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者是這方面研究的代表。首先，中國將傳統(tǒng)的某一時間點上的經濟收益擴展到一段時間的收益積累。即證明了短期內適當?shù)穆窂竭x擇和順序優(yōu)化的累積效應是存在的。“休克療法”的理論基礎是盈利，只要新的體制存在舊體制沒有的優(yōu)勢，轉軌就會發(fā)生，這是盈利的體系的靜態(tài)描述。這種觀點也被中國學者稱為“利益分配無關論。”但中國改革的實踐表明，新的制度安排可以給資源配置帶來改善，但并不一定使每一方的福利都有所改善，至少在短期內利益沖突是不可避免的。

　　長期中很難看出轉型全過程中成本的優(yōu)劣效益，對成本效益的分析方法也較難回答。這如同俄羅斯“轉型性衰退”(國家轉型期間經濟的衰退是無法避免的，當新制度建立后，效率便會即刻體現(xiàn)出來)長期業(yè)績好壞尚難以確定。

　　二、二維研究方法的摸索

　　轉軌經濟學的二維研究方法指的是經濟體制轉軌的同時伴隨著發(fā)展階段的轉變，將兩種特殊的經濟形態(tài)作為考察對象同時研究，來進行總體的評價。兩者之間的聯(lián)系是在動態(tài)的和不確定狀態(tài)的過程中完成的，兩者相輔相成。

　　2.1 關于“發(fā)展與轉型”的研究方法

　　所謂“發(fā)展與轉型”是二維探知方法中的主要部分，其主要特點是對研究的經濟體目標在經濟改革中采用隔離模式進行設計，對經濟改革中采用宏觀經濟調控的方法進行深入探討。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曾著有《發(fā)展轉型理論》一文，其中對經濟體的發(fā)展與轉型的必要關鍵點做出了陳述，“轉型“其實是在當前時期與預計階段之間的經濟過度區(qū)間，我國是一個發(fā)展中國家，其轉型的結構也是多方 面的，市場經濟的轉型，經濟政策的轉型與經濟體制的轉型，多種轉型基礎合而為一，這也正是我國經濟從欠發(fā)達時期向發(fā)達時期的過渡階段。由于我國國情比較復雜，因此從發(fā)展與轉型的角度進行討論，其中有很多問題值得研究和探討。就我國目前經濟體制發(fā)展的角度來看，我國經濟結構需要不斷優(yōu)化和調整，其經濟轉型主要定位在：資本的運作;人力資源的形成;國際化市場化;領軍企業(yè)家的出現(xiàn)。這些要素對于我國從過渡期到轉型成功階段所面臨的挑戰(zhàn)是巨大的。

　　2.2 “雙重轉型”思路的提出

　　日本經濟學家加藤弘之提出“雙重轉型”的基本社會經濟體過渡模式，其主要內涵是指在經濟體轉型的過程中，首先要打破傳統(tǒng)計劃經濟的單一模式，向市場經濟的多元化經濟體方面進行轉型過渡，并最終形成復合市場的經濟模式，中國經濟的轉型任務并非單一的經濟體制改革，其轉型過程中受各類社會因素制約，使得經濟體制的轉型不能有效按照預期模式進行，因此要將經濟轉型的每一個階段與指標進行階段性思考，并將改革任務與改革思路結合起來看待，而其他國家經濟轉型的成功經驗并不能直接應用，必須進行有效地本土化創(chuàng)新后才可以借鑒。以目前階段來看，“雙重轉型”的思路在我國的應用還并非理想，其主要原因為：①目前在經濟領域，沒有一套完整的“雙重轉型”理論作為實踐的理論指導，其準確性還有待驗證;②轉軌經濟學中對于“雙重轉型”理論沒有一套系統(tǒng)的研究方法和學術研究背景;③該模式的應用過程中，需要在特定的歷史時期與歷史階段加以完成，而對于經濟關系的施行，勢必會對社會產生作用力與發(fā)作用力，因此不得不采用模型隔離階段對“雙重轉型”理論進行研究，而有限的現(xiàn)實社會資源無法為其提供有效的實踐依據(jù)。

　　三、研究方法的發(fā)展趨勢猜想

　　轉軌經濟學的研究需要跨學科研究的各個流派的更深層次的整合。單純從經濟學的角度研究的轉軌，或者只從體制改革角度研究的轉型，都是不全面的，因為它沒有涉及到政治、文化、民族、歷史、宗教理論這些問題，這需要多學科的合作研究。我們要跳出狹隘的學術概念，特別是要避免簡單的認同“華盛頓共識”“后華盛頓共識”或“北京共識”，應擴大理論內容，在一定程度上，隨著學科的強大生命力展望美好未來。

　　3.1 新制度主義研究方法

　　目前新制度主義角度進行的研究在轉軌經濟學的研究中處于優(yōu)勢地位。該研究主要有兩方面內容，一個是轉軌的理論研究，另一個是對轉軌中的經濟運行經驗或實證研究。轉軌理論主要是利用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工具和公共選擇理論提供研究方法“調整與變化”，解釋轉軌國家體制變化的利益重新分配和權利的改革進程。轉軌經濟的實證研究主要是對轉軌經濟體改革的主要經驗教訓以及對不同的轉軌路徑和過渡模式進行比較。

　　通過新制度經濟學，轉軌經濟學雖然能得到一定的發(fā)展和進步，但是其中的部分缺陷和不足也使得轉軌經濟學在發(fā)展的同時遇到不小的阻礙和困難。分析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①交易費用理論是新制度經濟學得主要核心，劉元春認為，交易費用理論屬難以自圓其說的理論：其中動態(tài)宏觀體系交易費用成為理論的累贅和包袱，無法成立政治交易費用，交易費用不可計量因此無法進行研究和論證。所以，認為新制度經濟學的核心理論存在一定的問題。②新制度經濟學滿足經濟人行為假說，這與古典的經濟人假設并不相同，新制度經濟學認為經濟人存在有限理性。方福前指出：與新古典主義相同的是，若采用不變的動機去描述人的行為存在以偏概全的情況，尤其是針對于政治活動中的人物，具有明顯的局限性。其實不然，政治活動以及個人經濟活動動機都是多元化的。③依然存在新古典經濟學均衡分析模式。但與之不同的是，新制度經濟學能夠把所有的資源集中在相對平衡的體系之下。

　　3.2 基于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成本―收益理論下的新制度主義方法猜想

　　當前形勢下，一項新的研究方法應該更適用于轉軌經濟學的研究，即基于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成本―收益理論下的新制度主義方法。具體方法猜想如下。

　　其最根本的源泉是來自政府的一定前提下的支持，允許企業(yè)和個人以增加自己的利益為的目的的行為或活動存在，同時政府采取行動來不斷改善條件。此外，轉軌的具體路徑由于在各個經濟體中存在多樣的差異，因此，轉軌過程中應遵循成本最小化的原則。節(jié)約成本，增加收入也必然因為經濟發(fā)展階段和條件等因素的受到制約。這條道路的探索也被描述為從“非帕累托改變”向“帕累托改進” 轉變的過程。這意味著將發(fā)展中的轉軌速度的水平還有路徑約束考慮在內。這種研究方式使得選擇和評價過程可以將轉軌的進程作為依據(jù)，并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使用手段和達成目的的正確定位。這項研究已經遠遠超出了這兩個體系簡單的價值判斷，并因此更接近現(xiàn)實，也更具指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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