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毛澤東的論文

　　毛澤東是我國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革命家，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和領袖，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創(chuàng)立者。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給大家推薦的關于毛澤東的論文，希望大家喜歡!

　　關于毛澤東的論文篇一

　　《毛澤東的文化思想》

　　摘要：現如今，文化建設已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的重要組成部分，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突出強調了加強文化建設，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極端重要性，對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fā)展大繁榮作出全面部署。在文化建設的新熱潮中，重新學習有關毛澤東的文化思想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對當前的文化建設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毛澤東;文化思想;文化建設

　　毛澤東的文化思想是在立足中國現實，繼承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精髓，吸取馬克思主義先進文化，借鑒國外優(yōu)秀文化思想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是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富于中國特點的文化觀。建設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的新文化，使中華民族以高度文明的民族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畢生所追求的目標。毛澤東文化思想的精髓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

　　毛澤東指出：“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tài)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于一定的政治和經濟;而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這是我們對于文化和政治、經濟的關系及政治和經濟的關系的基本觀點”。[1]毛澤東關于文化的科學表述，揭示了文化的政治屬性和階級本質，準確地闡明了文化的形成、發(fā)展同政治、經濟發(fā)展之間的的密切聯(lián)系，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文化觀。中國共產黨所倡導建立的新文化“只能由無產階級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思想去領導，任何別的階級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領導了的。”[2]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必須用無產階級的思想占領思想文化陣地，必須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同具體的社會實踐相結合，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提高國民的科學文化素質。

　　二、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

　　毛澤東認為，文化總是為一定的階級服務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chuàng)造世界歷史的動力”。人民大眾是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文化必須努力表現人民群眾，為人民群眾服務。倡導文化必須為人民服務是毛澤東一貫的文化思想，是他為全黨、全軍制定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在文化領域的具體體現。早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就曾提出新民主主義的新文化，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是為廣大人民服務的。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出新民主主義新文化“應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并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3]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始終堅持文化應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創(chuàng)作出貼近生活、貼近群眾、通俗易懂的作品，能被廣大群眾所接受和喜愛。因此，大眾化的價值方向決定了新文化必然代表著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具有以往任何文化無法比擬的的人民性。

　　三、提出了“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文化發(fā)展方式

　　早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便一再要求一定要尊重和學習中國古代文化和外國文化。1938年10月，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作的《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zhàn)爭中的地位》的報告中，毛澤東在談到學習問題時指出：“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我們不應該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予總結，繼承這一份珍貴的遺產”。[4]新中國成立以后，毛澤東大力地提倡社會主義新文化、新形式，但也時刻告誡大家要尊重和學習古代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所謂中國幾千年的文化是封建時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義的東西，有人民的東西，有反封建的東西。要把封建主義的東西和反封建的東西區(qū)別開來。”[5]這種區(qū)別的目的就是要對中國古代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地加以學習和應用，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遺產，要充分利用，批判地繼承。但這種繼承，必須是一種“揚棄”，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而對于外國文化，他在《反對黨八股》一文中也指出：“凡屬我們今天用得著的東西，都應該吸收、繼承、創(chuàng)造”，“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運。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6]

　　四、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化發(fā)展方針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毛澤東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形成的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向前發(fā)展的戰(zhàn)略性方針。1956年4月2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總結性講話，正式提出了這一方針。隨后，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專門論述了“雙百方針”，指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依據我國需要迅速發(fā)展經濟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依據文化自身發(fā)展的規(guī)律提出來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進藝術發(fā)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7]“藝術上不同的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發(fā)展，科學上不同的學派可以自由爭論。利用行政力量，強制推行一種風格、種學派，禁止另一種風格、另一種學派，我們認為會有害于藝術和科學的發(fā)展”。[8]毛澤東認為，社會在不斷地發(fā)展，不斷創(chuàng)新,要反對文化上的單一、教條和保守。“如果大家都畫一樣的畫，都唱一樣的曲調，千篇一律就不好了，就沒有人看，沒有人聽，沒有人欣賞。”[9]“要反對教條主義，反對保守主義。”[10]

　　毛澤東的文化思想是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文化觀，是在馬克思主義文化觀基礎上的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共產黨在成立之后，帶領人民努力創(chuàng)造符合時代前進要求和歷史發(fā)展趨勢的先進文化，實現民族的文化復興，創(chuàng)立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文化，并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方略，毛澤東的文化建設思想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在當前大力促進文化大發(fā)展大繁榮時期，毛澤東的文化思想仍然具有深遠的指導意義。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提出：“要推進文化創(chuàng)新，增強文化發(fā)展活力，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進行文化創(chuàng)造，讓人民共享文化發(fā)展成果”;文化建設要堅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科學發(fā)展方式及“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方針。毛澤東的文化觀與當前的文化建設都是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觀的繼承和發(fā)展，我們要把現代文化與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結合起來，而不是互相脫離，取其精華，為今所用，“揚棄”地繼承與發(fā)展。(作者單位：四川師范大學政治教育學院)

　　參考文獻:

　　[1]毛澤東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2版,第624頁.

