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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毛概的結課論文篇一

　　《論社會主義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結合的歷史意義》

　　[摘要] 鄧小平同志提出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它的特色內容之一是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結合的理論與實踐。在理論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是對科學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發(fā)展;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理論支撐;在實踐上，中國建立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fā)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史無前例的制度創(chuàng)新，對不發(fā)達國家的發(fā)展提供了某些經驗。

　　[關鍵詞] 社會主義公有制 市場經濟 結合 歷史意義

　　社會主義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問題的探討最早可以追溯到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公有制和商品經濟關系的探討，而且他們每個人都給后來者留下了有益的理論和實踐成果，鄧小平同志繼承了前人關于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研究成果，并結合本國的實踐經驗，得出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和市場經濟相結合的這一突破性的結論。鄧小平同志提出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它的特色內容之一是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結合的理論與實踐。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對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xiàn)代化建設實踐發(fā)揮了極為重要的指導作用。在理論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突破了傳統(tǒng)馬克思主義和西方經濟學所共同持有的公有制跟市場經濟二者決不相容的教條，實現(xiàn)重大突破;在實踐上，中國建立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fā)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史無前例的制度創(chuàng)新。

　　一、對科學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發(fā)展

　　在傳統(tǒng)社會主義理論政治經濟學中，商品經濟和社會主義(或者說公有制與市場經濟)并不相容。馬克思、恩格斯所預見的社會主義是“無商品、無貨幣、無市場”的“三無”世界，他們主要倡導公有制與市場經濟非兼容論，直到晚年才有所松動。列寧雖然倡導實施以糧食稅為主體的“新經濟政策”，在解決社會主義與商品市場關系的問題上走出了極其寶貴的第一步，對當時蘇俄醫(yī)治戰(zhàn)爭創(chuàng)傷、迅速擺脫困境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他把“新經濟政策”僅僅作為從“戰(zhàn)時共產主義”向“正常的社會主義的產品交換”的過度時期，作為一種“暫時的退卻”。因為列寧始終堅持這樣一種基本理論見解：“事情過去和現(xiàn)在都是這樣發(fā)展著的，商品生產產生了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又發(fā)展成帝國主義。這是世界歷史發(fā)展的總圖景。我們不應當忘記社會主義的基礎”，他多次強調，社會主義國家只是在一定時期和特殊情況下有限地發(fā)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后來被稱之為“計劃經濟”的行政架構，列寧在世時已基本建立。列寧逝世以后，斯大林認定“暫時的退卻”已經完成，他把蘇聯(lián)當時的現(xiàn)實社會主義與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等著作中構想的經典社會主義完全等同起來，從而將跨越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建立的有待“吸收資本主義一切肯定成就”的社會主義，同由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尖銳化而導致的建立在“資本主義一切肯定成就”基礎上的社會主義混為一談，并按照后者的模式來規(guī)劃前者。之所以認為社會主義只能是集中統(tǒng)一的計劃指導下的產品經濟，均源于此。他提出的商品“外殼論”長久地對社會主義各國產生著影響。因此，“批商”、“恐商”現(xiàn)象在社會主義國家是普遍存在的。時至今日，縱觀蘇聯(lián)從成立到解體的歷史，不難看出，蘇聯(lián)社會主義受挫絕非一些人所認為的那樣，是由于蘇聯(lián)本來就不應該跨越“卡夫丁峽谷”，而主要在于混淆了兩種社會主義的差別，用“建立在資本主義一切肯定成就”基礎上的經典社會主義的理念，來指導、套用有待“吸收資本主義一切肯定成就”的現(xiàn)實社會主義的實踐。

　　由于時代的局限，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只是認識和致力于解決跨越“卡夫丁峽谷”社會制度、生產關系跨越的一面，或者說只是“建立”社會主義制度，而沒有來得及解決“建設”社會主義、“鞏固和發(fā)展”社會主義制度這個生產力方面的難度最大、最本質的“跨越”。鄧小平同志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奠基者，他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做出了劃時代的不可磨滅的貢獻。以鄧小平理論為指導研究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融合或有機結合，把社會主義制度的優(yōu)勢同市場經濟的優(yōu)勢緊密結合起來，使社會主義制度優(yōu)越性更加充分地發(fā)揮出來，從而有利于實現(xiàn)經濟基礎這個難度最大的、最本質的跨越，發(fā)展馬克思關于跨越“卡夫丁峽谷”的理論。公有制與市場經濟有機結合、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解決了鞏固和發(fā)展社會主義的重大歷史課題，是一個劃時代的偉大創(chuàng)舉。

