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的貧困窘境是由于崇拜西方分析哲學的結果，下文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整理的關于貧困哲學論文的范文，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貧困哲學論文篇1

　　走出哲學的貧困

　　曾紀澤的日記中，詳細地記載著他于1878和1879年兩次覲見西太后的對答內容。第二次在他即將啟程赴英國任公使前夕，西太后談到了郭嵩燾時說，“上頭也深知道郭嵩燾是個好人。其出使之后，所辦之事不少，但他挨這些人的罵也挨夠了?！?西太后也有不太“深知道”的，她問曾紀澤，“外國也有衙門?”曾答，外國稱“外部”，然后進行了簡短的解釋。類似的召見和問答，曹汝霖的回憶錄中也有記錄。西太后在召見曹的時候，曾經詳細詢問日本的事，曹當時覺得，如果維新黨人能夠試圖影響西太后，她未必就不能接受新思想。從前面的對話中也能看出，西太后的心里，至少把自己和“這些人”是區(qū)別開的。

　　對西太后的罵，國人進行得已經太多，這多少也因為她是女人，所以，從男女平權角度，也可以套用一句“勸君少罵•••”的。換一個角度想，西太后以一個深宮中的婦人，能靠能干的恭親王輔佐，靠曾，左，李，張之洞等漢族名臣維系滿清的江山數十年，甚至造出一段的中興日子，若換成她的老公咸豐不病死熱河，恐怕“政績”還不如她，若真是肅順那班大臣掌權，恐怕敗得更慘。畢竟，時運已經不是“康熙大帝”，“乾隆爺”那會的“盛世”了。但這個深宮婦人，學識終究有限，她的眼界和世界觀受著極大的制約，而這，也絕非她一個人的問題。如果拋開評判，能力和動機不論，任何人的見識和判斷都是受他的和知識結構影響的。

　　就連中國的古圣人們，其實也逃不過這個“唯物主義”的法則。孟子在不同的小王國里，勸這個王仁慈，勸那個王開恩，甚至威脅說什么水能覆舟，什么誅一夫紂，但效果還是不大，王們還是各行其是，后世的王，行了仁政的，還是很少。實際上，不論孔還是孟，其眼界都是非常有限的，因為客觀條件使然?？酌喜徽撚螝v到哪里，不論國家大小，強弱，其形態(tài)都是一元化的，無非是王們上不尊天子，下不管百姓，今日打勝，明日打敗，只顧自己的權力和享樂，百姓本來就如草芥，則“兇年不免于死亡”。在這種情況下，只能無可奈何地去夢想“三代之治”，孟子的“政治”也只能淪為一種勸善的道德說教，能為百姓爭取點“生存權”就謝天謝地，遑論其他。后世的學者總難免要替古圣人戴高帽子，比如，民貴君輕，就是思想之萌芽，誅一夫紂，就是革命無罪，但是近代民主不僅僅是一種萌芽狀態(tài)的觀念，而是普遍的共識和制度保證。

　　在西方，古希臘的不同的城邦就已經形成了迥然不同的六種政治制度。有的是貴族寡頭統(tǒng)治，有的是民主制，有的是獨裁制，獨裁還有世襲的君主制與不世襲的僭主制。這里的民主，就是貨真價實，有據可查的“democracy”。當柏拉圖來討論政治哲學的時候，就開始把它們一個個擺開來，比較，分析，得出結論。雖然他得出的結論，即“圣人王”的“理想國”有點類似于孔子的想法，但畢竟這是橫向分析比較的結果，而這一過程，中國并沒有。

　　中國只有縱向的比較，即現(xiàn)在和非現(xiàn)實的古制相比，而上古的制度多半是想象出來的。柏拉圖所列舉的幾種政治制度中，中國黃河流域所有的小國家加起來就只占了其中一種——獨裁。顧準說，中國的古代思想相對古希臘來說是貧乏的，其實首先在于培育思想的政治環(huán)境是貧乏的，可供比較和選擇的制度實在太少，只能略加改善。另外，柏拉圖的思想從來沒有被官方定為統(tǒng)治意識形態(tài)，這使得后世可以理性地評判和取舍，不需要“打倒柏家店”，所謂打倒，所謂扔進毛廁，所謂上帝死了，都實在是被搞得忍無可忍退無可退以后才喊出來的。

