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中國經濟發(fā)展趨勢的毛概論文(3)
淺談中國經濟發(fā)展趨勢的毛概論文
中國經濟發(fā)展的毛概論文篇三：《怎樣認識中國經濟發(fā)展》
摘要：文章從經濟學研究者和普通讀者的角度，論證為什么人們需要研究經濟發(fā)展，特別是研究中國經濟發(fā)展;并從理論創(chuàng)新的目的出發(fā)，討論了為什么需要以批判性或者另類的思維方式研究經濟發(fā)展;從方法論角度列舉了一些重要的正面和反面范式，作為批判地研究經濟發(fā)展的例子;同時簡要介紹了可以作為理論研究出發(fā)點的、經濟學說史中若干關于經濟發(fā)展的重要特征化事實概括。
關鍵詞：中國經濟發(fā)展;批判性思考;思維范式;特征化事實
一、為什么要研究中國經濟發(fā)展?
為什么要研究中國經濟發(fā)展，其實不是一個可以直截了當予以回答的問題。當然最重要的是因為中國經濟值得關心，即使不是研究經濟問題的，作為中國人，所有個人所關心的問題最終都會落腳到中國經濟。另外，明白中國經濟發(fā)展改革的歷程，甚至它的歷史，懂得用什么樣的理論框架、思維框架去看待中國經濟，本身是一種訓練。除了我們是中國人，自然關心中國發(fā)展現象和經濟前景之外，還有以下幾方面的理由。
我們首先思考一下什么是理論。理論不可能脫離實際，理論脫離實際也就沒有意義了，就像是屠龍之技，只能束之高閣。理論為什么有用，是因為理論對現實做了一種抽象。有人會問，現實是實際存在的，直接觀察現實即可，為什么要抽象為理論?一方面，描述現實不可能窮盡所有實際事物，必須把它加以裁剪、抽象，濃縮在更小一點的框架內，這樣我們的大腦才能夠處理。另一方面，盡管可以觀察橫向現實，但不能觀察到所有現象，也可能受假象迷惑，得到錯誤的結果。
其次，通過歷史即別人的文獻可以觀察縱向現實，但這些文獻可能是錯的。而且歷史記錄可以是客觀的，但大多數情況下卻往往是主觀的，諸如“為尊者諱”、“為賢者諱”，涉及重要人物時會進行粉飾，因此任何歷史都不會絕對客觀。即使歷史記載可能是真實的，但也不一定是具有代表性的。需要抽象的理論幫助我們正確認識歷史，盡管文獻不一定正確，但是有了理論框架、思維方式可以重新反讀文獻，利用現有文獻，而不是受它的影響。
最后，未來是觀察不到的，那么如何預測未來呢?需要抽象的理論理解過去和認識當前，然后才能預見未來，只有按照理論邏輯想象看不見的未來，才可能是正確的。真正認識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以古鑒今、洞悉未來、見微知著、高屋建瓴，需要學會創(chuàng)造性思維，特別是批評性思維，甚至有時需要另類的思維。其中最重要的則是掌握理論的抽象性質。經濟學家這種洞悉力的最好例子，是凱恩斯出名之作《和平的代價》。1919年，凱恩斯曾經作為顧問參加旨在懲罰作為戰(zhàn)敗國的德國的巴黎和會。在政治家們全力以赴要德國賠款的時候，凱恩斯匠心獨具地看到過度沉重的賠款負擔，終究要壓垮德國，并預見到這會成為未來的戰(zhàn)爭災難的種子。他的建議并沒有被政治家們接受，但是后來希特勒發(fā)動罪惡的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證明了他的遠見卓識。“二戰(zhàn)”之后，美國一改以往要求賠款的做法，實施了著名的“馬歇爾計劃”，無疑是凱恩斯思想的開花結果(阿蘭·曼，2009，第七章)[1]。
我們再來看什么是中國的經濟發(fā)展經驗。討論中國的發(fā)展經驗，首先固然是因為我們在世界發(fā)展譜系的后端，擁有計劃經濟的所有弊端，具有經歷了二元經濟的所有發(fā)展中國家的特征，在經歷30余年的改革和發(fā)展過程中，迅速地改變了面貌，人們普遍認為這是一個成功的經驗。特別是在促進經濟發(fā)展的做法上，既否定了計劃經濟下傳統(tǒng)的發(fā)展戰(zhàn)略，也沒有照搬新古典主義、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好像創(chuàng)造了中國獨特的模式，這些都是研究中國問題的理由，但這還不是全部理由。
