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公民文化的建設是當前政治哲學討論的熱點之一，漢娜·阿倫特通過對行動、公共領域等概念的分析和界定，對建立在“積極參與”這一公民共和主義傳統(tǒng)上的公民文化作出了極富原創(chuàng)力的思考和闡釋。阿倫特希望借此來提醒世人重新肯定行動、重建公共領域、積極參與社會政治生活。

　　論文關鍵詞：積極參與;公民文化;行動;公共領域

　　公民文化(CivicCulture)，亦即公民政治文化，是由美國政治學家G.A.阿爾蒙德于1956年最先提出的。從文化視角探討人們的政治行為和社會政治生活，即政治系統(tǒng)內的個人和社會各利益訴求主體對于該系統(tǒng)的態(tài)度取向，可分為地域型文化、臣民型文化和參與型文化三種類型，所體現(xiàn)的是現(xiàn)代文化與優(yōu)良傳統(tǒng)文化的結合。但公民文化首先“是一種忠誠的參與文化。個人不僅取向于政治輸入，他們也積極地取向于輸入結構和輸人過程”…。因此，“‘公民文化’是一種平衡的政治取向，比如說，有政治活動，但不至于去摧毀政府的權威;有政治的參與和輸入，但卻是溫和的;有政治紛爭，但卻是有節(jié)制的。公民文化的內涵是守法、寬容、恕道和理性論事的多元文化。”

　　漢娜·阿倫特(HannahArendt1906—1975)是20世紀最重要的政治哲學家之一。通過研究她的政治觀。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支撐阿倫特的理想政治藍圖的，是一種現(xiàn)代民主政治文化，即公民文化或公民政治文化。阿倫特認為，真正的、理想的人是參與政治生活的人。理想的政治生活是行動，理想的行動是積極參與，理想的參與場所是公共領域。阿倫特的公民文化觀就是建立在“積極參與”這一公民共和主義傳統(tǒng)的基本價值之上的。

　　一、行動：公民積極參與的有效途徑

　　愛這個世界，追求一種積極的生活態(tài)度，是阿倫特不同于傳統(tǒng)自由主義精神旨趣的一個重要方面。為此，她針對以往哲學家對“沉思”生活的偏好，明確提出了自己的“行動”理論。在《人的條件》一書的開端，阿倫特寫道：“對于‘ivtaactive’這個詞，我建議把它解釋為人的三種最基本的活動：勞動、工作和行動。這三種活動都是極為基本的，因為它們分別對應于擁有生命的世人的三種基本條件。”這三種活動分別對應于人與自然、人與文明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勞動(bor)是指人的一種維持生命的動物化活動，它的特點在于不留下永久客體，它的結果一經(jīng)產(chǎn)生立即被消耗殆盡，基本上只是重復著生命現(xiàn)象的簡單再生產(chǎn)。在勞動中，人并未擺脫其動物性的自然存在，因此從事勞動的人屬于勞動的動物;工作(work)也可譯為“生產(chǎn)”、“制作”、“制造”，主要指人的技藝性的制作活動(主要制作使用品而不是消費品，如木匠根據(jù)頭腦中的模型制作桌子、椅子)，制作出來的東西和勞動產(chǎn)品的不同在于，它們可以避免被盡快地消費掉，因而具有一種持久性。“工作營造了一個與自然界截然不同的‘人工’世界”，比勞動高一個層次。但是，工作者面對的世界，還是物的世界，而不是人的世界。人與他人的交往受到自己的工作能力的限制，因而是偶然的、有限的，至多只是一種交換關系。

　　行動(Action)作為人存在的最完整的條件。“是唯一不需要借助任何中介所進行的人的活動，是指人們而不是人類居世的群體條件。一切人的條件都與政治有關，而群體性則是所有政治生命的主要條件。”阿倫特認為，行動是指人類群體中的交往活動，其中最重要的是多樣性、相互溝通的政治活動。行動不像勞動、工作那樣，需要以生產(chǎn)工具、制度為中介與對方建立聯(lián)系，行動的人所面對的，是與他一樣擺脫了物役的自由個體，通過相互的交流、接觸和理解，從而使人的獨特性和多樣性得到確證。“行動是人創(chuàng)造奇跡的一種本能”，是“新人的出現(xiàn)和新事物的開始”，是能夠“將世界(人類事務領域)從其通常的、‘自然’的毀滅中拯救出來”的偉大力量。

　　“行動”的真實意義在于行動者的“自我彰顯”(，Ihedisclosingofwho)。在說明行動的彰顯性時，阿倫特特別強調“言說”(speech)的行為。行動者通過“言說”在展現(xiàn)自己的同時，也通過“言說”與他人發(fā)生關聯(lián)，相互交流直至彼此認同，從而構成一個共同體，并成為這一交往共同體中的一員。“人們在言行中表明他們是誰、積極地展現(xiàn)其個性，從而使自己出現(xiàn)在人類世界中。”也可以說“行動”因“言說”而使人處于與他人的關系當中，從而與“勞動”條件下的動物以及動物化勞動者區(qū)別開來。在言說和行動中，人們就共同擁有的話題、共同關心的幸福等，敞開闡釋自己和展現(xiàn)自己，從而使別人理解自己。這種言行方式，實際上是阿倫特理想的公民文化觀的體現(xiàn)。

　　不過，阿倫特還提醒我們，行動由其性質所定存在著毫無價值的風險。行動雖然是由于別人的在場而激發(fā)的，但卻不受其左右，“它強調那種不顧任何代價追求自我表現(xiàn)的沖動”，因而每個人的行動除具有原創(chuàng)性之外，還具有不可逆性與不可預見性。行動可能帶來的風險之所以沒有成為巨大的危險，阿倫特認為這歸功于行動本身的潛能，即寬恕和許諾。

　　寬恕是對付行動的不可逆轉性(我們不能取消我們已做的一切)的唯一途徑，是針對過去的行動;許諾是對付行動的非預見性(我們不能夠預見自身行動的結果)的一服良藥，是針對將來的行動。寬恕和許諾之所以有這種能力是因為它們本身就是兩種行動并且互為一體。“這兩種本能取決于人的多樣性，取決于他人的在場和行動，因為沒人會寬恕自己，也沒人能感覺受自己諾言的約束”，也就是說寬恕和許諾只是在他人在場的情況下才能夠施展，大家同時在場并且同時行動。

　　雖然寬恕的能力暗含了對惡行劣跡的一種非同尋常的反應，但阿倫特更多把它看做是尋常的做法，盡管例外的情況并不鮮見。我們無法預見、控制行動的結果，這意味著不快和可惡的結果隨時可能出現(xiàn)。“如果沒有他人的寬恕(來自我們所做事情的結果)，我們的行動——可以這樣說——就會被局限在一項我們難以從中自拔的行為中;我們將永遠成為后果的犧牲品，就像沒了咒語就不能破除魔法的新來巫師一樣。”只有通過加以寬恕，通過從我們所做的事情的結果中解放出來，這一過程才能以唯一符合人性的方式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