　　[2][3]毛澤東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2版.

　　[4][6][7][8][10]毛澤東著作選讀:上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第287頁,第740頁,第784頁,第751頁.

　　[5]毛澤東談古論今:下卷[Z].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第1060頁.

　　[9]毛澤東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第226頁.

　　[11]江澤民.在美國哈佛大學的演講[N].人民日報,1997-11-02.

　　[12]陳萬松.《關于毛澤東社會主義文化觀中的幾個重要思想》.四川師范學院學報,2002.

　　[13]第十七屆六中全會上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fā)展大繁榮若干問題的決議》,2011.

　　關于毛澤東的論文篇二

　　《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哲學觀》

　　【摘要】武裝斗爭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特征之一，由此孕育出毛澤東軍事哲學思想。毛澤東運用哲學的眼光研究軍事問題，豐富了軍事哲學的研究內容，為正確樹立戰(zhàn)爭觀、準確把握戰(zhàn)爭規(guī)律提供了重要的哲學觀。

　　【關鍵詞】軍事思想;哲學觀

　　武裝斗爭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特征之一，由此孕育出毛澤東軍事哲學思想。作為一代偉人，毛澤東才華橫溢，在眾多領域均取得了杰出成就。其中，他在軍事領域上的造詣，至今仍對后人頗有啟迪。毛澤東運用哲學的眼光研究軍事問題，豐富了軍事哲學的研究內容，為正確樹立戰(zhàn)爭觀、準確把握戰(zhàn)爭規(guī)律提供了重要的哲學觀。

　　面對兇狠的敵人，毛澤東積極探索制勝之道，對軍事斗爭的經驗與教訓從哲學的高度上進行了深入思考和系統(tǒng)總結。在《論持久戰(zhàn)》中，毛澤東批判了“戰(zhàn)爭問題中的唯心論和機械論”的錯誤傾向。在軍事斗爭中，毛澤東始終強調，正確地認識和處理軍事問題，必須要將認識和實踐有機地結合起來，達到主觀與客觀相符合。唯心論和機械論在軍事上的表現大致可以劃分為“左”傾和“右”傾路線，這兩者均沒有正確認識和處理主觀與客觀、認識與實踐等軍事問題上的矛盾關系，因而不能成為科學的指導思想和方法論原則。具體地說，“左”傾路線持“速勝論”，其實現路徑是“城市中心論”，而“右”傾路線則持“失敗論”，質疑“紅旗到底能打多久”，主張放棄革命武裝行動。對于這兩種錯誤的軍事主張，毛澤東進行了有力批駁。軍事力量上的強弱對比決定了“速勝論”喪失了客觀物質條件，但也不是“失敗論”。只要立足于敵我雙方的實際情況，正確發(fā)揮主觀能動性，就可以奪取戰(zhàn)爭的勝利。

　　關于正確發(fā)揮主觀能動性的問題，毛澤東主張樹立全面的、聯(lián)系的戰(zhàn)略眼光。毛澤東是一位偉大的軍事家，其偉大之處在于，不是持就軍事談軍事的狹隘眼光，而是善于將軍事與政治、經濟等方面聯(lián)系起來加以綜合考量。與錯誤的單純軍事論者不同，毛澤東從政治的高度把握戰(zhàn)爭全局，綜合運用各種力量，展開氣勢磅礴的多點攻勢。毛澤東指出，戰(zhàn)爭是為政治服務的，“從古以來沒有不帶政治性的戰(zhàn)爭”。關于戰(zhàn)爭與政治的關系，毛澤東在《論持久戰(zhàn)》中作了精彩論述：“國內政治的改進，是和抗戰(zhàn)的堅持不能分離的。政治越改進，抗戰(zhàn)越堅持;抗戰(zhàn)越堅持，政治就越能改進。但是基本上依賴于堅持抗戰(zhàn)。”除了政治的統(tǒng)帥地位之外，戰(zhàn)爭的物質基礎在于經濟。毛澤東指出：“戰(zhàn)爭不單是軍事的和政治的競賽，還是經濟的競賽。”無論是建設南泥灣的戰(zhàn)略決策，還是“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的號召，都反映了毛澤東對戰(zhàn)爭與經濟辯證關系的重視。

　　正確發(fā)揮主觀能動性，不僅需要戰(zhàn)略眼光作指導，也需要具體措施作為有力的支撐。在這方面，毛澤東提出了許多獨特的觀點與方法。“創(chuàng)造戰(zhàn)場”以求以弱勝強便是其中一例，這體現了利用既有條件和創(chuàng)造新條件的相互衍生的辯證關系和靈活思維，其典型的實現途徑是戰(zhàn)略退卻、誘敵深入。在此過程中，既有條件和新生條件的交互作用，可為尋機殲敵提供現實可能性。