重要的是，中國經驗可以幫助我們濃縮歷史經驗，并抽象成經濟理論。中國經驗的優(yōu)勢就在于，它自身已經做了抽象。如劉易斯講二元經濟理論，也就是說很多發(fā)展中國家具有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特征，經歷二元經濟發(fā)展時期，這個時期的后期發(fā)生了稱為轉折點的變化，后來也有人稱之為轉折時期，一般認為，這是發(fā)展中國家的特征。那么西方國家有沒有呢?這個問題非常值得研究，劉易斯在提出二元經濟理論特征時用了很多歐美早期經濟發(fā)展的經驗，但是從來沒有人說西方國家也有二元經濟理論。我認為，任何國家的發(fā)展過程進行抽象之后，都是共性多于個性。為什么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的對象是發(fā)展中國家，運用其理論的也是發(fā)展中國家，原因就在于早期歐美國家的二元經濟發(fā)展歷程是勻質的、漸變的，每個特殊時期不具有典型的結構性特征，結構演變在非常長的過程中形成。而發(fā)展中國家的結果是非均衡的、異質的，擁有顯著的階段性特征的發(fā)展過程。
經濟學家一直把有沒有“二元經濟”視為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發(fā)展歷程的不同，其實我個人認為根本不同在于發(fā)達國家本身具有很多、很大的波動，但由于早期發(fā)展歷程太長，以至于最后看不出階段變化。即是說，時間太長把所有的區(qū)別與特征都拉平了。
中國經驗不僅像其他發(fā)展中國家一樣，濃縮了發(fā)達國家早期的發(fā)展歷程，而且中國的發(fā)展比一般發(fā)展中國家更濃縮，濃縮的結果就是把所有特定時期的特征——轉折時期的特征，各種階段性的特征更加清晰地展示出來。因此，中國的發(fā)展經驗把其他國家上百年甚至幾百年的發(fā)展歷程濃縮到幾十年中，這樣中國經驗本身已經做了足夠的抽象，研究這個抽象過程有助于再作進一步的抽象。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正如弗里德曼所講，誰把中國的發(fā)展和改革說清楚，誰就應該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瓷先ミ@話跟沒說一樣，因為無法定義是否說清楚了。我想他是說，一般而言，中國是世界上舉足輕重的國家，人口最多，既是計劃經濟的受害者，又是不發(fā)達的受害者，經濟學既要研究發(fā)展現象，又要研究轉軌現象，然而這么重要的兩個現象在中國同時出現，如果說清了，那么理論上一定有創(chuàng)新，因此應該獲得諾貝爾獎。
我們還可以從個人的功利性角度來理解為什么研究中國經濟發(fā)展。學經濟學，無論是經濟理論，還是經濟發(fā)展事實，固然應該當作一門公眾的學問來研究，而不僅僅是為了搞純粹的經濟研究，應該超越這個直接目的。我所強調的是，學經濟學，理解經濟發(fā)展，對每一個人都有意義。 首先，作為公職人員來說，認清世界以及中國經濟發(fā)展的規(guī)律、潮流、未來的走向，對于日常工作的判斷也具有幫助。其次，對做企業(yè)的來說，要判斷中國未來的發(fā)展前景，如果經歷一些階段性的變化，那么這個變化的政策含義是什么，這個含義怎么變成商機，怎么變成經營中必須避免的誤區(qū)。學習經濟學、理解經濟發(fā)展事實對此意義重大。再次，研究經濟發(fā)展規(guī)律，研究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對個人理財也有幫助。最后，培養(yǎng)一些經濟學的理性思維方式，對個人在一生中做出更多正確的人生抉擇都會有幫助。另外，可以利用經濟學的理性思維方式認識社會和個人的關系，對社會認識得越多越透徹，能夠拋開凡人瑣事的可能性就越大，也就更能享受得到的東西。