　　環(huán)境本來已經如此的貧乏，更壞的是，中國思想家的思維方式也高度一元化和霸道，以致要將僅有的一點不同的派別也消滅掉。孟子雖然在君王面前能言善辯，但對待其他思想派別的態(tài)度就非常粗暴。比如，楊朱和墨子被他說成禽獸，古希臘雖然有戴奧真尼斯一派被稱為犬儒，但似乎不是來自某個自奉正宗的派別罵人的結果。至少，戴奧真尼斯不會介意被稱為“犬儒”，而墨子一定不高興被人家叫做禽獸，因為他也是學界名人，也有自尊心。這樣一來，孟子開了學術辯論人身攻擊的先例，所謂百家爭鳴也就沒什么可爭了，人家都成了禽獸，還爭個什么?于是就剩下個供的人玩累了去裝神弄鬼——“百家爭鳴，無非兩家”。孟子這般圣人為何象粗人一樣辱罵對手?因為他自以為自己真理在握，掌握了兩大法寶——那時還沒有“三大法寶”——“父”和“君”，換言之，就是“忠”和“孝”。

　　這樣的孝是很厲害的，因為孟子要你“孝”到不許“兼愛”的地步，你只能對親人盡極端的“孝”，而他人你不必管。孟子的思想比起楊朱的“為我”來說，實在好不到哪里，無非是把“我”擴大到了“我爹”，就趾高氣揚了。然而，孟子使得中國思想與西方又遠了一步，因為古希臘的雅典已經出現(xiàn)了一定范圍內的政治平等，后來的____又講愛你的鄰居，愛你的敵人。中國人從此只敢愛爹，然后編出許多肉麻至極的關于愛爹的故事，名曰《二十四孝》。誰說中國人“不認真”呢?西方人雖然說愛人如己，不過泛泛而談，打了左臉而送上右臉的，畢竟沒有例子，而中國人居然就會四處去把肉麻的故事一個個搜來，編成書，還配上圖，“認真”得要命。當然，孝子也并不象我們想的那么可憐，因為爹也很愛孩子的，一得勢就“封妻蔭子”，讓后人乘涼。所以我們不能完全否定什么腐敗官員，腐敗官員幾乎個個都是好父親，就對子女盡責來講，都是一流的。私德太盛，公德難免欠缺，哪里“兼愛”得過來。

　　孔孟的東西，說起來就是“道德”。道德究竟是什么?西方人的觀點與中國人又不一樣。不妨甘冒“禽獸”之名，講一講。在中國人看來，道德其實是家庭和政治倫理，說起來不過又回到“忠”和“孝”。古希臘中，家庭倫理始終不占首位，道德首先是基于個人的理智和知識的。蘇格拉底認為，人內心的心智平衡就是道德的狀態(tài)。這樣來看，二十四孝全都是不理智的，是沒有理性成分的道德，一個老頭子，躺在地上學嬰兒哭，很難說是理性的，他的更老的父母是否真的就笑得出來?亞里士多德則把道德分為對個人欲望的理性控制(moral;virtue;)和對科學，哲學，，真理的追求(intellectual;virtues)，中國人所說的道德，則只勉強接近于第一種，自我約束，而沒有第二種，對第一種又將其絕對化。顧準所說的貧乏，是完全正確的。古希臘也有類似“小國寡民”的理想，但那群“寡民”是應當享有政治權利的，參與的，可不是“老死不相往來”那么無趣。西方的哲學中既將知識置于道德之前，又認為如果一個人雞鳴狗盜干壞事了，違背道德，首先是蒙昧的結果，那么就必然特別注重普及知識和。而中國的圣人們則認為，“民”應當“無知無欲”，“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既要人無知，又要人有德，沒有“德”，就說你是“小人”啦，“難養(yǎng)”啦，真不容易。而且，一邊說“不可使知之”，一邊又說“上智下愚”，嫌你不夠聰明，既不得而知，又如何不“愚”?中國人實在被圣人們播弄得可以。

