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中國外交政的毛概論文(2)
中國外交的毛概論文篇三
《試論中國外交中的大眾傳媒因素》
摘要：本文從系統(tǒng)的角度來考察中國外交，依據參與外交的行為體的不同，將目前中國外交系統(tǒng)劃分為政府行為、社會集團行為和公眾行為三個子系統(tǒng)。同時選取大眾傳媒作為研究中國外交的一個新的視角，
關鍵詞：大眾傳媒;中國外交;系統(tǒng)
從根本上講，外交是國際社會中的一種政治交流，交流就離不開媒介?？梢哉f，現代大眾傳媒正在以其極為生動、極為豐富的形式和內容參與這種政治交流，越來越深刻地影響著外交活動的目標和進程。在本文中，筆者嘗試通過對作為一種系統(tǒng)的外交的分析的基礎上，通過對大眾傳媒的功能及其對外交發(fā)生作用的方式的歸納，列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大眾傳媒對我國外交的影響做出分析。
一、中國外交的系統(tǒng)性特征及其變化
在一個國家內部的政治生活中，外交可以被視為一個相對獨立的行為系統(tǒng)。從系統(tǒng)的角度來考察中國外交，可以依據參與外交的行為體的不同，將目前中國外交系統(tǒng)劃分為政府行為、社會集團行為、公眾行為三個了系統(tǒng)。
系統(tǒng)理論的經典定義指出，系統(tǒng)即是處于互動中的一系列要素，或者說是由相互依賴且相互作用的若干要素所構成的有機整體。因此，從系統(tǒng)的角度來考察中國外交，其邊界范圍是由政治當局制定有約束力的決策及其有關的行為所構成，并因此具有相對的封閉性與穩(wěn)定性;系統(tǒng)有其內部環(huán)境即受到同一社會的非外交系統(tǒng)的其他系統(tǒng)的包圍，也有其外部環(huán)境或“超系統(tǒng)”的環(huán)境即受到非同一社會的其他系統(tǒng)的包圍，并因之受到環(huán)境的各種壓力和影響;系統(tǒng)在環(huán)境的壓力下與環(huán)境發(fā)生輸人―輸出式的互動以維持自身的平衡，因此它具有開放性和反應性;在輸入和輸出之間還有反饋回路，系統(tǒng)可以持續(xù)不斷地與環(huán)曉處在互動之中，并因此具有了動態(tài)性和生命體特征。
就中國外交系統(tǒng)而言，以下兩個特征是十分突出的：
第一，改革開放前，中國外交系統(tǒng)是一個封閉的政府政治行為系統(tǒng)。外交決策和執(zhí)行是由政府來實現，社會集團和公眾基本上沒有納入外交行為系統(tǒng)中。這和建國以來我國逐漸形成了與計劃經濟相適應的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有密切關系，并因而形成了外交決策過程高度集中的特點。周恩來曾說：“在外交事務方而沒有小問題，外交政策決策權力大部分掌握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手里，黨和國家的核心領導層左右著中國外交決策的進程”。
中國外交領域結構的權力結構包括四個層次：對中國外交政策具有最后決定權的核心領導人(如中共每一代領導核心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以及胡錦濤);中共中央書記處、外事領導小組以及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以及中共中央辦公廳、中辦秘書局等;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新聞辦公室、港澳臺辦公室以及負責執(zhí)行政策和提出建議的具體外事部門(主要包括外交部、外經貿部，中共中央聯絡部、總參等)。一般而言，中共每一代領導核心(即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以及胡錦濤)對外交政策具有最后決定權，在工作中往往依賴自己的顧問班子(或特別小組);面對國家和軍隊外事活動的管理則通過國務院和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來分別進行。