二、創(chuàng)新理論要善于批判性思考
上述關于為什么要研究中國經濟發(fā)展的理由，是從一般意義上講，或者說從純粹的方法論上來說，中國經濟發(fā)展經驗更具有進行理論創(chuàng)新和理論抽象的空間。對具體的研究過程來說，從商、從政、做研究的人無疑都關心中國，研究中國經濟發(fā)展固然各有其功利目標，但是，背后有一個目的卻是共性的，即培養(yǎng)正確的思維方式。所以本文副標題就是“一個另類卻有用的分析框架”。其實不僅僅是另類的，也是批判性的，用此思維方式來觀察和分析中國經濟發(fā)展，可以說是“有用的”。隨后，我們將說明為什么需要批判性思考的理由，以及培養(yǎng)這種思維方式的途徑。
加爾布雷思提出“傳統(tǒng)觀念”這個概念，其核心就是，傳統(tǒng)觀念巨大的惰性是社會性的、全國性的、甚至是世界性的。在一定程度上，大家都被現存理論解釋俘獲了。凱恩斯也說過，政治家無論承認與否，其實他們都是某種已故經濟學家思想的俘虜。
無論是作為理論的生產者還是消費者，理想的狀況是都應該有自己創(chuàng)造性的思維，自己要解釋現實，哪怕是另類的理論。但是，如果不知道別人的東西，怎么知道自己是另類，如何判斷自己的理論是創(chuàng)新的?因此，理解別人的理論與形成自己的理論之間的關系是，要在學習過程中自己反復琢磨。接下來進入到批判性思考過程，著眼于學的目的是為了創(chuàng)新，是為了有一種新的、更加具有解釋力的理論，而不是學過且過、來單照收。
怎樣形成自己的思維范式，或者說怎樣培養(yǎng)自己的創(chuàng)造性思維呢?一種方法是，不斷研究，問題越來越深入，最后培養(yǎng)出自己的一套東西，培養(yǎng)出自己的思維方式。但值得注意的是，這條道路是異常艱辛的，存在不能成功的風險，換句話說成功概率充其量只有5%。為什么這么說呢?一般來說，讀博士學位目的是要做研究，若是想做具體事情(當政府官員、從商)，本科畢業(yè)之后就可以，或者讀MBA。有人統(tǒng)計發(fā)現，在美國拿到經濟學博士學位的畢業(yè)生中，只有5%的人成為經濟學家。這里經濟學家的含義也存在差別，我們過去認為成名成家之后有一定影響的才被稱為經濟學家，但在美國，以經濟學研究作為職業(yè)的就被稱為經濟學家。在這5%中只有更小的比例有創(chuàng)造性成果，也就意味著，僅僅靠自己不斷地做那些不能升華到創(chuàng)造性水平的研究，并不能達到目的。
所以，在做研究的過程中需要不斷回顧、總結、找路徑，分析自己過去的路徑對不對，然后找到下一層次的路徑。我們常常講轉變經濟發(fā)展方式，其實我們的研究方式也面臨著轉變，在疲于奔命完成課題任務的同時，我們也變成了傳統(tǒng)研究方式的生產者，不斷的投入(體力、腦力、精力)，固然可以依靠這種方式養(yǎng)家糊口，但只是低水平的循環(huán)，提高就很有限，離真正的理論創(chuàng)新只能漸行漸遠。
三、批判性地思考的幾種思維范式
一些常見的不正確思維方式，總是把我們不約而同地推向錯誤思維。批判性思考的一些范式問題，來自于平時自己使用的框架去審視自己的研究，借著這些思考一些問題，雖然非常不完整，沒有討論方法論中很多成形的、比較系統(tǒng)的思維框架，只是結合我自己在閱讀中見到的，并于研究中進行過思考的一些邏輯要點或者誤區(qū)整理于此，以幫助我們形成批判性思維方式。
(一)“于此之后，必為所致”