　　能否正確發(fā)揮主觀能動性的問題，常常與強弱對比的分析和判斷有著密切聯(lián)系。毛澤東既強調了客觀判斷敵我形勢，并以此作為制定戰(zhàn)略戰(zhàn)術的依據，又強調了敵我力量對比轉化的可能性和條件。敵我力量的對比不是僵化不變的，在主觀能動性的作用下，可以而且必然發(fā)生轉化。在軍事斗爭中，通過正確發(fā)揮主觀能動性，有效部署戰(zhàn)役戰(zhàn)術，處理好兵力的集中與分散的辯證關系，從全局的高度使有形與無形、輕快與厚重、氣候與地形等戰(zhàn)爭要素相得益彰，牢牢把握戰(zhàn)爭的主動權，是可以實現以弱勝強、以少勝多的。針對形而上學的戰(zhàn)爭觀，毛澤東明確指出：“武器是戰(zhàn)爭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的對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對比，軍力和經濟力是要人去掌握的。”毛澤東的這些論述，涉及到戰(zhàn)爭中力量較量的深刻實質，極大地鼓舞了發(fā)揮主觀能動性的熱情，為贏得戰(zhàn)爭勝利指明了現實道路。

　　堅持辯證的認識論，科學把握全局與局部、主觀與客觀、物質與精神的關系，是正確發(fā)揮主觀能動性的深入體現。全局是局部的有機構成，而不是簡單的疊加，并且前者是抽象的具體，需要深刻的理性思維去把握，而后者則是感性的具體，可以通過感性思維去把握。全局與局部的關系是復雜的，注重全局不等于完全忽視局部，而是要高度重視對全局產生重大影響力的局部以及其中所蘊含的各種因素的聯(lián)系機制。在全局與局部關系的問題上，毛澤東堅決反對重局部、輕全局甚至無視全局的錯誤觀點和做法。在主觀與客觀關系的問題上，毛澤東非?？粗卦趯嵺`中認識和應用戰(zhàn)爭規(guī)律的原則。對于戰(zhàn)爭的學問和道理，不少人說起來頭頭是道，可是做起來卻一塌糊涂。究其原因，理論和實踐脫節(jié)，沒有解決真知的問題。對此，毛澤東指出：“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從戰(zhàn)爭中學習戰(zhàn)爭――這是我們的主要方法。”同時，毛澤東還認為，軍事現象瞬息萬變，指揮員的認識過程存在于軍事計劃的制定之前和制定之后，只知照章辦事卻不懂機變者，必然失敗。在物質與精神關系的問題上，毛澤東既堅持唯物論，又重視辯證法，指出決定戰(zhàn)爭勝敗的因素是人不是物。人的因素的決定地位不僅僅體現在事實認知上，弄清主要與次要、本質與非本質等因素及其地位與相互關系，而且體現在對戰(zhàn)爭要素的價值判斷上，弄清各個戰(zhàn)場及其要素的地位與相互關系，還體現在制定恰當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上，妥善實施事實認知和價值判斷的實踐環(huán)節(jié)，使全局與局部形成有機的統(tǒng)一體。

　　在事實認知中，毛澤東立足于物質與意識關系的基本問題，緊緊抓住對立統(tǒng)一規(guī)律的核心地位，全面分析內線與外線、進攻與防御、主要與次要乃至陣地戰(zhàn)與運動戰(zhàn)等諸多矛盾錯綜復雜的關系，反對將問題片面化的形而上學傾向。在軍事斗爭中，指揮員必須從實際出發(fā)，使主觀與客觀相符，這是正確認識戰(zhàn)爭規(guī)律和制定戰(zhàn)略戰(zhàn)術的前提。戰(zhàn)爭現象盡管錯綜復雜，且不確定和隱蔽性極強，但有蛛絲馬跡可查、有客觀規(guī)律可循。做到主觀與客觀相符，不能僅僅停留于對表面現象的把握，更需要對戰(zhàn)爭信息和要素進行重構的勇氣和智慧。這方面的典型表現莫過于對優(yōu)勢與劣勢的判斷。毛澤東在《論持久戰(zhàn)》中發(fā)表了獨到見解：“優(yōu)勢而無準備，不是真正的優(yōu)勢，劣勢而有準備之軍，?？蓪撑e行不意的攻勢，把優(yōu)勢者打敗。”這種事實認知擯棄了機械的認知模式，對優(yōu)勢與劣勢進行了靈活和深刻的理解，是富有啟發(fā)性的高級思維成果，成為毛澤東作戰(zhàn)構思的重要方法論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