第二，外交議題高度政治化、意識形態(tài)化。建國以來的外交主要集中于政治、軍事領域(即所謂的“高端政治”)，而且一度強調以意識形態(tài)為指導。另一方面，由于受當時國際環(huán)境的影響，中國外交行為中存在鮮明的敵友觀，往往將交往對象劃分為敵友兩種。這種敵友界限分明的立場，不僅使中國外交的交往范圍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還使得國內對外交思想、外交政策的討論和民意表達受到嚴重的束縛，長期以來深受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因素的干擾而成為“禁區(qū)”。公眾除了通過政府的政治動員或“下達紅頭文件”的方式，很難有其它的渠道來了解相關的外交事務信息，更不用說對此發(fā)表意見了。
1978年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全國工作重心的轉移，中國外交也有重大調整，明確把外交目標定位為服務于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需要。中國外交的敵友觀念淡化，交往對象逐漸拓寬，是非觀念取代敵友觀念，即根據國際事務本身的是非曲直決定中國的態(tài)度。中國外交不再有固定的對手和敵人，而是廣交朋友，與不同發(fā)展層次、不同意識形態(tài)的國家普遍發(fā)展友好合作關系。此外，中國日益重視多邊外交，不斷加強與國際組織的聯系。這些多邊外交活動涉及的領域極為廣泛，中國在其中既承擔義務也享受權利。
二、大眾傳媒的功能及其對外交的影響
大眾傳媒之所以重要，主要在于它是信息的重要載體。隨著環(huán)境的寬松和利益的多元化，這種信息承載者的作用就變得越來越重要和突出，大眾傳媒所具有一般性功能：輿論形成、文化傳播、環(huán)境監(jiān)視、社會調適、娛樂等也開始或多或少地在中國外交領域中表現出來。
不過，一般來說，大眾傳媒作為環(huán)境中的其中一個信息干擾變量相對于其它子系統(tǒng)來說，對政府這個子系統(tǒng)的影響最小，而對社會集團和公眾這兩個子系統(tǒng)來說影響較大，特別是劉公眾影響最大。大眾傳播隨著科技的發(fā)展，影響力愈大，電視、報紙、電臺、雜志，由于印象的傳布或是廣泛的刊行，對于政府與民眾均構成影響。一般來說，大眾傳媒具有以下幾方而的功能并因而影響外交。
第一、信息的采集和傳播
傳媒是主動挖掘、多方采集各種訊息的能手。傳媒在國際關系中最基礎性的作用與功能，首先在于將各國和國際的信息向本國和國際社會廣泛迅速傳播。由于國界的阻隔、國情的差異，利益的沖突國與國之間的了解與溝通更為困難。因此就更加倚重傳媒機構作為信息傳遞的擔綱者。
大眾傳媒改變了傳統(tǒng)的外交信息來源，信息來源增多，除了官方信息和情報信息以外，還可以通過多種媒體獲取大量的、具體的信息。這些信息從不同的角度反映著事態(tài)的本質及其矛盾，同時在另一方而也增加了判斷和決策的難度。所以，大眾傳媒能彌補傳統(tǒng)信息渠道的不足。
對中國外交系統(tǒng)中的決策者而言，傳媒提供的信自、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政府部門在收集情況時的缺漏。通過閱讀和收聽收看，能夠幫助決策者了解一部分因為政府工作人員先人為主的觀念而被忽視、刪減的很多信息，傳媒的時效性和新聞性迅速彌補了政府部門信息流通渠道復雜、需要層層上報而可能出現的低速和低效率，使領導人可以盡決獲知最新情況和消息。
大眾傳媒是外交信息的重要傳遞者，同時也是外交信息的最靈通者。大眾傳媒在國際政治斗爭角斗上一直是不容忽視的一種力量。特別是遇到突發(fā)性事件、熱點問題時，媒體對事件的報道、傳播都深深地影響著公眾列事件和相關問題的知曉、理解與判斷。媒體不僅可以提供各種信息和觀點，從而影響公眾在某個突發(fā)性事件或重大問題上采取某種立場。
第二、議題設置。
議題設置的是中心議題，而不是某個議題的特定態(tài)度。在設置公眾議題的過程中，新聞媒介通過影響少數議題的特殊性和顯著性來吸引公眾普遍注意。傳媒的這種功能不在于它 如何影響公眾對某個具體事件的看法，而在于它通過所提供的信息及提供信息的方式告訴公眾什么是重要的，應給予關注，什么是不重要的，不必給予重視。議題設置理論的中心是社會公眾是怎樣形成輿淪的。
在我國，普通公眾對國際問題的了解相對較少，外交政策對他們而言是過于復雜和神秘的。在此情況下，新聞報道一方面告訴人們世界上發(fā)生的哪些事件更重要，同時，還能按照自己的選擇來突出和強調或隱瞞或者暴露某些事實，來支持或批評政府的外交政策和行動，從而影響公眾對國際事務或外交政策的看法，形成強大的輿論導向，給外交決策帶來正面或反面的推動力。