這句話來自于拉丁語“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譯為英語是“after this， therefore because of this”。關于該邏輯謬誤的中文表述是，“既然這個事件在上一個事件之后發(fā)生，那么這個事件一定由上個事件引起”，可以把其簡化為“于此之后(post hoc)”。簡單地講，這是在說明一種錯誤的因果假設，例如錯誤的原因、偶然的關系或者是非因果關系。這種邏輯謬誤與“因為如此，所以這般(cum hoc ergo propter hoc)”存在微小區(qū)別，Post hoc邏輯謬誤強調按時間順序發(fā)生的事件之間的一種謬誤關系。例如，春節(jié)和明信片之間的關系，在春節(jié)前發(fā)送明信片，按照時間順序，錯誤的推論是：由于先發(fā)送明信片然后才產生春節(jié)。
這種因果關系是在思考問題時，特別是在做經濟學研究的時候最容易犯的錯誤。在早期，比如經濟學研究初期，當時被稱為政治經濟學，人們還不知道計量，這個問題可能還少一些，盡管有人是正確的因果觀，有人是錯誤的因果觀，但是錯誤的因果觀沒有成為普遍現象。但是隨著經濟學的高度發(fā)達，特別是計量經濟學的作用越來越重要，錯誤因果觀成為普遍現象?？梢哉f無論在中國還是在外國，經濟學家中有一半人是錯誤的因果觀。我們的學生學了計量，特別是計量學的不錯的，最容易落入這種“于此之后(post hoc)”陷阱。
另外，目前在學者中存在的一個常見現象，是閱讀文獻時首先看用了什么數據，發(fā)現中國也有這樣的數據，然后就去看模型估計方法，最后做出結果。人家都做過了，還做它干什么呢?把前面所有理論的分析，理論的因果都省略了。美國的學術期刊有一種不好的導向，鼓勵人們在數據和估計技巧上花樣翻新，誤導年輕學者，使其忘記自己的終極目標。應該反復提醒自己盡可能避免這種傾向。因為因果是客觀存在的，但觀察不到客觀存在，如果從客觀出發(fā)看因果，只能看到明信片先到春節(jié)后來。因此，只能用理論看因果，沒有理論就沒有正確的因果觀。
(二)“反設事實”
一種值得正面推薦的方法是所謂“反設事實”法，英文為Counterfactual。反設事實思維是一個心理學術語，描述了人們有設想實際情況對立面的傾向。人們經常有意地去思考，如果前提發(fā)生變化事物會完全不同，去設想事物將會怎樣?？梢岳斫鉃?，通常認為歷史發(fā)生過一個變化，隨后產生了因它而生的一系列變化，但是，作為邏輯起點，假如作為因的變化是不真實的，即假如沒有這樣的變化，那么隨后的所有結論就有可能不成立了。
在思考問題時需要想一想，作為邏輯起點的那個事件到底真實不真實。任何研究都不可避免回到以前那個時間的邏輯起點。如果中國不是計劃經濟，當然只是一種純粹的假設，如果計劃經濟不是由意識形態(tài)造成的，而是為了加快工業(yè)化，那么該怎樣解釋中國的經濟發(fā)展;如果僅僅是因為斯大林告訴中國要搞計劃經濟，那么對于中國經濟發(fā)展的解釋又會是什么結果。研究中大部分時間都會與過去的事實打交道，因此有必要分析過去的事實是否成立。當起點事實發(fā)生變化后，某些原來得出的結論可能并不正確。但是如果不改變起點事實，不設想不同的起點事實，不用理論推理出這樣的事實，可能后面的研究就不知道該怎么做，只能是人云亦云，得不出有價值的研究結論。因此，善于提出假設，重現假設歷史，都可能是培養(yǎng)自己思維的一種方式。
羅伯特·福格爾(Robert Fogel)與諾斯一起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理由是他的兩個與所有現存的觀點完全不一樣，且經計量經濟史方法檢驗的觀點。[2]一個是美國的奴隸制。普遍認為奴隸制是不人道的、低效率的，但他研究的出發(fā)點是，假如是低效率的，為什么為了推翻它卻是通過戰(zhàn)爭，花費巨大代價，而不是通過經濟制度的轉變來改變。他回到起點進行研究發(fā)現，奴隸制是有效率的，而且在南方效率很高，反推發(fā)現，南北戰(zhàn)爭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甚至幾十年都沒有回到原點上。另一個例子是貫通美國東西的大鐵路對美國經濟增長的貢獻。長期以來在美國經濟史的研究中，都認為東西大鐵路對美國經濟發(fā)展是有貢獻的，因為它使美國經濟加快西進。這里，他也回到原來的起點進行研究發(fā)現，東西大鐵路的修建對美國經濟發(fā)展的貢獻微乎其微，根本不能解釋美國經濟快速的增長。