　　圣人們最喜歡講“君子”和“小人”，“中國”和“夷狄”。西方上，也曾經區(qū)分“文明人”與“野蠻人”。然而兩者的標準并不相同。中國人區(qū)分文明和野蠻的標準主要是靠儒家的禮樂教化，還是上文的倫理道德，;而西方講的是基于理性的審慎的判斷和遠見，英文分別是“prudence”和“forethought”。古代希臘的詭辯派(Sophists)就強調懷疑精神和對真理的追求是排除道德因素的。曹操原本已經宣布，任用人才只憑才干，不忠不孝都可以，這在中國算是少有的，但最終還是以不孝為名殺了孔融。這也足見孝不過是維持統(tǒng)治的工具。魏晉的當政者都背叛了主子，所以又不大愿講“忠”——因為自己不忠——而用“天命”來為篡權粉飾。事實上，從柏拉圖開始，西方人就更注重區(qū)分“理性”與“非理性”，這是中國人不大講的，所以西太后有一天突然覺得她要依靠義和團的“民心”，也相信了義和團的神力。她的科學知識比起政治知識來又更加有限，但沒有想到這和二十四孝一樣缺少理性。中國人的唯道德主義到了明代，才有李贄敢將正統(tǒng)儒家奉為天條的“道德”完全相對化，然而李贄只能自殺。到了近代，“道德”終于又被日本的福澤愉吉懷疑了。福澤說，道德是一種有限度的東西，一個人怎么可能無止境地“道德”下去，更何況既然圣人們在二千年前就已經成了道德的楷模，今天的人又如何才能在道德上超越圣人?結果只能是向后看。但是知識就不一樣，因為人類的知識和智力是無限向前發(fā)展的，后代必定超越先輩。日本的維新思想，很大程度上在于由崇“德”轉變?yōu)槌纭爸恰?，當然因為我們剛好是受害者，就不去夸大，但教訓還是在的，否則何以需要“開民智”，要“新民”?

　　即使在中世紀時期，西方文明也還是延續(xù)了希臘文明中理性的成分。神學家托馬斯•阿奎那提出，上帝的存在可用理性加以證明。對于中國人來說，至高無上的東西，就不必去證明了，連說都不用多說，“道可道，非常道”么。朱熹也不會費神去論證天理的存在。到十三世紀，歐洲就已經完成了一次文化整合，將純希臘哲學，____神學，以及來自波斯的二元論等綜合進來。文藝復興，則是其中古希臘哲學稍后的大面積復興。

　　此時，中國也完成了一次儒家文化對道家以及外來的佛教的吸收。但是，這次吸收的目的仍是以保存和發(fā)展儒家道統(tǒng)為目的的，參雜佛和道，變成了西方人稱的“新儒家”。儒家關注的是人與人的倫理，道家關注人與自然，佛教關注人與本心，但始終缺少對政權與，個人與社會，權利與責任的界說。到了明朝王陽明的時候，又象唐朝韓愈一樣排斥佛教和道家，連“新儒家”也變成“心學”了。王陽明的思想，首先就是絕對唯道德的，要“去除人欲，便識天理”，覺得知識和才能都不如天理重要。他還認為，心的純潔和“無邪”是首要的，人要象擦鏡子一樣不斷和私欲做斗爭，用佛教禪宗的話，“時時勤拂拭”也，用后來的話說，就是“狠斗私字一閃念”。

　　原來“”雖然批儒那么兇，其實有的東西還是王陽明的一套。不過，這之間既已經隔了五百年，也就可見“私”字實在太難根除了。很奇怪，既然有人都說了“本來無一物”，怎么王陽明老是跟自己的心較勁，而不考慮用制度和來平衡公和私?天理又是什么?王陽明說只是“孝悌而已”。老天，哥倫布找錯路都繞完一圈地球回家了，中國圣人還在念念不忘那個孝悌，還非把什么堯和舜也拉上，這不是貧乏又是什么?再者說，不是最愛自吹“天人合一”嗎，怎么大慈大悲的“天”就看不得世間的“人”有點自己的私欲呢?然而，就在王陽明在貴州得道的時候，一邊是明代太監(jiān)的數目創(chuàng)了歷史記錄，一邊人欲依舊橫流，民間艷情小說印了一部又一部。;

　　王陽明的學說改變不了當朝的太監(jiān)們，雖然他們真的“本來無一物”，心卻不見得就安分，于是終于沒有能挽救明朝。有濫殺的朱皇帝在前，又有十萬太監(jiān)于后，任你個把文人把心修成天使也無濟于事。因為對王學的反感，也因為清的壓制，清朝的學者干脆又走了極端，去干免談心性的考據，而明清轉換的時期，也大致是笛卡爾生活的年代，近代的理性和科學精神在歐洲完全確立起來，中國人卻只能靠幾個傳教士了解一點外界的變化。待到“大帝”們把古籍篡改得差不多，漢族文人也收拾得差不多的時候，約翰•洛克的自由主義也建立完了。等到考據，訓詁也終于搞膩了的時候，英國人來賣鴉片了。

