之文，六經(jīng)首之。就六經(jīng)言，《詩》又首之。何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圣賢，下至愚騃，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群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yīng)，情交而不感者。

　　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經(jīng)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xié)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于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為大柄，決此以為大寶也。

　　故聞“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聞?wù)咦憬?，言者聞?wù)吣粌杀M其心焉。

　　洎周哀秦興，采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泄導(dǎo)人情。乃至于諂成之風(fēng)動，救失之道缺。于時六義始刓矣。

　　這幾段話道出了詩歌的本質(zhì)：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詩歌是融合情感、語言、聲韻、意義的整體，它產(chǎn)生的源泉是內(nèi)心的情感，借助語言和聲韻，將這種情感表達出來——這就是義。所以，詩歌是內(nèi)心情感的外在表現(xiàn)。白居易的這個觀點其實前代的儒家理論早有表現(xiàn)，是“詩言志”和“美刺”傳統(tǒng)的繼承和沿續(xù)。

　　《尚書·堯典》云：“帝曰：夔，命女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這段話包括了兩個意思，一是被朱自清稱為中國歷代詩論的“開山的綱領(lǐng)”的“詩言志”。即詩歌是表現(xiàn)作者內(nèi)心的思想感情的。與此相關(guān)的是詩的教育作用。因為詩是言志的，那么“言志的詩必須具有從思想感情上影響人和對人進行道德規(guī)范的力量。”或者說只有情感才能影響情感，故而詩歌的創(chuàng)作會有政治和社會的作用。

　　《詩經(jīng)》中也有很多表現(xiàn)詩歌作用的表述：“墓門有梅，有鸮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陳風(fēng)·墓門》)“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小雅·節(jié)南山》)“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大雅·民勞》)“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既作爾歌。”(《大雅·桑柔》無論這些詩句出于什么目的，是“誦”也好，是“訊”也好，還是“歌”也好，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點：都是與生活相關(guān)，而不是空穴來風(fēng)，即與現(xiàn)實的社會生活緊密相關(guān)，“其基本假定是：詩應(yīng)該關(guān)懷政治情形。”

　　但是，白居易詩歌的更為直接的來源則是《毛詩大序》，在《與元九書》中，多次引用了《毛詩大序》中的觀點和理論。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fā)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發(fā)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jīng)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fēng)俗。

　　補察時政，泄導(dǎo)人情這兩個方面是交互的過程。通過采詩官將這些表現(xiàn)內(nèi)心情感的詩歌傳達給上層，“然后君臣親覽而斟酌焉，政之廢者修之，闕者補之”，“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這是補察時政;最終達到“人之憂者樂之，勞者逸之……上下交和，內(nèi)外胥悅”(《策林》六十九)的和樂局面，這是泄導(dǎo)人情。也就是白居易所說的“上下通而一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

　　基于詩歌“補察時政，泄導(dǎo)人情”的作用，白居易提倡“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并且在實際的詩歌創(chuàng)作中，他也是這樣作的。“仆……啟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于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遞進聞于上。”

　　三、六義——詩道之本

　　白居易繼承了《詩經(jīng)》的“六義”——風(fēng)、雅、頌、賦、比、興，并且以是否有六義作為判斷詩歌好壞的標準。在說到“河梁之句”，“澤畔之吟”的時候認為雖有“興”、“比”，但已經(jīng)“六義始缺”;晉、宋以還的詩是“六義浸微”;至于梁、陳“余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這樣的詩句，認為是“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因為“六義盡去”。在分辨李白、杜甫詩歌優(yōu)劣的時候，他認為杜甫詩要勝過李白，因為李白的詩雖“才矣奇矣，人不逮矣”，可是“索其風(fēng)雅比興，十無一焉。”所謂的“六義”并不是指《詩經(jīng)》里的創(chuàng)作方式或體裁，而主要是指那種“美刺”精神。他在《策林六十八》中說“且古之為文者，上以紐王教，系國風(fēng);下以存炯戒，通諷諭。故懲勸善惡之柄，執(zhí)于文士褒貶之際焉;補察得失之端，操于詩人美刺之間焉”，通過這種“美刺”，能夠“紐王教”、“存炯戒”。他尤其欣賞杜甫“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樣的詩句，因為這樣的詩是“為時”、“為事”而作，其中有著深刻的諷戒的意味。

　　既然“六義”(質(zhì)——內(nèi)容)是詩道之本，那么在詩歌的創(chuàng)作中，“文”(形式)又處于什么樣的位置呢?在《與元九書》全篇中，對“文”的強調(diào)是不明顯的，或者根本沒有。甚至對于形式主義是持否定態(tài)度的。對于謝脁的“余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和鮑照的“離花先委露，別葉乍辭風(fēng)”，他認為“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在《策林六十八》，他“尚質(zhì)”的主張更是顯露無遺：“稂莠秕稗生于谷，反害谷者也;淫辭麗藻生于文，反傷文者也。故農(nóng)者耘稂莠，簸秕稗，所以養(yǎng)谷也;王者刪淫辭，削麗藻，所以養(yǎng)文也。伏惟陛下詔主文之司，論養(yǎng)文之旨，俾辭賦合炯戒諷諭，雖質(zhì)雖野，采而獎之;碑誄有虛美媿辭者，雖華雖麗，禁而絕之。若然，則為文者必當尚質(zhì)抑淫，著誠去偽，小疵小弊，蕩然無遺矣”。在的《新樂府序》中，他說：“其辭質(zhì)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這些觀點，完全是“文以載道”的儒家觀點的典型，形式應(yīng)當為內(nèi)容服務(wù)，要避免文勝于質(zhì)。

　　既然白居易提倡質(zhì)勝于文，那是否意味著對詩歌形式可置之不管呢?顯然不是。因為孔子的文學(xué)觀總體來說是文質(zhì)并重的，他曾說過“質(zhì)勝文則野，文勝質(zhì)則史”，要做到“文質(zhì)彬彬”才是完美的標準。文學(xué)自然要以儒道一以貫之，但同時要注意以適合的形式為“道”服務(wù)。所以，儒家(主要是孔子)的文學(xué)觀又是尚用與尚文的結(jié)合，實是后世文道合一的先聲。

　　我認為在白居易的詩歌觀念中，“六義”居于中心地位這是毋庸置疑的，其它的一切都要服從于這個中心。在詩歌中有所諷喻，上達君臣，以此達到補察時政，泄導(dǎo)人情的作用。但白居易畢竟也認識到“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義”是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還要有“言”，有“聲”。“……因其言，經(jīng)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韻協(xié)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只有言、音(韻)相協(xié)，才能對情感的表達起到積極的作用。形式是工具，但也要這工具對目的(義)適合才行。不能用哀樂表示高興的事，也不能用淫辭表達莊重的情況。

　　《與元九書》很充分地表現(xiàn)了白居易的儒家傳統(tǒng)的文學(xué)理論，不論在文學(xué)目的論、內(nèi)容與形式的關(guān)系，以及白居易自己的思想，正是在這樣的思想理論的指導(dǎo)和影響下，白居易創(chuàng)作了大量諷喻詩，作為自己“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思想的具體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