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ison)的研究(例如《世界經濟千年史》、《中國經濟增長的長期表現》)的方法論，也建立在“反設事實”的出發(fā)點上。他整理的各國經濟歷史數據，在實際歷史上是沒有的，為了發(fā)掘這些數據在方法上必須有假設，要有一種特殊的路徑才能回到原點把“沒有”變成“有”，他使用的也是反設事實的方法。
我和同事寫過一篇關于剩余勞動力估計的文章，設問“假如農業(yè)勞動力不再剩余，會發(fā)生什么”。剩余勞動力估計本身并不需要反設事實，只是一種反傳統(tǒng)觀念，但邏輯上繼續(xù)推演，就是反設事實方法了：如果剩余勞動力不再是15億或者2億，而是很少甚至微不足道，那么一向為人接受的很多其他結論可能是錯的，例如城鄉(xiāng)收入差距可能被夸大;農業(yè)技術進步也不再是勞動使用型，而可能是勞動節(jié)約型。
(三)“傳統(tǒng)觀念”
加爾布雷思在相當長的時間里，都被主流經濟學家當做另類，很多諾貝爾獎獲得者都批判他，甚至他當選美國經濟學會主席之后，有許多一流的大師級人物宣稱要抵制他，不參加會。但最后這些人還是都到會了。雖然他們眾口一詞地進行批判，但是卻不得不承認加爾布雷思的巨大影響，可以批判他不是正宗經濟學家，但是不會認為他是無足輕重的人物。他當過總統(tǒng)的顧問、駐印度大使、美國經濟學會會長。沒能獲得諾貝爾獎，但他的影響卻是迄今為止美國經濟學家中最大的。加爾布雷思在20世紀50年代末寫的《富裕社會》[3]就是批判傳統(tǒng)觀念或傳統(tǒng)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其中第二章闡述傳統(tǒng)觀念的概念。如果說經濟學家有誰創(chuàng)造了一系列概念，能夠持久地變成全世界流行的知識分子共同語言，他是唯一的，例如傳統(tǒng)智慧、制衡力量等等。
加爾布雷思的意思是，當反思最經常接受的觀念或理念時，很可能發(fā)現它們已經過時。創(chuàng)造這些概念時可能進行了抽象，反映了特定時期相對的真理、相對的規(guī)律，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變成傳統(tǒng)觀念，這意味著他們不能解釋今天。加爾布雷思是一個堅定的凱恩斯主義者，凱恩斯出現的時候遭到了眾多人批判，尤其在美國。凱恩斯遇到的最大挑戰(zhàn)，就是亞當·斯密、馬歇爾流傳下來的古典或新古典的、自由放任的經濟理論，因此在凱恩斯的時候這些理論即為傳統(tǒng)觀念。加爾布雷思也認為，隨著凱恩斯被人們接受以后，他自身也不可避免成為傳統(tǒng)觀念。不打破、不懷疑傳統(tǒng)觀念，永遠都會跟在別人后面思維，甚至是在不斷地試圖驗證這些傳統(tǒng)觀念。
傳統(tǒng)觀念最大的問題，即最容易讓我們掉入這個陷阱的原因是，我們天生就崇拜前人、死人、名人、權威。如果當今有人提一種理論，尤其是他跟我是同代人、同輩人、甚至是我大學同學，那么即使是正確的，我都會說這是錯的，很自然地挑戰(zhàn)他的權威。如果這個人已經被稱作大師，成為很權威的學問家，那么我就不會挑戰(zhàn)，我接受他的觀點就變成傳統(tǒng)觀念。加爾布雷思在《富裕社會》中提到，傳統(tǒng)觀念不容易被推翻，即使做了很多工作，人們也認為是對的，但轉身之后又回到傳統(tǒng)觀念。