　　儒家的經沒有一天不在讀，可是到了1879年，西太后也還不曉得英國倒底有沒有“衙門”，大概覺得這又是“西學中源”的。然而中國的圣人是不絕的，幾百年后果然又“有圣人出”，這個圣人對西太后是不耐煩的，但可惜私欲充塞，修為尚不及王陽明之十一，不僅沒能挽救清朝，自己還得靠托庇于大英帝國保護。圣人與民眾永遠是隔膜的，正如魯迅所言，“中國的一般民眾，尤其是所謂愚民，雖稱孔子為圣人，卻不覺得他是圣人;對于他是恭謹的，卻不親密”。;

　　不過，聽說這兩年又有人跑到王陽明得道的貴陽修文去裝圣人了，要人讀經背經，還不許理解。就連以保守著稱的林琴南也曾經說過讓兒童讀經是閉塞心靈的，應代之以讀詩歌。據季羨林先生的回憶，在他的家鄉(xiāng)山東，軍閥張宗昌雖然不清楚自己有多少兵，多少錢，多少姨太太，祭孔卻是絲毫不馬虎的，他還說，日本軍隊占領濟南的時候，就要求學生都讀經，后來日本人撤走，經也就馬上不讀，改成讀新了。這本身已經很耐人尋味，但季羨林大師又同時宣布，因為當今世界污染嚴重，爆炸，生態(tài)破壞，所以還是只有中國文化能克服(見《牛棚雜憶》)，不知這當作何理解。

　　以上列述的問題，是人類共同面臨的，并非獨有，也絕非中國文化能獨解決。如果滅盡人欲就斷了污染，那么季老最為精通的印度文化也應當能當此重任，但似乎沒聽說印度人這么自夸過。相反，一位名叫Jitendra;Nath;Mohanty的當代印度哲學家在其著作《印度思想中的理性與傳統(tǒng)》(牛津大學出版社1992年)中提出，印度哲學家的一大任務是區(qū)分中哪些部分仍然活著，哪些已經僵死，成為“化石”。中小學生學習古典文化是必要的，本不用裝神弄鬼，煞有介事，而且未嘗不可如林琴南所言，從文學，而不是經典入手。王國維當年眼見中國人吸食鴉片者眾，認為如要改變，首先應當“培養(yǎng)國民的趣味”，也沒有號召依靠什么孔孟經典。當代“最后一個儒家”梁漱溟，恰恰是早年從西學入手，研習印度哲學后，才選擇儒家作為依歸的。

　　中國文化和哲學是時代，也是環(huán)境的產物，絕不能包打天下。在一個信息輿論仍然一律的環(huán)境中的兒童，恐怕盡量學會理性分析，獨立思考，“思想脫貧”才是要務。

　　貧困哲學論文篇2

　　中國哲學的貧困與出路

　　摘要 中國哲學的貧困窘境是由于崇拜西方分析哲學的結果。要尋找出路，必須回到中國傳統(tǒng)的綜合、分析哲學上來。本文從“吉”、“喆”、“嚞”、“悊”、“哲”等字，以及“思維、思想、智慧等詞，進行多角度的綜合、分析，指出中國哲學就是雙吉之學，多吉之學，合分之學，知人之學，思維之學，智慧之學。

　　關鍵詞 嚞喆 綜合 分析 悊哲 思維 智慧

　　中國哲學曾經的輝煌就是“全民學哲學”的運動，但在輝煌之下也蘊藏著危機。其輝煌之際，表現(xiàn)在今天的中國 社會科學院其前身被稱之為哲學社會科學部，正如今天把 經濟凌駕于社會之上一樣：既要講經濟效益，又要講社會效益。其實社會效益就包涵了經濟效益，正如同社會科學就包涵了哲學一樣。其實說它是哲學社會科學部，不如說它是 政治社會科學部。所說的“哲學”完全是為政治服務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都是為無產者通過暴力革命奪取物質服務的，為奪取政權服務的，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服務的。一旦整個社會 工作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后，“唯物論”的哲學，就難于為有產者的“唯資論”服務了，也就更難為今天的以人為本的“唯人論”服務了，其貧困的窘境也就顯現(xiàn)出來了。