傳媒不僅可以為外交系統(tǒng)提供信息，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也印象著外交行為的輕重緩急。大眾傳媒剝國際心意的選擇和編排直接影響公眾對國際問題的關注程度，從而擬定了公眾對國際事務的興趣和傾向這一社會政治議程，進而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政府處理外交事務的議程。如，大眾傳媒將其認為重要的信息，以最快的速度刊登在報刊最顯著的位置，或者在電視黃金時間播出，特別是電視畫而報道的問題，一般會加速這個問題的決策過程。不可否認的是，電視在實時報道新聞事件時，具有其它媒體無法超越的優(yōu)勢。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它也具有破壞作用：煽動情緒，要求政府在具備反應能力前作出反應，這是有害的。而對于其認為不重要的消息則少報道或者不報道。這樣的話，媒體的某種程度上決定了公眾看什么，聽什么，了解什么;也可以使公眾的注意力迅速集中在某一事件或某一政策上來;同時，可以使公眾的注意力轉移到另一個問題上去。
第三、制造公眾情緒和公眾壓力，形成公眾輿論。
媒體不僅改變人類的知識結構，也改變了人類觀察世界的方法和思維過程。電視、互聯網等現代媒體給人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新知識的爆炸，但大量豐富信息也削弱了人類大腦吸收信息的能力，以電視為主的現代媒體改變了人類觀察世界的棱鏡，尤其是電視，它能給予觀眾一種活生生的圖像，視覺效果會產生強烈的影響，不淪這種影響列外交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電視在給人們提供圖像的過程中實際上能調動人們的情感。
現代通訊、傳媒技術的發(fā)展拓寬了公眾認知國際事務的渠道，公眾正越來越深地卷入國際事務，越來越關注自己國家的外交事務。而公眾盼情緒是一種客觀存在，隨現實環(huán)境的變化和受刺激的不同而變化?？梢哉f，公眾情緒是列現實的一種反應，是某種刺激的結果。當然，公眾的情緒不是指少數人的情緒，而是指大多數人發(fā)生的刺激所造成的結果;不同的刺激會帶來不同的反應，產生不同的情緒。
公眾情緒所顯示的力量日益引人注目，政府是不會忽視的。操作公眾情緒已成為國家發(fā)展對外關系的重要領域，“公眾外交”日益受到政府的重視。在這里，“操作”不完全是貶義，善于遵從、引導、影響和控制公眾情緒，對國家發(fā)展對外關系有重要的積極意義。近一年以來，中日關系一度陷入歷史冰點，而對日方在一系列問題上的強硬無理的做法，國人群情激憤的情景時有發(fā)生，也有人在互聯網上發(fā)出上街游行、示威的倡議。而對如此突發(fā)事件，政府一方而強調堅決支持、依法保護一切符合法律規(guī)定的抗議活動;另一方而要求防止出現過激行為，警惕有人借機擾亂正常的社會秩序，堅決確保社會穩(wěn)定。這樣，政府善于遵從和引導公眾情緒，所以能迅速控制局面，不僅避免了可能出現的公眾情緒極端化而造成的損害，而且還激揚了廣大群眾愛國主義熱情和強國的信心。
三、中國外交中的大眾傳媒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的大眾傳媒經歷了規(guī)模上的從小到大，形式上的從單一到多樣，內容上的從貧乏到豐富，體制上的從僵化到改革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媒體始終參與到外交實踐之中，對外交產生了重要影響。不過大眾傳媒也要受到種種約束和限制，盡管一些國家特別是西方發(fā)達國家特別強調新聞自由，但實際上，大眾傳媒從沒有毫無限制的所謂自由。
在中國，大眾傳媒與政府的關系非常密切，大眾傳媒是黨和國家的喉舌，是代言人。行政部門主要在媒體的發(fā)展水平、分布規(guī)劃、數量等方而進行控制，而黨的宣傳部門主要對傳播媒介的內容與政治導向進行指導和管理。黨和政府牢牢地控制了大眾傳媒，在改革開放以前，媒體通常用一個聲音說話，越重要的事情，越要求一致，媒體的獨立性比較差。改革開放以后，出現了商業(yè)化操作和媒體大眾化的特點。同時，媒體控制在某種程度上相對放松，在報道國際事務上“一個觀點，多種聲音”，即在報道國際事務時，傳媒只要觀點基本一致就可以，在表達政府是立場和觀點的同時，也可以用多種方式發(fā)出專家學者的聲音，也應該有公眾的聲音。傳媒通過了解各方而的聲音，有效地表達民意，有利于政府與公眾的溝通。