以中國人口的數量為例。許多人動輒說中國人口將要達到16億高峰，但是研究人口的都知道，中國人口甚至不可能達到15億，即使在適度調整生育政策的情況下也不可能。16億只是最初的預測，然而預測需要隨著變動不斷調整。比如說世界銀行最初預測中國GDP增長率在某年是8%，如果第一季度中國GDP增長率超過了10%，那么世界銀行必須立刻調整。同樣，中國總和生育率不斷下降，就必須調整預測，調整至今無論怎樣也不會有16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你無論怎么說中國人口峰值不會超過15億，人們也承認你的權威，但下次他們遇到這個話題時，依然還是講16億。僅是以此作為一個例子，傳統(tǒng)觀念并不是單指是否接受新證據，更是指支配思維的觀念。
如果面對有相同學術規(guī)范的經濟學家，我把所有該質疑的都質疑了，你也解釋清楚了，其中沒有錯誤，我也認同是正確的，那么你的證據我可以接受，但是我的思維方式還是不變。加爾布雷思出了一部系列劇叫《不確定的年代》，質疑弗里德曼所堅信的自由主義，弗里德曼擔心人們會改變自由主義的觀念，所以急忙拍了《自由的選擇》。質疑傳統(tǒng)觀念是必要的，特別是在我們這個時代，學術規(guī)范不健全，很多所謂事實都是錯的，從一開始可能就是錯的，即使有些東西曾經是對的，但在很久之前已經錯了，可我們依然當作事實來接受。
(四)“皆因一根釘”
另一個有助于進行批判性思考的步驟，是關注邏輯細節(jié)。以一首詩作為這一段的開始： For want of a nail the shoe was lost; For want of a shoe the horse was lost; For want of a horse the rider was lost; For want of a rider the battle was lost; For want of a battle the kingdom was lost; And all for the want of a horseshoe nail。翻譯成中文可以是這樣：只因少根釘，蹄鐵無蹤影;只因少蹄鐵，戰(zhàn)馬送了命;只因缺戰(zhàn)馬，大將竟犧牲;只因缺大將，戰(zhàn)爭沒打贏;只因輸戰(zhàn)爭，王國一命終;壞事連成串，皆因一根釘。
引用這段是要說明，在進行大膽假設之后，還要小心求證。中國傳統(tǒng)的所謂小心求證，也是粗放型求證，努力發(fā)現為我所用的材料。在經濟學分析的過程中，核心依然不是表面的東西，仍是理論邏輯。數學使經濟學分析更加嚴密，對于大腦來說，有人天生嚴密，有人天生跳躍，因此不用數學約束大腦時，擔心缺乏邏輯性和每一步驟的高精密要求。在做了所有的創(chuàng)造和批判之后，并不見得一定會實現理論創(chuàng)新，必須對理論進行嚴謹的推理及檢驗。
建筑理論大廈，或者哪怕只是建筑理論小屋，也是要靠一磚一瓦、一草一木建起來的，沒有這些材料不行，類似于沒有馬釘。但還要有結構，沒有結構就不知道怎么建。因此，在整個邏輯中細節(jié)最重要，苛刻地講，沒有細節(jié)就沒有邏輯。以我們自己為例，整個研究論證的細節(jié)遠遠不夠完美，這需要長期培養(yǎng)，誰也做不到最完美，但是要逐漸提高，不斷臻于完美。
如果做學問是為了完美，為了創(chuàng)造，就應該使細節(jié)完善，哪怕是沒有人能夠看出來的細節(jié)，也產生一種美感。理論上、邏輯上的完美可以使自己做研究有愉悅感。另外，我認為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即使你是一個精英，你能挑出其他人的這個毛病那個毛病，但是把群眾加總起來之后形成的判斷力你是想象不到的。只要有正確的研究觀，自己獲得理論的滿足，期望做出真實的貢獻，就要非常注重研究的邏輯細節(jié)。