　　中國哲學何以會走進貧困的窘境?原來這個中國“哲學”不是中國的“喆學”，而是西方的哲學。西方哲學側重于分析，而忽略了綜合。請看“哲”字便明白。它由“扌”、“斤”、“口”三字構成?！稗小本褪恰笆帜谩钡囊馑?“斤”就是“斧斤斫砍”的意思;“口”用來吃飯、 講話，這里是講話言說。言為心聲，所以“哲”又寫成“悊”?！皭啞迸c“思”都有一顆“心”，但“折”側重于思維方法中的分析方法，而“田”則是思維對象和方法兼重，思維方法中的綜合方法和分析方法兼重?！罢邸弊址柦o人類顯示的意思是，手拿著斧斤斫砍木材，進行分析的 實踐活動：了解樹木的年輪，有無疾病，削減舊枝讓生長出新芽，砍伐木材搭建房屋，制造家具等。當年毛澤東的“一分為二”就是典型的西方哲學思想側重于分析的表現(xiàn)，而楊獻珍提出的“合二為一”則是側重于綜合的不同觀點。其實何止“一分為二”，也可以一分為三，一分為四，一分為五，一分為六，一分為七，一分為八，一分為九，一分為十，一分為百，一分為萬千。同樣“合二為一”，也可以合三為一，合四為一，合五為一，合六為一，合七為一，合八為一，合九為一，合十為一，合百為一，合萬千為一。 所以，分和合，即分析和綜合都是中國“喆學”的基本方法問題。

　　中國哲學的出路就在于用回中國的“喆學”二字，回到中國的喆學思路上來。中國古代的“哲”字是由“喆”、“嚞”來表述的。即兩個“吉”并列為“喆”(哲)，三個“吉”疊列為“嚞”(哲)。何以兩個“吉”為哲，三個“吉”為哲，這就勢必要了解“吉”字的意思?！墩f文解字》釋“吉”為：“善也，從士口?！薄凹弊钟缮稀笆俊毕隆翱凇苯M成?！笆俊?，由“十”綜合成為“一”，又由“一”分析成為“十”，因此善于綜合思維和分析思維的人，就稱之為“士”?！笆俊弊稚系摹笆弊旨芤彩菚r空的“十”字架，因此能從時空角度上去思考問題的人，也往往稱之為“士”?！笆俊彼伎紗栴}后，出“口”表述就為之“吉”。善思、多思為之吉。

　　一個“吉”只是個人的吉，只有男人和女人兩個人的吉，才是真的吉，才是喆?；蛘哒f，只有白天的吉不是真的吉，只有白天和晚上兩個吉，才是真的吉，才是喆。還有說，只有東半球的吉不是真的吉，只有東半球和西半球兩個吉，才是真的吉，才是喆?！皢础本褪菃此?，就是善于思維，善于綜合思維和分析思維。不但由“十”綜合成為“一”，又由“一”分析成為“十”，還能將“廾”綜合成為“一”，又由“一”分析成為“廾”，并連續(xù)用兩個“口”表述出來，那就是“喜”字了。如果說，“吉”是由“一”分析成為“十”，又由“十”綜合成為“一”，用一個“口”表述出來的話;那末“喜”則是由“一”分析成為“卅”，又由“卅”綜合成為“一”，用兩個“口”表達出來。古代的“卅”表明是多數的意思，能將眾多的東西綜合為一，又能將一的東西分析為眾多，連續(xù)用兩個“口”說出來，其喜悅的程度人們都可體認到。吉兆、吉祥只不過是象征而已，而喜悅、喜歡則是身體的親自感認了。不只一人喜歡，而是兩人喜歡，那就成了“囍”事。男女婚姻大喜、雙喜，為的是能生下有“喆”思的聰明的孩子，這是人類生存的價值和希望。