　　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理論支撐

　　它“使中國出現(xiàn)了真正的大躍進”，一個充滿勃勃生機的社會主義中國將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社會主義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結合或者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使中國大地發(fā)生了舉世矚目、翻天覆地的變化。一是綜合實力與日俱增。從1978年到2001年，我國GDP剔除價格因素后年均增長9.4%，與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高速增長時期增速相當，是同期世界經濟增速的3倍強，位居世界之首。“世界邁一步，中國跨三步”，這是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形象描述。二是人民得到了空前的實惠。從1978年到2001年間，我國城鎮(zhèn)人均收入增長了12.4倍，農村人均純收入增長8.5倍。城鄉(xiāng)居民已從傳統(tǒng)的手表、縫紉機、自行車老“三大件” 向電視機、電腦、電冰箱新“三大件”轉變，小汽車和住宅已進入部分城鎮(zhèn)居民的家庭。城鄉(xiāng)居民的恩格爾系數(shù)已從1980年的62:38提高到2001年的25:75。正如世界銀行副行長斯特恩撰文說：“中國已經實現(xiàn)了真正的大躍進。在人類歷史上，如此短暫的時間內就取得如此大的進步是驚人的，也是罕見的。”三是中國的安全系數(shù)顯著增強。這主要是基于以下三個方面的分析：其一，絕對貧困狀況的存在，是困擾當今世界的一大難題。我國在20世紀末期已經取得了消除絕對貧困的決定性勝利，為在本世紀前十年全民族走向共同富裕和國家穩(wěn)定繁榮奠定了基礎。其二，鄧小平同志曾經指出：“中國有80%的人口住在農村，中國穩(wěn)定不穩(wěn)定首先要看這80%穩(wěn)定不穩(wěn)定”實行家庭聯(lián)產承包制以后，我國創(chuàng)造了在僅占世界7%的耕地面積上解決了約占世界四分之一總人口吃飯問題的“奇跡”，消除了“無糧則亂”的隱患。其三，西部大開發(fā)已拉開帷幕。它不僅有利于促進我國東西部協(xié)調發(fā)展，實現(xiàn)共同富裕，而且對于從政治上加強各民族的團結、維護祖國統(tǒng)一、防止國內外敵對勢力的“分化”圖謀，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如果說，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使曾經被人嘲弄為“東亞病夫”的舊中國“站”起來了的話，那么社會主義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融合，則使今日的中國已經成為“蘇醒的雄獅”，以其矯健的英姿巍然屹立在世界的東方。

　　三、對不發(fā)達國家的發(fā)展提供某些經驗

　　它有利于發(fā)展主題的解決，實現(xiàn)社會主義在21世紀的偉大復興。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面臨著“一高一低”的嚴峻挑戰(zhàn)。所謂“一低”，就是前蘇東“紅旗落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處于低潮。特別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lián)的解體，使一些同志的理想信念產生困惑、疑慮甚至動搖。所謂“一高”，就是世界頭號資本主義國家――美國經濟，自1991年7月從谷底攀升以來，曾連續(xù)出現(xiàn)了126個月的持續(xù)增長。它改寫了自凱恩斯以來整個西方經濟學的基本理論，成為世界經濟學界關注的熱點之一。截至目前，美國、日本、歐盟的GDP占世界比重分別達到29.2%、15.4%、26.7%。這“一低一高”的“反差”，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

　　市場經濟解決效率問題，公有制解決了公平問題，兩者的有機結合，標志著中國已經初步地成功地找到了一條在經濟文化落后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鄧小平同志指出：“我們的改革不僅在中國，而且在國際范圍內也是一種試驗，我們相信會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對世界上的社會主義事業(yè)和不發(fā)達國家的發(fā)展提供某些經驗。”它的成功實踐，無論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遠遠超越了國界，其“普照之光”必然影響到正在求索中的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給世人以吸引、示范和啟迪。盡管征途上還會有許多“暗礁”和風險，但我們堅信，社會主義的“星星之火”，必將在21世紀的世界大地上燎原、復興!

　　參考文獻:

　　[1]《列寧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9頁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02頁

　　[3]《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頁

　　[4]拿破侖一世曾經說過：中國是一頭睡獅，不要打擾它。中國醒來之日，世界將為之震撼

　　[5]《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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