四、關于經濟發(fā)展的特征性事實
愿意嘗試運用正確的思維方式支配自己的分析之后，理解中國經濟發(fā)展，還需要從一些必要的背景知識入手，特別是有些可能涉及經濟史上著名的爭論，譬如說解釋李約瑟之謎?？山梃b的是經典文獻中關于經濟發(fā)展特征性事實的概括。經濟學文獻中，大家把自己做出的一些研究結論，不輕易稱為經濟理論、經濟規(guī)律，只稱為事實或特征性事實(stylized facts)。盡管不一定都是真實的，但是可以成為研究和觀察問題的起點，按照這個“事實”進行另類研究，研究事實本身的變化，思考如何檢驗這些事實。如果發(fā)現某些“事實”是錯誤的，恰好可以提出反論。
面對前人已經做過研究，既然能把它們稱為特征性事實，說明做了足夠的研究分析并進行了概括。因此，這些概括是非常好的起點，已有的研究要經常放在這些框架中進行檢驗，這是一種非常有益的研究方式。關注特征性事實的目的是雙重的，一方面，在你尚沒有足夠經驗的時候，可以把特征性事實作為一種參照。例如，使用中國的數據做一個計量研究，發(fā)現結論在某些特征性事實中陳述過，那么會更加確信自己的研究。另一方面，研究經驗積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可以對相關陳述進行檢驗，驗證它們在中國是否仍是事實，增進自己的認識。
(一)庫茲涅茨關于現代經濟增長
在我研究的早期，讀的比較多，引用也比較多的，是庫茲涅茨關于現代經濟增長的事實概括。近年來，講劉易斯理論的時候，我們懂得了發(fā)展中國家長期處于二元經濟發(fā)展時期，在特定的發(fā)展階段上，則存在一個轉折點即劉易斯轉折點。但是，達到這個轉折點之后，一個國家的經濟發(fā)展轉向哪里呢?庫茲涅茨研究的正是關于從傳統(tǒng)經濟向現代經濟增長的轉變。
在他的諾貝爾獎演講中，庫茲涅茨用了六個特征對現代經濟增長進行概括(西蒙·庫茲涅茨，1997)[4]。第一個最明顯的特征是，發(fā)達國家中人均產值和人口的高增長率，兩者都是這些國家以前可觀察的速率和世界其他國家及地區(qū)的速率的較大倍數。第二個特征，每種生產要素、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速度，達到以往未曾有過的速度。第三，經濟結構的迅速變化，包括從農業(yè)轉向非農業(yè)，從工業(yè)轉向服務業(yè)，生產單位規(guī)模的變化和與此有關的企業(yè)類型變化，職業(yè)狀況變化及其他方面變化，都以更快的速度進行。第四，經濟結構的迅速變化相應導致了社會結構和意識形態(tài)的變化。第五，發(fā)達國家借助于增大的技術力量，特別是在通訊和運輸方面，造成一個與以往任何時代都不同的世界。按現在的語言，就是全球化。第六，現代經濟增長傳播仍然只具有局部效應，占很大人口比重的世界其他部分，經濟成就仍遠遠達不到既有技術潛力的最低水平，即存在發(fā)展的區(qū)域差距。
中國正在跨向劉易斯轉折點，按照已有的概念轉向現代經濟增長，可以依據這六條標準進行參照。同時，我們也可以分析這六條標準的現代版本，或者說在什么意義上這六條標準中的某些可能已經不太準確，也許當年日本轉型時可以把它作為標準來判斷，但是現在它可能不是更為本質的標準或特征。
(二)帕蘭特—普雷斯科特發(fā)展事實