上述變化由于媒體的等級、形式不同而表現不一。一般來說，中央級別的報刊與權威機構的一致性更高。除了報道國際新聞以外，面劉隨時發(fā)生的各種國際事件，這些媒體總是通過報道政府言論或評論等不同形式來陳述官方對國際事件的明確觀點和意見，表達我國的鮮明態(tài)度和立場。
相比之下，因特網的迅猛發(fā)展對新的傳播方式和內容產生極大沖擊。因特網可以把世界各地剛出版的報紙送到讀者手中;網民可以非常容易地登陸政府、軍方等機構的主頁，閱讀來自官方的觀點、信息;非主流的新聞視點和信息通過網上電子公告欄、聊天室、電子郵件、自愿組成的新聞組等在特定的人群中得到交流，從而出現獲取信息的互動方式。因此，信息的網絡化帶來的是信息傳播的分散化與信息的透明化和公眾化。由于生活在新媒體世界上的人在接受信息時是主動和互動的，盡管新的媒體受眾比傳統(tǒng)受眾耍少得多，但傳播效果可能要超過傳統(tǒng)媒體。概括來說，大眾傳媒對于中國外交的影響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現代媒體增加了中國政治和外交進程的可視度和透明度。從1999年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到2001年中美撞機事件再到跌宕起伏的中日關系，網絡媒體世界一直都處在公眾辯論中。這種辯論導致了公眾參與政治的熱情。倘若時光倒流三十年，中國的普通公民是無法參與政治和外交辯論的。從某種程度上，現代媒體正在把傳統(tǒng)上的秘密外交轉變?yōu)槊襟w外交、公共外交。在一個傳統(tǒng)媒體受官方嚴格控制和管理的狀況下，現代媒體可以讓公眾獲得更全面和平衡的信息。在重大事件的決策上，中國公眾長期以來習慣于聽政治家和外交家們的，如果他們不就某個事件發(fā)表意見，公眾就不會注意。而在新媒體環(huán)境中，一個新事件爆發(fā)后，如果政府不及時發(fā)表意見，公眾自然就會從眾多的新傳播渠道獲悉，并發(fā)表他們的見解。這就使媒體本身變成了“一種力量的放大器，一種向對方施放信號的方法和工具”。
第二，媒體在國際事務報道上出現了“一個觀點，多種聲音”的情況。過去我們在報道的時候講要口徑一致，只能有一個聲音，越重要的事，越要求一致。這種一個聲音的做法實在是太落后了，一定要改革才行。我們只要觀點基本一致就可以了?？上驳氖牵鼛啄陙?，我國傳媒在報道時是“一個觀點，多種聲音”，出現了輿淪多樣化的傾向。有來自政府的聲音，有專家和學者的聲音，也有普通公眾的聲音。
發(fā)生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國大眾傳媒體制發(fā)生了些許變化，信息傳播手段多樣化，特別是因特網的出現使人們擺脫了以往相對封閉的區(qū)域陛信息空間，而進入完全開放的全球信息空間。大眾傳媒的商業(yè)化及公眾對官方大眾傳媒的信任度有所降低，都使公眾在一定的范圍里尋求合適的機會去充分表達自己的意見。
第三，傳媒的若干變化也給中國外交系統(tǒng)帶來了影響。從行為本身來看，改革開放前，政府、社會集團和公眾這三者應該是高度一致的。現在，三者是有差異的，他們之間的差異體現在對待外交行為的態(tài)度上。實際上，國外媒體研究很注重不同層而的外交態(tài)度，如美國，注重總統(tǒng)、國會、行政機構、新聞界、公眾輿論及選民對外交政策的作用和影響。當然，中國外交系統(tǒng)中這三個子系統(tǒng)：政府、社會集團和公眾在政治層而上很難形成清楚的分別，相當多地表現在傳媒上，認知渠道上。同時，國外在研究中國外交行為方面有一個新動向，他們開始注意公眾的反映，即公眾表現的態(tài)度及價值取向。他們也逐漸了解到，中國老百姓并不像他們想象的那樣是被政府牢牢鉗制的，沒有一點自由的聲音;也不僅僅只有政府的聲音，還有來自社會的聲音。
四、結語
綜上所述，大眾傳媒在社會政治生活中作用范圍的逐漸擴展和影響度的不斷加深，外交領域也概莫能外。這一新的趨勢，就要求我們必須重視這一問題并加大對大眾傳媒與外交之間關系的研究，在新的國際環(huán)境中，通過利用、引導、規(guī)范大眾傳媒，產生出良好的外交與大眾傳媒之間的互動關系，營造出一個有利于中國外交系統(tǒng)的國際和國內輿論環(huán)境，更好地服務于我們的國家利益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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