　　中國古代最早出現(xiàn)“喆”字是在《尚書》的《虞書》、《商書》和《周書》里。《虞書•舜典》：“重華協(xié)于帝，濬喆文明，溫恭允塞?！庇涊d的是虞舜(重華)協(xié)助堯帝治理天下的事，重華的生性有深沉智慧，文章明鑒;重華的性情有溫和之色，恭順之容。在這里把“喆”定為“智慧”?！队輹?amp;bull;皋陶謨》：“知人則喆，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喆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這里把“喆”定為“知人”。《商書•伊訓》：“敷求喆人，俾輔于爾后嗣?！薄皢慈恕本褪侵说娜??！渡虝?amp;bull;說命上》：“知之明喆，明喆實作則。”明喆就是明智，知人知事則為明智，明智則能制作法則。而在《周書》講到“喆”的地方就有多處?！吨軙?amp;bull;洪范》：“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喆，聰作謀，睿作圣?！薄吨軙?amp;bull;大誥》：“弗造喆，迪民康。”“爽邦由喆，亦惟十人?！?《周書•康誥》：“往敷求于殷先喆王，用保乂民?！薄皠e求聞由古先喆王，用康保民?！薄拔視r其惟殷先喆王德。” 《周書•酒誥》：“在昔殷先喆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喆，自成湯咸至帝乙，成王畏相。” 《周書•召誥》：“茲殷多先喆王在天，越厥后王后民，茲服厥命?！薄皢韬?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喆命。今天其命喆，命吉兇，命歷年?！?《周書•呂刑》：“喆人惟刑，無疆之辭。”由于周朝實行的是“封建制”，不但需要有“喆人”，而是需要更多的“喆王”。

　　比《尚書》還要古老的《易》書里，其卦爻辭中，卻沒有出現(xiàn)一個“喆”字。但是出現(xiàn)的“吉”字卻是頻率最高的一個字，一共出現(xiàn)有144次。在64卦的卦爻辭中，除了觀卦、剝卦、坎卦、夬卦四卦未有出現(xiàn)“吉”字外，其余60卦都有“吉”，尤其是“訟”卦，不但卦辭中有“惕中吉”，而且爻辭中的初六爻、六三爻、九四爻、九五爻都有“吉”字的出現(xiàn)?？梢?，中國《尚書》的“喆”是由《易》中的“吉”而來的。如果《尚書》中說的“知人則喆”，和《易》的“趨吉避兇”主旨，再和老百姓說的“知人知面不知心” 聯(lián)系思考的話，接下來的是“知心知音不知意”，再接下來的是“知意知章不知日”，最后則是“知日知月不知易”?？梢?，《易》乃中國符號學之根，中國喆學之源。知道源就應知道流，知道根就應知道路。

　　在甲骨文中，尚沒有 “嚞”、“喆”、“悊”、“哲”字。而對“吉”字的寫法也有許多種：有把“士”刻成男士的生殖符號，把“口”刻成女性的生殖符號，有男有女當然是“吉”，有吉就有喜，這是所有人 發(fā)展自身的喆思。有把“士”刻成牡器符號，有把“口”刻成牝器符號，有牡有牝的生產器具，人類就可以大大提高生產力，這是人類發(fā)展的喆思。有把“士”刻成“王”字的符號，有把“口”刻成人口的符號，有 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社會，這是社會治理的喆思。有把“士”刻成無柄之斧的符號，把“口”刻成墊具的符號，“吉”字成一斧一碪之形，斧頭在碪砧上所砍之物當為吉祥之物，這是人們生存的哲思。

　　在《爾雅》中出現(xiàn)了“哲”的釋言：“濬幽，深也;哲，智也。”不管《爾雅》是否為《尚書》這部經典作闡釋，對《舜典》：“重華協(xié)于帝，濬哲文明”中的“濬哲”二字進行訓言也好，卻是第一次出現(xiàn)了對“哲”字的解釋，并且注明其意思是“智”的意思。在《爾雅•釋訓》中對“智”又訓為：“條條、秩秩，智也?！薄皸l條”就是條分縷析，“秩秩”就是積資積聚。前者分析，后者綜合。特別是“秩”的讀音為zhì，與“智”的讀音同，說明分析在“智”中固然重要，而綜合在“智”中更為重要。

　　中國的文字符號在漢朝已基本確定下來，所以到今天，人們研究漢字多以漢朝許慎的《說文解字》為圭臬。《說文解字》釋“哲”為：“知也。從口折聲。悊或從心。嚞，古文哲從三吉?！痹谶@里，許慎從“哲”字的義、音、形，以及其由上古至漢朝 “嚞”、“喆”、“悊”、“哲”字的變化過程來進行闡釋。首先要知道“哲”字的意義是“知”：知字從口從矢。《爾雅》訓：“矢，弛也;矢，誓也?！逼綍r要掌握知識，把許多有用的矢箭裝進口袋中去，而需要用之時便可從口袋中掏出矢箭去弛射擊東西。比喻知理之速有如矢之疾也，也就是說思維敏捷，快思即為哲也。古時“知”與“智”相通：“知”就是知識、認識、知道、了解、明白等意思;“智”就是智力、智慧、智能、聰明等意思。其實“知”與“智”是有區(qū)別的：“知”是地球上的“知”，而“智”是太陽系中的“智”;一個在地，一個在天;表面上是“知識改變命運”，實質量是“智慧改變命運”;因此，尚書中的“知人則哲”，應在今書里改為“智人則哲”。