帕蘭特—普雷斯科特發(fā)展事實，是這兩位作者(斯蒂芬·帕倫特、愛德華·普雷斯科特，2010)[5]總結20多年經驗所提出來的，特別強調收入分配的發(fā)展事實，其中普雷斯科特曾經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這些事實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國家之間存在著巨大的財富差距。第二，財富差距既沒有擴大也沒有縮小，1960—1985年期間基本穩(wěn)定。第三，財富分配是上移的，即富人越來越富裕，但是窮人也比以往富了。不是說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因此，沒有絕對貧困陷阱。第四，既有發(fā)展奇跡也有發(fā)展災難。從歷史的角度來觀察，就是說經過中等收入階段之后，有的國家是經歷了發(fā)展奇跡，即向高收入水平邁進，有的是經歷了發(fā)展災難，徘徊在中等收入陷阱中。這是他們概括的與收入分配狀況、收入差距擴大還是縮小有關的，或者說趨同還是趨異有關的一些基本觀察。
(三)卡爾多事實
卡爾多與凱恩斯同年代，他做了很多貢獻可以與凱恩斯相媲美，他在經濟學家中的地位頗高，但就圈子之外的知名度而言，卻遠遠不能與凱恩斯相比?？柖?Kaldor， 1961)[6]關于經濟發(fā)展的事實一共有六個：第一，勞動生產率持續(xù)提高。第二，人均資本也相應保持持續(xù)的增長。第三，從長期來看，利率或者是資本回報率是比較穩(wěn)定的。第四，資本產出比例也是穩(wěn)定的。第五，資本和勞動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是穩(wěn)定的。第六，在世界上同為快速發(fā)展的國家之間，人均產出增長率存在著顯著差距。
其中概括了經濟發(fā)展的一些基本現象都和我們今天的研究有關系。例如，在討論初次分配時，我們就要回答過去30年中，資本和勞動相對回報率如何變化，是否資本份額提高，勞動份額下降。有意思的是，我讀卡爾多學術傳記時看到，在卡爾多在世時就有很多人抱怨，認為所謂的卡爾多事實根本就不是事實?；蛟S我們可以針對中國發(fā)展的研究，通過證偽的手段檢驗卡爾多事實，或者否定卡爾多事實。
(四)新卡爾多事實
新卡爾多事實是查爾斯·瓊斯和保羅·羅默(Jones and Romer， 2009)[7]提出的，新卡爾多事實包括以下六個方面：第一，市場范圍的擴大。全球化和城市化促進了貨物、創(chuàng)意(idea)、資金和人員的流動，進而擴大了所有勞工和消費者的市場范圍。第二，加速增長。幾千年來，人口和人均GDP的增長在加速，從幾乎為零增加到20世紀觀察到的較快增長。第三，現代增長速度的差異。人均GDP增長速度的差異隨著與前沿科技水平的差距增加而增大。第四，較大的收入和全要素生產率(TFP)差異。生產要素投入的不同只能解釋人均GDP增長差異中的不到一半(換句話說，全要素生產率的解釋力可以超過50%)。第五，世界各地的人均人力資本大幅度增加。第六，相對工資的長期穩(wěn)定。人力資本相對于非熟練工人而言在不斷增加，但這種量的增加并沒有造成其相對價格的不斷下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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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Kaldor， 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A]. in F.A. Lutz and D.C. Hague (eds.) The Theory of Capital[C] .St. Martins Press， 1961：177-222.
[7]Jones， Charles I. and Romer， Paul M. The New Kaldor Facts： Ideas， Institutions， Population， and Human Capital[R].NBER Working Paper， June 2009，No. w15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