　　“嚞”、“喆”、“悊”、“哲”字的讀音和“折”字的讀音同為zhé。音同必有形同、義同之意。“折”字的甲骨文和金文，都像用曲把斧砍折一木之形。因此，刀斧砍斷曰折，兩手折斷亦曰折。《說文解字》釋“折”為：“斷也。從斤斷艸?！?“折”的本意也就是對草木的折斷、砍斷，引伸則有判斷、決斷、了斷和辨別的含義。“哲”字原本為“悊”也是對的，心與口一致，言為心聲。心中的思維活動只有借助口中的 語言才能進行，心中的思維活動也要借助口中的語言來表達，心中的思維和口中的語言有密切而不可分割的聯(lián)系。所以“悊”又是“思”，又是“惟”。“悊”字為“心”上折斷的草木，這些草木是在田地上生長起來的，沒有田地何來草木?從這個意義來說，悊就是思。一個“思”字，包涵了思維工具、思維對象和范圍，以及思維方法?！靶摹笔撬季S工具：不但包括“心思”和“腦思”，原來“思”寫成“悤”，下面是“心”，上面是“囪”(腦)。思要用“心”和“囪”，用心思側重于感性思維，用囪思側重于理性思維，只有感性思維和理性思維相結合才是真正的“思”。所以心和腦都是思維工具?！疤铩眲t是思維對象、思維范圍和思維方法。思維對象：是禾生的“農田”，還是人的“心田”，或是人的“性田”，三者皆是。思維范圍：囗。思不能漫無邊際的思，一定要在時空的框架下明確界線里的內外。思維方法：十、士、田。時空的十字架：時間的春夏秋冬，空間的東西南北;十綜合為一，一分析為十;堅持時間上的十綜合為一，一分析為十，再堅持空間上的十綜合為一，一分析為十?！八季S”和“思想”也是緊密相連的。“維”就是“纟”(絲)為代表的草本植物，而“佳”就是“不善鳴叫的禽鳥”為代表的動物，也就是“想”字上的“相”，即“木”和“目”，“木”為植物，而“目”為動物。植物和動物是密切“相”聯(lián)的，先有植物，后有動物。思維要處于最“佳”狀態(tài)，就要把自然界中的植物、動物和人的關系相處好，也要把“維”、“惟”和“唯”相維系好，不管是“唯物”、“唯資”、“唯人”、“唯口”、“唯心”。

　　“嚞，古文哲從三吉?！痹S慎是公元100年的東漢時作《說文解字》，這里的“古文”是指什么年代為“古”呢?《易》書無“嚞”，而《尚書》有“嚞”，所以“嚞”應出自《尚書》 寫作期。后來將“嚞”省去一個“吉”為“喆”，就不知道是什么年代的事。三個吉為嚞，三是指天、地、人的三才之道，天吉、地吉、人吉，這才是“嚞”。另外從數詞方面來說，古代三又代表多數。這從智慧的“慧”字更能理解“一分為三”和“合三為一”的嚞思。“慧”字上的兩個“豐”字，就是兩個“一分為三”和“合三為一”，其意思與兩個“吉”的“喆”字同?！盎邸弊窒旅娴摹靶摹迸c“悊”、“思”、“想”下的“心”同?！盎邸弊种虚g的“彐”字，是手在不停地向前向后移動，又像彗星的小光在心宇中閃動。

　　其實中國的嚞學和外國的哲學也是有一致性的。中國嚞學就是智慧之學。外國最早出現(xiàn)“哲學”一詞，是古希臘文。它的原意是Philo Scphy，是“愛”和“智”的合音，就是愛智慧，努力追求智慧。古希臘哲學家畢達哥拉斯把“愛智慧”作為哲學的含義，說明中國古典哲學和世界古典哲學是相通的：哲學是給人以智慧、使人聰明的學問。

　　由此觀之，中國哲學就是雙吉之學，多吉之學，合分之學，知人之學，思維之學，智慧之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